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杏坛

笔按：惊悉余光中先生仙逝，十分悲伤。15年前主持余先生演讲“创作与翻译”的情形，还仿若在昨。该演讲曾由当时与文学馆合作的央视十套“百家讲坛”栏目拍摄，并剪辑成上下集播出。现将文稿再发于此，以示哀悼、缅怀。

(傅光明)

我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以能使中文而幸。

——余光中

一本好书等于让原作者的神灵附体，原作者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你的喜怒哀乐，替古人担忧总胜过替自己担忧吧。一本杰作等于分享一个博大的生命。翻译也可以说是神游杰作人间而传其胜，神游因然可以忘忧，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尽传其胜，更是一大心悦了。

——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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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20日与余光中先生在讲座中

创作与翻译

余光中

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来自海峡对岸的诗人、学者、散文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大家欢迎。余先生有一篇文章叫《缪思的左右手》，余先生挥动“缪思的左右手”，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梁实秋先生有一个评价，就是“其成就之高，一时无两”，可见堪称“诗文双绝”，今天余先生带给我们的演讲题目是《创作与翻译》，大家欢迎。

各位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我很高兴能从台湾来到北京跟大家见面，而且做一个说不上是学术报告。虽然这个题目呢叫做《创作与翻译》，其实呢，我要讲的无非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创作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个经验，那么，翻译也是我非常有兴趣，也出过力的一种也可以说是文类，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也就是创作与翻译。

因为这两样东西是我比 较熟悉的，因此呢，我在这个大纲里面就讲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诗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写诗？我用西方的这个文学史来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读英文的人都知道，诗人在英语里面叫做poet，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里面叫做poetes，什么意思呢？希腊人想到poetes什么意思，就是创造者，创造者，所谓也就是说maker creater，一个创造者，那么广义而言呢，中国的想法创造者世界上最大宇宙间最大的创造者，就是我们所讲的造物、造化。欧洲的语文呢三大系统，拉丁语系，斯拉夫语系，还有日耳曼语系，这三大语系里面讲到诗人，所用的字都是从希腊的语根来的，拼法都差不多，无论哪一个语系都是用希腊语根的那个造物者的意思。

可是后来就碰到哲学家柏拉图。他说“世界是用理念造成，而万物呢，都是理念的一个模仿”。万物是理念的模仿，是idea的模仿，而诗人所写是万物，是理念的模仿的再版，再模仿，也就是nature是模仿idea，那么诗人呢，是来描写nature，描写万物，因此诗人是理念之模仿之再模仿。那柏拉图就认为诗人是隔了好几层，因此在他的理想国里就把诗人逐出理想国了，这是诗人碰到第一个否定者。

然后柏拉图之后呢，中世纪的教会，对诗人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个诗人他所写的东西都是远离真理，因为他所强调的都是感情之类的，不是理想。那么后来呢，辩论就非常非常之多，一直到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个艺术家，叫做普罗泰勒斯，他就为诗人辩护，他怎么说呢，他说“艺术家创造美”，为什么创造美呢？不是他描写的对象一定要美，也不是他所用的材料一定是美，而是他所投注他的心机，他的心血，他的心中的想法，能够投入他的作品。这是诗人创造美的最重要是来自自我的心机，那这句话呢我觉得是书中描写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真相。怎么说呢，我们中国的诗人在中唐有一位诗人叫李贺，李贺他很年轻，是一个天才，那么有一天韩愈跟皇甫湜去拜访他，对他非常鼓励，他后来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话叫“笔补造化天无功”，他的笔当然不是我的圆珠笔，他的笔能够补造化之不足，天呢也无能为力，天无功，天做不出来的事情，他的笔能够补造化之不足，这是非常豪放自信的艺术家的宣言。年轻诗人李贺讲，“笔补造化天无功”，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所有诗人都应该能够认可的一个宣言。那么这句话我把它翻成英文就是什么呢？Art prevails while nature fails，造化无功的时候，笔可以补，所以笔可以补造化之不足来创造美。

