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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唐弢:见证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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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参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的,当时他还是一位20岁的上海邮局的实习拣信生。从追随鲁迅于散文和杂文领域开始创作,到开创性地大量写作书话,再到领衔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半个多世纪的孜孜求索,唐弢的文学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也使更多的人了解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辉煌价值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必要与发展潜力。

《唐弢杂文集》:鲁迅杂文的追随与发展

唐弢最先是以杂文名世的。虽然出身贫寒,但少年起即志于读书的唐弢,强烈的求知欲与早尝人生冷暖的阅历体验,使其能够超乎寻常地把握时代精神与生存五味。在家乡宁波培立小学读书时,唐弢就显示出强烈的爱国思想。1925年夏天,当五卅事件引起的罢课风潮波及乡学时,唐弢和老师同学们乘着乌篷船以组织宣讲队和化装表演到处巡回演出,以演出收人来支援上海工人。1933年,20岁的唐弢开始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曾说,“从我自己的经历,从我读过的那些杂乱无章的书,特别是从执笔时的环境和情绪测量起来”,“有自己对社会的议论和评价。这就注定我与创作无缘,只配写些不入于‘艺术之宫’的‘鸡零狗碎’的杂文”。是文学青年主动的社会承担意识使唐弢喜欢上了用杂文作为投枪匕首的战斗形式:有感想,有意见;要抗争,要呐喊;要战斗,想回击。其杂文浮躁凌厉、用笔狠猛,极具鲁迅之风。也正因风格近似于鲁迅,其创作被统治当局当成鲁迅的作品加以围剿,同时也引起了鲁迅的注意。

认识接触了鲁迅,唐弢得到直接向鲁迅请教和学习的机会,并在鲁迅的直接关怀、影响以及当时上海进步文化界的支持、帮助之下,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其杂文创作几乎可以达到与鲁迅杂文乱真的程度。他在《长短书·序》自述:“提到杂文,终不免想起鲁迅先生,因为他是这一文体的创造和发扬者,深厚博大,拟同准范”,“多少年来,我都应用着这一文体,还被看作是鲁迅风格的追踪者,使许多人不舒服,也使许多人看不起。然而,真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吧,虽然心仪斗士,时涉遗著,但凡所作,和鲁迅先生的杂文相比,真如溪壑之于大海,部娄之于泰山,除了佩服,只有惭愧,模拟云云,超乎能力,早在我的想象之外了”。唐弢是自谦的,其杂文充满着十足的战斗决心和意志,这种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化统一战线重新分化、重新组合的历史时期是明智的、正确的,因而唐弢的杂文创作一开始就显得起点较高、出手不凡。

1935年,他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工人中组织起“读书会”,努力宣传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抗日战争爆发后,身处“孤岛”上海,唐弢冒着生命危险,仍然积极投身于文化救亡运动,不断地在报刊发表杂文,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抨击官商、揭发汉奸,试图回答特殊时代里的种种问题。或涤荡蛆沫、扫除蝇矢,或抗争现实、解剖历史,或鼓舞斗志、呼唤光明。“短兵相接,不容或懈,真正地感到发挥了杂文的匕首的作用。”《我与杂文代序》在声讨不合理的种种存在的过程中,唐弢是勇敢的、不犹豫的,袒露的是一个无畏的青年战士的精神真实。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唐弢回到邮局工作,积极投身于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1946年和柯灵合编了《周报》,争取民主斗争,深得人民的爱护。唐弢在《周报》被查封所作的休刊词中写道:“一年来,我们在温情和仇视之下,苦苦地支撑着这刊物,因为出版最早,所遭遇的打击也最多——有些简直是难于想象的,那种折磨生命蛀蚀人心的大大小小的磨难,我们对抗,承受,竭全力以应付,很少考虑到个人的得失。我们不敢说为它有什么牺牲,可是大家看重它,要它生长,要它为人民说话,培育成代言的舆论;想不到今天国民党政府也会这样‘看重’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慷慨激昂,是一纸声讨书,也是一曲正气歌。《周报》被禁后,唐弢又改编《文汇报》副刊《笔会》,然而1947年5月《文汇报》也被迫停刊。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唐弢为推动民主进步的文化事业和迎接人民革命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十八万字的《唐弢杂文集》(由《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劳薪集》《识小录》《短长书》和《集外》合编而成),收入作者从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几乎全部杂文作品。在思想文化战线急风骤雨中成长起来的唐弢,浓郁的感情与锋利的思想锋芒凝就五十年杂文成就。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唐弢在自觉师承鲁迅战斗杂文的新文学传统从而实现鲁迅式杂文风格的追随者形象之余,他还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一个作者的最大的敌人,正是他自己铸成的模型,他必须时时努力,从已定的模型里跳出来。为了解脱这灵魂的羁绊,我至今还在挣扎。”唐弢自觉地与时代同步,丰富、完善和发展自己的风格。“杂文之所以异于一般的短评,就因为前者是文艺的——加以缩小,也可以说是诗的和散文的缘故。”充分发挥艺术的创造力,不矫饰,不卖弄,稳健厚重,胸有千峰万壑,真可谓洋洋洒洒、深邃博大。唐弢最终具备成熟风范,巍巍然大家气象。

