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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八月的乡村》:血写的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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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万言的长篇巨制《第三代》问世之前,《八月的乡村》是萧军不折不皱的文学名片。1935年,凭借这一部被鲁迅收入“奴隶丛书”而“非法”自费印行的小说,被东北陆军讲武堂开除的辽宁小伙子,获得了文学界的接纳。这一年他28岁,或许算不上年少成名,却也可以踌躇满志地展望他的文学前程了。

凡14万字、14章的《八月的乡村》,是萧军1934年动笔于哈尔滨、完稿于青岛的,小说的书写对象是他生于斯长于斯却又不得不离开的东北沃野。如果仅仅描摹了黑土地的人情风物,恐怕很难获得那种洛阳纸贵式的轰动效应:首版迅速售罄,一年之内重印9次。此书成功的首要奥秘,是正面讲述了“东三省被占的事情”(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深深触动了中国人(首先是东北人)埋在心中的巨大痛楚,从而积极履行了“东北作家群”领军人物的艺术使命。《八月的乡村》确实无愧于乔木在1936年2月25日做出的高度评价:

《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我想是在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中国文坛也有过满洲的作品,也有过写战争的作品,却不曾有一部作品是把满洲和战争一道写的。中国文坛上也有许多作品写过革命的战争,却不曾有一部从正面写,像这本书的样子。

 

东三省是中国最早落入日本之手的河山,东北人民也因此成了受日军蹂躏最久的同胞。东瀛军阀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无情地摧毁了广大农民相沿日久的生活秩序,于是就连“自由的咬着烟袋去耕地”这样“可怜的题目”,也成了人们遥遥无期的幻想,就连“小瓦罐里的半罐米”这么琐屑的东西,也成了人们衷心忧惧的对象。

小说中对于日寇暴行的揭露和鞭挞,凝聚为松原太郎强奸李七嫂的描写。萧军独具匠心地选择新兵为描写对象,充分展现了天皇崇拜、武士道精神的巨大毒害。在自上而下的兽性氛围中,那些人性未泯的初入行伍者,会无可挽回地做出灵魂的自由落体运动,由人堕落为兽。“多少不愿意为天皇打仗的少年兵”,“在命令到达的时候,也还是认真的瞄起步枪来。”尽管松原的爱人芳子曾告诫他:“你打仗不要弄支那女人哪!这就够悲惨了!”然而松原太郎抵挡不住另一种随时随地的耳提面命:“在满洲地方,在打仗的时候,长官还管这些吗?长官也一样弄的。”兽性战胜了人性,松原太郎把李七嫂的孩子残忍地“抛在沟下的石头上”,奸污了李七嫂。

东北人民的受苦受难,与奉军的“不抵抗”关系甚大,《八月的乡村》在第六章《这样一个女人》中,借陈柱司令之口,对其进行了愤怒的抨击:“后来,张作霖父子又来管辖我们……他们养兵,打仗,造“兵工厂”……这是为的保他们自己的天下……诓骗我们说是卫国——打日本人——现在日本人真的全来了……他们却一枪也不递的就跑了……”。“应该打仗的王八们,跑了。遭殃的是谁呢?除开我们老百姓还有谁呢?”

“眼看日本兵一天比一天凶!”“这年头非干不行。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生死之间,东北人民无奈而坚毅的选择,是摒弃对不作为的政府的幻想,挺身自救,组织队伍,武装反抗。义勇军、自卫军、人民革命军,纷纷涌现,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八月的乡村》便是以作家舒群提供的磐石游击队的真实战斗事迹为原型写成的。在不算很长的篇幅内,在“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的不甚谨严的结构中,小说依照时间流程,生动地叙述了一个阶段分明、线索清晰的故事:萧明率领着一支9个人的游击小分队,从兴隆镇出发,忍饥挨饿,跋山涉水,躲避敌兵追击,去王家堡子与陈柱司令指挥的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会合。会合后,人民革命军又转移到龙爪岗,打下了地主“王三曹操”的庄园。出于整训的需要,又从龙爪岗出发,准备继续转移到东安。


萧红《生死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的不足,其实也是萧军《八月的乡村》的特质。小说为读者提供的是战斗者的群像,力度有余,精细不足。各个人物的性格,基本上是在行军、战斗、执行命令的过程中零散展现、随机暴露的。

