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 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主任。
2001年11月11日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演讲人，是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研究员，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雷达先生。我个人非常喜欢雷达先生这个名字，“雷达”两个字，让我想像到一架非常敏捷的文学的“雷达”。他恰恰是一架非常敏捷的文学“雷达”，他这一二十年来，搞文学评论，总是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我们新出现的文学的动态、文学的思潮，作家的创作历程吧，都在他这一架雷达的扫描范围之内。说无一漏网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他总能够把那最前沿的东西，最好的信息传达出来。这有一本非常棒的散文，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书店买，书印得非常漂亮，而且内容好，就叫《雷达散文》，是浙江文艺出版社非常棒的一套品牌散文书系中的一本，已经出过的这个书系里边的作家包括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余秋雨先生，余光中先生，季羡林先生，费孝通先生等等。雷达先生的散文能够进入这个系列，可见他也不是虚的假的，而是货真价实的。他今天带给我们的演讲题目是《从长篇小说创作看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潮》，让我们领略一下这架文学雷达发射出来的雷达波，掌声欢迎。
感谢大家在周日来听讲，也感谢现代文学馆提供这么一个非常珍贵的进行文学观点交流的机会。现代文学馆的讲座现在是生意日隆啊，大家认为办得非常好，所以我就担心，我能不能给大家提供足够的信息和足够的知识含量。我是个情绪型的人，讲得好的时候据说还行。记得有一年我在文学馆旧址的大庙里面，咱们舒乙馆长，还坐在旁边听完了。那天我就放下了所有的顾忌，胡说了一通，说了些什么后来也想不起来了。但那天效果很好，掌声也很热烈。但是我在鲁院讲课有时候非常拘谨，脑子里有时候会打空转。万一出现这情景，请大家原谅。好在有一个机会，咱们还留出一点时间，将近一个钟头吧，提点问题，互相交流，形成一个对话的格局，有助于激活。所以大家也可以事先准备一些问题。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从长篇小说创作看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潮》。这题目有个特点，就是把长篇小说放到前头了。听说已经有不少人在讲文学思潮，那里边关联的东西很多，就怕枯燥了一点，所以我要从实证入手，找到一个切入点，来切进我们的文学。然后通过它达到对整个世纪之交文学思潮的一个宏观性把握，一种理解。选择长篇小说可能是很有意义的，不管怎么说吧，长篇小说是一种标志性的文体。过去习惯于把长篇小说叫做里程碑、纪念碑、史诗、编年史式作品、宏大叙事等等，不管叫什么，当我们要谈一个时期的文学，一个国家的文学，总是首先想到很多著名的长篇小说或著名的典型人物。比如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应首推诗歌和散文，其实不是长篇小说。但是只有那些真正对国学很有研究的人才深知，一般人也不过浅尝辄止。一旦融入到当代社会，现代的一般公众，一想起我们古典文学有什么，马上就提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哎，小说作用就这么大。
其实小说在我们中国文学传统里边处在一个很小的、被轻视的地位。当然了，过去的“小说”跟今天的“小说”，两个字一样，不是同一个概念，早就不是同一个概念。同样，谈到俄罗斯19世纪的现实主义创作如何伟大，经常是指托尔斯泰的作品、冈察洛夫的作品、屠格涅夫的作品、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奥勃罗摩夫》、《罪与罚》、《卡拉玛卓夫兄弟》呀。这些确是标志性的东西。
同样，现实主义的发祥地法国，就是作为流派的现实主义，我们一下子想起来的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巴尔扎克等人的一系列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包括刚刚过去的20世纪，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东西，我觉得长篇小说占的份额最大，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是很轰动的作品，像米兰·昆德拉的一些作品，《玩笑》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及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间不长的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还有一些长篇，影响都非常大，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啊。这些东西构成了文学历史的一座座山峰，所以我今天还是讲长篇小说比较有意思，其实说穿了，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已经一百年了。诺贝尔文学奖里面奖的很多作家都是拿出过有分量的长篇小说的，长篇小说占的分量很重。
王朔经常讲歪理，这小伙子向鲁迅先生发难，也是拿着长篇小说说事儿。他就说，没听说过文学大师，只有十几个中短篇小说和一堆杂文。那能叫大师吗?说“戳”不住，反正“戳”不住。我是完全不能同意王朔的这种说法的。王朔有时候眼光刁钻得很，他在走偏锋啊。他就拿长篇说事儿，说鲁迅先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这个说法的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偷偷地置换了具体历史背景。我觉得在那个时代，鲁迅先生有没有写长篇小说并不特别重要。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文化的旗手，他的创作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显然，王朔并不理解，我们的文学曾不得不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从思想革命走上政治革命。但是这倒可以说明对长篇小说现在人们是看得很重的。陕西我比较熟悉，那里有几个作家，路遥《平凡的世界》得过茅盾文学奖，陈忠实的《白鹿原》得过茅盾文学奖，名气很大的贾平凹反而没得过这个奖。贾平凹的心经常是沉甸甸的，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我们各个省市文学界的领导甚至包括省市的领导，他们就看重你这个奖，就看你得没得过茅盾文学奖，得没得过鲁迅文学奖。得了奖回到省里开评功会，脸上有光。领导的思维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无形中变成一种价值的尺度和一种价值的衡估。我不完全赞成这个东西，但它是一个现实，贾平凹心里头有时候不那么痛快，我也能理解。所以评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的奖，生物学奖，物理学奖，医学方面的奖，包括后增加的经济学奖，我觉得都非常的棒。文学奖我觉得当然也具有非常高的权威性，但这个奖里面确实也不是那么纯粹，是掺杂了政治因素和文化隔膜的。欧洲中心权威话语或者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这种意识有时候也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它在很长的时期都主要是评欧洲作家的著作，大概也是这个问题。不知对不对，我总觉得瑞典评委会并不真正了解汉语言文学，光靠一个马悦然恐怕靠不住。尽管他比较勤奋，眼界毕竟有限。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第三次高潮》，我认为就当代文学的历史来看，当代文学还是沿用原来的界定法，就是从建国以来算，大概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56年前后一直到1964年前后。这个时期出来了一大批作品，我觉得不可小看。比如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人物：林道静、少剑波、杨子荣、梁生宝、朱孝忠，谈起来如数家珍，就是因为这些人物已经深入人心。包括《红岩》里的江姐，都是在这个高潮里面。
这个时期出现的作品非常之多。在1956—1964年间，除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孙犁的《风云初记》、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等少数几部出现在50年代初期以外，其他大量的重要作品几乎都集中在我说的这一个时段里面，就是1956—1964年。主要的有《三里湾》、《六十年的变迁》、《小城春秋》、《红旗谱》、《三家巷》、《青春之歌》、《红日》、《林海雪原》。
《香飘四季》，陈残云写的，很不错，很好看。《风雨桐江》，司马文森写的，可能在座的小朋友不会知道谁叫司马文森。《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包括续篇。《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的，写西藏解放初期军队和地方生活的，充满青春气息，非常好。《在茫茫的草原上》，玛拉沁夫的。《辛酸地》，管桦的，现在管桦画竹子很有名。《苦菜花》、《迎春花》，冯德英的，在山东。《草原烽火》，乌兰巴干的。听说这个人后来参与“内人党”事件，迫害了很多人，现在干什么不清楚。《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的，就是金环银环两姐妹的故事，咱们电影现在还经常演，王晓棠一个演员演两个角色。《红岩》当然最有名，三个作者，其中有一个作者一直在告状，说主要是他写的，好像那个状败诉了。
柳青的《创业史》也是了不起的作品，梁生宝啊，梁三老汉，这些人物我们不会忘记。《烈火金刚》，刘流的。还有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雪克的，这个作家好像也已经去世了。《战斗的青春》当年就是因为写了一个叫徐凤的女游击队长，和一个叛徒发生了恋爱，在情爱和政治原则上发生冲突，痛苦不堪，最终一刀两断，惩治了叛徒。“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当作为大叛徒张目的大毒草来批判。