其实这个观念，很多理论家评论家甚至作家都有表达过，比如说英国唯美派的大师王尔德Oscar wild，他曾是写翻案文章的。王尔德讲过一句话，他说“不是艺术模仿人生，倒过来是人生模仿艺术。”因为一般的想法，尤其是社会写实的想法，这个作家是来反映社会的，因此艺术家是要来模仿人生的，而王尔德是人生模仿自然，模仿艺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想一想，我想大家都看过印象派的画，印象派最大的一个画家莫奈，西洋风景画现代的大师，当然他后面还有塞尚这帮人。我们现在看到一幅风景非常好，春光明媚，我们立刻想到莫奈的画，我们就说这个景太美就像莫奈画的画面一样。你看我们已经用莫奈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莫奈教我们如何看这个世界了。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模仿莫奈的画的，倒过来了，然后我们看女子弱不禁风，可是有古典风味，我们说这简直是林黛玉；然后看到一个人，老是自我陶醉，追求精神胜利，我们说这个人是阿Q。你看我们看到的人，看到我们周围的人这是阿Q那是林黛玉，那是李逵，那是张飞，那又是罗亭，那又是什么黑将军奥赛罗，那又是李尔王，我们看到的人都是艺术家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如果离开了艺术家、作家等等，所描写的人物我们几乎就很难了解一个人物。因此王尔德所讲的有他的真理，不见得是艺术模仿人生，反过来是人生模仿艺术。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会想到，西方的诗学跟东方的诗学是很不相同的，西方说到诗当然最大的诠释者是亚里士多德，我们中国诠释诗当然应该听孔子的。那么亚里士多德怎么说呢？亚里士多德说，他说诗这样东西，比历史更富于哲学，富于哲理，更为高超，诗惯于表现常态，历史呢是表现殊态，表现特别的形态，诗是常态。亚里士多德说，我所谓的常态，是指个性确定的人物，按照或然率，或者必然率，在某种情况之下，又怎么样延迟行动。说了半天，亚里士多德，是讲戏剧人物，原来他讲的诗，就像西洋文学开始时候的诗，往往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抒情诗，而是史诗或者是史剧悲剧。所以他所讲的呢是那种诗，是戏剧诗句，或者是荷马所写的史诗跟我们中国《诗经》所讲的诗抒情诗，发自内心，而形于外的那种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诗经》里面说“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这是中国由内而外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是从外而看进来，看到里，所以诗的功用孔子就说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四句话呢，我们怎么来了解呢？孔子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他说是“诗可以观，还可以兴，还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那么观是观察，群是可以沟通，就强调了诗的社会的作用，然后说，又可以兴，又可以怨，兴是感发兴趣，怨是可以来讽刺表达内心。所以孔子这四句话，把诗的社会功用跟个人的功用都摆在里面，载道与言志，都包括在里面了。他是相当周全，那当然这是很早的古代有这样的看法。可是慢慢发展下来了，这个诗韵就一直摇摆不定，变来变去，一直到了离我们现在两百多年前，英国浪漫诗人雪莱，他就说，因为有人攻击诗，认为诗有很多毛病，无补于人事，雪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做On Defence of Poets《为诗辩护》，诗辩，他里面雄辩滔滔，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诗有什么功用呢？他说得很玄了，简直像哲学一样，他说可以参永恒，可以赞无限合本原，他的原文说诗能够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l the infinite and the one，他最后一个结论说诗人是什么呢？诗人是未经公认不过是实际的世界之立法者，这句话是他最有名的一句.他说Poets are the unacknowledged legislators of the world，雪莱是充满了自信，把很崇高的任务摆在诗人的肩上，说得理直气壮，可是这两百年来文韵诗韵，都受到社会很大的阻碍，所以到了二百年后，英国有一位现代诗人，不久前去世了，叫做Philip larkin， larkin讲的话就低调得多了。他说，他说诗有什么用呢？诗的用不过是让小孩子不看电视，让老头子不上酒馆To keep the kids from the television sets and the old men from the pub .我觉得他这个低调仍然是高调了一点，我就不相信老头子因为读诗就不让酒馆了，我更不相信小孩子因为读诗就不看电视，电视这个东西可以说把所有小孩子都拐走了。我们都看过《天方夜谭》，《天方夜谭》的一个苏丹王他每天娶一个女子，第二天早晨就把她杀掉，有一天就碰到一个聪明女子，叫山鲁佐德，她就很聪明。她晚上就对苏丹王讲一个故事，讲到高潮的时候她不讲了，第二天这个苏丹王就没有办法杀她，欲知后事如何，第二天晚上才知分晓。所以呢，就一夜一夜听下去，听了一千零一夜，所以叫《天方夜谭》，我们现代的人就是苏丹王，看电视连续剧，一夜一夜看过去，我们舍不得把山鲁佐德杀掉，因为她讲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我讲了这么半天，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诗到底有什么用，那我的看法呢，不像浪漫诗人雪莱那样子充满自信，那样子爱谈高调，可是我也不像现代诗人Philip larkin所讲的，“不过是让小孩子不看电视，让老头子不上酒馆”。我现在提出来，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个诗人，对于诗对于文学，对于文化，有什么样的期许。我觉得一位真正的诗人应该有两样东西应该他自许自负，那就是第一诗人应该保持民族的想像力；第二，诗人应该保持民族的表达力。当然这个表达力要用民族本身的语言来表达。

我觉得一个民族如果要产生一个大作家，那这个民族必须保持想像的活力，所谓想像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想像？当然不是胡思乱想，所谓想像力，想像就是一种洋溢的好奇，无所为而为的好奇，以及同情。好奇与同情，这个同情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同情，譬如说非洲有个国家饥荒了，我们运粮食去，去救济他们，还不是这样子的同情。而是我们人在宇宙之间，人在大自然之间，我们看到鸟，看到树，看到沙，看到水，每样东西我们都觉得能跟它沟通，万物都有灵性。而我们的心敞开之后，接纳万物，能够跟万物交通，这个是最广义的，而对诗对艺术对文学，是最开放的，一颗心，应该有这样子的境界。所以诗人也就是所有的艺术家，他的本领在哪儿呢，他就把应该能把一个浑沌不清的世界，理出一个头绪来，在一个浑沌之中，理出秩序这种本领。当然哲学家有这种本领，科学家也有这种本领，诗人应该有这种本领，而且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来表达，所以呢，天南地北的两样事情，好像完全不相干，在艺术家的心灵里面，应该能够使他们能够发生共鸣，发生交通。

