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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编年史现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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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我把文学编年史看作是“现象”,主要有三层考虑:一是当下比较集中地出现了编撰文学编年史的情况,这是值得关注的;二是在文学史、学术史、接受史等写作热潮之后,编年史的出现似乎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存在,个中原因也值得考察;三是对编年史的集中出现应该保持理性的态度,包括准确理解和认识编年史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编年史的编撰以往主要在古代文学领域,近几年,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的相继出现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比如北师大编撰的10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和11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武汉大学编撰的13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张大明著《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刘福春著《中国新诗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由于编法的不同,这些编年史大体有三种不同类型:一是以文学与时代历史全面铺排的编年史,具有代表性的是北师大编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仅从数量及容量上就不难看出,该书对历史背景、社会实践进行了详尽叙述,将文学放置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梳理社会历史的同时将文学贯穿其中;二是以文学自身为主体的编年史,如武汉大学编撰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则将重点放在文学事件上,无论是文学史中的人、事、作品、流派还是论争、思潮、价值、评价,都在梳理过程中得以“浑然天成”,但相对而言,历史环境、社会背景的介绍便较为简略;三是以某种文体和事物为类型进行编年的,如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以“文学广告”这类事物为切入点,对现代文学中出现的“文学广告”进行时间上的梳理,由此见出相关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既细致入微地呈现历史的微观途径与细部生态,又显示了宏阔的文学史视野。

文学编年史的出现,是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文学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文学史的延伸与扩展,是文学史发展后的产物。为什么需要文学编年史?因为文学编年史的编写是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但它又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在其中有一个明显的意图存在,在我看来,这种意图就是要让人看到文学发展的时间的意义、细节的价值和逻辑的力量。尽管文学史终将会越写越薄,但对于经典问题的认识,却只会向更全面、更纵深、更清晰的方向发展,而这恰恰需要辅以丰富的史实资料,需要文学编年史所提供的时间、细节和逻辑意义。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还原文学发生、发展的原始景象和历史脉络,更好地揭示出一个较以往文学史更为广阔、丰富、复杂的文学图景,同时也是更好地展现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

 

一、时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

 

鲁迅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所谓时势,不仅是历史与社会背景,而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驱动。“有利于明白时势”,编集如此,编史亦然。文学编年史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纬,拉成一张宏大细密“疏而不漏”的网。在文学编年史的编纂过程中,时间的排列将历史背景与文学事件进行了匹配,慎取舍而力求全景的记录。为什么文学编年史需要“明白时势”?“时势”是编写文学编年史的基础,只有将文学事件放在历史背景中,文学事件才可以鲜活起来,才可以知晓其产生发展的原因。相比之下,文学史为了凸显文学事件的重要性,往往忽略了高密度时间推进下所隐藏的真实情况与价值意义,这就使得文学事件相对变得独立而缺少联系,尤其缺少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现场感,当然文学史也只能那么写。而编年史则自如舒展得多,它可以在时间的长河里尽情呈现文学发展的波澜起伏,以精准细致的画面展示文学波动的走向,并且“通过对文学史时间流程的排比,寻找中国文学发展的界标, 更精确地把握文学史的脉动, 从而打破文学史叙述屈从于政治史的尴尬局面。” 

文学编年史的时间意义其实就是还原历史现场,让文学呈现一目了然、明晰有序的真实面貌。文学事件是交叉缠绕、纷繁不堪的,文学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以因革流变,发生发展。因此,文学编年史重在编时间,恰恰是在努力还原文学的最原始形态。如何将这些“枝杈”最本真地呈现出来,是文学编年史时间意义的本质所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说:“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代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为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名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其实就是从时间意义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编年史,可见,正是由于时间带来的立体交叉感,使得一个文学时代的图景得以活跃起来。