其实，刚才我讲的作品中没有一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没受到声讨的。《李自成》第一部是“文革”前的作品，姚雪垠在打成右派以后潜心写作《李自成》，第一部写完以后送给周总理，周总理转给了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完这本书批了八个字，“提供方便，把书写完”。所以后来“文革”还没有结束，姚雪垠一下子就觉得很不一样啊，有了保护，配备了秘书啊，后来就一直坚持写。《李自成》第一部写得真好，就是把人置于那么一种情境之中，那种情境叫什么情境呢，我不知道，就是被剥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只有一支笔自己拿着，自己真正能够回到历史里面去，深入到历史里面去，写出一种文学的精品。了不起。
还有《风雷》，陈登科的，这已经快接近“文化大革命”了。还有浩然的《艳阳天》，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都是红极一时的作品。《艳阳天》当时我非常喜欢，现在也是喜欢的，我仍然认为这部作品是十七年文学的幕终曲，十七年文学就是在《艳阳天》出版后把大幕拉上的。其中还有很重要的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正红旗下》是“文革”以后才把它整理出来的。我们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对十七年的文学，基本上一笔抹煞，认为那些东西不过都是一些政治文化的附庸，为政治服务的工具，里面充满了对立的思想：就是光明与黑暗，英雄与懦夫，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它确实有它简单化的一面，基本上是一种单一的政治视角。今天在座的年轻人不知道我们过去开口第一句话都在讲政治。你不突出政治不行，人都是按政治来划分的，按阶级划分的。所以那时创作也受到了很深刻的影响，大部分都是写阶级斗争的暴风雨的。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在此之前，我们长期处于一种战乱年代，人民革命胜利了，作家们坐下来，把多少年汹涌在内心的积累，喷发出来，虽然受到某种政治观念的扭曲，但是作品里活跃的人和事充满了血肉。一些细节想编也编不出来，是生活提供的。所以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当时的作品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是扭曲的政治观念与饱满的生活血肉结合的一个混合体。
《艳阳天》现在还有多少人看我不知道，可以看一看。它的政治观念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个观念影响下出来的，所以现实被描绘成一场尖锐的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其残余势力的斗争。有个地主叫马小辫，天天想着变天账，最后还下毒手迫害大队书记肖长春的儿子小石头。这些悲剧是歪曲生活的。整个情节走向受到那时政治观念的扭曲。但是回过头来你去看，作者写马老四，写肖长春，写焦淑红，我认为都有非常鲜活的一面。精彩的细节你是编不出来的。你会觉得你自己完全置身在华北大平原上，他们那种生活，那种人物，那种气质，非常令人感动。有一次我读《艳阳天》读得都掉眼泪了，小石头的死是个伪造的戏剧化的东西，是政治观念化的东西。马小辫的处境那么糟糕，自身难保，在强大的专政下面，一般不可能害这个害那个，那可能性很小。它是故意激化矛盾，人为激化阶级斗争。但是小石头死了以后有一段描写却是，肖长春坐在炕沿上卷“大炮”，卷那种马合烟抽，手颤抖着，这个时候焦淑红，他的战友，又是暗暗爱他的人进来了。
但是不敢写，不敢把爱情挑开了写。两个人的视线共同看见炕上有一个小的、醒目的小枕头，然后作者展开大段抒情。看了以后真是掉泪，我觉得写得非常棒。还有马老四站在村头上看到他的儿子慢慢走过来的时候，那一场心理描写，我觉得也是了不得的。所以一个人啊，不要以为一个作家永远都能写，也不要以为一个作家受到一些观念的影响写出来的东西都没价值。
我很惊叹我们十七年的时候有一批作家，可以把自己发射到那样的高度，可以说是用生命写作，把一生经过革命战争和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凝结成艺术形象。《红旗谱》是这样的作品，像朱老忠的形象，写出这样的东西可是不容易的。文学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指出林道静，创造里边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你不能不承认这个作品还是表现了“一二·九”前后知识分子的心态和他们的精神的里程。张中行据说就是这个小说于永泽的原型，余永泽的原型大概就是张中行。这些作品，艺术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观念就可以划分清楚的。
所以我一直不太同意对于十七年的文学过于轻率的评论。当然它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红岩》的主要人物是许云峰、江姐这些人，后来有一个次要人物非常有意思，就叫刘思扬，国民党大官的弟弟，贵族出身，但是在写作中，每当写到刘思扬的时候，创作组成员包括看过书稿的领导和出版社的编辑都互相提醒，一定要压低调子，一定要给这个人减少篇幅，不要多写这个人物。因为他的阶级出身不好，不能把他作为主要的人物来写。
其实当时的文学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一位哲人说过的，只有贵族的革命才是最彻底的革命。当他心甘情愿把优越的生活条件全部放弃以后，这种革命往往是最忘我、最深刻的。但是当时文学观念达不到这个层次，不可能。这是我讲的当时长篇小说的情况。那个时候十七年一共出了325部长篇小说，比现在每年年产量的一半都不到。总的方面，就是刚才我讲的，主题比较单一，思维方式就是阶级斗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些东西严重地影响了艺术的真实性和它的开阔程度，但是不可否认，很多作家还是把他们生命和血肉的体验凝注在艺术形象里面了，所以它们还有生命力，现在有些作品还在反复改编，有的改编成电视剧还很好看。
长篇小说的第二次高潮是在1980—1988年之间。这个简单说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情况，重点要讲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点放到思潮上的。1980—1988年主要的作品有《东方》，魏巍写的。《将军吟》，莫应丰写的，作者已经去世了，湖南的一个作家，年轻就去世了。《芙蓉镇》，作者古华现在在加拿大。《芙蓉镇》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古华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正好有个七号文件，他害怕得不得了，怕批判他。当时他来找我，我看了说你写出这么好的作品，你怕什么?
我是最早写文章叫好的，文章叫《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在《当代》杂志登的，这是一论《芙蓉镇》，接着我又在《芙蓉》杂志写了二论《芙蓉镇》。我当时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芙蓉镇》，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它感动了我。什么胡玉音啊，什么秦书田啊，这些人物，我当时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所以我就不遗余力去宣传它。他当时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爬满青藤的木屋》，我当时在《文艺报》写了一篇文章叫《对精神文明的呼唤》。后来我发现古华的发展不是特别尽人意，停留在一种乡土文学的重复，就是阿哥阿妹这种情调上面，我觉得没多大意思，都没有超过《芙蓉镇》。听说他到加拿大以后，写了一些政治读物，还说有一个东西说是他写的，如果是他写的我就觉得真无聊了，就是那个《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嘛，也可能不是他写的，但愿。
另外著名的还有《冬天里的春天》，是李国文先生写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者周克芹，已经去世了，是四川的。他是四川农校毕业的，但是后来东西真是写得不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是深印人心的一个作品，八一厂把它拍成电影了。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我认为在当时写改革上，她是写得最好的。《黄河东流去》的作者是李准，老李准，就是原来现代文学馆的馆长，舒乙先生的前任。已于去年去世了。《黄河东流去》改编成电影叫《大河东流》吧。
另外像《钟鼓楼》是刘心武先生写的，还有杨绛先生的《洗澡》，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写得非常到位，绵里藏针，但是规模小了一点。杨绛先生的《洗澡》和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品。它们的篇幅都不是很大，但是你会感到一种能引起共鸣的、会心的东西。还有王蒙先生的《活动变人形》，中国知识分子的顾忌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那种尴尬情景，通过倪吾诚这个人物写得有声有色。当时铁凝完成她自己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玫瑰门》之后，她写的《大浴女》，我认为并没有超过前者，只是欲望化描写上跨出了一大步。还有她的《无雨之城》。贾平凹先生的《浮躁》，也是这个时期写的，我觉得是写得好的。后来他得了美国的美孚文学奖。
在那个时期，张炜先生的《古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作品。我当时也在《当代》写过一篇文章叫《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古船》对于那种极“左”的东西给予强烈批判，对于封建主义的传统呈现在我们中国农村的那股势力，特别在土改中间那种游民文化和那种惰农意识对整个社会的破坏性，坚决批判里边有个叫张大屁股的人物，如同一个象征，压抑着整个《古船》洼里镇的生灵，所以他揭得很深，揭我们这个民族国民性的弱点和极“左”的东西很深。
