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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萧军小说的出版(1949-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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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的文学秩序建立以后,以萧军当时的处境和身份,他的作品原本是没有资格出版的。因历史问题或政治身份问题无法出版作品的例子很多,1953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后通知沈从文:解放前出版的“沈从文著作集”中各书内容过时,凡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均全部代为焚毁。沈从文只在1957年文艺环境宽松时出过一本小说集。据鲍昌回忆,“我头上有顶右派的帽子,正在农村‘脱胎换骨’,那时的说法是,我这种人根本不配再出版作品,因而也就不敢对出版社有奢望了”。(鲍昌:《待到百花成蜜后》,《我与百花》,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66页。)王西彦的《在漫长的路上》被认为是“鼓吹‘反动’的‘中间人物论’的标本”,据王西彦回忆,一位百花出版社的编辑告诉他,“上海有关方面已组织名义通知出版社不能出版我的作品,已经出版的不再重印,正在发排的要停下来,更不必说接受新的稿子了”。(王西彦:《抹不去的记忆》,《我与百花》,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7页、18页。)从1948年到文革结束,萧军一直被打入另册,按照正常的情况,他的作品是没有出版资格的。哪些作家能出版作品,显然要看其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左翼作家和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的作品当然是首选,以此建立革命文学的正统性及其在建国后文学中的示范作用。那些与革命关系疏运或有历史矛盾的作家则被排除在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受到大批判的萧军的状况当然不会更好。

1948年8月萧军个人主编的《文化报》与中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生活报》之间为8月15日《文化报》一篇社论展开激烈论争,萧军的行为被视为与党对抗。1949年5月东北文艺协会作出《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接着中共中央东北局做出《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认为萧军 “用言论来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如果萧军坚持他的错误,那么他的荒谬言论,就将成为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被中国人民推翻以后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萧军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并对刘芝明说:“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都佩服你!”“咱俩的帐没完!不过今天不跟你算了。二十年后咱俩再算。你的报纸白纸黑字,油墨印,擦不掉,抹不去,我的也一样,二十年后再看!” 萧军这样的态度,被划归“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行列”。(参见钱理群:《批判萧军》,《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

萧军“对抗党组织”的后果就是被排除出作家队伍,同时被中止了文学资源和文学利益的分配。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有着突出文学成就的萧军不是代表,因为萧军“到了延安,因为反党,受过批判,以后到东北,还是反党,又受批判,所以不让他参加全国文代会”。(葛献挺:《萧军的戏研所岁月——我同萧军交往的经过》,《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2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萧军的作品出版遇到很多挫折。萧军在东北受到批判后,下放到抚顺矿务局总工会,在此期间,“经常下厂下矿和工人同志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收集素材,撰写劳动模范事迹”,1951年1月到北京后,6月4日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到1952年4月16日完成初稿,而后进行修改和抄写。《过去的年代》原名《第三代》,于1936年的春季开始写作第一部,到北京后完成第8部。萧军《把五月的矿山》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冯雪峰,出现了文章开头萧军所说的事情。冯雪峰认为,萧军在东北被大张旗鼓地批判,而且停止支持其从事作家活动的文件没宣告作废,怎么能出书呢?冯碍于老朋友的面子,委婉拒绝,未敢接受,将几部稿件原封退回。萧军一气之下“把稿子要回来,连同《过去的年代》,捆成一大包,写了一封信,叫了一部三轮车,送到了中南海”,1954年6月,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函告萧军,毛主席阅过他的小说,说“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他的书可以出版”。习仲勋请萧军持函行事。冯雪峰尚未接到通知,看函后惊讶地请示周扬。周只好下令出版。冯雪峰对萧军说:“你有尚方宝剑.我还能说什么?出。”萧军后来说:“从出版社出来,我就像欲跳的袋鼠,带电的白云,生活的道路出现光明、希望。”(彰无忌:《萧军百年祭》(二),《文史精华》2006年第11期。)

编辑龙世辉看完《五月的矿山》书稿后,对该书的出版持否定意见,认为作品“写得极其平庸,不堪卒读,作者对矿工的生活并不熟悉,作品中充斥的是口号,抽象的概念”,并向整理科长刘岚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刘岚山看过原稿后,也基本同意龙世辉的意见,并把这意见转告给编辑,但一编室的同志很干脆地回答“奉命发稿”。他又向当时的社长、总编辑冯雪峰口头反映意见,冯雪峰表示:“发,这事我知道。”龙世辉却坚持认为萧军从《八月的乡村》到《五月的矿山》是艺术的堕落,再次拒绝发稿,并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冯雪峰在意见书上批示:我是总编辑,我有权力发稿,我命令发稿,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参见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五月的矿山》在艺术上确有粗糙的地方,萧军本人在《后记》里也承认“这小说,只是作为我写作过程中,对于这类新的题材、新的斗争……一种试练,缺点应在意料之中。有机会我还希望自己能写出一些较像样的东西来,以报读者”。但《远去的年代》却是萧军历时20年创作的精心之作,严家炎先生认为,“萧军的成就最高、最出色的作品应该是长达八十万字的《过去的年代》一名《第三代》。如果要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排出十几部的话,那么,《过去的年代》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列进去的”。(严家炎:《三点感想——在萧军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五月的矿山》在1954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只给印了两万两千册,“比起其他的作家的作品一印几十万册就太微不足道了”。 三十年后,萧军说,“这书那时虽然经过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勉强得以在1954年出版,而最终还是被出版界的官僚主义者们扼杀一一决不再版了。”(《萧军全集》第12卷,第587页。)《过去的年代》虽然也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不履行合同,借口纸张困难延不出版”,出版社要求萧军将八十五万字压缩到二十万字,萧军不同意,说,“你们有本事就由你们改写压缩吧!我没法改”,因此这部小说直到1957年才得以出版。(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当然《过去的年代》出版的推迟,还与编辑的更换有关,据牛汉回忆,“我被捕前,1954年他有一个长篇,交给我当责编。我曾经去找他,请他写一本跟个天经历有关的书。1955年,《过去的年代》还没有成书,我就被捕了。我们社的龙世辉帮我看的校样”。(牛汉:《文坛师友录》《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

