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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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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会先生,大家欢迎。《水浒传》是怎样写成的?学界有这样一个看法,《水浒传》的写作过程很漫长,如果从北宋末年算起到元末明初,甚至还有一个说法是到了明中叶,这个过程长达了二三百年,甚至四百年之久。而且,说是有无数的作者参与了《水浒传》故事的创作,施耐庵和罗贯中,只不过是写定者,那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根据和妙趣横生的民间传说,是如何演变创作成书的呢?下面请侯会先生为我们演讲《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侯会:前一场刘世德先生讲了《水浒传》的作者和版本,刘先生是大家,大家在前,后边就不大好讲了,勉为其难吧。我也不是什么专家,近十几年来对水浒关注的比较多一些。我研究的课题,主要是水浒的源流,实际上就是水浒的成书过程。我同意刘世德先生的看法,他认为《水浒》应该归入文人小说一类,还有学者认为《水浒》应该属于“奇书体”。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市井小说了。施耐庵、罗贯中作为最后的写定者,他们的功绩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过分的,没有他们对水浒故事的搜集整理和最后创作,《水浒》只能保持其原始的低层次的状态,很可能在民间自生自灭,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煌煌巨著。但是也要提到另一点,《水浒》的创作又不同于现代小说的创作,比如说王蒙、王朔这些作家,一生之中可以创作很多部小说,甚至有的高产作家几个月、一年写一部小说。水浒不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几部书有的学者称之为“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当然这样说并没有得到所有作家、学者的肯定。我觉得,至少它前边应该有一个作家群,进行了关于《水浒》故事的前期创作,提供了《水浒》故事的一个大致框架,提供了大量的、初级的水浒故事,最后施耐庵、罗贯中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加工、再创作,完成这部大书。刚才傅先生也讲了,《水浒》的创作过程应该是非常漫长,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到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创作《水浒》,长达二百五十年——甚至于长达三四百年,一会儿我们还要说到。研究它的创作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里边有很多谜。最大的一个谜就是: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三十六人一支小部队,是怎么发展成小说中千军万马、大规模的、史诗式的农民起义的?

研究这种变化,我想从宋江起义的历史说起。宋江历史上实有其人,有很多史书、文人笔记里都记录了关于宋江的事迹。但都是零星的、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我们这儿介绍几条,《宋史》不是最早的资料,《宋史》是元代人作的。提几条更早的,比如南宋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王偁,王偁作《东都事略》,里头提到“宋江寇京东”当时有个退休官员叫侯蒙,给皇帝上书提建议,说了这样几句话:“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他所提到的宋江横行河朔、京东,河朔是河北,京东是山东。又提到这支小部队战斗力非常强,几万官军对付不了他。因此,可以断定“其才必过人”,宋江的才能很高,超过常人。所以侯蒙给皇帝提建议,不如赦免宋江造反的罪过,招降过来,改编成官军,让他去攻打方腊。因为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声势浩大,上百万人参加,震动朝野。这样可以平息东南之乱,就是方腊起义。这只是一个建议。至于后来是不是这样发展,历史上没有明文记录。

此外,再举一条,也是《东都事略》,提到有个人叫张叔夜,他在海州做知州。海州就是现在江苏的连云港。他叙述说,宋江带着部队打到海州,在海边劫掠了十几条海船,准备从海上逃走。张叔夜作为一州的长官,召集了一千多敢死的战士,设下埋伏,派了一支小部队,摇旗擂鼓,引诱宋江。宋江进入埋伏圈以后,张叔夜一声令下,先把宋江的海船点火烧了,断了他的退路。宋江就投降了。投降以后,大概确实是参加了征方腊之役。因为还有一些史料,比如《皇宋十朝纲要》里边提到,宋江镇压方腊起义,在童贯的率领之下,跟着另一个官军军官叫辛兴宗的,一同杀入方腊的上苑洞,俘虏了方腊手下的宰相以及其他的所谓伪官。但是这些记录数量极少,而且非常粗略,大致上勾勒出宋江起义的一个轮廓。

总结一下,宋江起义大概是发生在北宋的宣和年间,大概持续了二年到三年的样子,人数不多,三十六人。当然这个学术界也有争论,有人说三十六人恐怕只是头领的数目,下边还带着一些战士,也有的说三十六恐怕是刚起事的时候。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河北山东苏北一带,最后打到海州,在那儿失败,被招安,最后去征方腊。这儿我觉得有三点应该强调:一个,宋江人数非常少;再有一个,宋江采取的可以说是一种游击战术,打了就跑。这样官军就很不好对付。所谓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一条史料证明宋江曾经在山东梁山泊安营扎寨。