但是作家经常是自我矛盾的，后来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来了，张炜是以一个抵抗人物代表出现的。在他看来，商品经济使得道德沦丧，他要在精神上坚决地抗拒这种潮流。这时候他就不再是批判农村那种极“左”的东西，转而歌颂农业文明的诗意。就是说农村是一潭清水，回到农村去，回到“九月寓言”的那个农村去，那儿有很多美的东西，那里的人最纯洁，最干净，是世界上一片净土，而城市里边到处都是物欲横流的。他最后的最高理想就是《九月寓言》吧，那实际上和他在《古船》里面的哲学观念和认知生活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矛盾。我这里没有批评的意思，只是说很多作家都是自我矛盾的，作家的世界观总充满了矛盾，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我只是指出今天他批判现实的武器，主要是靠在农业文明的一个大墙和大峡谷上的。他的思想来源于卢梭那种自然主义哲学吧。另外还有《少年天子》，凌力女士的，写顺治写得不错，写康雍乾之前的顺治皇帝，写出了一个也应该说是励精图治的改革型帝王的典型，又是深怀着情感隐痛的人，作者没有拔高他。
著名的作品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路遥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看了以后，坦诚地说，我评价不是特别高，当时觉得这就是路遥著名中篇小说《人生》的延伸，《人生》里的高加林分成了两个人物，一个进了城，叫孙少安，一个还留在乡下叫孙少平，分成哥儿俩了，其实思想体系是差不多的。展开的画面大了一些。现在我觉得我的评价好像还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应该承认，《人生》创造的高加林，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他发现了在农村的母体里面诞生了一个新生的婴儿，一个叛逆儿，他就叫高加林。这个人身上的血里面有那种像于连·索黑尔式的个人奋斗色彩，就是我绝对不在祖辈的老路上重新待下去了，我要背叛，我要叛逆我的父辈，我要向现代文明迅跑，我要进入城市，我使劲往上爬，甚至不择手段地往上爬。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表现了一个当时在整个社会母体里面产生一种叛逆的因子，中国农民开始追求个性解放，个人奋斗了，虽然晚了点儿，但非常难得，历史性突破。
当然作者后来为了社会接受他的作品，他又回到了一种传统的观念，就是高加林背叛了刘巧珍，受到自己内心的谴责，然后回到了故乡，扑在故乡的土地上，好像吃了一口故乡的黄土。最后说了一句忏悔的话，我忘了，反正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回来了，对不起。意思是说对不起自己的故土和父老乡亲，好像有一点浪子回头的意思。那是作者对现实及传统观念的一种折衷，作者对当时环境的折衷。
当时在这第二次长篇小说高潮里边，路遥是用笨功，写得非常累。为什么路遥英年早逝呢?与这个有关系。他写完《平凡的世界》以后，都下不了楼了。当时《花城》等着第三部要登，就是怎么都结尾不了。最后写完时，他的手指伸不开，用热水泡，手指头都是拳在一块的，非常疼痛。写完以后他大哭，路遥大哭。他是用圆珠笔写的，当时电脑还不普及，没有作家使用电脑，他把那个圆珠笔从二楼还是三楼窗口上扔出去了。他当时在甘泉县，几个朋友等着他吃饭已经等了一二个小时了，菜都凉了，说今天庆祝你写完《平凡的世界》。
路遥很悲壮啊，我觉得路遥是非常悲壮的一个作家。路遥在创作上有一种“狠透铁”的韧劲，这毕竟是一部非常棘手的编年体、全景式的长篇小说，所以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也是当之无愧的。
另外一部作品很值得一说，就是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应该说是第二次高潮的尾声吧。《红高粱家族》的冲击力很大，它表达了在这个时段里面，作家们由人文主义的反思，逐渐走向了文本主义的试验。莫言说他追求天马行空般的想像力，打碎旧模式的桎梏，具有革命性。提供很多新的感觉，完全背离了我们过去写革命战争题材的那种套路，这里边的我爷爷我奶奶，都完全是用很野性的眼光来重新看，它给这种题材注入了很强的生命本能、生命权利和生命意识。他的这个眼光就是一种解放了的主体，就是对父辈，对祖辈，审父意识和恋祖意识，对父辈祖辈啊重新看，不去隐瞒他们什么东西。今天讲课的重点还没有浮出水面。但我现在讲的这一切，和我们要讲的题目还都是大有关系的。我讲一个题目不可能像切豆腐一样切得干干净净的，跟别的问题无关，那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不成立的。文学是个一体化的东西，我们从长篇小说创作来看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潮，也就是对今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学，应该怎么看?我觉得今天所有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的人，都会深刻地感觉到一个问题很难回答。
什么问题呢?就是如何看待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主潮、态势和走向?这很难归纳，因为多元共生，众声喧哗，什么都有，有时候甚至于觉得我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在今天，有三个大的文化板块在互相撞击，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哪三个大的文化板块呢?一个叫主流文化，一个叫精英文化，一个叫大众文化。这三大板块同时并存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里边，并存着同时互相有影响。主流文化就是我们国家特别强调的那种主流的意识形态性比较强的东西。比如，倡导大家都要争做“四有”新人啊，做有理想的人啊，以及我们经常强调的很多道德理想和价值尺度。包括我们一些评奖，比如“五个一”的奖啊，都是体现了很强的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现在有些青年，思想很解放，好走极端，说为什么要搞这个主流的东西?很鄙薄。这他就不懂了，美国也有主流的东西，主流的东西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有，没有主流的东西不成其为一个社会。要有主导的东西，提倡的东西。精英文化主要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它应该含有更多的怀疑性、批判性、探索性。知识分子话语一般被视为社会的良知、代言、社会的良心。“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其后几大思想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先驱作用和唤醒民众的伟力，是大家都知道的。当社会出现了很多让人看不下去的东西时，尤其是精神领域的，那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出来批判，这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和使命，知识分子的话语。
知识分子应该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和意识的自由。我们现在看到有人在强调一个问题，叫回到鲁迅的起点，那是有感于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我们的知识分子都是满身的伤痕，意识也被扭曲了很多。现在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商品化社会，物质化的时代，金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自由诚可贵，独立诚可贵，人格的完整诚可贵。怎么不被金钱诱惑，怎么不被物质诱惑，怎么不被过去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的心理所左右，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格理想。
现在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人很多，研究学界精英的人很多。其实说穿了也就是所谓“立人”吧。鲁迅先生的立人思想，就是人首先要立起来，精神独立。但我们的知识分子显而易见处在一种角色的焦虑之间，被“我是谁”的问题困扰着。其实何止知识分子?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会遇到一个“我是谁”的问题。我到底应该成为一个官员，还是应该成为一个平民?应该成为一个坐在书斋里的清心寡欲的学者，还是应该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抑或承担广阔任务的人?我到底是应该赚钱呢，还是应该去做学问呢?我到底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每时每刻都有这些东西在诱惑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角色的焦虑，都在抉择中。
现在有一个词大家也都知道，叫“边缘化”。知识分子觉得自己的处境边缘化了，文学的地位也边缘化了。原来知识分子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代言人的感觉。我是思想的代表，社会的良知，舍我其谁。忽然商品经济来了，大款大亨们被簇拥上台了，知识分子被推到一个角落里，出现一种失意状态。自己的一些启蒙话语没有人听，很冷场，这就叫边缘化。于是有的人啊就强调把自己封闭起来，外面都是汹汹然的物欲，天下都是为利益而尔虞我诈的人，我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完整，挖掘自己的内心，对周围的现实闭上眼睛，尽可能眼不见为净。
但这种写作显然不一定得到很大回应。其中有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文学边缘化的处境是商品经济大潮带来的，但是你自己不应该把自己放在边缘化的位置上。大量的民生疾苦，大量的社会问题，大量的贪污腐败，怎么能不去反映?不去表现?怎么能不替老百姓说话呢?有人会说，这种东西不是纯文学，不高雅!话不能这么讲，比如像张平，现在被山西省授予人民作家的称号，他的小说《抉择》改编成电影叫《生死抉择》，很有名，收视率很高，他也获得了上一届的茅盾文学奖。
我们是一个文学大家族，各种层面和类型的东西都有价值，不要以自己的价值去否认别人的价值。我们仍然需要一些勇敢的、正视现实矛盾的、表达人民心声的作家。那你就不是边缘化了。所以边缘化这得看怎么说了。你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你本来就边缘化，你又自己把自己再边缘化，岂不就更边缘化了吗?