苏东坡的诗太有名了，《题西林壁》，很有名的那首诗叫做怎么说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表面上都在讲庐山，我们都知道他不完全讲庐山，这几句话当然也跟庐山有关系，是在写庐山，可是他透过了庐山来写世界上的一个道理，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为你就在庐山里面，你朝360度看，庐山都不一样，因为你在山中，如果你在高处，远处，你就会看到全貌，离太近了，只看到变化不同的各种面貌。所以苏东坡这首诗呢，是用大自然是用自然来描写人世，人间的各种情况。

那就是说诗人他能够理出一个新的秩序来，在自然与人世之间他建立了一个新的order，一个秩序，我有一首短诗，叫做《山中传奇》，“落日说，黑蟠蟠的松树林背后，那一截断霞是它的签名，从焰红到烬紫有效期间是黄昏”。这个落日跟晚霞是大自然的景色，不过我借落日的嘴说呢，说那个松树林背后，若隐若现的有晚霞，很纯的一些晚霞，断霞，落日说那个晚霞是我签的名。当然晚霞是落日的回光返照，那么签的时候开始是红的，签到后来就变成暗紫色了，慢慢就不见了，所以签的名有效时间是黄昏。那么这里面讲什么呢？我们一张银行的支票，人签了名然后你去兑现，也有有效期间，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两年，也许是五个月。那其实呢，支票的有效期间跟落日签名那个晚霞的有效期间，落日跟支票是天南地北，根本不发生关系。可是我这样写来，我相信这两样东西就有了关系，这个宇宙之间就有新的秩序，这个秩序是落日挥洒出来的晚霞，跟签支票的人，签的支票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你要把握那一刻，所以这就是新秩序。

林语堂先生他是个幽默大师。他有一次演讲说得很有趣，林语堂说，我今天的演讲你们不要怕又臭又长，因为演讲跟女人的迷你裙是一样的，越短越好。这很奇怪，为什么演讲跟女人的迷你裙发生关系呢，是荒谬的，天南地北完全不相干的。可是在艺术的心灵，一刹那之间，它们发生了交通，产生一个新的关系，新的秩序。就是因为有共同点，以短为长，以短为胜，演讲不要又臭又长，迷你裙不要把女人的美遮住，越短越好。所以这是幽默大师，这是个艺术家。

那么诗和艺术都是这样子，所以讲到后来呢，诗的很多甚至一般文学的很多修辞的技巧，包括明喻、隐喻、转喻、夸张、拟人格、象征等等，所谓明喻譬如说“少女的面颊，像一朵玫瑰”，或者说“你脸上的玫瑰已经谢了”，这就是隐喻了。然后说到玫瑰，想的是爱情，这是一种象征。然后譬如说，用盐来讲海，或者用盐讲老水手，像英文里边old salt老盐巴，这是指old sailor老水手这种转喻，或者夸张，说得非常夸张，李白说海中的大浪好像山涌起一样，那么这是一种夸张，或者说这个风累了，所以声音变小了，好像在耳语，拟人格凡这种修辞的技巧，不过都是一种想像力，都是一种广阔的同情，所以这是一种比喻，不过是一种想像的同情，要没有这个东西，所有的艺术品都显不出来，不过呢，仅凭想像力，还不能够成为艺术家，想像力一定要落实在真正的作品上，才算是功德圆满，那所以有了想像力，还要有充分的表现力，才能够完成。所以呢，这个想像力，表现力，艺术品这三样东西，艺术家心中的动念的一闪想像力来了，然后他用秩序的功利把它写出来，表现力，最后写出来之后变成作品，艺术品，这三者，想像表现到完成，成为艺术品，这三者的过程呢，如果用物理学来解释的话，就是物理学下的能energy，然后力force，然后是功，它完成的一件，所以能还有力，然后功，完成的功，想像力就像能，储蓄的那种能，那么表达力就是真正你把这一推，这是你有力，我有这个气力，我本来就有，我这是能，现在我用力一推，完功就是他移到别处去了，那么诗人就是我这只手，然后我一推这是我的表达力，然后我放下来，这件事情完成了，因为这个杯子走了几步，和物理学可以说是相通的。其实呢，想像力是一种能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可是有想像力的能量，而且是高能量的人，绝对不限于诗人艺术家，作曲家等等，世界上有高度想像力同情想像力的能量的人多着呢。比如说宗教家，哲学家，科学家，甚至革命家，革命家想像未来的理想国，科学家想像宇宙之间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做主。诸如此类，所以这些人都跟艺术家诗人一样富于高度的想像力，储存了高度的想像的能量，可是他们呢，表现在别的地方，诗人还要有第二种本领，就是表现力，你的想像你的能要怎么样发出来，那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宗教家在天人之际的这种境界，哲学家在虚实之间的进进出出的玄想，科学家要从浑沌之中，建立新的秩序，这些都不是冷冰冰的理性，所能够完成的，文学作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文法，文法是帮助把话讲清楚，有条理有头绪，你不能掌握文法，你句子都写不清楚，更不要说成篇了。可是文法之是文学最基础的要求而已，没有人为了文法而读一首诗的。我教英文诗教了几十年，我有一次跟学生讲grammar这个东西，你不了解你就不知道莎士比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必须把它文法弄清楚了，主词在哪儿，动词在哪儿，受词（宾语）在哪儿，哪几个字是一个譬如说形容词子句等等，这些非常重要，你必须把握，否则你进不去，不过没有人进入一首诗是为了探讨它的文法，文法只是文学作品，文学花园的一个看花园的一条恶狗，你不把它哄好，你不把它解决，你还进不去，可是你进这个花园不是为了跟这些狗打交道，你要去看里面的美好的世界，所以我用李白的诗做例子。