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也就是说,实际上宋江起义跟水没有什么关系。从宣和年间到《水浒传》成书的元末明初,大约是250年的时间。这期间我们设想关于宋江起义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实际上等于很多人,大多是一些民间的作者,参加了水浒故事的创作。这些人恐怕有一些田夫野老,有一些市井的艺人,有一些戏剧作家等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民间传说,也有话本。宋元时期有一种艺术叫“说话”,实际上就是今天咱们说的说评书,当时叫说话。那个“话”是故事的意思,到今天咱们还说“讲个笑话吧”,就是讲个令人发笑的故事。经常我们说“话分两头,各表一支”,这个“话”不是说我们平常说话的“话”,它指的就是“故事”,说话艺人的演说底本就是话本、话本小说。白话小说就是这么来的。但是这些民间作品大部分都自生自灭。留下来的、能在文献上留下痕迹的非常之少。打个比方,比如冰山,水面露出一角,90%都在水面下。《水浒》的民间传说大概90%都已经淹没无闻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那个冰山的一个尖。

这样的信息呢,我们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南宋的时候有个文人叫罗烨,他写了一部书《醉翁谈录》,薄薄的一小册,但是这本薄薄的笔记,专门谈说话艺术,所以研究小说的人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其中提到了很多的话本的名目,这些话本故事没能传下来,但是它的名目传下来了。其中我们就发现这样几个篇目,比如说有一篇叫《青面兽》,这个我们非常熟悉,可能是写杨志的。还有一篇叫《花和尚》,可能是写鲁智深的。还有一篇叫《武行者》,可能是写武松的。还有一篇叫《石头孙立》,是不是就是《水浒传》当中的孙立?也很难说。还有一篇叫《徐京落草》,这个徐京在《水浒》当中也出现过,不起眼,是个官军军官。总之吧,通过《醉翁谈录》的记录。我们知道早期的水浒故事大概都是一些短篇故事,是英雄的个人传记,还没能够连缀成长篇。这是一个例子。

再举一条,南宋一个画家叫龚开。他对民间讲述水浒故事非常感兴趣,他又是画家,非常钦佩宋江这个人,“壮其为人”。于是就给三十六位好汉,每个人画了一幅像,每个人题了一首诗赞,同时写了一篇总序,就是《宋江三十六人赞》。这篇序,三十六首诗,都保留在南宋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周密《癸辛杂识》里头。龚开在序中说:当时宋江故事见于街谈巷议,老百姓私下传得很广。不但老百姓爱听,士大夫也爱听。当时有一个宫廷画师叫李嵩,曾经给三十六人画过像,龚开又画了一次。他给每个人题的诗赞都是四言体,每人四句。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浪子燕青,是这么四句:“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我们想,是不是在早期水浒故事里燕青的绰号是“一丈青”?很有这个可能。再有,说船火儿张横,他是这样题的:“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伙儿,其数不足”。我们注意到,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当中有两点,一点就是好汉的人数三十六个,还没有发展到后来《水浒传》108将。再有一点很有意思,包括它的诗赞和序文里头,一句都没有提“梁山泊”。相反前后五次提到“太行山”,那是不是在龚开所听的那一派“水浒”故事里,宋江传说跟梁山泊还没有挂上钩?宋江的活动区域是太行山,跟水没有关系?还不能称之为“水浒”故事?这是我们猜测。

第三个例子,我想说说元代初年有一部话本小说叫《大宋宣和遗事》,可能喜欢《水浒传》的都知道,这是一部讲史平话。讲的是北宋的衰亡史,其中有一段涉及到宋江起义,大约有四千字左右。文字非常简略,带有一点提纲的性质。但是里头内容很丰富。包括“杨志卖刀”的故事,“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宋江杀阎婆惜”的故事,“九天玄女授天书”的故事,包括受招安、征方腊,整个的次序跟今天《水浒传》小说都是一样的,可以说搭起了水浒故事的一个框架,说明至少到了元初,水浒故事基本成型了。

我们也注意到,在《大宋宣和遗事》当中,有一张好汉名单,人数仍旧是三十六,仍旧没有发展到一百零八。再有一个,它第一次提到了梁山泊。我们说宋江的史料里没有梁山泊,龚开的《三十六人赞》也没有提到梁山泊。在这儿,在《大宋宣和遗事》里第一次提到梁山泊。但是它把梁山泊的位置放错了,它一提就是“太行山梁山泊”。我们知道太行山不在山东,太行山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是南北走向的一个山脉。怎么会把太行山和梁山泊混为一谈?有的学者根据这一点就做了推论,认为水浒故事很可能是在南方流传,至少是《大宋宣和遗事》这一派水浒故事,可能是在南方流传。因为当时南宋期间,南方是宋、北边是金,两国对峙,年代很长,几十年、上百年。南方的老百姓,南方的说书人,南方的水浒作者,对北方的地理形势不了解,只听到传闻,说北方太行山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梁山泊也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于是就把它们捏合在一块儿,混为一谈,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水浒传》大概主要应该是在南方流传,因为我们看两个作者,一个是施耐庵,是钱塘人,杭州人;罗贯中虽然祖籍大概是北方,但是主要的活动区域也是钱塘。包括小说当中写到南方的时候,作者热情非常高,写到杭州,很多的诗词,写到北方好像没什么热情。尤其梁山泊是黄河的泄水湖。但是小说里很少提到黄河,找来找去大概一两处。说明他对北方的地理并不是很熟悉,这是第三个例子。