一方面,文学史的写作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将那些被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件提取出来而忽略其它。这是一种凝聚目光的做法,也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但也因此在大刀阔斧的截取下,文学史不得已遮蔽了很多信息。而文学编年史恰恰由于在时间上的细致梳理,将所遮蔽的信息进行了填充。这就得以重回历史现场,填补文学史的空隙。比如,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2000多人的请愿队伍,惨死47人,伤200余人。鲁迅在当天就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文,并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也是文学史上着力的一笔,并以此强调鲁迅杂文的“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的特色”。3月18日作为“最黑暗的一天”是一个时间点,但在文学编年史中,时间点是丰富的,从时间意义的角度还可以挖掘出很多的内容。

首先,“最黑暗的一天”并不只有鲁迅这样认为,就在同日,郭沫若应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之聘,从上海坐轮船出发,赴广州出任该校文科学长。此行郭沫若与郁达夫、王独清二人相伴,到码头送行的有楼建南、应修人、周全平等人。郭沫若把家眷留在上海。后来郭沫若回忆到此日活动时说:“日期碰得那样凑巧,真正是偶然的事情。刚刚碰着了‘三一八’!这是一个世界的纪念日,已经就足够名贵。谁料到就在同一天,北京的段祺瑞还在天安门用青年学生的血把它更染红一次,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纪念日呢?”郭沫若的出行恰好也在3月18日,同样的时间点,也同样对3月18日的惨案表达了愤慨,但文学史对鲁迅“最黑暗一天的评价”遮蔽了郭沫若的“行踪”,只有在文学编年史的时间梳理下,两者才可以同时于“3月18日”这天出现。

另外,鲁迅将3月18日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是这“最黑暗的一天”其实并不能局限在“3月18日”这一天。在文学编年史的时间梳理中,众多作家都对“黑暗”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的文学活动,在他们的艺术主张中都明晰地显现出来。比如就在1926年3月16日,《创造月刊》创刊,创刊号上刊载郁达夫的《卷头语》说:“我们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政治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也就在郁达夫表达这是“不合理”社会之后的两天,“三一八惨案”就发生了。这“不合理”社会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最黑暗的,而这“不合理”社会也决非一天形成。换言之,文学史采取了“一言以蔽之”的方式,将一个时期的社会黑暗与不合理都用鲁迅评价的“最黑暗一天”反映出来。但如果想要看到文学的全貌,看到社会历史的全貌,还需要利用文学编年史所提供的高密度时间表,让文学事件发生的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表现的更加生动丰满。

另一方面,由于文学编年史的高密度时间网,让时间不是以片段形式出现,而是可以很好地把握时间的延续性。文学事件得以变得流畅起来,而不是“孤立无援”。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时间将相关事件串联起来,其意义在于“归一”,将众多的“点”归于一线之内,最终丰富了文学图景。

又如,在一般的文学史中,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有如下描述:“从1929年筹备并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出席成立会议的有鲁迅、冯雪峰、沈端先、冯乃超、柔石、李初梨、蒋光慈、彭康、田汉、钱杏邨、阳翰笙等四十余人。当时加盟的有五十余人,郭沫若、郁达夫都加入了‘左联’。”可以说,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只用“筹备”二字将之前过程省略殆尽。但事实上,筹备过程也是有可研究之处的。1930年2月16日,沈端先(夏衍)、鲁迅、柔石、华汉(阳翰笙)、画室(冯雪峰)等12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举行新文学运动讨论会。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停止文艺论战,进一步团结左翼进步文化人士的意见而召开的,但实际上是为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而秘密举行的筹备会议。而在3月2日成立大会的前一天,鲁迅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批驳梁实秋发表在《新月》上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同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新兴文学专号》(上)辟‘文艺大众化诸问题’专栏,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并发表了冯乃超《大众化的问题》、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钱杏邨《中国革命文学批判》等文。同日,柔石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在以往的文学史阅读中,作品与事件是分离的,只有在文学编年史的时间网中,才能将其联系起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前一天,涌现了作家们从不同角度撰写的评论或作品。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目的是一致的,是为了反对封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也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可以说,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举动,是“先发制人”的手段。左翼作家联盟的决心以及影响范围都在“筹备”中体现,只有将2月16日,3月1日等时间点都纳入到研究左翼作家联盟这一主线中来,才能掌握一个层次分明且清晰可触的文学景象。对左联的时间意义来说,2月16日应该比3月2日更重要。