李白有一首古风叫做《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他一开始有两句话，他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很多人都会背的，我们用文法来看李白的诗用散文的观点来看，什么叫做“昨日之日”，什么叫做“今日之日”，累赘得不得了，我们问人家今天是礼拜几，我们不会说今天这一天是礼拜几，或者今日之日礼拜几，这是不合文法的。可是李白会写出这种句子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那个老师说李白这个文笔累赘，让我们改一下，譬如说“弃我去者昨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多烦忧”，文法更好一点，好像，或者删得更短一点，“昨日弃我不可留，今日乱我更烦忧”，好像更清楚了，可是李白的句子好不好，是最好的，因为李白的气势饱满，他这两句话，一开头，要多转一个弯，它的能量蓄起来，才能够发功，力才能发出去，才能完成一开始，“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才是李白的句子，你把他缩得太短了，规行矩步令文法学家点头称是，可是艺术性不够。同样的他写《蜀道难》，他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似乎又啰嗦了，你只要说“蜀道难于上青天”，不是就好了嘛，可是李白的气太足了，他驾的是一匹四百匹马力的卡迪拉克，刹车比较要更花气力一点，所以你不要说“蜀道难于上青天”，“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两个难，这就是一位艺术家拿到中国的文字，他知道怎么用。他发出力能完成这样子的功。所以像李白、像杜甫、像屈原这样子的天才，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维护者，发扬者，中文在他们的手里，我们才发现中文的能量有多少，就像一个矿藏，里面黄金到底有多少，那要看大作家的作品，才知道中文的能量有这么多，而且呢，怎么样使力才能够完成这样子的功，发出这么大的功。

然后你再看欧阳修，他在汝阴做过地方官，然后过了好多年，又旧地重游，他很多感慨，那这个季节呢，正好是初夏，夏季开始的时候，所以欧阳修说，“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凉，朱轮昔槐无遗爱，白发重来似故乡。”黄栗留就是黄莺，很美的名字，他说现在黄莺在唱了，而桑葚可以吃了，紫樱桃也熟了，而满天的麦子在风中在飘扬，朱轮就是他坐的车子，他坐的马车，朱轮，就是说我当年离开汝阴我很惭愧，没有为地方做多少事情，所以呢，无遗爱，我说不上有遗爱，可是我现在老了，白发重来，好像回到故乡一样，温馨的感情，当然本身那个感情就非常动人，可是我们注意，他在描写重游旧地的时候，那种心境，那种爱恋，已经很动人，可是他有一种艺术的安排，你看这四句话的第一字都是颜色，黄栗留，紫樱桃，朱轮，白发，这是文字的一种特别的魅力，是一种花红，不过这是多么有趣的花红。

那更不要说，白居易的《琵琶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写到高潮的时候，“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分析一下，“嘈嘈切切错杂弹”七个字是齿音，大珠小珠落玉盘就很有感性了，文字不但要表现意念，还要表现现场的经验，就是感性，就是听觉的直接的感性，然后，那句说弹琵琶的商人妇，她弹得时候“轻拢慢捻抹复挑”一连都是手字边的动词，所以你一方面看到手的动作，一方面听见她琴弦的声音，听觉视觉交错在一起，不但把观念写出来了，而且把实在的感觉也写出来了。

我现在要开始讲一点翻译跟创作的关系，外国人读中国文学，读当代的中国文学，他的白话再好，念中国当代的散文。比如说当代的诗，他未必能够完全欣赏，因为我们还有文言的背景，我们还有古典的背景，他必须从头读起才能欣赏。那么，拉丁文是欧洲的文言，欧洲的小学生都要读拉丁文，就等于我们读中学要读一点文言文，现在文言读得越来越少了，好像是已经过去了。其实不然，我们当代的人，并没有完全摆脱文言。