第四个例子,想说说元杂剧水浒戏,这应该是北派的水浒故事了。元杂剧起源于北方,元杂剧水浒戏今天我们知道的有几十种,其中有剧本完整保存下来的大概十种左右。确定有作家名称的更少,三四种。其中有一种是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有一种是康进之的《黑旋风负荆》;还有李文尉的《燕青搏鱼》;再有一个是李志远的《还牢末》,这四本比较确切,是元代的作品。还有几种像《争报恩》、《黄花峪》、《五虎大劫牢》、《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作者不详,年代也不好断定,有人说可能是元末明初作品。另外还有大量的水浒戏,我们只知道一个名目,剧本失传了。

在这些水浒戏当中,以谁为主角的最多呢?李逵,黑旋风,我们看这些剧名:《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诗酒丽春园》。我们知道黑旋风能喝酒,但是能作诗,好像还从来没听说过。《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借尸还魂》、《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当老师去了。《黑旋风乔断案》,这个好像《水浒》涉及一点。还有一个叫《板踏儿黑旋风》,“板踏儿”是指一个人长得很雄壮,跟根门板似的。《黑旋风老收心》,一批黑旋风的戏。也有跟武松有关的,有个叫《双献头武松大报仇》,还有个叫《折担儿武松打虎》。我想这是不是就是小说里武松打虎的雏形?

元杂剧对水浒的贡献我觉得有这么两点:一点是确立了梁山泊的正确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山东人,康进之、高文秀,高文秀就是东平人。梁山泊就在东平,就在高文秀的脚下。他当然不会把这个梁山泊写到太行山去。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第一折,宋江上场有一段开场白,把梁山泊的位置说得非常清楚,念了这么几句:“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跨青齐兖郓。”把这个地理位置说得非常明确。只有山东人才能有这样精确的地理知识。这段文字整个被《水浒传》的作者抄录到小说第78回的开篇处。再一点,宋江在开场白中提到梁山好汉有“三十六大伙儿、七十二小伙儿。”我想这个大概就是由三十六人转向一百零八人的一个前奏。三十六大伙儿应该有三十六个大头目,七十二小伙儿有七十二个小头目,加起来一百零八人,这个后来就到小说里形成“天罡地煞”。

所以我们说,元杂剧对《水浒传》的贡献是确定了一个大的背景,一个准确的地理位置。再有一个,好汉的数目,头领的数目,都确定了。但是《水浒传》在创作的过程中,从元杂剧吸取的具体故事情节非常少,大概有这么三两处:一个就是康进之的《黑旋风负荆》,到了《水浒传》,咱们翻一翻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这一段是从元杂剧来的。

另外,武松打虎,因《折担儿武松打虎》那个剧本现在已经失传了。我们想《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是不是从这儿来的?这是一个猜测。接下来到了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两位最后的写定者,把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水平参差不齐的、层次比较低的原始传说、早期作品加以汇集、整理、加工、创作,才使一部民间的作品升格为一部高水平的文学巨著。所以说,最后写定者的功劳绝对不能低估,没有施耐庵、罗贯中,应该说就没有《水浒传》。

提示一点,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水浒传》真正的成书时间应该是明代嘉靖年间,也就是1522年以后。这样一看呢,《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大概要长达四百年之久。最后写定者的姓名我们已经无从考察,但是我觉得不妨碍我们把施耐庵、罗贯中看成是水浒作家群的一个代表。他们代表着《水浒传》创作的一个最高水平,文人阶段的一个最高水平,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说到这儿,我们仍旧没有能够破解《水浒传》的成书之谜。刚才我提到了历史上的宋江三十六人,到了小说发展到千军万马。历史上的宋江,是小部队流动作战,到了《水浒传》里头变成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有人这样解释:小说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虚构,《水浒传》作者完全可以凭借着虚构来完成这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

我不大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我们知道,《水浒传》是最早的长篇章回小说之一。小说家尝试着进行这种长篇创作,恐怕他的能力、那种虚构的能力没有这么高明。我这样设想,长篇小说的体制可以看作是一只大筐,当小说家尝试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时候,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上哪儿找这么多的材料来填满这只大筐。而历史上的宋江起义那一点点材料,我觉得是不足以填充长篇小说框架的。

