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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愿坚】:王愿坚与李传锋交往侧记
[ 作者:崔庆蕾] 来源: [ ]

一  一笔“心债”

2016年8月26日,在凭长篇小说《白虎寨》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后不久,李传锋在《湖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心债——从<白虎寨>获奖说起》的“创作谈”性质的短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说《白虎寨》这部作品是在偿还“欠老师们的一笔心债”。“老师们”所指当然并非一人,但无疑王愿坚便是其中的一位。

李传锋尊称王愿坚为“老师”,并非仅仅出于礼貌,出于晚辈对长辈的尊重,两人之间的确有着师生关系。在散文《常忆京都夜话时》中,李传锋详细记录了与王愿坚成为师生的过程:“我第一次认识王愿坚老师是1981年春。那年,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习,学校请了一批全国知名的作家和理论家给我们讲课,后来又给我们请写作导师,恰好我分在王愿坚的名下。”由此可见,两人的师生关系是“实”的,而非“虚”的。能够成为王愿坚的学生,李传锋是十分激动且自豪的,在得知自己成为王愿坚门下学生之后,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给王愿坚当学生,是多少文学青年的梦想,由他来当导师,我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少数民族青年,真是求之不得哩!”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成为王愿坚的学生之后,李传锋也就有了亲身聆听王愿坚教诲的机会,他曾在文章中记述两次去王愿坚家中拜访求学的场景。“我记得那是9月27日(笔者注:1981年),晚饭后,我和回族诗人高深、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一起去拜望导师。愿坚老师住在小雅宝胡同79号,那是一个小杂院,几蓬红红的豆花在细雨中漫出阵阵清香。愿坚老师已经等着我们了,他笑眯眯的,如果不是那套军服和头上闪闪的红星,他只是一个和蔼可亲且瘦弱的老头儿。”在第一次见面中,王愿坚谈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以及对小说写作的看法和体会。

第二次见王愿坚给李传锋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并谈到了他的小说《烟姐儿》。“我们第二次去王愿坚老师家是11月17日下午,这次是乌热尔图、于富、我和刘小珊老师四人。小院里红豆花换成了洁净的雪花,温暖的小房子里摆满了花盆,有盛开过的菊花,还有生机勃勃的菊苗,每个盆上都插着签,上面写着菊的种种华贵的名称。喝着茶,我们又继续沿着小说林中的花径徜徉下去。愿坚老师的专注、幽默、他对革命文学的激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对我的短篇小说《烟姐儿》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评析。”他说:“《烟姐儿》的写作是个正路,希望你从这里走下去,别走岔了,走乱了。”这句话既包含了王愿坚的诸多肯定,也蕴含了更多对于青年作家李传锋的期待。

从此以后,李传锋一直将王愿坚的这句话记在心头,作为鼓励,也作为鞭策。后来,李传锋将两次听课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长江文艺》杂志上并寄给老师王愿坚,王愿坚看后很满意,认为李传锋“正确理解了他的意思”。临毕业时,王愿坚写了一幅字赠给李传锋,“豆花小院雨如丝,常忆京都夜话时,湘北早鸿江上过,衔来佳作慰情思”,李传锋后来回忆说,他把“衔来佳作慰情思”当做欠了老师的一笔心债。

李传锋后来写出了很多“佳作”,比如《红豺》、《最后一只白虎》等小说,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和好评。但这些作品都不是沿着《烟姐儿》的路子走下来的,是另外一条写作的路子。因此,虽然后来作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李传锋却始终觉得欠了老师们一笔“心债”。

“2011年,我退休了。放下了沉繁的担子,那笔‘心债’立刻冒了出来。我忽然有了重回农村的冲动,我要写农民朋友,我想写写‘烟姐儿’的今天。眼下的农村今非昔比,改革开放几十年,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特别是国家的扶贫政策,几十年坚持下来,已经把数亿世代贫困的中国农民带出了饥饿地带,这是举世瞩目的伟大事业,这是对人类发展的极大贡献,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历史功绩充分肯定。我本是个农民,怎么能无动于衷,怎么能不写呢?”

李传锋回到故乡,回到农村,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心灵感受风物,深入生活,扎根乡村,历时多年,创作出了反映新时代农村精神风貌和时代变化的长篇小说《白虎寨》,这部小说的问世不仅让他的写作再次攀上高峰,更重要的是偿还了多年来心里的一笔心债。

《烟姐儿》与《白虎寨》的创作前后跨越三十余年,作为李传锋迄今为止一头一尾的两部代表性作品,它们遥相呼应,不仅见证了李传锋漫长的写作历程,也是他对王愿坚文学理念继承与实践的一次具体体现。

二 两通信札

从文学讲习所学成归来,李传锋回到了他所供职的《长江文艺》杂志社,一边工作一边创作。受王愿坚老师的鼓舞,他的写作兴趣和热情愈发浓厚,“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作品发表。”李传锋经常通过信件与老师王愿坚沟通,请教写作经验,送上节日问候。