《晦庵书话》:现代书话的集大成

书话是极具文化渊源的,可以上溯至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就是作为一种现代文体,也愈来愈被文学界接受。无论从内容材料、行文风格,还是从体式选择及文化气氛等方面来看,书话都成为现代以来独具特质的文学书写。但是,具体涉及到这一文体的倡扬、实践乃至贡献之大、影响之广者,非唐弢莫属。1961年3月30日,唐弢使用笔名“晦庵”于《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书话”专栏,勤耕不辍。1962年6月北京出版社撷选印成《书话》初版,第二年5月《书话》印行第二版。两年间两版累计印数5万册,在读者中备受欢迎,好评如潮。其内容之多而广,其见识和文笔实乃一般人难以企及,确乎为书话一体撑起了一个标杆,很难超越的标杆。

其实,唐弢写作书话的时间始于1945年春。《万象》杂志上的系列行文以及《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的22篇文章组成的《新文艺的脚印——关于几位先行者的书话》,是唐弢书话的早期代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其自觉的书话文体意识。“至于文章的写法,我倒有过一些考虑。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也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通过《书话》,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书话>序》)是唐弢第一次以“书话”二字而不附加其它限制词去命名自己的书,他为书话文体开路拓荒,功不可没。1979年,他又把自己从1945年开始30余年间写作的这一体裁的作品,精选汇编成《晦庵书话》。近两百篇文章极丰富地保留了唐弢对我国现代五十多名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和对二十多名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评论,以及一些书刊出版的史实资料,一时风靡海内外。可以说迄今为止,只要谈及书话,决然避不开唐弢。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把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经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唐弢赋予书话以写作者的个性生命,使书话跻身一种文学文体成为可能。旧时读书人谈书,多言版本目录,耽于藏之乐而少形诸文。唐弢书“话”不是书评,也不是读后感,而是在知识、掌故、品味的讲述中存藏书家的雅趣、史者的深邃、学人的智慧、艺术家的审美,立现书人之大境界。从封面装帧到版式设计,从藏书印到藏书票,从编辑到印行,头头是道、时有新见。唐弢书话可以作为史话来读,史实、史德、史识统一,启人深思。书话的境界实际上是作者人格境界与审美境界的投射,导杂归纯,知识性与趣味性水乳交融,唐弢以丰富而敏锐的感情感悟、把握、开掘,透射出感人的真性情。言简,趣雅,意深,清风徐来,境界叠出:品书会心、考镜源流、书坛掌故、序跋甘苦、装帧学问、书城纵横(杨义《唐弢书话境界》),几乎篇篇臻于化境。