所以我想,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怎么办?我想我们无疑会打破宋江起义历史史实的这个框框,我们到处去找材料。凡是农民起义的材料、民族战争的材料,无论发生在哪朝哪代,无论发生在南方北方,“拣到筐里就是菜”,这个是作者所要做的。这个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的做法,一个普遍的规律。鲁迅曾经这样说,他所写的小说人物,没有具体的模特,没有专门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在浙江、脸在上海、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我想《水浒传》也应该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农民起义”。而且我们现在通过研究发现,《水浒传》作者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我也举几个例子,比如咱们读《水浒传》,《水浒传》的第一任的山寨头领是谁?王伦。王伦历史上实有其人,他是北宋庆历年间一次士兵起义的领袖,带领着几百个士兵活动在山东、苏北一带,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他起义的时间早于宋江起义七八十年,也被作者拿来充实他这部小说,变成山寨的第一任领袖。这是一个例子。

再一个例子,方腊起义的故事也被小说家写入小说,方腊在小说当中除了作为宋江起义的对立面,很重要的一点,有关方腊的一些史实也被用来描写宋江。比如说小说里有个童贯,童贯是北宋王朝的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他曾经率领大军镇压宋江起义,“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嘛。事实上,作为国防部长率领大军来攻打宋江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宋江三十六人,“杀鸡焉用宰牛刀?”童贯镇压过谁呢?镇压过方腊。所以作者把童贯镇压方腊这段史实挪来写宋江。此外,有一个学者余嘉锡还曾经提到,他说方腊的家乡那个村叫朅村,而水浒小说里头阮氏三雄、晁盖都在石碣村。他认为这是用了方腊的素材。

再举,比如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中插增了征田虎、征王庆。学者考证田虎、王庆也都是历史上真实的农民起义领袖。这个都是有据可查的,田虎大概在宋末,王庆大概在明初。此外,《水浒传》当中有很多梁山好汉都有着历史真人的原型,像杨志、刘唐、张横、解宝、史进、燕青、关胜、张顺。张顺这个人是南宋末年抗击蒙古人的一个民间好汉、一个民兵头领,最后也是死在水里,乱箭射死。跟《水浒传》里写的那个张顺死于西湖可以说连细节都是相同的。

总之,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看,《水浒传》不愧称之为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它不是哪一次农民起义的忠实记录,它是对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包括宋江起义之前、之后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的一个全景式描述。既有历史的真实厚重,又有史诗的壮丽恢弘。这是我的一点儿看法。

说到这儿,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决,就是我们说这个“水浒”,“浒”是什么意思?“浒”是水涯的意思、水边的意思,水浒是发生在水边上的英雄造反的故事。顾名思义,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水边,水在这个小说当中应该扮演主角。如果没有水的话,连这个书名都失去意义了。但是历史上的宋江并不曾在水边安营扎寨,甚至于早期某派故事里头只提太行山,不提梁山泊,好像宋江不是“水寇”,而是“山贼”。所以我就想探讨这个问题,《水浒传》里的水是从何而来的?有人说了,梁山泊那儿不是有水嘛。梁山泊有没有农民起义呀?如果有农民起义的话,被小说家吸收来就是了。

梁山泊确实有一些民间武装在那儿活动过,但总的来讲,从历史上考察,都是一些小部队,小打小闹,没有大规模安营扎寨的,没有这样的历史记录。黄河挨着梁山泊,梁山泊是黄河的泄水湖,梁山泊的水面大小是随着黄河的涨落来决定的,在历史上几次黄河一泛滥,梁山泊的面积就增大了,大的时候大概周长有三五百里,小说里头一再提到八百里梁山泊,应该是夸大之词,没有这么大。小的时候就是干河道,周长也就几十里。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姓曹的官员到山东的寿张去做知县,听说梁山泊在附近,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地到那里去旅游观光去了,结果到那儿大失所望。一看梁山就是小山坡,旁边梁山泊一点儿水都没有,完全干了。老百姓喝水得靠打井,无一泉一溪,无险可守。也就是说,梁山泊这个地方,实际上不适于军队大规模驻扎、建起水寨抗击官军,不适合。

我想,《水浒传》的作者对绿林题材非常感兴趣,我们还应该到农民起义的历史当中去寻找这样一次水泊聚义的模式。我想,有没有这样一次农民起义?首先它规模应该非常大,参加的人数几万人,十几万人;再有,它给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最重要的一条,我想这次起义应该是借助一个大湖大泽、大的水面,建筑山水寨来抗击官军。朝廷为了镇压这些起义军,应该是投入大量的部队,剿抚并举,使用招安的手段,最后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农民起义军被改编成官军,或者是抵御外寇,或者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有没有这样一次农民起义?如果有,可以作为水浒故事的一个原形。