当然，如果大家都变成张平，那文学也没啥意思了。在这几个大的文化板块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大众文化，它几乎影响所有的东西，也可以叫通俗文化吧。它的审美趣味，它的商业化，使它首先把艺术变成商品，讲究精神上的实用价值，给你带来轻松，让你感到放松，甚至感到宣泄和愉快，这样的艺术，大众是欢迎的。大家很愿意看琼瑶的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喜欢看金庸的新武侠及其改编的电影，现在打开电视统计一下，可能有7个台在演武侠加恋爱的戏，8个台在搞警匪戏，9个台在演清宫戏。这都是大众文化。关于刮“皇”风，满台好皇帝，满台奴才乱转，人们一直在批评，但一直改变不了。因为老百姓爱看，你没办法。大众文化的趣味，甚至于影响到学界的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现在的“五个一”获奖作品，也讲究故事性啊，悬念性啊等等。另外对知识分子影响也很大呀，现在有很多先锋派作家都转而改编影视剧，去搞点通俗戏。比如《康熙微服私访》啊，刘罗锅啊，小燕子啊，这些影响很大。
大众文化它对我们文学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日益走向世俗化和日常化。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作家写英雄写重大事件，抗洪救灾，写英雄人物，这部分政府提倡，志向性也很需要。但大部分好看的东西和老百姓爱看的东西呢，都有一种平民化的倾向。就是其主人公往往是平民，比如刘恒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哎，很受欢迎。北京市民看了高兴，后来又改编成电视剧，改编成电影，还不行，又改编成评戏京戏。
但是欢迎它的什么呢?怎么个好法呢?这里面就有讲究了。这个小说我拿来一看，主要写的“文革”时期，它实际上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东西，它是一种反讽，就是当物质，也包括住宅问题吧，到了最低极限的时候，人的被压抑的精神啊需要一种补偿，这个补偿就是“耍贫嘴”，就是张大民式的耍贫嘴。他靠耍贫嘴来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靠耍贫嘴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包括他找媳妇找不着，家里没地方住等等焦虑，是缓解的一个方式。以语言的膨胀来代偿物质的贫困、匮乏。这里有很沉痛的东西，表象贫的东西是没话找话，罗哩罗嗦，说得很多。
但是我同时要指出这个作品有点过，说张大民贫嘴贫得有点过了。在老舍文学奖发奖会上，我最后一句话说，贫嘴贫得不错，但是贫得有点过头了，但是仍然是难得的好作品。可是后来改编的那些影视戏剧我看了一下，他们置换了，把背景完全切换为今天，主要强调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市民阶层，
有一种叫了不得的传统就是善于自我调节，自我调适，自得其乐，知足长乐，就这种东西。说穿了张大民就靠这个活着，再往前跨进一步就是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了，就是阿Q自欺欺人了。所以我觉得改编者把原作批判的锋芒完全抹去了。
现在很多作品的主人公，就是普通的小人物，左右为难的小人物，处境窘迫的小人物。即使写一个厂长吧，也是没办法非常艰难的。厂长挣不着钱，现在的厂长早都不是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式的厂长了，那个挥斥方遒的铁腕人物，今天罢这个的官，明天给另一些人训话。很多小说出现的一个情节就是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大客户，这个大客户呢，可以给这个濒临破产的厂子提供多少多少的钱，但是这个大客户他又去嫖娼，让公安局抓走了。好多情节都是这样的，厂长恨透了这个家伙，同时又不得不把这个家伙像神一样供起来“分享艰难”。还有一种把历史调笑化，把历史现代化，把历史娱乐化的倾向。你说《还珠格格》里面那个皇帝还像皇帝吗?那就是闹吧，已经从戏说搞成闹说了。戏说，歪说，闹说。它就是要起到一个娱乐的作用，你太当真也没必要。正因为有这些特点，就出现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写作热潮。一开始我不太理解，你别看我是搞文学的，我一直在想，作为一种传统的书写方式，长篇小说还有多少人看?大家都在为经济效益而奔忙，生活节奏加快了，还会有多少人坐下来捧着这么一本厚书去慢慢地阅读呢?原来我是这么估计的。
但是我错了。从现在书籍市场看，尽管长篇小说糟粕很多，垃圾很多，有些书几乎是朝生暮死，但卖得最好的还是长篇小说。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在世纪末，世纪之交，现在不是新世纪开始了吗，为什么会出现长篇小说的热潮?它兴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生存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我的一个看法是，首先相当数量的长篇小说只能叫做一种长篇读物。它们有很强的大众的文化需要，或者是有很好看的故事，好看的题目。《废都》发行了将近100万册，人们买它看它未必为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我觉得买《废都》的人无非是因为好看嘛，找乐。《废都》的出版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盗版的方式很多，包括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语录》那么大小的开本、小辞典本都有。
贾平凹家有一个书架全部都是装盗版的，他收集到的盗版有32种。据贾平凹讲，现在逢年过节不时还有一些书商给他来拜年，或者给他红包，或者送他礼品，告诉他说，你对我们帮助最大了，我们不能忘记你这个恩人啊，是你改变了我的命运，是你使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至于我怎么盗版啊，这些事情也说不清，你就不要多问了。贾平凹也没有精力去打这个官司，他自己只拿了两万多块钱稿费。说是6万块钱稿费，实际上他那个书店欠人家钱，没拿到。而那些人动辄都是一二百万的发财。
书商们承认，通过《废都》造就了一批中产阶级，这个人数不是一个小数目。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但是要赚大钱啊，书商是一条捷径。盗版书的利润是不得了的，翻了多少倍。于是市场的刺激，社会的审美需求，很快形成了一个长篇创作的热潮，它具有数量巨大，出版方式和付酬方式以及发行渠道多样的特点。现在按千字拿稿酬的比较少了，很多是拿版税的，还有直接把书卖给书商，以及“丛书化”的方式和品牌意识，比如《布老虎》这个品牌就很成功。在出了《上海宝贝》以后呢，被取消了，最近好像又恢复了。《上海宝贝》事件跟《废都》事件一样，都是长篇热中极端化的例证，却带有必然性。卫慧绝不是孤立现象，它炫耀享乐、肉欲、颓废，其实是炫耀跨国资本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情调。
总之，长篇创作队伍庞大，老中青作家皆乐此不疲。按说长篇小说遭受了多种最新的传播媒介，比如音像、电视、电脑等视听化语言的冲击，人们一直在担心着，现代人究竟能否坐下来耐心阅读长篇?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传统的纯文学即将消亡。我曾经就是一个悲观论者，我说过一句话，“小说的恐龙时代即将过去”。好多人问你这是啥意思?我说我的意思很简单，近代社会以来，小说具有一种恐龙的地位，但是恐龙是要灭绝的。当然我不是说小说要灭绝，现在又有一个问题，网络会不会代替书本?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因为现在网上闹得很欢啊!网络文学闹得很欢啊。现在大家都上网，在座很多人是看书的，还有很多是不看书的，只看网络的，有这样的。还有，现在写长篇的人为什么那么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处于世纪之交人们有一种算总账的欲求，
文学也就有了一种世纪回眸的要求。一是继80年代的反思热之后，出现了90年代更加深刻、更加成熟的反思，而长篇这种巨型的形式，恰好是最适宜展开反思的。
在这个世纪之交，写百年史的作品非常多，比如《茶人三部曲》，成一写山西票号的一百万字的《金银谷》刚出版。算总账的需求。一个人到一定程度要算账的，一个作家也一样。比如现在作家群有几个划分比较分明，以归来的一代作家，也就是打成右派，或者差一点打成右派的作家而论，比如王蒙、张贤亮、李国文、从维熙、陆文夫、鲁彦周、邓友梅，还有像宗璞先生吧，她当时写了《红豆》不是出了些事吗?这一代人，在这个世纪之交，他们的思想积累和艺术取向也有一种变化，其中有一特点就是怀旧，怀旧型的长篇小说很多。宗璞的《东藏记》、《南渡记》，王蒙的《季节系列》，邓友梅的《凉山月》，周懋庸的《长相思》，张贤亮的《青春期》。
我为什么不用反思这个词呢?反思这个词用得很滥，太用力气，太造势。我用怀旧，我个人认为怀旧更接近文学的本性，怀旧更有人情味，怀旧更放松，怀旧更能写出文学意蕴来。王蒙的《季节系列》，就和原来写右派的东西不一样了。我记得很清楚，80年代有一批写右派的作品，把右派写成扛十字架的人，或者公子落难模式，或者以民族国家为己任的受苦受难的普罗米修斯。现在王蒙及其他一些作品至少有一个特点，就是主人公回到了普通人的思维和生活，怀疑和自谴，甚至有时候是卑微的，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
我曾经谈到这批作品的一种变化，小说被冠以怀旧之名好像有失风度，好像不如反思小说来得那么庄重，其实怀旧更接近文学的本性。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一切艺术，一切文学都是一种回忆，都是写作者的一种回忆。那么苏童他们写的也是回忆吗?他过去也没经历过旧社会呀?还有一些写未来小说的，科幻小说的，能说是回忆吗?我们说，这仍然与回记或者记忆有关系，这是艺术的一个特点。我是相信文学的兴趣和年龄有关，所以过去的生活成为这批作家的一个热点。像邓友梅的《凉山月》，特别是宗璞先生啊，冯友兰的女儿，冯宗璞，她是先写《南渡记》，最近写了《东藏记》，还准备写《西征记》、《北归记》。《东藏记》写的主要是西南联大到昆明这一段生活。宗璞现在眼睛不大看得见东西了，这本书后半部基本上靠口述，别人整理出来的。但是我看了仍很感动，觉得她的这种文化品味啊，是骨子里面带出来的，就是她这个书香世家带出来的，不像有些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东西缺文化。那不是一下子补课就能补上去的，它是一种品格。
这部小说是散文化的写法，比如昆明人怎么吃啊，昆明的腊梅花开是什么情景啊，都是这样的。她这个小说必须得进入一种情境，你才能读得有趣。它就不像《围城》。《围城》是有悬念的，《围城》你看来看去，它写三闾大学，也是抗战时候的大后方，但是总有一个东西拽着你看，那就是方鸿渐的婚姻爱情问题。他先是和苏小姐谈恋爱，后来呢，又是孙柔嘉。就是吕丽萍演的那个孙柔嘉。“围城”的意象和知识分子群像，就是围着这个骨架展开的。它这个结构很有意思，所以小说还得有悬念，还得有故事，还得有人猜不出的结局和让人牵挂到底的人物。咱们现在有些人写的小说就没法看。他说他是最新的叙述观念，其实空洞无物，我说你是存心不让人看嘛。
现在知青一代的作家变化也很大。知青一代的作家是文坛上的中坚力量。上海去年搞了一个一百多名评论家评出了10个最佳的实力派作家，最后一名余秋雨，是写散文的，其他9个都是小说家。而这9个人，差不多都是知青作家出身，王安忆、韩少功、贾平凹……
知青作家也在分化，你像梁晓声被认为是青春无悔派，就是认为我的青春在当时还是有价值的、光彩的。还有一种是苦难派，像老鬼的《血色黄昏》，重在揭示当时的苦难的。还有理想派，昂然的理想主义者，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现在知青文学应该结束了，因为生活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原来所谓的知青早都融入到社会里面，又被各种各样群体吸纳分化了。知青作为一个群体，一听说是知青，开出租汽车的就不要钱。到知青饭馆去吃饭，说我是知青，就不要钱或少要钱。这种现象现在越来越少了。生活不会老是这个样子。但也还有一些人，在写忏悔文学或叫后知青文学。最近我看了一个广东女作家写了一本书叫《审问灵魂》。对《审问灵魂》我在《文艺报》上写了一篇评论。小说写一个品质不好的知青，今天当了市长了，他发现当年的一个男孩子是他和另外一个女知青生的。他隐瞒下来了，又和现在的夫人生了这个女儿。结果是这个儿子跟这个女儿谈起恋爱了，有点乱伦了，就是说哥哥和妹妹谈起恋爱来了。这个市长呢，就忏悔，偷偷地跑到烈士陵园去给另外一个人上坟啊，送鲜花什么的。