在王愿坚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文学资料中,就有李传锋写给他的两封信件。其中一封信写于1984年1月30日,信中写到:“尊敬的愿坚老师:您好。当这信投到您手中时,您及您的全家大概正聚在团年桌旁共叙天伦,我在武汉遥祝您及您的家人新春愉快,预祝一九八四年幸福、丰收。我记得您曾说过,想到我们洪湖走走的,盼能早日成行,我一定陪伴,给您当向导。北京天气如何,武汉又在飞雪,气温一直很低,是数十年少见的大雪,这大概是丰年的预兆。学生去年无有像样的作品,未敢向您汇报,惭愧!新年好。学生李传锋。一九八四年一月卅日上”。

这是一封贺年信,写于1984年春节前夕。李传锋在湖北遥祝老师王愿坚新春愉快,并送上浓浓的关心和诚挚的祝福。同时,他还不忘自我检讨,“学生去年无有像样的作品”,深感“惭愧”。在李传锋那里,王愿坚老师的嘱托和期待,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促使他在写作的道路上不敢懈怠,奋力前进。

另一封信写于1986年3月8日。原文如下:“尊敬的愿坚老师:您好!从电视里知道北京还在下雪,那素雅的小院仍当温暖如春。去年冬天拜望您时,您曾答应为我的刊物写题刊名的,今年正好是五周年,想请您给我们写几句警语,我一直祈盼着。刊物今年还有订户130万,我们更感到责任重大,自从刊读了王朝闻、姚雪垠、刘绍棠等老同志的关于通俗文学的论文之后,反映很好,我一直等着您的论文,想在今年第三期上刊用。读者也一定会十分希望拜读您关于大众文学的精辟见解,因为在我们的读者中,您是一位很正直不带偏见的严肃作家,是一位大家很尊敬的著名作家,您对目前的通俗文学的批评和指导,大家都会诚恳接受。我最近写了一个小文章,寄上,请您批评指正,只是希望便中寄还给我。请十分珍贵身体。学生李传锋。1986.3.8。”

这封信写在印有“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红色题头的稿纸上,这正是李传锋所供职的湖北文联的全称。正文用深蓝色钢笔写成,共计2页。信封上印有“今古传奇”字样,还有手写的地址及收信人“北京朝阳区小雅宝胡同79号,王愿坚同志收”。除这些常规的邮寄信息之外,信封上还留有“李传锋的信”的备注信息,应为王愿坚本人或整理者后来题写上去的。

在信的开头,李传锋深情回忆曾多次受教的小院,那是老师王愿坚晚年的居所,也是他多次聆听教诲的地方。不过此时的李传锋已经于1984年6月根据湖北文联党组的安排,从《长江文艺》调任《今古传奇》编辑部任主任一职,信封上所显示的“今古传奇”正是他所供职的新单位,与《长江文艺》杂志社一同隶属于湖北省文联。

《今古传奇》杂志创刊于1981年,故信中提及“今年正好是五周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今古传奇》的确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这是一份最早脱离财政支持,并实现盈利的刊物,他们的发行量很大,信中说到订户有130万,实际上,在1985年 8月,该刊物单期发行量曾一度攀升到 270万册 ,创造了当时湖北期刊邮政发行史的最高记录。而这一时期的负责人,正是李传锋。由此可见,李传锋不仅具有出色的写作能力,还有突出的管理能力和改革能力。

李传锋的成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这其中包括他的老师王愿坚。李传锋在上任之后锐意革新,重组编辑部,聘用顾问委员会和编委会,这些工作都得到了老师王愿坚的大力支持。“顾问都是请的文艺名人,第一批有王朝闻、姚雪垠、侯宝林、碧野、刘绍棠、老李准、任清,后来增加了冯牧、赵景琛、王愿坚等 。”(李传锋《我与<今古传奇>》。李传锋在信中向王愿坚索要题字并约稿,也是在寻求老师的支持,为杂志发展汇聚更多力量。

就在王愿坚去世前不久,他还在关心支持《今古传奇》的工作。1991年恰逢《今古传奇》创刊十周年,编辑部请王愿坚写一句话,谈谈写作的经验,他在病中提笔写到:“我们搞文学,搞美术,都是研究人的。首先有一个人要研究,那就是你自己。任何一个作家或艺术家,自己思想上有了,才能奉献给别人。因而加强作家人格的修养是很重要的。光辉的事业是需要光辉的人去从事的,要想使作品高尚,就要让自己的心灵高尚。”这是王愿坚留给编辑部最后的绝笔,此时距离他去世仅有三个月的时间。在生命的最后,他仍在惦记着文学,支持青年后辈们的工作。

在当代文学中,王愿坚和李传锋属于不同的时代,在文学理念上也有不同的秉承和追求。但在王愿坚和李传锋的交往中,我们看到了两代作家的精神传承,看到了他们在文学事业上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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