有一次有个记者来访问我，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余先生听说你很喜欢苏东坡是不是？我说对，他说这都是什么年代了，你还在喜欢苏东坡？我说这都是什么年代了，我凭什么不能喜欢苏东坡？凭什么我一定要喜欢村上春树，还是昆德拉，还是博尔赫斯，还是什么什么，或者是最近得诺贝尔奖的某某人。我为什么不能喜欢苏东坡？我说你以为苏东坡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吗？我说我有一次搭去飞机，那个柜台小姐看到我的名字，“余先生，今天才识得庐山真面目”。我说这句话是苏东坡教她讲的，没有苏东坡她这句话还说不出来呢。然后我们说人生到处雪泥鸿爪，好像雪地里面有泥，一只飞鸿停下来留下一个爪印。苏东坡讲这句话是九百多年之前了，他这些话、这些诗，这些《赤壁赋》留下来的鸿爪是多么美丽。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很自由，我们每天讲的话那么多成语都是古人自定的。我们比如说“求之不得”，谁不会讲，可是“求之不得”是《诗经》来的，“天长地久”是《老子》来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是《庄子》就有了，这些古人为我们留下那么多好句子、好成语。如果我们朋友之间约定说，从吃过早饭到晚饭之间，不准讲成语，话都讲不出来。成语哪里来的？文言来的，文言的结晶。古书来的，不要以为文言就完全死了，它已经结晶成很多成语，结晶成很多名句，我们写文章，不用恐怕不可能。

我们不能想像，一位作家，一位好作家，仅凭成语就写出好作品来，因为那表示他只能用古人的头脑来想，古人的说法来说，那当然是的。可是我们也不能想像一个作家从头到尾不用一句成语，也不可能，我认为，文言只要用得好，用在白话里，可以使白话文多元化，好像是白话文上面有了一层浮雕，立体化，而且可以隐隐约约地引起我们对历史对文化的许多遥远的回忆。好像一些美妙的回声出现在字里行间。所以我奉行的一句话，尤其在翻译的时候，是这样子，“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白话是常态，碰到紧要关头，需要另外一种语境、语态出现。我就用文言，所以叫做“白以为常，文以应变” ，那么这八个字用白话说来，把白话当做常态，用文言应付变局，啰嗦多了，如果一个人写白话，完全不用文言，不用方言，也可以写出好文章出来。可是如果能多用不同层次的语言譬如说文言跟俚语的话，我相信更变化的弹性更大。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写萤火虫的，题目叫做《火金姑》。金颜色的金，姑是姑娘的姑，“火金姑”是闽南话台湾话的方言，意思就是萤火虫，多美，我觉得比萤火虫美，火表示它有光，金表示它的色彩，姑表示她这个女性之美，所以这个方言跟口语也还是可以入诗。

我认为创作也是一种翻译，翻译也是一种有条件的创作，怎么说呢。大家可以看这第一页的我的一个最简单的图解，是三角关系。所谓创造呢，一个作家是把他的经验他的感想，用文字表达出来。也就是说，等于他把他的经验要翻译成文字，也一个翻译的过程。那么，翻译的人，翻译者干嘛呢，翻译是把原文变成另外一种文字，在翻的过程之中，要透过原文一直在想那个原作者心理面在想什么，他在说什么，所以关系就复杂一点，创作的话是经验如何翻译成原文，而翻译是原文要翻成译文。可是呢，译者一直在想，原来的经验是什么，这中间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问题是譬如我现在写一首诗，我心有所感，要写一首诗，我就等于把我的感想抽象的感觉，翻译成具象的文字，这也是一种翻译。不过我在写第一行的时候，我大概还不知道最后一行是什么，甚至于不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我有那么一点可以开始了，所谓灵感来了，感情已经很充沛了，我想我写的出来了，然后一面写，一面怎么呢，有很多巧处，到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关系我转一个弯，因为什么关系我改写成别的句子了，这样一路下来，这首诗是写好了，我才知道原文是什么，对不对。这是很妙的一件事情。不像翻译的人，一个清清楚楚的原文在那儿，我把它翻译过来。可是写诗的人，写散文的人，他心里面的原文就是他的感受，他自己也不是那么清楚，他一面写，一面想我到底是在想什么，然后写出来，所以他的翻译是翻好了原文才出现，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关系。

王尔德天生才子他的文字赋予文字游戏，一语双关，有时候一语三关，对于翻译者是一大考验，不过我见招拆招也翻过来了，有这么一段，他说，I do not think that even I could produce any effect on a character that according to his own brother´s admission is irretrievably weak and vacillating.

Indeed I am not sure that I would desire to reclaim him. I am not in favor of this modern mania for turning bad people into good people at a moment`s notice. As a man sows so let him reap.这是台词了，我翻译成“他自己的哥哥都承认他性格懦弱，意志动摇，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对这种人我看连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原文是顺着讲的，我的译文是倒过来说的，为什么呢？原文说I do not think that even I could produce any effect on a character that according to his own brothers admission is irretrievably weak and vacillating.等等等等，一直到结尾是一个很大很长的一个受词，英文往往把一个很长的受词摆在句末，中文要这样说就累赘得不得了，如果那样我就会说，我看连我也没有办法去影响一个自己的哥哥都承认他性格懦弱，不可救药的这么一个人，那累赘得不得了，所以我把很长的受词先把它翻了，说有一种人，他的哥哥都说他懦弱，动摇，不可救药，对这种人，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样子呢，中文才有力量，中文往往是把一个很长的受词讲完了，然后再讲主句的，然后第二句，Indeed I am not sure that I would desire to reclaim him. I am not in favor of this modern mania for turning bad people into good people at a moment`s notice.老实说我也不怎么想要挽救他，第三句As a man sows so let him reap.又像第一句这样来了，一声通知就要把坏蛋变成好人，现代人的这种狂热，我也不赞成，中文如果像英文一样说顺了的话，就会说我也不赞成现代人的一种狂热，那就是一声通知把坏蛋变成好人，这就啰嗦了，所以先把冗长的后半句讲完了，再回来讲前半，这样才有力量，这就是中文的生态，跟西文完全不一样。