整个就是一个现代版的《雷雨》啊!这个市长就是周朴园了，灵魂就是前女友，临死之前写了密密麻麻多少个笔记本，用一个木头匣子装起来了，说谁都不许打开。后来终于被人打开，打开就有了这一本小说，就揭露了这个伪君子，还重新还原了当年的生活情景。我觉得写得还不错，也吸引人，因为生活总会出现这种事情吧。但是我当时有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作者还是一种道德化的价值眼光。我提了几个问题，比如其中一个问题：这个市长现在这么风光，这么青云直上，他要是不忏悔，不内疚怎么办呢?他不拿当年的情债当回事。现在的市长当他夫人一质问，马上耷拉个脑袋害怕得不得了。那他不害怕怎么办呢?他甚至不要他原来的老婆怎么办呢?另外就是他这个秘密的儿子，突然发现有一个当市长的爸爸，现在是痛恨，不配合。他非常高兴怎么办呢?他不但不感到是个莫大的耻辱，而且觉得天上掉下个市长爸爸，还可以送我去出国，高兴还来不及呢。现在的年轻人，讲求实惠，我管你以前是怎么回事，我天天也不是活在往事回忆里，对吧?最现实的还是眼前的事嘛!这么看，小说本身的道德控诉是建立在沙堆上的。首先这些人都得认账才行，觉得过去的罪恶不得了。就在这点上它有些玄乎，和现实脱节，好像他这些人和今天的生活没关系。关在房子里演《雷雨》的这么一帮人。下面我们讲一些重要的类型和重要作品。首先讲一讲社会问题长篇小说。这一类数量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腐小说，或者叫官场小说。湖南有个王跃文，专门写官场小说，他写出名来了，他最著名的一部小说叫《国画》，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了。最近他又连续推出两部书，一部叫《梅次故事》，一部叫《亡魂鸟》，也都是写官场的。讲社会问题小说还可举出《抉择》、《天网》、《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兵谣》、《欲望之路》、《财富与人性》、《大雪无痕》、《石瀑布》、《权力场》、《沧浪之水》等等。我说的绝对不全，还有很多。
这类题材很热啊!我觉得热是正常的，因为贪官多嘛，有贪官就有反映贪官腐败的文学，孕育到一定程度它就表现出来。怎么说呢，一个时代的文学，倘若不敢触及这个时代最根本的和最重大的问题，那这个文学就是没有力量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这些作品的出现是表示理解，表示赞成的。我们需要批判精神，事实上像五四文学革命，打头的就是问题小说。鲁迅的小说就是高级的问题小说，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妇女问题，一一呈现。我刚才讲了《抉择》写得比较好，《抉择》的毛病其实也不少，政论性。人主要靠语言，有时候说的很多，不是靠形象。它改编成电影后，我觉得有一点值得首肯，就是主人公李高成基本上是站住了。现在反腐小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正面人物站不起来，硬要站起来就搞伪崇高，假大空，让人看了不服气。写李高成这个人，在很长的时间，他本人就是一个腐败势力的保护伞，只是他一点儿不知道，到党校学习去了。现在改得还不错，就是到党校去学习一年。另外就是说他的老婆，也不是反贪局长，是另外一个什么处长。家里有一个弱智的女儿，老父亲去世要办丧事缺钱，家里到处缺钱，没办法，他又不在，他爱人慢慢地被这些腐败势力拉下水去了，就是一点一点地。李高成曾经认为要查这些人的问题，就等于查他。无非就是想搞掉我呗。李高成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慢慢地挺立起来了，这就可信，感人。
长期困扰我们文学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这个正面人物要树立起来，英雄人物要树立起来，而且又不是假大空的人物树立起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抉择》是有推进的，这可以算是最大的一个成功的地方。现在也有人觉得，你是不是夸大了腐败势力?夸大了黑暗势力?你的作品怎么看不见任何的光亮?王跃文说我没夸大的本事，我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忠于生活的。
这种作品已形成一种模式：总是有一个大款是行贿的，总是有一个坏女人是坏事的，总是有一个省委副书记之类是充当保护伞的。所以我觉得鲁迅先生真是英明极了，大家可以翻开《中国小说史略》看一看，鲁迅先生在谈到谴责小说，也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等作品的时候，有一段话说的真是太精彩了。他讲这些作品是官场笑话的一个集合，大多是辞气浮露，笔无藏锋。
我们现在的反腐小说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以为贪污的金额越多，贪污分子的职务越高，就是反贪文学的深化和提高。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误解。反贪文学也好，官场文学也好，都像一切文学一样离不开人，对人性、对现实的挖掘。现实的广度要涉及，对贪污腐败及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文化的根源，挖得越深越好，这才是好作品。
最近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有本书叫《沧浪之水》。我看了以后说好，它好在哪儿呢?它好在追问一个人迷失的根因，从文化精神和道德操守上迷失了。为什么迷失了?它写到一个研究生，医学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以后本来一身正气，无欲则刚。后来他发现他无欲则刚了好多年啥也没有，终于有一个高人点拨他，以后他开始了一种“杀死”自己的过程。不是把自己真正杀死，是把自己的信念、操守杀死。过去他对历史上的圣贤，什么文天祥啊，什么孔子到孟子，非常崇仰，要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后来呢，说难听点就是出卖，献媚，甚至靠出卖别人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小说写得很有趣。这个人后来当了厅长，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贪也不嫖娼，他甚至是一个反腐败的明星。但是他在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就是提拔和升迁的道路的时候，觉得他有一个杀死自己的过程和葬送了很多信仰的过程，挺沉痛的。
我认为这个书有一定特色和深度，这就叫文学。有些书写得很热闹，怎么贪污怎么搞女人，看完以后也就完了，没任何触动。文学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时代的文学倘若不能触及该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就不能认为是可以与其时代相匹配的文学。事情不在于我们喜欢不喜欢，而在于社会内在的矛盾、冲突、问题，危机到了不得不迸发的时候，它就要选择各种方式，也包括文学的方式来表现。社会问题即其一，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然而问题的麻烦在于，问题小说本身也有一个怎么提高艺术品格的问题。他们正视广大民众的生存，不惮于揭示尖锐的现实的矛盾，是优点。但也存在问题，比如在人文态度和价值立场上的某种犹豫、困惑，对某些狡猾的政治智慧显得过于宽容。为的是能创作出有血肉、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以及突破就事论事的局面等等，在反贪小说、官场小说风靡一时的今天，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了。但这是个两难问题，腐败很严重，人们需要反腐小说，没有是不行的；反贪小说一多，马上就会陷入模式化了，以至于使文学不称为文学了。历史上不乏由问题切入而完型为经典之作的例子，但关键仍在如何向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开拓，否则问题完了，小说也完了。
还有一个大的创作题材，刚才我们提了一两句，就是历史题材小说。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它数量大，居很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作品有《雍正皇帝》、《康熙大帝》、《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白门柳》、《太平天国》等等，非常多。我为什么说这些也是需要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比较高。比如唐浩明的《曾国藩》发行量很大，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更大，由于拍成电视剧社会影响非常之大。还有我刚才讲的一些作品，它们都和一个思潮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怎么在今天重新认识历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是当代人去叙述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重要的不是我叙述哪一个年代，而在于我在哪个年代叙述。现在我们只知道文学界的思维很活跃，其实应该注意到历史学界的变化也很大。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有些人走的比较远，改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西方文明”。现在对左宗棠的评价，对李鸿章的评价，甚至对慈禧太后和曾国藩的评价，很多样，至于对康雍乾盛世的看法那就更不用讲了。
所以历史学界非常活跃。原来拍过《甲午风云》，后来谢晋又拍了《鸦片战争》。《甲午风云》的主旨是什么呢?就是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是正义的，是一定要取得胜利的，包括三元里的人民斗争。《鸦片战争》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落后就要挨打，挨打活该，文明必然战胜愚昧。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突出的侧面完全是不一样的。
至于《太平天国》，电视剧没演完就难以为继了。现在学界展开了皇权文化和游民文化的讨论，视《太平天国》是游民文化的典型代表，加上义和拳，使农民中间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没有一丁点对社会的推进作用。不但是在重复着他们被推翻的对象的体制和做法，而且变本加厉，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更大的破坏。而且说他们是最早的邪教，就是和现在的法轮功一样的邪教，这是一种观点。
我不完全同意。我只是觉得过去讲《太平天国》的时候对伟大的革命性讲多了，对破坏性可能讲得比较少。对小生产者的狭隘、自私以及他们的目光短浅，以及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对思想里面那种和统治阶级同样的东西表现得少。实际上，根子在于学界出现了一个大的争论，就是毛泽东的那句话，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还灵不灵?老实讲《太平天国》是张笑天作品里的好作品。张笑天这个作家的特点是出手快，量大，哎呀，写东西很快。当然一快别人就认为你粗糙呗!它可能也有点粗糙。
快和慢不是决定作品好坏的主要原因，不是。咱们都读过《文心雕龙》吧，刘勰的《文心雕龙》讲到写作有“含笔腐毫”与“倚马立待”的区别。有的人写些东西把毛笔的管都咬烂了，才勉强能写出一篇文章，有的人就是像曹植作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走七步就全部出来了，第八步就杀脑袋的。像我们这些人杀脑袋也作不出来，那只好让他杀吧，对不对?但曹植就可以在第七步把这诗念出来了，他写的不好吗?他写得很好。所以别拿快慢来说事。
现在有些人老说我一辈子写了这么一本书，有的说我写了20年，有的说我写了40年，好像时间越长越具有超越性。我说作品的艺术质量与时间并不成等号，不成正比例。有的人，他写得很快，你让他慢下来他还是那个样，慢也是那个样，快也是那个样。相反，有的人让他非常快他快不起来。还得承认创作需要才能。五八年的时候，一天就是几万首民歌呗，当时有一个人叫王昌定嘛，也写小说，天津的一个作家，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创作需要才能》，他说我宁可在三伏天听树上的知了叫，也不愿听这种民歌，一天一万首的民歌。这家伙一下子就给揪出来了。这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凉水，对新生事物打棍子吗?