我考察农民起义的历史,还真的发现有这么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南宋初年的洞庭湖钟相、杨幺大起义。这次起义,兴起于南宋初年的建炎年间,前后长达五六年之久,给南宋王朝带来沉重打击。因此,官私史书、文人笔记、民间传闻都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尤其是,这次起义离宋江起义非常近,宋江起义大概失败于宣和三年,1122年,而洞庭起义开始的那年是1130年,前后相差八年。历史上八年就是一瞬之间,我们可以说宋江起义和洞庭湖起义的民间传说是混在一块儿流传的,很容易相互借鉴。

下边,我想做这么一个工作,我们比较一下:一个是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一个是小说里描写的宋江起义,一个是洞庭湖起义;我们把三种资料放在一块儿来比一比,看看小说里的描写是更接近历史上的宋江呢?还是更接近洞庭湖钟相、杨幺?我想从七个方面来比较一下。

第一方面,我想先从地理环境上来说。先说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它的战斗区域是河北、山东、苏北,主要是流动作战,根本没到过梁山泊,更没有在梁山泊据水结寨的这种记录。总之一句话,跟水没有关系,这是历史上的宋江。小说里的宋江就不同,凭借八百里梁山泊,建筑山水寨抵御官军,“水”在水浒故事里头是重要角色了。再看洞庭湖起义,洞庭湖真正是“八百里洞庭湖”,周长八九百里,港汊纵横、地形复杂,有山有水,有君山。水寨最多的时候,有七十多座,抵御官军。我们翻遍农民战争史发现,凭借大湖大泽建水寨抵御官军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洞庭湖是惟一的一次。这是从地理环境来看,小说更接近洞庭湖,远离历史上的宋江。

第二个方面,从起义的规模上来看。历史上的宋江队伍只有三十六人,即便后来有所发展,也就是几百人。我们看它虽然战斗力很强,但是张叔夜以一州一县之兵就把他给打败了,说明战斗力还是有限的。到了《水浒》,宋江的义军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一开始三五百人,后来发展为几千人。如果你仔细读读小说,小说写得真是精采极了。这个发展有个过程,哪一次的战争,调动多少部队,它是不断壮大的一个过程,写得清清楚楚。到最后接受招安的时候,号称“梁山泊十万之众”,十万人。再来看洞庭湖,关于钟相、杨幺起义的人数文献记载不同,也是起义发展历史时期不同吧。有的记载说是两万人,《宋会要辑稿》里头提到两万人。《皇宋十朝纲要》里头提到十万人。这跟梁山就非常接近了。也有说十几万人,甚至最多的说四十万人。我想这个四十万人里是不是带着家眷老小。因为农民起义不是正规部队,拉家带口,为逃避战争的威胁,四十万人,我想也有这种可能。最准确的一种资料,应该是岳飞的孙子岳珂编的一部书《金佗粹编》,它里边提到是“有众八万、号十万”。就是说,起义军真正能打仗的精锐部队八万人,号称十万,兵不厌诈,壮大声势,号称十万,这和《水浒传》的数目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起义军的规模来看,小说是和洞庭湖起义贴近的,而远离历史上的宋江。

第三方面,从起义成员的籍贯和他们的社会成分来看。先看历史上的宋江,带有一种地域色彩,山东、河北嘛。我想虽然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猜想三十六人大概大部分都是山东、河北人,这个比较简单。具体的社会成分应该是以农民或者是士兵,因为我看这支小部队战斗力很强,很可能有一些士兵,专职的武装人员。这是历史上的宋江。《水浒传》小说里的起义军从籍贯上来讲,来自五湖四海。既有北方的好汉,也有南方的英雄,北方的好汉也是遍及各省,比如说山东好汉占主流,宋江、晁盖,吴用、李逵、武松、花荣、戴宗、阮氏三雄,都是山东的,还有女将扈三娘。河北的也不少,卢俊义、燕青、公孙胜,公孙胜就是冀州,属咱们北京地区的。还有柴进。河南的也不少,河南是中原,北宋的京师就在河南,像林冲、徐宁、张清等。山西的也有不少,山西最有名的是关胜,关胜在小说里是关羽的后代。关羽是山西人,河东解良人,义勇武安王之后。另外刘唐是潞州人,呼延灼董平等等。关西就是陕西,关西好汉特别有特点,一个鲁智深,一个杨志,说话也带有关西特点,称我不说我,说什么呀,或者说“俺”,或者是“洒家”如何如何。

除了北方好汉之外,南方的好汉也是大量的,《水浒》里面水军头目不少,“三阮”是北方的水军头目,另外还有好几位水军头目都是长江流域来的,比如李俊,张横、张顺,像童威、童猛、穆弘、穆春都是长江流域来的好汉。江苏的好汉也有一些,石秀、安道全,郑天寿是苏州人,白净俊俏,叫“白面郎君”,苏州人长得还是很漂亮的。湖南湖北的也有一些,还有一位四川人秦明,霹雳火秦明,吃辣椒吃多了,点火就着。还有两位海南人,海南岛来的,一个孙第,一个孙新,琼州,是吧。这真是五湖四海,天涯海角都有人参加,这个籍贯体现了五湖四海。

