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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群】:党员作家舒群的青春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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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群(左一)与罗烽、萧军(右一)1936年在上海

 

舒群在中国文坛上的名望,远不止于——他是“二萧”之后扬名文坛的东北作家第三名,他活动的天地比文坛大。

其实,在东北作家群中,他的地位也蛮高的。萧军,一硬汉,除了鲁迅,他跟谁不敢耍脾气?跟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刚谈完,回来记日记照样臧否人物,指点江山;但是舒群当着哈尔滨众多老朋友的面,批评他对萧红的不当,暴脾气的萧军硬是压住性子、没有发作,回去对子女说:要是别人这么说我,我早就不干了,你们说,我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又不无感慨地说,老朋友中,只有你舒群叔叔可以当面敲我,骂我了!

这种地位形成自然是有原因的。当初,一帮“文青”在哈尔滨意气相投、切磋写作技艺、相濡以沫,开始时并不知道舒群的红色背景——“九一八”后第三天,热血青年舒群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后来又加入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负责搜集和交换北满各处情报。他单枪匹马,日夜潜行,于刀丛中发展各种关系,从手工作坊、打字学校到伪县政府,多方搜集日军火力布置情报。当时经费少,生活困难,组织上给他一块旧怀表, 走走停停也不准,所以有任务,他总要先跑到火车站、大商店去对表。做情报工作半年后入党,那时他19岁。所以说,早在成为作家之前,舒群就已经是老党员、老革命了。

舒群那时在哈尔滨有四个联络点,”二萧”的家即是其中一个。舒群的朋友傅天飞跟随杨靖宇在南满磐石游击队打游击,一次他到哈尔滨执行任务,顺道给舒群捎来一部“腹稿”——抗联可歌可泣的悲壮经历。傅天飞讲了整整一天一夜,舒群非常震撼。傅天飞也爱写作,但他怕自己万一牺牲,就郑重地在舒群这里保存一份“底稿”。舒群也怕自己“出事”,又原原本本讲给萧军、萧红听,“二萧”非常感动,当即提出请傅天飞来家里再讲一遍,于是舒群又把傅天飞带到“二萧”家里做了长时间讲诉。萧红在《生人》一篇中有记述:“那个人是从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舒群因忙于地下工作,一直没有将这部腹稿写成作品。而萧军据此创作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

在哈尔滨时期,舒群用积攒的地下活动经费40元帮助“二萧”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跋涉》,还热心地帮忙联系印厂,校对文字。后来“二萧”离开满洲,到青岛,也是去投奔舒群的。在青岛半年,“二萧”完成了各自的成名作:《生死场》,《八月的乡村》,舒群也酝酿了他的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在青岛时,萧军和舒群曾结伴到上海拜鲁迅为师,没有找到;舒群不甘心,自己又去了一回,结果还是一样。无缘亲近鲁迅,是舒群一生憾事。后来“二萧”在迅师家里登堂入室,舒群请老朋友代为引荐、呈稿请鲁迅指教,此事竟没有下文。舒群在心中对老朋友打了个问号。直到鲁迅逝世后,1937年在北京遇见萧红,才解释了这件事——萧军担心舒群的党派背景会危及鲁迅的安全,加之当时鲁迅身体情况确实很差。萧红为了弥补舒群没能见到鲁迅的遗憾,慷慨地将《生死场》原稿赠给他——那上面有鲁迅修改的笔迹。萧红的解释和赠与,使舒群释怀了。

 

想见鲁迅而不得门径,《没有祖国的孩子》无意间却被女作家白薇发现,大加赞扬并转给了周扬,周扬夫人苏灵扬还帮着做了最后若干修改,隆重推出,周扬、周立波都撰文称赞,一时轰动文坛,成为周扬提倡的“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当时为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孰优孰劣的争论——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两个口号论争”,病重的鲁迅被“打上门来”的徐懋庸气得半死,而徐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被鲁迅骂得要命,文坛众人亦分成两大阵营,舒群自然会被看作周扬派的人。

七七事变后,舒群跟着周扬等人去延安,途中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和周扬派舒群与周立波作为随军记者到八路军司令部,同行中还有史沫特莱。这一路,舒群见到周恩来,也见到阎锡山、傅作义,赶上平型关战役,还给朱德总司令当了4个月临时秘书。

1938年,任弼时派舒群去武汉与丁玲创办文艺刊物《战地》,后来在延安舒群又接续丁玲办《解放日报》副刊,几十年后他与丁玲办《中国》,两人描述合作情形是“吵而不崩,磨而不裂”。他还曾对丁玲秘书王增如说,跟丁玲相处,有时很容易,有时也很难,这都在我心里,不过实践证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可以处得久的人。