 

二、细节:对“太整齐的系统”的突破

 

胡适在研究《水浒传》时曾说:“《水浒》所以比《史记》更好,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的细节。《水浒》所以比《宣和遗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细节是拨开历史迷雾的最佳手段,是了解内心情感的最好方式,而这也同样适应于文学编年史与文学史。在以往文学史的叙述中,会有很多细节被遮蔽,主要讲究从大处着眼,要求突出文学大事件。但细节处却往往能够突显“大智慧”“大篇章”,刘勇强在《文学编年史研究的两个意义》中写到:“通行的文学史中,必然要有时段的划分、现象的概括。这些当然都是有意义的,但同样可能存在遮蔽历史真相的缺陷。胡适在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指出的那样:‘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所以他主张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因此编年史研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研究者对文学史人为的切割、排列,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学史本来的面貌。”文学编年史则不同,由于它的容纳性之大,覆盖面之广,其中所包含的细节也就极多。

文学史中的很多记录只是“冰山一角”,而冰山的主体结构,水面下的七分之六才是构成“冰山一角”的基础。细节就是这个基础。在词典中“细节”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不容易起眼的小环节,其二是在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最小的组成单位,这恰恰对应了文学编年史中的细节表现。

首先,“小环节”就是指那些不为人所熟知,却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也只有通过文学编年史的梳理才能得以发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年在不同媒体上刊登的文学艺术类广告为核心线索,通过编年的形式将各种广告呈现出来,并以这些广告为切入点,分析广告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及文学信息,从而构成一部以广告为中心的文学史叙述。在钱理群所撰写的前言中,提出“在历史叙述层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讲述这一个个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呈现具体可触可感的历史场景、细节,其间有丰富的人与人的生命互动与复杂关系。” 其突显细节意义的意图非常明确。在该书中的《凌叔华:‘别走出了一条新路’》,首先摘录的是出现在1926年7月1日《洪水》第2卷第20期中徐志摩为《花之寺》所作的序文,这段序文叙述了一个细节:“1925年1月10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5期发表了署名‘叔华’的短篇小说《酒后》,这是凌叔华第一次在《现代评论》上亮相;3月7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13期又发表了丁西林的独幕剧《酒后》,在副标题里说明‘据叔华同名小说编’……凌叔华、丁西林、杨振声,以及后来将《酒后》编入《花之寺》的陈西滢,正是现代评论派的四大作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今已经成为现代短篇小说和现代独幕剧‘双经典’的《酒后》,是现代评论派作家群集体苦心经营、精心设计的产物,具有某种标志性,以至有了‘酒后派’的名称。”细节化的描述在文学史中不会出现,过于细节化的内容反而将破坏文学史的权威性。但“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文学编年史本身就是一种细节化的体现,在这样一个“小切口”叙述下,体现了更加微小之处,比如《酒后》“双经典”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是将细节放在聚光灯下,继而分析推理出细节展示下的文学本身。