小说一开始就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发生在“无边际的桦林”和“无边际的夜”的行军场景。“一切被窒息在黄昏里一样,谁也不交谈一句话。放弃一般任凭蛙、虫子和溪流占据了这长谷的空间。”“每人的子弹袋全变得空虚了!病蛇般的软垂在人们的胁下。随着人们的脚步在动荡。”在这场物资稀缺、时间紧迫、“死亡在四处筹备着”的行军中,尽管有“不能说的悲伤和疲乏攻打着他”,游击分队队长萧明还是很好地完成了领导者的职责。萧明在全书中最早登场,留给读者的印象,事实上也是最深的。

当又累又饿的战士们惦记着“清凉的水流,袋里的干粮”,萧明这样动员:“无论怎样,明天一早晨,我们也必得赶到王家堡子”。当刘大个子恳求“再歇一刻”,萧明这样回答:“你应该想想在白天……徐同志和高同志……被割去脑袋的情景!一定要忍耐,什么困苦全应该忍耐过去!”萧明还反复提醒大家珍惜弹药:“每人应该担心点自己的枪,不要平放在地上,或是碰到石头……”。“检查检查自己子弹的数目——”。“不要乱放枪,我们的子弹应该每粒全有用”。“弟兄们,要当心,现在我们的子弹太少了!”靠他的实际行动,萧明获得了游击队员们的充分认可:“萧明,那小伙子也真行,本来是个学生,能和我们一样吃苦,没白念书。”

萧明的形象无疑是比较高大的,尽管还远称不上完美。作家能够把自己常用笔名的姓氏慷慨赋予这个人物,似乎并非偶然,应该说分明流露了萧军对其的欣赏。事实上,就连一些比较显豁的缺点,例如面对战友遗体“无尽无止地流着泪”,例如发出枪毙汉奸地主“有必要吗”的疑问,例如苦思“什么时候才可以避免了人杀人啊”,例如与高丽姑娘安娜的暂时分离令其无限痛苦乃至“将枪口抵紧太阳穴”,例如自我谴责“我这样人对于一个真正革命队员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也都不影响作家对萧明的偏爱。萧军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其恩师鲁迅的警句“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鲁迅《战士和苍蝇》),或许在其心头每每萦回不去。

在一支以文盲、半文盲为主体的非正规部队里,一个知识分子,作为队伍的中层干部,得到了正面的塑造和较为充分的刻划,这个事实是耐人寻味的,也是不落俗套的,如果对照阅读女作家丁玲四十年代的小说名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第十五节《文采同志》,这种感觉更分外强烈。这不能不归结为萧军他终其一生坚持不渝、历经各种“改造”都维护如新的知识分子自觉。正是出于执拗、坚韧、宝贵的知识分子自觉,萧军才没有对萧明形象做丑化、矮化、漫画化处理。当历史走过三十年代之后,走到1942,走到1957,走到1966,萧军创作的独立不倚,萧明形象的卓尔不群,自然会更加引人唏嘘。 


四     

作为革命文艺运动的一分子,萧军当然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论持久战》),但是通过萧明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他决不愿意低估狭义的“兵民”之外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同时,按照一种“一以贯之”的理性态度,他也绝不愿意把作为“胜利之本”的“兵民”写成完人和圣贤。于是,在萧军笔下,就出现了一群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农民战士形象。

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对于“革命”、“新世界”这些超出他们往日生活经验范围的事物,充满了糊涂不清的认识。有的人懵懂地期盼着:“只要一赶跑日本兵,‘新世界’马上就来!”有的人隐约地质疑着:“我不大相信什么‘革命’马上就能来的。‘革命’来了,我还是我啊!”有的人微微地恐惧着:“‘革命’和当兵是一样的危险啦!全要赌生命!娘的,全要赌生命!”有的人不甘心地叹息着:“俺们这样的大老黑,革他娘的一辈子命,把自己革死了,也不会有人爱”。有的人不恰当地联想着:“现在革命了,也许‘命’革完了,大家就全有了老婆了。革了命老婆就可以不用钱买得啦”。有的人不准确地阐释着:“革命就是把从祖先就欺负我们的那些臭虫们,全杀了;把现在东三省的日本兵全赶跑了。剩下田地我们自己种。我们不再纳粮、纳租,养活那些白吃白喝的臭虫们”。