《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学科的厚重之作

1959年,唐弢从上海调北京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7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指导助手和研究生之余,他将精力从创作转到文学研究上,其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鲁迅研究、文学史编写、史料收藏等方面。

鲁迅生前最后三年,唐弢身受垂教;鲁迅逝世之后,唐弢参与第一套《鲁迅全集》的校对出版。其后,他竭力搜集鲁迅佚文遗著,独力完成《鲁迅全集补遗》及《续编》等,这些为以后重编《鲁迅全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般来说,研究者对于自己崇拜的对象往往会缘于主观情感介入而失去相对理性,唐弢则不然。唐弢的人生梦想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展开的,但是在鲁迅研究中,他能够平心静气地走近鲁迅世界,这一点在那个“要以鲁迅的精神研究鲁迅”的时代里,尤为科学而可贵。默默无闻地读书写作,或考证,或比较,或与鲁迅“对话”,努力 “读懂鲁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谨也不保守,以开放的现实主义精神面对鲁迅,完成一生中走得最长、用力最苦的精神跋涉。唐弢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写一本真正的鲁迅传,但天不假年,一病不起,现存的十一章《鲁迅传》残稿成为其学术生涯的绝笔,实为遗憾。

中国现代文学史,自1950年被教育部定为高等院校的一门课程,至今己六十年有余。这门学科几乎和新中国同步发展,自然也打烙上明显的时代印痕。唐弢主编的大学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七十余万言可谓建国以来的一项大工程,亦可以视作其学术上的最大成果。从1961年初夏集中人力写作,到1964年完成全书的讨论稿,历时三载。因受“文革”干扰,该书第一版直到1979年才问世。,一本文学史,曲折二十年,参与写作人数之众,材料收集之广,均列既有文学史之首。作为主编,从资料收集、确定编写原则及体例再到审稿、定稿,无不参与,倾注了几乎全部心血。尤其是比较此前既有现代文学史述,把现代文学的发生期推到了1917年这一史识,实在具有科学的创新超拔性质。也许有人认为该部文学史政治意味太浓,还有不少问题和不足,例如坚持“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指导思想,过于突出“阶级”和“斗争”等,导致一部现代文学史在社会变革、政治斗争中寻求文学发展的轨迹,从而留下了较多文化史思想史的色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新旧交替时期出版的一部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确实是当时唯一最好的过渡教材而被我国许多高等院校采用,也为后来文学史在体例或深度上获得更大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今日,中国现代文学已然成为一门“拥挤的学科”。“拥挤”,表面上是指从业者众多,其意更在于强调学科发展的规范成熟。只是,“拥挤”不代表走入末路、没有前途,相反,中国现代文学正因为其日趋丰富完善而呈现出方兴未艾、极具希望的气象,它必将作为中国文学最具希望的分支,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中间,现代文学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算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根据与创新生发点,而唐弢恰恰在这一领域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上海沦陷时期,唐弢曾有冒生命危险抢救保存民族文献的壮举。《晦庵书话》第一次真正地把新文学著作提高到版本收藏的认识高度。在日后创作和研究之外,唐弢集毕生精力和积蓄,收集、保藏各种中国现代文学著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2000年,这些珍贵的现代文学版本资料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实乃学界幸事。《唐弢藏书目录》分线装书、期刊、平装书三大部分,足见其藏书的“专业特征之鲜明,版本种类之齐全珍贵”,而毛口书、初版本、孤本书、稀本书、绝版书和签名书之多之精,更显藏书质量之高。“唐弢文库”几万册的藏书,其中一级品(即“国宝”级)图书就有141种。几万个生命中的故事,恒心与善心同存,做事之至与做人之美并举,正如巴金所言,“有了唐弢先生的藏书就有了文学馆的一半”。“唐弢文库”作为文学史料保存,其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分量之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唐弢是一位著名的杂文家、书话家,也是一位业绩卓著的文学史家。他探索不止的生命之旅在呈现丰富伟大的精神魅力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博大与无限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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