在武汉舒群又遇到心情苦闷的萧红。萧红常去看舒群,一到舒群住所,就把鞋子使劲一甩,躺在床上,两眼直直地盯着房顶发呆。舒群劝她去延安,萧红只想做无党派人士,专心写作,两人为此争吵过。

萧红没有去延安,萧军去了。舒群去延安,是周扬打电报调他去的。那时许多作家在延安,文化生活很热闹,也有所谓“山头”,鲁艺、文抗,也打笔仗。但舒群似乎跟萧军、罗烽等东北老朋友以及丁玲、艾青等人更近些。与毛主席的接近或者说舒群进入领袖视野是为了办《解放日报》副刊。

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丁玲编完百期,请求调文抗,向组织推荐了舒群继任。舒群觉得自己力不胜任,勉为其难。凯丰、博古都来做工作。毛主席得知,找舒群谈,他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一大篇,可见毛主席多么耐心细致、苦口婆心——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解放日报》副刊的高度重视!舒群一上任就跟着毛主席的改版思路:增强报纸的党性。《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毛泽东、朱德、贺龙、王震、李维汉等高层领导及延安各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不仅谈话、开会,毛还亲自上阵帮舒群拉稿子,既行政命令,又请客吃饭,于是理论家艾思奇、雪苇以及诗人柯仲平等人都写稿了;对于工、妇、青三委,毛泽东还有字数要求,比如要求青委”每月征六千到一万字的青运稿件”;同时号令党员:“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如此拉稿力度,显然并不只是为了帮助舒群,在一封写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毛主席对舒群越来越倚重了。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命周扬和舒群帮助筹备。舒群还参与草拟参会者名单。谁去谁不去,大家都想去。编辑部黎辛被留下发稿子,舒群安慰他说,等毛主席作总结那天让他去听,结果前一天晚上舒群在毛主席那里喝酒喝高了,忘了通知黎辛。这都是花絮了。座谈会前后,毛主席搞调研,找许多作家谈话,其中谈得多的一是萧军,一是舒群。 二人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自是不同。

1945年日本投降,毛泽东、蒋介石都没料到胜利来得这么快。延安派出两个文艺工作团分赴华北、东北。东北团由舒群带队,队中汇聚众多作家、艺术家如田方、于蓝、刘炽、公木、颜一烟、王家乙、华君武、严文井、陈强等等。他们从延安出发,徒步走过陕西、山西、河北、热河、辽宁,“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队里许多像舒群一样的东北人,自“九一八”那悲惨的时候起流浪在关内,做梦都梦见故乡白山黑水、大豆高粱,一路上心情之激动、步履之轻快皆可想而知。他们沿途也看到日军烧杀掠夺后荒芜破败的村庄,看到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群众的成果,他们曾冒雨急行,有时也露宿,一觉醒来但见满月银光照彻原野、宛如置身仙境……一个月后到达沈阳。

在东北,年轻的老革命舒群接管并组建了东北重要的文教部门:接管“满映”,成立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建立东北画报社和鲁迅艺术学院、东北公学,主编《知识》半月刊,领导并组织文艺宣传,演出《兄妹开荒》,举办“哈尔滨之夏文艺活动月”,将延安文艺带到东北,可以说,对于发展东北文艺事业做出了贡献。

 


经    典    作    家    介    绍

舒群 (1913.9.201989.8.2) 原名李书堂,又名李旭东,黑龙江哈尔滨人。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到上海,开始发表作品,并加入左联。早期较著名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发表于19365月《文学》65号。他描写一个失去家园的朝鲜少年在我国东北地区遭日本侵略者凌辱压迫并起来反抗的故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抵达陕北,在八路军总部任随军记者。1940年起,先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系主任,《解放日报》四版主编,东北文工团团长。胜利后担任过东北局委副主任,东北大学副校长,并筹办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厂长,东北文联副主席。后来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文工团团长,一度在鞍山钢铁公司做党的工作。

他写过两部长篇小说:《第三战役》和《这一代人》。因为50年代后期受到错误处理,作品随着作家遭逢厄运。前者文革中原稿被抄,不见下落,未能出版。后者1962年出版过,印数很少。直到1982年编辑《舒群文集》时才再版问世。这部长篇小说真实地描绘了50年代初期经济建设的图景,生气勃勃的气氛跃然纸上,性格鲜明,语言练达,是一部优秀作品。

 “文革结束后,创作有新的成就,获奖短篇小说《少年Chen女》在平淡的白描中揭示现实,具有独特风格。尤其是连续发表的《毛泽东故事》,更见艺术功底,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独创性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故事远在30年前就开始动笔,经过长期酝酿琢磨,再三修改锤炼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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