社会成分,我们想梁山底下的士兵喽罗大部分都是农民和渔民。我怎么知道的呢?小说第七回有这么两句:“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过去当兵的前心后背贴着一个心号,上边写着一个“兵”、“卒”、“勇”,这表示军装的式样,农民背上都贴了心号了,说明农民拿起武器当了战士了。“渔父舟中插认旗”,所谓“认旗”,是军队当中为了辨认藩号的旗子,说明渔民也都造反了,这两句就很概括的写出了这是一次农民渔民参加的起义,这说的是士兵的情况。

头目的情况呢,成分就非常复杂了,这里面也有庄园主,比如说晁盖,这都是大庄园主。柴进,皇亲国戚。史进也是庄园主,孔明、孔亮,李应,都是庄园主。另外有一些下层胥吏,宋江是押司,李逵是个牢卒,杨雄是个刽子手,戴宗是个阶级院长,是个牢头。这类人有相当一批。另外,有很大一批是投降的军官,早期的林冲、杨志,后来的关胜、呼延灼等等一大批投降军官。此外有很多市井人物,像商贩,工匠,比如操刀鬼曹正是屠户,侯健是裁缝,石勇,放赌;李立是私商,还有什么闲汉、铁匠、马贩子,还有像相扑手等等,都是些市井人物。此外还有少数的文人,像吴用,吴用本来是个老师,也参加起义了;蒋敬,神算子蒋敬,是个会计,会计也参加;还有圣手书生萧让,字写得好;金大坚,图章刻得好;安道全是个医师。此外还有少量的佛道僧侣,道教公孙胜,佛教的鲁智深,武松,总之体现的就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因为梁山就是个小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养马的也需要、打铁的也需要、造船的也需要。所以它形成这样一种五行八作的社会成分。这个就跟历史上的宋江大为不同了,那三十六人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它就不需要这些。

再来看洞庭湖,洞庭湖虽然是一次地域性的起义,围绕着洞庭湖,(也叫荆湖),但是它的队伍籍贯构成体现的是五湖四海。为什么呢?洞庭湖起义是在南宋初年,当时正是天下大乱,宋室播迁。金人打进了东京以后,北方的很多衣冠之族纷纷逃到南方,北宋的部队打败了仗,溃散,流落到南方,很多的衣冠士族和军人依附于洞庭起义军,体现了五湖四海这种特点。所以我们看那一段的历史资料,经常提到这样的说法,“东北无归之人,”“西北无归之人,”这就是讲的从北方东部来的,西部来的,这在洞庭湖的起义军当中大量存在。所以我们看,和《水浒》小说描写的情况是一致的。

再看它的社会人员的组成:我们说洞庭起义的士兵主要是农民和渔民。他们采取了这样的战略,叫做“水战陆耕,”在水里头打仗,种庄稼的时候到陆上来种,抢收完了以后,把粮食装上船,然后又到水中逃避官军的讨伐。所以有人说,这个是洞庭湖起义创建的一个战略,“水战陆耕,”一边打仗一边耕田。此外,我们说了,在起义军当中有很多溃散兵卒,“以教之战,”很多官军溃散了,士兵军官教给这些农民渔民怎么打,这就好像水浒当中为了对付呼延灼的连环马,特意请来徐宁勾链枪“以教之战”。再看洞庭起义军的头目大多数是乡村好汉,市井豪强。我看有一篇文人的记录,说钟相之徒多是龙阳县市井村坊无赖之徒,当然它是站在他的立场之上诬蔑,从这一点来看,那些好汉头目们大多都是来自农村,来自村镇,来自市井,这跟《水浒》也非常相似。此外也有一些地方豪强,像钟相,实际上就是一个豪绅,身份和晁盖非常相近。也有些工匠,造船的工匠。也偶尔有个把文人。洞庭湖起义里面有一个叫“唐教书,”一定是个教书先生,塾师。此外,因为洞庭起义旷日持久,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和外界隔绝,官军对它经济封锁。所以说它这个独立社会也需要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种人都有。这是第三个方面,我们从人员的籍贯和社会身份来看,《水浒传》的描写更贴近于洞庭湖起义,远离历史上的宋江。

第四方面,我想说一说领导层的情况,宋江队伍三十六人,大概领导层也就一两位,大头目肯定是宋江,另外有些史料说宋江失败的时候官兵“擒其副贼,江乃降,”抓住他的副将他才投降了,这说明也就一两个人。小说里就不同了,开头是三十六,后来发展到一百零八,是一种集体领导的形式,最高层前后有更迭。一般王伦在读者心目当中不算是开山领袖了,开山领袖是晁盖,后来的领袖是宋江,这是水浒传的情况。