民国初年，出于爱国，很多中国的诗人，都翻译拜伦的长诗中的一段，把它译成《哀希腊》，当时苏曼殊说用五言古诗来翻，马君武用七言古诗来翻，胡适用慷慨悲壮的离骚体来翻，那么谁翻得好呢，三个人都是很好的，可是苏曼殊选错了，选五言古诗太短了，不能够应付拜伦的诗，拜伦也是气很足的，所以呢，反而是马君武七言古诗，胡适的离骚体翻来比较好，胡适那首翻译拜伦的离骚体的译文，我觉得比胡适自己写的白话诗高明得太多。

尽管胡适是白话诗的开山祖，所以这个说明了，有时候翻译用一点文言比白话更有效，另外一个例子呢，是什么呢？民国初年，代表保守派来反对白话文运动，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一位健将，就是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家林琴南。他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一方面反对新文学运动，一方面又为它推波助澜，为什么，他用他的优美的文言，翻了170多种，欧美的小说戏剧，包括《茶花女》包括很多名著在里面。所以钱钟书，另外一位怪杰，钱钟书就说，林琴南翻译的英国文豪狄更斯的代表作David Copperfield，翻成《块肉余生述》，中文译文比狄更斯的原文还要好，那当然很多英文专家就会不服气了，可是钱钟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英文里面像欧洲其他语文一样，或许用一个短短的插入句，怎么说呢，英国人美国人爱说This however is not ture.however插在里面，比如说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 must say is wrong，他本来说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s wrong，可是他好像和缓一点，你老兄刚才所说的，我不得不承认他是错的，他来一个插入的小句子，或者说His brother you know is a rascal, 他的兄弟你知道是个大坏蛋，I must admit这些短句子插在里边，这是翻译的人最头痛的句法，中文很少这样说，那这个林琴南反之不懂英文，他一笔就扫开了，靠边站，这样一来，文字通顺得不得了，钱钟书的西学好得不得了，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可他觉得林琴南这样做高明。

中国没有几个人能赢得钱钟书的赞美的。

好了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翻译了三百多首英文的诗，英国的美国的，也透过英文的翻译再转译，翻了土耳其，印度的一些诗，这三百多篇诗，我翻过来之后，对我有什么影响呢，你翻译东西就像临帖一样，你一天到晚临着王羲之的《兰亭序》，你写到后来，王羲之的招数你都学会了，那我翻了三百多篇英文的诗，我当然从那里面学到一些招式，所以我现在写诗，受了中国古典影响，也受了西方的影响，跟我的翻译有很大的关系，翻译是最彻底的阅读跟学习，所以我的比喻是好像我像亚瑟王的武士一样，我也骑了一匹马，擎我的长矛，来跟西方武士马上搏斗，当然我不能把他们挑下马来，不过他们也没有把我挑下马来，所以我从西方武士的招数里面学了很多过来，用到我写中文诗的时候，字里行间，可以派用场，林琴南离我们现在不到一百年，他能用文言翻译《茶花女》，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翻译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什么不能用文言来翻莎士比亚，这是一个理论，值得翻译界讨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有时候碰到一首英文诗，文法非常简练，说法非常老练，简直就是中国古诗的味道，那对不起，我没办法用白话翻，白话翻过来啰嗦累赘，我干脆就用文言来翻了。

所以下面一个例子，爱尔兰的大诗人，可能是20世纪用英文写得最伟大的诗人，W.B. Yeats（叶芝），他有一首诗叫A Coat，他的意思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写的诗有一种风格，很多人就来学，觉得我绣出一件很美丽的袍子，我穿着，别人羡慕，就拿去穿了，那我就觉得，我就不要穿了，我不在乎，我裸体的行走，可能更天真一点，他提倡朴素，所以他的英文是说，I made my song a coat, Covered with embroideries, Out of old mythologies, From heel to throat; But the fools caught it ,Wore itin the world`s eyes, As though they wrought it, Song let them it, For there is more enterprise, In walking naked.我就尽量用古诗的句法来翻，“华衣为吾歌织华衣，刺图复绣花，绣古之神话，自领至裾，但为愚者撅去，且披之以骄人，若亲手所纫，歌乎 且任之，但有壮志盖世，当赤体而行。”我觉得要用文言才能表现它原文的那种精炼，有力的短句的句法，比如说倒数第三行，原文说“Song, let them it”如果用白话说，“歌啊让他们拿去算了，”那一定要说“歌乎 且任之”，这才有力量。

好了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场合都要用典雅的文言来应变，有的时候要看情况，如果原文是非常俚俗的，甚至是非常粗旷的，豪壮的，那么相应地也应该用俚语，用非常直截了当的口语，原文是骂人的，你得用骂人的口语来翻译。