其次,作为文艺作品最小的组成单位,只有把握细节,才能看到一幅更完全、更开阔、更不受约束的图景。现代文学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很大,但从阅读文学史的过程中,只能从翻译作品的来源,作家留学的去处等零星处感知到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这是文学史的一大弊端,无法真切感受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密切沟通与联系。例如,论及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文学史中主要记录的是鲁迅所尝试的“散文体小说”之一《鸭的喜剧》。而对于爱罗先珂在中国引起的轰动,因爱罗先珂而产生的其他作品等,往往都被文学史所忽略,因而无法让人切实感知爱罗先珂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就无法体会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互动。但文学编年史是一张事无巨细的网,它可以抓住所有的细节,继而捕捉到文学史所无法囊括的关键点。爱罗先珂的影响开始广泛传播,大约起始于他到达中国时,从1921年9月24日,鲁迅所译爱罗先珂的《池边》发表于9月24-26日《晨报副刊》。到10月22日,《晨报副镌》开辟“爱罗先珂号”,同期发表了鲁迅所译的爱罗先珂《春夜的梦》和鲁迅所写文章《<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译者附记》,可见爱罗先珂已经开始步入大众视野。1921年11月21日,爱罗先珂的散文《我底学校生活底断片》发表于《晨报副刊》。发表后,又有大批的爱罗先珂作品被翻译出版。1922年2月24日,爱罗先珂到达北京,暂住于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的寓所,这也是鲁迅得以写出《鸭的喜剧》的契机。之后,爱罗先珂就在北京进行演讲活动,比如6月11日,周作人陪同爱罗先珂去北京法政学校的世界语讲演会讲演,任翻译。讲题为《公用语之必要》。讲稿载6月13日《晨报副镌》及6月18日《民国日报·觉悟》,署名周作人译。11月24日,爱罗先珂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题目为《女子与其使命》。12月10日,周作人陪同爱罗先珂至北京大学讲演,周作人为之口译。由李小峰、宗甄甫记录后以《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为题连载于《晨报副镌》及12月12日《民国日报·觉悟》,署名周作人口译。可以说,特别是1922年,爱罗先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周作人回忆说:“最初到北大讲演的时候,好奇的观众很多,讲堂有庙会里的那样拥挤,只有从前胡适博士和鲁迅、随后还有冰心女士登台的那个时候,才有那个样子。”而爱罗先珂又是一个“想象丰富,感情热烈,不愧为诗人兼革命家两重人格”的人物。

爱罗先珂只是到中国进行文学交流的外国作家之一,泰戈尔,高尔基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文学史中无法体现其重大的作用,更无法梳理中西文学传播的线索,而这些只有在文学编年史的细节中,才能找出端倪。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鲁小俊在《作家年谱与文学编年》中所言“近些年学界颇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细节的意义的确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有些学者经常忘了为什么要关注细节,往往是见木不见林,正像有人讽刺那些只重细节史的邯郸学步中人,他们知晓一七八九年巴黎的面包价格,但却不知道这一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可见,细节是重要的,但也不能忽视细节与整体的关系,细节是为了还原一个更完整的整体。

 

三、逻辑:“用事实说话”的内在线索

 

从文学编年史的角度来看“逻辑”,事实上是为了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学编年史的意义。逻辑其实就是规律,但应用于文学编年史的规律不是死板教条的,而是“暗流涌动”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也不可能始终处在一个平行线上,甚至会因为历史背景的不同而产生方向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勾勒出这个时代文学的走向,这种客观的差异就是逻辑。

编年史的体例虽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它迫使学者回到第一手资料中去,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钩沉、辑佚,继而掌握尽可能详实、准确的文学史料,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用事实说话”的文学本身的逻辑和秩序。这种逻辑和秩序,不是靠观点来“粘合”史料,而是靠史实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的,同时,这种逻辑是暗藏在史实之中的,需要进行详尽的梳理和仔细的辨析才可清晰呈现。因此,逻辑不是编纂者刻意表现出来的,而是在客观反映历史情况中,自然而然生成的,是一种直观的、切实的感受。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阶段性,这个阶段并非一定要以十年为单位,这要“用事实说话”的内在线索来判定每一个阶段的划分与长短,以及每一个阶段的特点,由此去触动和感知文学在某一个阶段的主题、题材,去感知文学自身的流动与变化。

