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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萧军和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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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由于前来哀悼的各界人士太多,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追悼会连开了三天,周海婴回忆道:“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也慢慢增加了,但大家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外边有一个人抡起快步,跨进门来,我来不及猜想,人随声到,只见一个大汉,直奔父亲床前,没有犹疑,没有停歇,没有俗套和应酬,扑到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地号啕大哭。他扑向父亲胸前的时候,一头扎下去,好久没有抬头,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倾诉了对父亲的爱戴之情。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中望去,看出是萧军。”

在所有和鲁迅关系密切的青年人当中,萧军与萧红得到的关怀和支持最多。而萧军一生对鲁迅怀有无比诚挚的感情,他视自己为“鲁门弟子”,以传承鲁迅的衣钵为己任。他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而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兄长。”就在鲁迅去世前几天,萧军才从青岛回上海,他和恩师鲁迅已经一年未见了。回到上海后,萧军立刻去看望病中的鲁迅,带去了有养生功效的青岛小米,还给海婴带了五个红红的大石榴。他本来给鲁迅挑选了一个泰山石笔架,结果忙中出错,忘记带来了,鲁迅笑着安慰他:“那不忙,不忙的。”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萧军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鲁迅已然与世长辞。悲痛之余,萧军作为与鲁迅亲近的学生,加入了“治丧办事处”,承担着各项琐细的具体工作。萧军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前,不眠不休,值守了三天三夜。10月22日下午,鲁迅的灵柩由萧军等人扶出礼堂,移至灵车内,送至万国公墓。在灵柩安放之前,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等人相继讲话后,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同仁和鲁迅晚年比较关心的《作家》、《译文》、《中流》、《文季》等四家杂志同仁作了简短、激昂的致辞。

萧军和鲁迅的师生之情,缘于1934年两人的首次通信。当年,在朋友们的资助下,萧军、萧红在东北出版了署名“三郎”、“悄吟”的小说散文合集《跋涉》,这也是“二萧”唯一的一本合集。但没想到,这本涉及“反满抗日”的小书,给他们带来了性命之忧——被日寇通缉。6月15日,萧军、萧红被迫逃离哈尔滨,经大连流亡到青岛。在青岛,萧军担任了《青岛晨报》副刊的主编,这是由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办的一份报纸。9月,萧军继续创作《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了《生死场》,他们一起讨论这两部作品,不知道所选题材和立意是否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合拍,便萌生了向当时的“文坛盟主”鲁迅求教的愿望。10月初,萧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令他大感意外的是,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鲁迅在复信中回答了萧军的疑问:“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字,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接到这封信的萧军兴奋异常,和萧红读了又读。萧军真切地感到:鲁迅对于一个素未谋面的青年人,竟能够做到如此“披肝沥胆,推心置腹”,真正具有伟大的灵魂、人格和胸怀。

接到回信后,萧军将《生死场》的抄稿和《跋涉》,连同“二萧”的“美丽合影”一起寄给了鲁迅。就在这时,青岛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萧军工作的报社出了事,他和萧红只能选择再次流亡,乘坐日本轮船离开青岛,来到上海。刚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而鲁迅并不急于与他们相见,个性耿介的萧军发出了这样的抱怨:“我们像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事实上,萧军的牢骚完全是由于不了解鲁迅当时的处境。几十年后,萧军对自己当年怀有的疑惑情绪忏悔道:“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知道了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当时的鲁迅,已被政府当局通缉几年,自然格外小心谨慎。尽管如此,鲁迅依然及时给他们回信,只不过提出见面的事,应当“缓一缓”。与此同时,他的真诚与关怀又是不容置疑的。回信后,鲁迅第二天又给萧军、萧红写信,特别提醒他们:“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并再次发出友善的讯息:“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