下面是个例子，美国诗人Robinson Jeffers, The Stars Go over the Lonely Ocean,这位Jeffers后半生一直住在美国西岸，加利福尼亚的海边，他自己盖了一座房子，叫它叫做什么塔，他讨厌美国文明，所以他认为，他不得不住在美国，可是呢，他要住得离纽约，越远越好，所以他搬到加利福尼亚，这是一个在东岸，一个在西岸。他鄙弃美国文明，他也不认为民主是万灵丹，所以他怎么说，他这首诗说是海边有一头野猪，老野猪，野猪说，文明如何如何，他借野猪之口来批评美国文化，野猪讲话当然不是很秀气的，所以野猪怎么说，原文说Keep clear of the dupes that talk democracy, And the dogs that bark revolution, Drunk with talk,liars and believers. I believe in my tusks. Long live freedom and damn the ideologies, Said gamey black-maned wild boar,Tusking the turf on Mal Paso Mountain.我此地不得不得用骂人的话来翻了，“野猪说管它什么高谈民主的笨蛋，什么狂吠革命的恶狗，谈昏了头了，骗子和信徒，我只信自己的长牙，自由万岁，他娘的意识形态，黑棕的野猪真有种，他这么说，他一面用长牙挑毛巴索山的草皮”，这样，才像有种的野猪，说的野猪话。

我讲了这么多，举了这么例，说明什么呢，我并不是要提倡用文言来取代白话，那是绝无可能，所以，我无论是写诗，写散文，写评论，或者翻译，原则上常态是用白话，可是碰到紧要关头，如果原文非常俚俗，粗鄙我就用改用口语俚语来翻译，如果原文非常高雅，而且本来这篇文章就是五百年前的文章，那么我就用一点文言，这样才能够把翻译来贴近原文，而且，使得它立体而多元，我相信当代一个人用纯白话可以写出很美妙的文章，不过这位作家如果同时他有文言的功力，他又能掌握口语，方言，那么，他的筹码就更多了，他的resource（资源）就更多了，他能够动用的招数也就更多，所以我讲了半天，创作也好，翻译也好，不过是想跟大家一同来认识我们美丽伟大的祖国，是有无穷的能在那儿让我们来使力，让我们来发功，我们要善待中文，我教翻译的时候还出过一个题目，叫Don’t cough more than you can help，妈妈对儿子说，那个儿子在咳嗽，cough咳嗽，英文这个help什么意思呢，忍住了不做一样事情，它有这么复杂的一个意思，那母亲对孩子说Don’t cough more than you can help，意思就是说能不咳就不咳，能少咳就少咳，可是有一个学生怎么翻呢，母亲对儿子说，“唉 不要咳起嗽来，比你能不咳的咳得更多”，那这个中文就糟糕了，完全不是中文，那就是非常扭曲，委屈中文，完全脱离中文的生态，中文有自己的生态。

比如说吧成语就是中文的生态，千百年来，为什么传留下这几百个或者上千个成语？因为中文有它的美学就在它的成语里，我们说千军万马，千山万水，千年万代，千秋万事，千方百计，这些都是对仗，千方百计，你也可以说千计百方，可是没有人这样说。因为千方是平声，百计是仄声，千山万水平平仄仄，千军万马平平仄仄，你硬说什么叫做千军万马，难道一个兵要骑十匹马吗？不通吗？好了，你倒过来，千马万军，那一匹马骑十个军人吗？其实中文不在乎逻辑，只是说军马之多而已。我在台湾大学毕业没有两三年，就翻译了《梵高传》，不过台湾香港我翻译的那个版本叫做《梵谷传》，山谷的“谷”，不是我发明用“谷”。因为我小时候在大陆读书的时候，我念冯至先生的诗，他写梵高他不写梵高，他写梵谷，我少年的印象一直在我的心中，所以我翻译《梵高传》我翻成《梵谷传》。出版了以后，过了十几年，有一个出版社说，你这个版本已经旧了，我们重新排版，再出一个新版，你借这个机会，把它再修整一下，好了，我就修整，我当年翻译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修整用十个月的时间，我改了两万处，有一个朋友说你当年的英文这么差，你居然需要改两万字？我说不然，我当年的英文根本没有看错，我现在改的是我写中文的风格，我觉得我当年写中文比较西化。他说为什么？我说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里面碰到“in fact”我就翻译“事实上”，后来我想“事实上”本来中文不是这样说的，其实呢，最好的中文是“其实”，贾宝玉对林黛玉不会说，“林妹妹事实上我是爱你的”。绝对不会这样说，对不对，我改的就是这些地方。“事实上”用三个字，而且是用卷舌音，“事实上”，我们南方人讲起来相当辛苦，所以我改的大半是这样子的地方。那么你说，你这样怕西化，难道西化没有帮助你吗？我说当然有。我觉得我写散文，写一个很长的句子，上百字的长句，长而不乱，这是英文教我的。