比如,在 1895年1月至1905年12月这个时段,“白话”一词出现频率最高,据资料显示,共出现194次。无论是白话文还是白话报,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学事件,被众多作家所关注。在这十年代的时间里,为适应维新、启蒙的需要,白话报刊陆续出现。从章伯和、章仲和兄弟主办的《演义白话报》,到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胡适等人主编的《竞业旬报》,清末白话报刊的发展势头可谓迅猛。蔡乐苏曾著《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一文,可见数量之多。此一时期白话文的提倡和白话报刊的繁荣,为后来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到了1906年1月至1915年8月,“白话”一词的数量骤然减少,只有36次。可见,在1906年以后的10年时间,文学的方向已从“白话”的道路上偏离。两个十年中,有如此大的方向上的差异,是因为1895—1905年是文学启蒙时期,是充满着变革色彩的十年,而变革的突破口恰恰就是“白话”。当变革成功,白话已成为主导,那么1906—1915年自然就放弃了“白话”的阵地转而追求其他。在1906—1915年十年中,也有一个频发词汇,即“创刊”,共出现243次。这十年是创刊高峰时期,比如仅1906年2月《北洋学报》在天津创刊;3月14日,《法政杂志》月刊在日本东京创刊;4月24日,《潮声》半月刊本月在汕头创刊等等。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或多个文学杂志报刊“创刊”。这在其他时期是没有出现过的。这也足以说明在“白话”掀起的革命之后,文学成为了一个突破口,众多的文学刊物在这个十年相继“创刊”,从“白话”到“创刊”,充分反映了文学的流动性和顺接性。

1924年1月到1926年12月虽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文学事件非常多,在这些事件中,“革命”一词的词频较其他更为突出,共出现241次。尽管从晚清时期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革命”一词始终是作家所关注的焦点,但是随着新文化的渗透、沉淀、吸收,“革命”不再只是一种激情,而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加之十月革命的爆发,许多作家开始对“革命”进行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因而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与十月革命有关的作品。而在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的时段中,“战争”的词频较为突出,共166次,在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中为161次,1945年9月至1949年6月中为126次。也就是说从1937年到1949年,“战争”始终是中心话题,也始终是文学的核心。这也确实应和了被称作战争时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从抗战到内战,连续不断的战火硝烟弥漫了大中国,给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熏染上了一层浓浓的火药味。长期以来的研究让我们看到,秉承着‘启蒙/救亡’的二元模式,将战争视作全民‘救亡’的肇始,有‘救亡压倒启蒙’的著名判断,又断定文学艺术的生成更多地受惠于精神世界的‘启蒙’,而‘救亡’的需求则很可能与文学本身的目标背道而驰。战争确实中断了文学发展自己的进程,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文学向一个特殊的方向发展,民族战争也鼓励着新的期刊的不断诞生,虽然它们很可能生命短暂,但仅就品种而言,却大大的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阶段,据统计,战时的图书出版中,文学类书籍恰恰在数量上最大,1941年度就占全年总出版量的28 % , 1942年为41.7%,至 1943年上半年则到占45.8%。透过文学编年史,看到的是“战争”的频频提及,而透过“战争”,看到的是文学的内在逻辑性。

可见,文学编年史不需要像文学史一样,总结出“文学的革命”与“革命的文学”一类概括性的词语,其自身就能够体现具有逻辑思辨能力且资料详实的整体文学面貌,将历史的碎片与整体结合起来,呈现出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文学编年史事实上是文学史研究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和需要,是将文学向纵深化、情景化、完整化的角度延伸。文学史的编写更多的依据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构架,因此,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就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而编年史则不同,大家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历史背景,没有新的材料,出现过多的编年史,就难免重复,这是值得注意的。当然,编年史也有不同的编法,也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但总体来看,“时间”、“细节”“逻辑”是编年史的三个关键所在。没有一个现成的说法,是应该先有文学史,还是先有编年史。二者都应该有,先后不重要,重要的是二者有一种内在的、深刻的互动关系,这是需要很好把握的。

 

该文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京味文化的谱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度优秀论文奖。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刘勇,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20世纪中国文学史》首席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郭沫若研究会、老舍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的研究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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