1934年11月30日下午,经过令人心焦的等待,萧军、萧红终于在内山书店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鲁迅。“是刘先生和悄吟女士吗?”鲁迅直直地瞅着萧军,他一只手拿着帽子,腋下挟着一个有花纹包皮的小包袱。萧军点了点头。鲁迅和同来的人说了些什么,而后顺手戴上了帽子,说:“我们走吧!”接着,便引导二人走出书店,来到一家不远的咖啡店。萧军觉得就和做梦一样,看着鲁迅的消瘦背影,又感到十分心酸:自己一直景仰的鲁迅,竟瘦成这样了啊!为了使两位年青人更加放松、会面更加愉快,鲁迅做了精心安排。他们三人到咖啡店不久,许广平领着儿子海婴也来了。萧红与许广平一见如故,和淘气的海婴,也很快混熟了。后来,许广平曾以诗意的笔调描述过这次会面:“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由于萧军在之前的通信中把自己和萧红在上海的困境告诉了鲁迅,临走时,鲁迅掏出了20元钱,交给了他们,还另给了乘车的零钱。这令萧军和萧红感动不已。

大约半月后,鲁迅为庆祝胡风儿子满月,在梁园豫菜馆作东,举行宴会,特邀“二萧”参加。接到邀请后,“二萧”一夜未眠。萧红特地买了一块黑白格的细绒布,在他们租住的阴冷的亭子间里,连夜为萧军赶制了一件新“礼服”。这可是他们在上海参加的第一个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鲁迅介绍他们认识了很多上海文学界的朋友:茅盾、聂绀弩、周颖夫妇、叶紫等。他还特别指定叶紫做“二萧”的“向导”,关照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后来鲁迅又把“二萧”介绍给胡风,胡风专程登门看望他们,并为萧红的小说定名为《生死场》,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后记”。这一年,叶紫、萧军、萧红三人组成了“奴隶社”,他们的小说《丰收》、《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被列为“奴隶丛书”,由鲁迅分别写序,推荐出版。鲁迅告诉他们:“奴隶总比奴才强。”

最让萧军难以忘怀的是,鲁迅帮助他们修改了《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二萧”的稿子都是用薄薄的“美浓纸”复写的,笔划很粗,字与字、行与行之间,还有墨水印,看起来很吃力。鲁迅这时经常卧病,身体很衰弱,还要忙于《死魂灵》的翻译工作,但他全然不顾这些,放下手中的工作,一字一句地仔细校阅“二萧”的小说。为了修改这些稿件,鲁迅常常忙到夜深人静,耗费了很多宝贵的精力和时间。1935年3月28日,鲁迅在《八月的乡村》的“序言”中充满感情地写道:“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经过艰难的努力,《八月的乡村》终于出版了。鲁迅陆续要了几批分赠给朋友们,或者托胡风拿去代卖,也托人带到了苏区抗日根据地和国外,苏联首先出版了俄译本,接着日本、印度、美国、英国、德国也出现了不同文字的版本。在鲁迅倾尽心力的扶持下,《八月的乡村》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萧军可谓一炮打响。当时,张春桥化名“狄克”写了一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批评,指责作品“不够真实”,鲁迅当即以《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还击,爱护之心,溢于言表。

1936年5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前往陕北红军根据地之前,在上海拜访了鲁迅,与之进行了长谈。当斯诺问到 “自1917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作家有哪些”,以及“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的回答都提到了田军(萧军),并为斯诺所选编的《活的中国》一书推荐了萧军的两篇文章,即《大连丸上》和《第三枝枪》。鲁迅还认为:“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斯诺为翻译出版《八月的乡村》,要求萧军再写点东西,于是他写了《萧军小传》,让鲁迅转给了斯诺。在这前后,鲁迅还热情地介绍“二萧”与美国著名女作家A·斯沫特莱相识。日本作家山本实彦请求鲁迅推荐几位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在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刊登,鲁迅首推了萧军的短篇小说《羊》。

就这样,在鲁迅全方位的爱护和帮助下,东北流亡作家萧军,迅速在大上海的文坛站稳了脚跟。他是幸运的,因为结识了鲁迅。而对鲁迅的知遇之恩,萧军也投桃报李,还之以一颗赤子之心。几十年后,萧军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一书中,回顾了与鲁迅的交往历程,他说:“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是牢固地建立在人生四个目的的追求上的:一、求得祖国的独立;二、求得民族的解放;三、求得人民的翻身;四、求得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1988年4月10日清晨,深知自己就要离开人间的萧军,最后表达了对鲁迅的赤诚之心:“鲁迅先生,是我平生唯一钟爱的人,一直到我的死的那一天,我都钟爱他,希望你们也能如此,他是中国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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