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分为两个阶段,钟相是什么人呢?钟相起义的时候岁数很大,七八十岁,但是在洞庭湖地区威望极高,他是个宗教领袖,至于他当时信奉的是什么宗教,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可是他有个口号,:“等贵贱,均贫富”。这个事很容易被老百姓接受,社会贫富不均,老百姓被压在下层,这个口号很有煽动力。所以他在起义之前在洞庭湖传教20年之久,老百姓排着队,拿着财物去拜他,号称“拜爷”。揭竿而起的时候,环洞庭湖十九个县一天之内全部响应,规模浩大,只可惜40天就被官军部队打败,给杀了。

杨幺是钟相部下年岁最小的一个,他接过钟相的大旗,在洞庭湖里面进行水战,声势浩大,展开了第二阶段的斗争。这些水寨建的也很分散,每个水寨都有个头儿,平常的时候就是各自为战,到了官军大部队来围剿的时候,听从杨么指挥,唯杨么马首是瞻,很像元杂剧里头写“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这个非常接近。

以前,我们总有一个疑问,《水浒》既然是文学的虚构,为什么在宋江前边要安排一个晁盖,以前我不明白这个问题。晁盖文韬武略都不如宋江,而且早早就死了。但是宋江对晁盖恭敬有加、言听计从。晁盖死了以后在山寨里头还要竖一个晁盖的牌位,一直到受招安以后,才把这个牌位烧了。为什么晁盖会有这么高的威信?我想这应该就是洞庭湖钟相、杨幺的关系在小说中的一个投影。以上说的是第四个方面,从最高领袖层的更迭来看,《水浒》是更接近洞庭湖而远离历史上的宋江。

第五个方面,我想说说起义的影响。历史上的宋江36人,小股部队,因为采用游击战术,官军不好对付。后来张叔夜以州县之兵就把他打败了,说明他能力有限,对朝廷影响不是很大。在小说里头,宋江啸聚水泊,称雄一方,而且屡次出兵攻打州县,打东平,打东昌、打江州、打华州,影响很大,震动朝野。朝廷每次派官兵围剿,都是大败而归,所以朝廷把宋江看作心腹大患。在小说里多次通过宋徽宗之口,通过高俅之口,提到“如此心腹大患,不除之天下不能安定”。在洞庭湖起义中,情况正像小说里反映的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南宋初年,朝廷设在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长江边上。而洞庭湖是在长江的上游,朝廷对长江中上游的控制以及对西北西南的控御全被钟相、杨么阻断了,所以朝廷认为这是个大祸害,是“心腹之害。”洞庭湖正处于南宋的心腹之地。所以从皇帝下旨意,到下边的宰相、将军、尚书所有的这些文献,一提杨幺就是“心腹之患”、“腹心之害”、“腹心大害,”尤其是特别怕杨幺勾结北方的金人。当时就有人提出建议说,金人、杨幺都是国家首先需要剪除的祸害。所以,只有像洞庭湖这样的情况才称之为心腹之患,从起义的影响来看,小说的描写更接近洞庭湖,甚至可以说是直接从洞庭湖起义借鉴而来的,而远离了历史上的宋江小股农民起义。

第六点,我想说说水战的情况。宋江三十六人陆上作战,跟水没关系,这不必说了。小说中,宋江是依山傍水建立水寨,小说里多次描写到水战。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可能有的读者看书比较细,应该注意到:它这个水战有个固定的模式,往往是官军跟义军在水面上相遇了,然后水军头领就跳到水里逃走了,留下一条空船。官军乘胜追击,最后陷入埋伏圈,被打败了。好几次水战,第十九回的水战,第七十九回的水战,第八十回的水战,无一例外,起义军使用都是这种“空船计。”第一次,十九回,官军掳获了一只空船;七十九回掳获了二只空船;到了第八十回,掳获了九只空船,先掳三只,再掳三只,再掳三只。

其实这个战例,是洞庭湖起义所独有的。洞庭湖起义的石排湖大捷。当时朝廷派了金陵建康府的水军一万多人,船只布置在洞庭湖有个地方叫石排湖,然后大部队从上游攻打义军,等到义军失败下来之后,让水军来阻截,结果等了两天没有动静。水军非常着急,忽然看到从上游漂下了几只空船,水军觉得这是义军打败了,为了争功,蜂拥而上,秩序大乱,等到了开阔的地方,义军派出大船,一通剿杀,“一日之间,万人就死。”战斗非常惨烈。这次大战,应该是水战史上的一次非常著名的战例,这个战例核心就是空船,就是“空船计。”