我最后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些西化还是好的，西化可能是恶性，也可能是良性，就是徐志摩的诗《偶然》，第二段怎么说呢，“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很多人会背的这里面就有西化，而且西化的成功。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在黑夜的海上”是modifying phrase（修饰语）,adverbial phrase（副词短语）,说明相逢在哪儿，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后面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这是西化了，中国人不会说，中国人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人不会说，公说公有，婆说婆有，理，对不对，不会只说一次，一定很顺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走你的桥我走我的路，不会各用一个字。可是徐志摩，偏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好不好，很好。因为这是一首情诗，要说的比较委婉，如果说“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方向，我有的我方向”。大概情人就要分手了，因为太散文化，因为太硬。所以他说“你有你的方向 我有我的方向”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然后他说，“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注意记得什么，忘掉什么，有一个很长的受词，“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如果用散文来说，说清楚了怎么说呢，“你记得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那么那是散文，而且是坏散文。徐志摩又卖关子了，只说一次，在这交汇时候放的光亮这个事情他只说一次，你记得也好，暂时不讲记得什么，然后说，最好你忘掉，这时候才说忘记，记得什么，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也是一种西化，可是，用得非常精炼，用得非常有节制，这是他成功的地方，这是良性的西化，所以西化不一定是不好，就看你的功力如何，西化要化西为中，不是被西方所化，要把西方化过来，徐志摩的刚才这几句诗，是化西而不是西化，我们写中文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一层关系。我今天讲到这儿为止，谢谢大家。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说，您刚才讲了华语它有很多的魅力，然后我想问的是，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只有中华文明传递下来了，而且是连绵不断的，没有断过，那么这跟华语的魅力是不是有关系，然后中文它就有赋予无穷的想像力，这种中华民族的传递，文明的传递，是不是跟这种想像力有关。

当然，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一大载体，就是它的语言，它的语言没有了，文字没有了，那它的文化就无从依附，所以当然，中文是非常重要的。像我自己的经验，我离开大陆以后，我也曾经到美国去好多年，在世界各国都去过，那么我就觉得此生飘零，无所依附，什么时候回大陆我也不知道。其实呢，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六十多岁了。所以我的诗里面说，“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那么多年，我怎么掌握中国文化，就是靠的中文，所以我写作，是想把李杜传给我们的文化的载体，接过棒来尽量地不要在我们手中落地，然后能不能把中文写得更多彩多姿一点，这是任何读书人都应该负的一个使命。所以有好多年，我惟一的把握就是中文，我不能改变政治现况，我也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可是我能改变中文，中文还算是听我的话，我还可以写作。所以这个中文对我简直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只是稻草，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之长城，一直连绵那么久。假设没有中文的话，那中国文化就非常有问题了，而中文如果变质，变得生态被破坏了的话，那么，你虽然美其名曰“全球化”，而我们自己文化的载体，受到损害了，那是很大的危机。所以，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二次大战的时候，流亡到美国去，美国的记者访问他说，说“曼先生你流亡到美国来，你不觉得绝望吗？您远离故乡这么久。”托马斯·曼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一个中国读书人就要有这样的抱负，他能够有这个抱负就是因为他能够掌握中文。我觉得，我今年4月在厦门大学有个演讲，那个演讲叫做《离心与向心众圆同心》，因为我那个演讲对东南亚各地华人作家讲的，因为他们当年离乡背井，到菲律宾、到马来西亚，甚至于到印尼或者远到欧美去，那个离心不是精神上，离开心脏地带，离开祖国，可是向心还是向往祖国的文化，中华的文化。其实中华的文化呢，小圈子里面有更大的圈子，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么，中国人无论到世界各地去，只要不忘记自己的文化，掌握住自己的中文，那你就是同心圆的其中的一个圆。所以我那个题目叫做《离心与向心 众圆同心》。我想今天大家来听我演讲，也无非是众圆同心。

（提问部分略去。）

傅：我在接余先生来的路上，还跟他说，大陆的读者了解余先生肯定是从《乡愁》开始的，《乡愁》诗成了余光中先生的一个标签之作。那作为诗人和散文家还有学者、翻译家的余光中先生，不仅仅只有一首《乡愁》诗，他的诗文世界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用博大精深来说觉得也不为过。而我们非常多的读者还是停留在认识余光中好像就只有《乡愁》，我们为什么不走入更丰富的余光中的世界，领略他的博大的艺术精神呢？余先生今天是以“创作与翻译”为题，讲得非常好。我先挑出一句余先生的精彩妙语，来看他是怎样享受创作和翻译的？他这样说：“一本好书等于让原作者的神灵附体，原作者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你的喜怒哀乐，替古人担忧总胜过替自己担忧吧。一本杰作等于分享一个博大的生命。翻译也可以说是神游杰作人间而传其胜，神游因然可以忘忧，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尽传其胜，更是一大心悦了”。余先生的演讲我们共同感受到的、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余先生赞美我们的中文。中文有着丰富而美丽的想象力，有着无穷的表现力，我在这个场合也很多次地讲过：我们中国的作家应该肩负起一种使命感，去净化、纯正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我想在这方面余先生做得非常好，可以说是树立起了一面净化本民族语言的大旗。余先生还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他在演讲当中没有讲到，我提前给挑出来了。余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以能使中文而幸。”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热爱中文像热爱我们本民族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才能够真正有希望，民族才会真正有希望。最后让我们向余光中先生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我还要向现场的朋友和在后面站了两个半小时的朋友表示感谢和歉意。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当天下午，还对余光中先生做了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