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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从《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 》到《现实不​容许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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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对于作家艾青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不单是因为他要和所有的来自国统区的作家要面临知识分子身份转型的问题,更是因为两篇文章——《尊重作家 了解作家》和《现实不容许歪曲》——的发表(分别发表于1942年3月11日、6月24日《解放日报》), 让这位著名诗人处于延安文化思潮的前沿,留下了那个时代一个“吹芦笛的诗人”向“大众之子”艰难改造然而又是突然转换的精神印记。

《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作为一篇杂文,常被读者、评论家、文学史家提起。按照艾青的主观设想,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主要是为“受批评的说几句话”,确切地说,是为丁玲在《谷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她和另外一些作家的旨在揭露延安阴暗面的作品遭受批评而写的一篇反驳文章。丁玲是当时《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负责人,邀请像艾青这样的著名作家写此类风格的文章,自然也有另外一层涵义,即他们要捍卫“五四”启蒙文学的尊严,要捍卫新文学作家主体精神的独立地位。1942年前后在《解放日报》上所发表的这些杂文、小说——比如,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1941年11月23日)、《“三八”节有感》(1942年3月9日),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1942年3月13日)、《野百合花》(1942年3月23日),罗峰的《还是需要杂文的时代》(1942年3月12日),再加上早在1941年年底《谷雨》上发表的《在医院中时》(1942年8月重庆的《文艺阵地》转载,并改名为《在医院中》),这让他们立于延安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所遭受的压力自不待言。有资料显示,直到1942年春天,延安方面不但依然热烈欢迎知识分子来延安——从最高领导人到地方基层组织,都给予他们无上的礼遇,而且还对其文艺活动或言论一般不加干涉(具体内容,参见李洁非著作《解读延安》)。这些深受五四“启蒙”精神影响的作家,在进入延安解放区之后,依然保留着先前的主体意识,即主张文学的真实性、作家的独立性,敢于批判,敢于揭露。这与战争环境下延安的文化生态、精神氛围产生了某种隔阂。

文学史叙述1942年历史的时候,总忘不了提一提这篇杂文。某种意义上,它和上述几篇文章,几乎成了延安文学的另外一个标志,虽不是延安文学的主流,但是它在延安文学框架中的地位、影响,丝毫不容低估。《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对文学特殊的的功用价值、作家独特的地位,作了精彩的论述。作家不是“歌妓”,不是“百灵鸟”,不是专门唱歌娱人的工具,而是“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的神经,或是智慧的瞳孔”,“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继而从这个角度要求延安领导阶层“了解文艺”,“尊重作家”,并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艾青在这篇文章中,对一些问题的论述一针见血、率性大胆,毫无顾忌,不妨举几例:(1)“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2)“愈是身上脏的人,愈喜欢人家给他搔痒。而作家却并不是喜欢给人搔痒的人。等人搔痒的还是洗一个澡吧。”(3)“有盲肠炎的就用刀割吧。有痧眼的就用硫酸铜刮吧。生了要开刀的病而怕开刀是不行的。患伤寒症而又贪吃是不行的。鼻子被梅毒菌吃空了而要人赞美是不行的。”这些锋芒必露的文字,这些诗化的比喻,是“芦笛诗人”的风格,是从多灾多难的民族大地深处走来的“文学战士”主体精神的写照,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作家,在面对现实、理想时对作家群体所发出的一种呼唤。对比于19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精神状态,艾青以诗人体验世界的方式,所做出的这些精彩论述,就是在今天依然值得作家们深思。

《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发表三个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第四版)以一个整版的版面,发表了艾青的长文《现实不容许歪曲》。这篇文章的内容、风格、用词、语气等,与三个月前的《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相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篇长文共分五部分,前三部分从“王实味的伪装”、“王实味的实质”、“王实味的手法”三个角度,对王实味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批判;后两部分,结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谈自己的思想认识。我们不必怀疑艾青那一代作家身份转型的真诚性,“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无论精神意识还是文学理念,到了40年代必须做出调整。但是,以完全丧失主体性为代价的,对于一个文人来说,这样的付出也未免太大了。尽管后来多种版本的《艾青传》、《艾青全集》出于各种原因,或者认为“艾青不懂政治”才写了《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或者后人在编辑《艾青全集》时人为地排除了那些负面作用的文章,这种消解历史的做法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目的,都是不负责任的。

我查阅了《艾青全集》,发现这篇文章并没有被收入进去。若要谈及这篇文章的重要性,至少可以说:(1)它为我们认识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一代作家,在进入延安解放区后,审美观念快速转换、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快速蜕变的心路历程,提供了一个最生动、最全面、最丰富的文本。(2)它为我们研究延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心态,研究主流意识的力量为加速培养合乎自身需要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的命名)而采取的措施、所达到的结果,提供了一份最初源头上的鲜活材料。这份材料里边,记录了艾青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身份突变、精神突转后所呈示的最初本相,可以说,在延安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艾青的闪电转型(仅仅3个月)为按“延安标准”培养成的“有机知识分子”,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这也让我们想到,新中国成立后所展开的历次批判运动,使知识分子本身的尊严、意识、介入现实的能力、独立思考的精神慢慢降到零点,这些所谓“历史的悲剧”,是否也是这些“有机知识分子”自己合谋造成的悲剧呢?随便翻一翻那个年代的批判材料,那些话真让我们不敢相信曾经出自他们口中。直接或间接亲历、参与那些批判运动旋窝里的人,至今还没有深深地反思,历史的往复、徘徊、悖论,好像鲁迅小说中的那只蝇子,“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点”(《在酒楼上》)。当巴金像一只孤雁,孤独地自审、忏悔并喊出“我是五四之子”的时候,周遭的“鸦雀无言”倒让我想起了那句习焉不察的老话:这是一个多么容易健忘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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