他讲的有道理没有?创作需要才能完全对。有些东西甚至是天才，学是学不来的。学可以学来皮毛，可以学到语言技巧啊什么的，但是有些东西是天启的，天启是很神秘的东西，有些东西像柏拉图讲的，是神灵附体，你第二次不可能写出来。艺术就有这种东西，所以有一本书讲了，所谓的艺术家，从古至今的艺术家，主要由哪些人组成的?神经质、疯子，还有什么残疾人等等。当然这也说得过分了，把艺术说得也过分玄秘了，但艺术绝对不是中庸的产物，你可以是一个好领导，你不一定是一个好的艺术家。好领导需要共性多一点再多一点，好艺术家需要个性突出一点再突出一点。
咱们再谈谈历史小说。二月河的创作我曾表示一种肯定，我认为在历史和小说创作之间，有一种重史，有一种重文，重文派是把小说放在第一位，把历史放在第二位。重史派是把历史放在第一位，把小说放在第二位。重史派的代表人物是唐浩明。他的小说不能说无一字无来历，但是基本事实包括细节都有所本。重文派的代表就是二月河，他的大的历史关节和大的人物走向是符合历史的，但虚构的地方比较多，脱离历史资料和史料发挥演义的东西比较多。他的小说里有时候你会看到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子，看到侦探小说的影子，看到民间演义的笔法。渲染啊，好看。
《雍正皇帝》发行一二百万，有人指出很多破绽，说他给人物拟的诗词，根本不押韵，按古代诗词格律是不通的。曹雪芹给代拟的诗歌，多么符合人物的生活，多么符合诗词的格律啊!但是二月河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浅陋。他自己说，他是自学成才的，没上过大学，但他研究历史下过苦功夫，甚至康乾时代的一斤豆腐多少钱他也研究了。小说《雍正皇帝》写雍正是自杀的，电视剧改了一下，改成由于他太励精图治，太勤奋了，最后是累死了。现在很多研究历史的人对雍正的这个结尾提出质疑，说是胡扯。二月河也说它是从野史来的，它也是有所本的。现在更大的争论是雍正到底是个什么人?比如《还珠格格》里面的那个皇帝，是乾隆，你别当真，它就是歪说和戏说，不可当真。《雍正皇帝》里的雍正还让人当点真，他是按正剧拍的，他确实有点高大全，给那新科状元点蜡烛照明，深夜批阅公文，批到半夜三更不睡觉。有人说他有点像毛泽东啊，还有这种说法呢!反正是非常地勤奋，了不起。另外一种解释是雍正这个人弑父逼母奸弟媳妇，非常残酷的。
现在不光是个雍正的问题，而是有一种对皇权文化顶礼膜拜的思潮，我不赞成，我确实是不赞成。我搞不懂，我们已经进入到民主科学的现代化甚至后工业社会了，可观众对皇权文化，对还每天叫着“喳、喳”的东西那么感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打开电视机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要人当奴才的，对不对呀?没有什么活泼自由的气息!对康雍乾的历史评价是一回事，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让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这种文化里面太深的话，对我们国家恐怕没有太大的好处。因为我们现在正向现代化发展，我们需要的是民主自由的精神和科学文明的态度。当然二月河这个作家，我觉得他有特色。我觉得对重文派、重史派都要宽容，因为是文学。
再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长篇创作来看就是家族小说的兴盛，这与大文化视角的流行很有关系。以前咱们什么东西流行呢?党派观念流行，或者政治视角、党派视角、阶级视角比较多。过去我们评价历史基本上是用政治眼光来看。《白鹿原》就超越了这一视角，超越了一种比较狭隘的眼光。《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应该说当之无愧。书里边有一个朱先生，他说反正呀，国共两党等于翻烧饼，今天翻过这个，明天翻过那个，各打五十大板。当然不应该是这样的。这只是作品里一个人物的观点，不能认为就是作家的观点。当时《白鹿原》评上茅盾文学奖的可能性很小，但后来在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上，各种不同观点的批评家，基本达到共识，认为它是一部厚重的好作品，包括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也肯定这个作品。他认为这个作品不存在政治上的问题。陈涌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延安时代的老革命，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他有个可爱处，就是不看风头，怎么认为就怎么说。当年反胡风，把路翎的小说传给他看，他居然说，这是好作品。这回他肯定《白鹿原》，又叫大家吃了一惊。关于《白鹿原》，我写过《论〈白鹿原〉》，叫《废墟上的精魂》。我认为，设置或者获得了家族式的架构，本身说明不了什么。现在写家族小说的人很多，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家族式的国家，有家国一体的传统。《红楼梦》是家族小说，《金瓶梅》是家族小说，对不对?有的作家一说就是我是写家族小说的。很好，你写家族小说可以，问题是你在里面概括出什么新东西没有?不能说你写家族小说本身就已经成功了，也不能保证小说艺术上的成功，关键要看怎样处置素材，要看发现和寄予了多少新东西。仅以《白鹿原》为例，作品以家族关系为构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当时的抗争为主线，以半个世纪重大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民族矛盾为背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及其人格。小说写了白嘉轩啊、黑娃啊、田小娥啊等等一些性格深邃的人物，探究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命运，以揭示民族心史、秘史为目的。
我认为《白鹿原》创新和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白鹿原》扬弃了原先比较狭窄的阶级斗争的视角，尽量站到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高度来审视历史，注入浓郁的文化色调，还原了被纯净化、绝对化的阶级斗争所遮蔽了的历史生活的本来面目。我觉得这是它最主要的突出特点。二是全书除了交织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党派、家族冲突之外，作为贯穿主线的乃是文化冲突激起的人性冲突。
这个人性冲突是什么呢?就是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这也是这本书动人的最大秘密。比如田小娥这个女性，她实际上体现的是灵和肉的冲突，礼教和人欲的冲突，那是最典型的。她死了以后，腐烂了，引发了关中平原三年的瘟疫，这当然是浪漫主义的夸张。
三是开放的现实主义的姿态，比较成功地融化了一些现代主义观念和手法来表现本土化的生存，在风格上富于秦汉文化的气魄。秦汉文化的气魄说不清楚，反正你要到西安那边，西北某些地区，你会感觉到这种东西。但是也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说它过于倾向于传统文化，表现出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现在作家在文化姿态上有很大的分歧。刚才讲了张炜那种姿态，对市场经济、商品经济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像贾平凹、陈忠实，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作家。文化保守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包括新儒家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更多地从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里面汲取精神的滋养。主要人物和主要观点是依靠传统的大树，而不以反传统为特点的。
还有一种作家汲取一种宗教的价值观，或者准宗教的价值观，比如张承志写《心灵史》。我不同意有些人把他硬拉到什么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是过去伊朗的霍梅尼大力鼓吹的，他是搞原教主义的，那厉害的不得了。后来有一个作家，叫拉什迪，在法国吧，他不是写了《撒旦诗篇》吗?《撒旦诗篇》出版以后霍梅尼不是追杀他吗?悬赏500万美金杀他。有些人于是把拉什迪高度保护起来了。说他竟然敢拿《古兰经》开玩笑。
张承志写《心灵史》，写哲合忍耶教派，我觉得他不是要宣传教义，宣传这个教派，他是要提倡一种殉道精神，就是觉得今天的人活得太萎缩了，今天的人太好死不如赖活着了，今天的人太没有血性了。所以血脖子教就是哲合忍耶，为了自己的信仰，一家子一家子地死，丈夫死了有妻子，妻子死了有儿子，还有儿子的儿子。我觉得，他张扬这个东西我是能够理解的。他同时还张扬荆轲刺秦王的精神。