比起理念上的糊涂认识,行动中的纪律缺失尤为致命,这在游击队员唐老疙疸身上有突出的表现。他在战斗间隙,不打招呼,独自行动,去和情人李七嫂约会,生物本能压倒了革命理性,战士品格让位于游民习气。唐老疙疸为了救李七嫂,没有及时撤退,牺牲于日军枪下,未能在抗战中尽更多力量,这似乎是萧军为其设计的“以死自赎”的不甚高妙的结局,更是陈柱司令强调纪律的如山铁证:“譬如这次铁鹰队长同志,败仗了,唐同志和其余同志们的死伤……这是同志们忘了‘纪律’!没有重视和实行革命军的‘纪律’!……我们自身若没有铁一般的纪律,是不能和我们的敌人斗争的!”

对于这样一支非正规部队来说,特别需要合格的乃至杰出的各级干部。小说精心塑造的两位干部是陈柱司令、铁鹰队长。陈柱司令的妻子孩子死于日军之手,他身负国恨家仇,斗争格外坚决。他对于作恶多端的地主王三东家夫妇毫不手软,下令将其处决,当萧明提出质疑:“枪毙他们必要吗?”他简短有力地答道:“必要的,没有什么理由,再留他们生活下去——好,另换一位同志执行吧!”由此事可以看出,陈柱司令显然比萧明更懂得战争与革命“火与剑”的本质。在这支“政委”暂时缺席的队伍中,陈柱司令还担负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职责。因为斗争的需要,他耐心劝说热恋中的萧明、安娜暂时分开:“目前我们的任务……比恋爱还更要紧些!……不要为恋爱动摇了信仰,软弱了意志……”。在祭奠牺牲战友的场合,他抓住时机,慷慨陈词,大力强调革命队伍应有的组织性、纪律性,取得了不俗的教育效果。

仅有陈柱司令这样居于队伍顶端的领导者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铁鹰队长这样位于队伍中层的指挥员。铁鹰队长出身农民,“当过兵,当过胡子”,他有“高高的身材”,“手枪挂在腕子上,俨然似一只没有翅膀的‘鹰’。”“铁鹰”的绰号,“是象征他的猛鸷和敏捷。”人如其名,“说话总是这样斩绝。他不等待谁的理解。当他执行命令的时候,他会变成命令的本身”。“他杀起人来向是没有温情的,他严厉的如官长一样对待他的部属”。

正是围绕着陈柱司令、铁鹰队长这样的中流砥柱,小红脸、刘大个子、李三弟、李七嫂等等出身、秉性、能力各有不同的战士,结成了混凝土一般的战斗集体,前仆后继地负着守土之责,同仇敌忾地尽着御侮之义,不屈不挠地“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1936年3月15日,混迹沪上文坛的张春桥,以“狄克”为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文中说:“《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象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们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同年4月16日,鲁迅读了狄克的文章,他愤怒地写了《三月的租界》予以严厉驳斥予以严厉驳斥:“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在文中,鲁迅进一步指出,狄克言论的实质是提倡“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鲁迅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立场:“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

同年5月,张春桥从《夜莺》月刊第1卷第3期上读到《三月的租界》后,托内山书店转交给鲁迅一封信。信中与鲁迅商榷:“敬爱的先生,我们是不是有了投枪就不去制造坦克车呢?就是不制造坦克车的话,在投枪制出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大家底研究和改进他呢?”言语中颇有不服之意,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小说的巨大价值:“在这连投枪也很少见的现在,对于《八月的乡村》这样的作品,是应当给以最高的评价的。”

作为萧军的恩师,鲁迅成功地保卫了《八月的乡村》,这是鲁迅光耀千古的文化功勋的一部分。其实,即便鲁迅不去保卫,《八月的乡村》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仍然很难被任何人的如簧巧舌和不实之词否认、动摇、抹煞。“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王国维《人间词话》第十八则)《八月的乡村》便堪称一部以血书写的不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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