《五月的矿山》出版后,萧军给胡风送去新书,“喜悦心情不下于当年《八月的乡村》出版时”,“歌颂工人阶级的《五月的矿山》,是应该受到欢迎的。我们衷心地祝贺他,他却不胜感慨地说,‘真不容易啊,冯雪峰不肯出我的书,还是我去信给毛主席,他直接批示下来,他们才答应的。并且,以后再有书也可以出了。’言下有点舒了一口气的自得之意”。但不久,1955年第24期《文艺报》就发表了《萧军的<五月的矿山>为什么是有毒的》的文章,批判《五月的矿山》,“这不过是萧军反动思想的再现版,是对于现实生活彻头彻尾的歪曲,是对党和人民彻头彻尾的诬蔑。我们感到愤怒,当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向社会主义进军的时候,萧军不仅没有认真、彻底萧清自己的反动思想,反而继续抱着他那一套丑恶的‘哲学’,继续散发着毒害人们灵魂的微菌,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但萧军仍然没有按批判的调子写文章检讨,一律不予理睬,“大不了不让发表我的作品不让出书!我照样写我的。”(梅志:《友谊长存》,《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此外,萧军的作品都是经过修改后才得以出版的。龙世辉曾回忆了当时要求萧军修改作品的情况。《过去的年代》“三十年代曾以《第三代》为题发表过前几章。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及。该书后面绝大部分篇幅是作者陆续写成的,并未发表,存在着不少问题,鲁迅先生自然也没有看到。可是作者以鲁迅曾经肯定为理由(其实仅仅提及),拒绝做任何修改,和编辑部打笔仗,原责任编辑牛汉同志因胡风问题受审查,我接替他工作,和作者继续没完没了的笔仗,书信往来频繁。当时,我怕作者知道我是一个刚出学校门不久的年轻编辑,书信故意毛笔直行书写,用半文言体,一律繁体字,由于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反复论战,后作者终于修改得使我们比较满意。”(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河南大学1992年,第27页。)

《过去的年代》虽然经过了修改,但修改的内容龙世辉并没介绍。《八月的乡村》是重版,修改的内容就很明了了。萧军在后记中说,“这小说此次被决定重排之前,我又从头把它校改一遍。在校对过程中,除开依照人民文学出版社方面提出的一些意见,作了适当的修改而外,自己发觉有不适当或文字错讹的地方,也做了必要的删、添或改写”。有学者查对此书之前的版本,发现1954年的重排本有多达600处的修改,“最引人注目的修改,就是对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或主流话语的迎合”,譬如改动了有损正面人物的词语,作者还对当时各种批判所做出的直接回应,如针对“挑拨中苏关系”及“各色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作者将“俄国人”改为“过去的俄国人”,将“帝国主义”改为“日本帝国主义”。还针对“很主张色情的狂热”的批判,对性内容进行了删改。(金宏宇、彭树涛:《<八月的乡村>:版本与修改》,《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2期。)这种修改在1949年以后的文学出版领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八月的乡村》最有意味的修改体现在“体例”上。1978年萧军在此书的《重版前记》里重新提到1954年出版情况时不无不满和质疑:“一九五四年这小说要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以前,该社负责人之一曾向我提出,由于该社所规定的‘体例’关系,凡有这小说原来所属有的《序言》、《前记》、《后记》……之类,一律不能附载,否则碍难出版云云,该社既然有如此规定,本人也不能有所例外,只好遵从该社的‘体例’规定,同意把鲁迅先生的《序言》取消了,本书出版由作者所写的《书后》取消了;再版的《再版感言》取消了;《奴隶之爱》曲与词也取消了……”萧军认为这是针对他的个别行为,“由于最近看到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萧红全集》,其中《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由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给予该书所作的《序言》全是存在的,这可能是出版社方面原来所规定的‘体例’有所改变了?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对于《八月的乡村》作者本人的作品特别有此‘体例’规定”。

删除鲁迅的序言并不难理解,“反党”的萧军和政治地位极高的鲁迅是不匹配的,因此鲁迅的对萧军作品的赞美就显得不合时宜。鲁迅曾给《八月的乡村》以极高的评价,“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烟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北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八月的乡村》能够再版已属格外开恩,再用这样的序言提高萧军作品的地位显然是一种奢望。更重要的是,萧军是鲁迅的学生,但“反动”的萧军已无资格保持与鲁迅的这种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只能让鲁迅的现象变得暗淡,因此萧军对鲁迅思想的理解和继承只能被认为是一种“误解”和“滥用”。去掉鲁迅的序言,既是对萧军作品的的低调处理,也是淡化萧军与鲁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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