现在作家有各种态度，其中包括文化保守主义。比如说一些以农业文明为底色的作家，比如周大新的创作。他最近写了长篇《二十一大厦》，假定北京有一个大厦叫二十一大厦，是21世纪的象征呗。这个大厦层次当然非常高了，七八十层上百层。里边什么人都有：大款、贪官、妓女、暴发户、白领、蓝领什么都有。他写那个叙述人的眼光是什么呢?他是河南来的一个保安。这个保安一会儿调到这层，一会儿调到那层，从保安的眼光看这些城里人，看着看着，看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来了。
最后他终于和一个女的好上了。好上了以后他以为他真得到了一个城市女人的爱情，非常高兴，做梦都梦见他回乡结婚，怎么闹房，乡邻怎么羡慕他。女的当过妓女。最后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那个女的把他当一个物件一样一脚踢开了，说我就是要享受你，消费你，你就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意思就是这样，原话我忘了。你以为你跟我发生关系以后，你就有权利管我了?根本没门儿!我是把你当消费对象的。最后这个保安从二十一大厦的楼顶上飘然而下，跳楼自杀了。
周大新写了两种不相容的文化。这个保安既是城市的边缘人，他可以深入到城市比如大楼里面，同时又有一根线拴在他老家的房梁上，就是说他的心还在老家呢!他是个农村的人啊!所以他看城市就有一种陌生化的感觉。他表达了一种来北京打工的或者农村来的一种愤怒，对都市的腐化、堕落和腐朽价值观念的愤怒。那也应该说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吧。
家族小说还有很多，写的比较好的有《茶人三部曲》，写茶业世家，作者叫王旭烽，浙江的一个女作家，她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王旭烽原在杭州茶博物馆工作，她是研究茶文化的。她还写过《杭州史话》，文章写得不错。她通过茶叶这个媒介来研究家族史，写一个杭氏家族，把杭州地方史和近代史还有这个茶人精神结合起来。
另外《金银谷》也很大气，它有点像《茶人三部曲》的路子，是写山西票号的。《金银谷》的作者叫成一，成功的成，一二的一，是黄河流域的出色的作家。过去写过《顶凌下注》，可能有人熟悉，有人不熟悉。还有《绿色的山岗》，最早获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奖。后来又写过一些中篇小说。这次写《金银谷》，是写山西的票号世家。
什么叫票号?票号就是咱们中国最早的银行，在中国大地上竟有300年历史啊!中国最富的地方在哪儿呢?一个徽，一个就是晋，就是山西。你都不可思议，晋商了不起啊!祁太平，祁县太谷平遥，包括平遥古城里的什么乔家大院、王家大院，进去一看你准傻眼了，山西人怎么那么会做生意!所以梁启超才有一句话是说，“鄙人以此自豪于世界人之前”，就是我们中国还有如此伟大的商业传统。
在整个祁太平一带，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学而优则商。因为银子很重啊，过去我们中世纪就是这么搬运的，来回搬运的。山西人就像受到天启一样想出个点子来：票号。你可以汇兑：你开了我这个银票，就到那边提银子，就跟咱们邮局汇款一样。晋商是绝对赢得起、赔得起，信誉非常高。晋商开始时有铁的纪律，为了做生意，保持铁的纪律。他可以用女色招待你，他自己是绝对不近女色的，而且每连三年才能回一次家，探亲比我们现在难多了。但最后晋商也腐化了。
所以晋商一方面呢，瓦解着我们封建的礼教，同时又被礼教本身封建性的东西所瓦解，所塑造。最后当然是银行来了票号就结束了。所以他写了一个悲剧。《金银谷》也是家族小说。关键是看家族小说写了什么东西，不是拉得越长，摆一个家族的架子就好。家族问题是和我们这些年的文化反思思潮联系在一起的。
下面我们讲先锋小说这一块。先锋小说或者实验小说，大多是象征性和寓言体的长篇小说。我指的主要是这样一些作品：《呼喊与细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心灵史》、《羊的门》、《尘埃落定》、《檀香刑》、《务虚笔记》、《九月寓言》、《马桥辞典》、《废都》、《怀念狼》、《故乡面和花朵》、《日光流年》、《丰乳肥臀》、《破碎的激情》、《外省书》、《耳光响亮》等等。这是一些主要以中、青年的先锋小说家，或者不完全叫先锋小说家，写的一些带有超越性的作品，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追求超越性，超越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走上整体的象征性。我们的文学向来缺乏超越性和想像力，总是热衷于写实和再现，读来虽有平实的亲切却无充分的体验。这些作家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强化艺术感觉和语言个性，注重叙事策略，运用繁复的现代话语，在作品中渗入了独特的个人化经验。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在充分发挥写实的感染力的同时，不忘抽象性，寓意性，扩大时空的概括性，他就是要超越这个题材时空表层的含义。
这个话怎么讲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阿Q是一个落后不觉悟的农民吧。但是阿Q精神可就不光是落后农民的精神，也是知识分子有的。过去说中国的国民性是阿Q精神。我看外国人也有阿Q精神，他们足球赛输了以后不服输，还说一些自欺欺人的话，那就是阿Q精神。看来人类都有阿Q精神。《阿Q正传》超越了自己作品的题材。
再比如，《长恨歌》写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皇帝哪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啊?开始无非是玩弄女性，后来颠沛流离，最后四处寻觅杨玉环的精魂。“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就不是皇帝的事了，那就是天下所有的有情人，共同情感的一种抒发了。这就跳出了就事论事的框框。像《尘埃落定》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诗化的长篇小说。当然它是写西藏的，它有藏文化的眼光还有汉文化的眼光。
再比如《废都》，里面的性描写很糟糕，很露骨，我赞成对它的批评。但是它比较复杂的是，尽管处处写实，其实处处隐喻性比较强。它预示着在大转型的时代，由“士”演变而来的某一些人文知识者，与现在的文化价值脱节以后严重的失落感、颓废感，从而表现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消沉。《心灵史》则相反，它表现的不是无信仰的颓败，而是坚持信仰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高度象征化的殉道精神。《羊的门》一派精确有力的白描，但它所挟持的是什么呢?它几乎是从土壤学、植物学入手的，把人也视为同一个文化土壤上生长的文化物种之一。它要揭示的是民族生存的更惨烈的本相和民族灵魂的深层状态。当出现了全村人跟着三妮学狗叫的怪异场面，当那个呼伯临死的时候说我想听狗叫，结果全村人都趴在那儿学狗叫时，当村人为呼伯即将逝去而惶恐莫名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作者是沿着鲁迅先生揭示国民性的路子在向前探索。整部作品犹如一则意味深长的寓言。我们很难忘记那些让人悲悯的羊们，就是老百姓，和村舍头人的牧羊者。现在咱们平常都把自己叫老百姓，这就是皇权文化的反映，这个叫惯了。应该是公民，有公民权的公民。再比如余华的创作，
他从先锋的叙述回到本色的叙述，这要分析就话长了。
问：您讲课的时候，提到了鲁迅的立人思想，现在的人呢，为了钱，不择手段贪污腐化，还有坑蒙拐骗，完全是道德沦丧。那么知识分子怎么通过他的文学或者他的思想，去改良人生或改造社会?
答：我觉得我们的前贤和现在的优秀知识分子正在做的，就是包括鲁迅先生的这个伟大传统吧。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改变国民的灵魂，这是最重要的。过去我也谈过一个观点，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我觉得是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东西。至于我们现在能做多少?怎么做?当然难度很大了，不是一句话能讲清楚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坚守知识分子的这种使命、责任，同时从自我做起，不管是做何种工作的吧。
问：雷老师您好，我想跟您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说的，应该有超前的思想，站在时代前沿的思想，那么现在的作家是否缺乏深刻有力的思想?