另外,镇压洞庭湖起义的时候,因为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的湖泊,所以朝廷调动的是建康府水军,正副都统制崔增、吴全。读小说的时候发现,高俅打梁山的时候,调了一支水军,也是“金陵建康府水军。”我觉得这就不合常理了,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的嘛,我从建康府长江流域来调水军,是合情合理的。你梁山水泊是黄河流域的一个湖泊,怎么会调动长江流域的水军去攻打?从这儿我觉得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就是小说利用了洞庭湖的素材。此外,还有一点,是关于水军所用的战船。第八十回,高俅使用了一种叫做“大海鳅船,”这种船实际上历史上叫“车船,”这就是轮船的前身,不是划桨,船的两边装着车轮,人夫踏动,在水上行走如飞,外边有护板,射箭也不怕。而车船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用于战争是在洞庭湖。杨幺的旗舰,三十二个车轮,长三十丈、高三层,可以装载战士上千人,这个旗舰的名字就叫“浑江龙,”和水浒里李俊的绰号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都看到《水浒》是受洞庭湖的影响更多,而远离历史上的宋江。

第七个方面,我想说一说招安和起义的结局。历史上的宋江与其说是接受招安不如说是兵败投降,小说中的宋江主动要求招安,但这个招安的过程一波三折,前后三次招安,甚至把招安使者都杀了,官军和义军互不信任,最后才完成招安。招安之后,由宋江来处理善后事宜,做了三件事,一是改编队伍,愿意留下来的改编成官军,不愿意留下来的遣散回家;二是拆毁山寨,三是出榜安民。这是《水浒》。

洞庭湖是这样的,朝廷为了镇压起义,七易其帅,最后把岳飞从抗金前线调来,岳飞是很厉害的,岳家军啊。岳飞一来,先用招抚的手段,把洞庭湖起义的大部分将领都招安了,剩下杨幺,利用车船负隅顽抗,最后被抓住杀掉。杀掉之后,岳飞的部下牛皋就提出来,说洞庭湖起义祸害了五六年,我们应该略施杀戮,以示军威。岳飞不同意,岳飞说这也是朝廷的赤子啊,为了躲避战乱到湖中去苟全性命,不能杀。岳飞最后当着大部队连喊了两声,“不得杀”“不得杀”。虽然洞庭湖起义是被镇压的,但结局没有血腥气,和小说里描写主动寻求招安差不多。而且岳飞最后善后事宜也是做了那么的三件事情,一是改编队伍,登记造册,愿意留下来的当官军,不愿意留下来的发放粮饷,遣散回家;再有拆毁军事设施,再有出榜安民。整个解决起义用了八天的时间,因此从受招安和起义的结局来看,也是接近于洞庭湖起义,远离历史上的宋江。

总而言之,我有一个看法就是,《水浒传》这部书是以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作为一个框架,宋江作为一个符号存在,具体的内容吸收了大量的农民战争、民族战争史料。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洞庭湖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作者以极大的启发。因此我认为,深入研究洞庭湖起义的素材,是解开《水浒传》成书之谜的一把钥匙。今天就说到这儿。

 

问:我觉得侯先生讲的最后一点,第七点,宋江起义和洞庭湖,我感觉好像是不像您说得那样,好像是宋江起义更像小说里面的招安,而杨么是被除岳飞镇压,这一点我觉得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远离宋江。

答:刚才时间仓促,我有一点没有把它展开。实际上,在洞庭湖起义五六年的时间里,朝廷对起义一直采取剿抚并举手段,一个是武力围剿,七易其帅。再有一个,前后派出了二十多次招安使者,招安的反反复复,几起几落的程度和小说的描写非常相像。而且,洞庭湖起义军确实也杀掉过招安使者,这个跟小说的描写的也是相同的。当然,作为一个文学的作品,它不可能完全照猫画虎,按照某一种历史资料,它也是多方面汲取素材,不见得在这一点上完全和洞庭湖相同。

 

问: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英雄好汉应该是一身武功的人物,但是在小说当中像您所说的那些,有好多裁缝,会计甚至还有音乐家,都作为好汉的形象出现了。这好像和别的小说不太一样,为什么也把这些没有武功的人物算在好汉里面呢?是为了凑数呢?还是别有用心?

答:这好像不是水浒成书的研究所能回答的,可能涉及到小说家的一些在主旨方面的控制。我想,如果解释这一点的话,前边我也说到了,即水浒实际上是写游离于正统社会的一个小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否则都是能征善战的将军,谁来管理财务?谁来打造兵器?谁来养马?比如说段景柱,那是一个马贩子,他能够替山寨购置大量的马匹。像会计这个人才,也是需要的。所以我想,包括一些开酒店的,朱贵之类,他是起一种侦察的作用,也是军事斗争的需要。从这点来讲,我觉得和洞庭应该有相关的地方。

 

傅光明:我想很多的《水浒传》读者并不真正了解水浒的成书过程,经侯先生说书式的一番梳理,我想可以使我们脑子中多少浮现出这样一个轮廓,就是《水浒传》是如何由历史的素材、民间的流传,经过罗贯中、施耐庵之手,最后升华为了有艺术创造力的、描写农民战争的、史诗性的艺术作品。好,让我们感谢侯先生带给我们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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