答：你这个想法我很同意。我对上个世纪90年代到今天的文学不是很满意。整整10年了，我们文学的压倒性思潮是写实。这也是80年代中期向西方学习潮热以后的一个反动吧，或者一种反拨。我们老是在两个极端滑动。80年代中期，大家竞相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观念，西方人文思潮。那个时候黄子平讲过一句话很形象也很幽默，他说，新观念像条狗，撵得人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那是真的，当时谁要说这个人观念落后，观念陈旧，这个人就完蛋了，学术生命也就结束了。那时候最走红的先是尼采，后来是弗洛伊德，以后又是萨特、罗兰·巴特等等。闹腾了一阵子以后，到90年代初期，另外一个东西露头了，就是独尊儒术，抬高国粹，所谓的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这种东西又有压倒的优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偏向。那时候新儒家很活跃。直到近几年，我才觉得大家稍微有了一种比较正确的态度，就是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我们都要吸收。我们要有一种汉唐开阔的胸襟，也就是鲁迅先生讲的，拿来主义，来铸造一种适合于我们的先进文化。但我觉得很难。就是刚才这位同志谈的，是不是应该有一种超前的眼光和精神上的飞翔呢?在精神上能够飞翔起来而不是趴在地上?今天人们不是很重视生命及其意义，而是重物轻生，在今天怎么超前?我觉得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毕竟是太阳，人毕竟是根本。
问：请您谈谈网络文学好吗?
答：网络小说现在还不成熟。网络呢，它没有前文本的压力，就是以前一些说滥了的东西，怎么开头，怎么结尾，什么才叫小说，什么不像小说等等，可以不听了，你没有这个压力。没有压力既是好事又是坏事。没压力可能就没有规范，但是没压力又比较自由。网络有一种隐蔽性，隐蔽性就是你不知道我是谁，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所以网络上可以说得很放肆。这个放肆也要分析：一个是胡说八道；还有一个，可能说出一些常人说不出来的很真实、很深刻的东西。所以网络是有前途的，就看网络怎么走了。当然就目前的文化水平和写作来看，我没看出网络文学跟不网络文学有多大的区别。我真的没看出来。但以后肯定会出现区别的，而且网络肯定前途无量，前途广大。
傅光明：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演讲到这儿了。先让我们向雷达先生表示感谢。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雷达先生没有将准备的东西讲完，那么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再请雷达先生来，把他后面准备的东西再讲给我们大家。反正我们这个讲座是没有穷期的，是会一直跟我们的馆徽“逗号”一样，永远往下逗，没有结束。
雷达先生这个演讲，通过大量长篇小说的举例来解说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潮，那么我想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的感觉一样，就是我们从这个文学思潮的解说描述当中，是不是能够感到雷达先生这座雷达非常的锐敏。同时呢，我也想说，现在我们的书啊非常的多，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不知道怎么去看，甚至不知道怎么读，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想在这里面说一个捷径，就追踪这个雷达波好了。我们看他的文章，他会向我们介绍到很多世纪之交也好，以后我们在文学进程当中也好，非常棒的长篇小说，也不一定说非常棒，至少是代表某一个阶段有特色的，雷达先生都会有他自己独具慧眼、独具特色的分析和解说。我们追踪了他，也可以节省时间节省精力，这算是一个捷径吧，是我们通向解析小说的一把钥匙。我想这么说也不为过，因为我这十多年来也非常喜欢看雷达先生的文学评论，我也是追踪他这个雷达波的，可能有的波吸收得不好。希望我们大家以后能够不断地追踪这个波长，能够尽可能吸收消化掉，这样的话我们对于长篇小说阅读甚至是读解，就会方便得多，便捷得多。而且呢，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吧。雷达先生提供给你，然后你可反馈出来，吸收了雷达波，你自己也能够发射雷达波，这就是思想的东西。最后呢，说两个小事，一个就是我开始没有讲注意事项，对今天在场没有提前关呼机手机的朋友提出善意的批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文学馆力争为大家营造一个高品位的演讲，到这里听演讲的，我们也希望都是高素质的听众。第二，下一次的演讲日是11月25日，这天非常巧，正好是我们文学馆的创始人，文学大师巴金先生的98岁生日。我们在下个礼拜就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这个一会儿舒馆长会向大家详细介绍，到时还会给大家一份惊喜，有好节目留着给大家。
舒乙：
在通报那个以前，先说两句雷达，他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大将，我们叫中国现代文学馆，实际上是研究现当代的，把当代也包括进去了，那么研究当代的评论家，比研究现代的要多多了。当然他是这个当中最优秀的人，他长的和他说话非常木讷，而且口齿不是特别清楚。据说他是甘肃天水人，所以听起来有点费劲，但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上是占着非常权威的地位的，由他刚才的讲演可以看出来，他有非常智慧的一面，他的思想经常闪出火花来。因为我也是中国作协的工作人员，他也是，我们两个是同事，经常在一个会议上碰见。他说话是比较精彩的，不是按着那个套话来说，是按着自己的思路经常说出一些有火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当文学评论家是非常棒的，独立思考能力很强，经常有一些出奇的思想，所以他的文章我还是请大家注意，以后可以多读一读。
另外，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散文写得极棒。一般来看，当文学评论家的人，创作是很不棒的，为什么呢?就是他逻辑思维太厉害，要写这种艺术的东西嘛，就老被他那个严谨啊，被形而上的那些东西所约束。而他很怪，虽然不写小说吧，但散文写得极棒。这个刚才那本书实际上是《雷达散文》，所以我劝大家如果碰到《雷达散文》的话，一定都要看一下。
那么我来预告我们在巴金生日庆典的活动。正式的生日是11月25日，是98岁，他实足岁是97，虚岁98。巴金先生的情况现在还是不错的，我们为了这次庆典派了两个馆员到上海去，专门取他的资料，同时顺便去探访他。巴金先生情况不错，
活得还挺好，虽然不能下床了，但是头脑很清晰，居然长胖了，正在减肥，证明他情况不错。为了把庆祝他这个生日变成一个喜庆的活动，我们文学馆挑头做一系列的这个庆典。由23日开始，23日是一个礼拜五，我估计大家参加不成，那天的节目非常诱人，主要是请文学家、文学评论家、学者知识界的人和媒体来参加。叫做什么呢，题目叫做“把心交给读者”，这样一个巴金作品的朗诵和音乐会，9点半在这儿开始，搞到11点，请一些北京非常有名的朗诵家、作家来参加这个朗诵会。然后呢，请一堆艺术家来串场，演音乐节目，这些音乐节目是巴金先生自己喜欢听的。当然我们要点蜡烛给他献花，喝红酒，反正尽量搞得活泼一点，别出心裁一点，能够让巴金先生高兴，让他的崇拜者高兴，让全国的文学界也能在他那种光辉形象的闪烁下走得更健康吧。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来庆祝他的生日呢，我们觉得就是，刚才听了雷达的那个讲演，我觉得里边好多东西是巴金先生身上有的，你比如他讲这个叫做精英文化，实际上中国现在精英文化的总代表是巴金，有一点可以解释，就是巴金先生是主张忏悔的。中国人现在很大的毛病是不忏悔，日本人当然比中国人还厉害，但是中国人不怎么会忏悔。巴金先生他的人文精神，他的那种知识精英的精神，表现在他提倡整个民族要忏悔。所以他非常崇拜卢梭，刚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做，他要翻译卢梭的《忏悔录》。而且他有机会到法国的话，专门到卢梭的雕像面前去鞠躬，这是他的精英精神的一个很重大的表现。这个影响很多人，也会影响历史的发展，你比如讲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对现代的人来说，有个很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五四精神是非常超前的，五四的民主、科学的那些思想是非常超前的，即使拿到现在也不落后，甚至于比现在还超前。而巴金先生是超前的，他有很多的那个思想，他反对的很多东西是很超前的。
另外就是巴金先生有一个非常的特质，就是他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浓。他还是反“文革”的总代表，他现在还是这样。因为他98岁，他可以是我们这个百年的新文学活着的一个真正的标本。所以在他身上不光是文品好，人品更好。从这些理由来看，我们崇敬他，我们给他庆祝生日是完全完全应该的，而且肯定会变成一个文化的热点。所以我就想啊，我们既然费了那么大的劲，来筹备这个活动，现在整个全馆都在为这个忙啊，24日，礼拜六上午，我把那天那个23日那个节目再演一遍。但是这个非常难，难到说不出来的程度，为什么呢?因为我请那些演员吧，演员你不知道，他们的买卖有多多，他们简直无法分身啊，就是一会儿电视剧，一会儿电影，一会儿小品，一会儿晚会，一会儿什么主持人，不得了，挣钱挣得贼多，请他们是难极了的事，难极了。你要让他演两场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已经飞深圳了，已经飞成都了，已经一天晚上跑三个地儿，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硬着头皮，想给公众一场，就是想让巴金走近读者，让读者走近巴金。就硬着头皮啊，先着胆子宣布这么一下，就是24号上午9点半，在这儿，我们加演一场，至于加演得成加演得不成，中间缺席几个追星族们特别愿意追的星，我不敢保证，到时候实在不行的话就舒乙上去了。当然24日这个节目我想我们是要演的，因为这个我觉得对于弘扬巴金的思想，来让全社会知道他的人品文品的伟大，还是很重要的。欢迎大家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