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经典作家专刊 当前位置:首页 > 理论研究 > 经典作家专刊
【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茅盾眉批本刍议
[ 作者:张元珂] [ ]

评点是独具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都是标志这种批评方法迈向极盛时期的经典案例。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方法的渐趋生成,这种既“评”(评论、评说)又“点”(圈点、点画)的古典文学批评方法也逐渐式微。但“式微”并不代表彻底消失。比如,韦韬(茅盾之子)曾捐赠给茅盾故居(直属于中国现代文学馆)40多种茅盾评点(采用“眉批”形式)过的文学作品,就充分表明,评点这种文学批评样式在新文学史上依然有着自身存在的空间和样态。

上个世纪50年代,官居要职的茅盾忙于国家政务,工作之余从事文学批评,发现并扶植了茹志鹃、杜鹏程、乌兰巴干、郭小川等一大批青年作家。这种以老带小、以名家引领非名家,并取得卓著成绩的做法被奉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事实上,对茅盾而言,国务活动何其繁杂,“评点”这种古典文学批评范式在文体上的不拘一格、实践中的自由和随意,反而成了他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最为便捷、实际、有效的手段。这批眉批本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被“生产”出来的。它们最早展出于1991年3月在茅盾故居举行的“茅盾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1996年7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以“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为丛书名出版、发行。《在和平的日子里》(以下简称“《在》”)为“茅盾眉批本文库”之一种。

若解读《在》的茅盾眉批本,必先了解其版本谱系。《在》有四个为人熟知的版本。初刊本:初刊于《延河》1957年第8期上,初刊时只有4.7万字左右,共11章。初版本:初版于1958年4月,(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初版时扩充为9万多字,共6章29节,以后多次印刷,至1960年3月已是第5次印刷,总量已达207000册。再版本:再版于1959年12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此次字数又增至13万多字,硬精装,首印3万册。三版:1978年12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时又有所修改,卷首增加了胡采《序〈在和平的日子里〉》,首印182000册。此外,《在》还被改编为画册、剧本。从初刊本到初版本,《在》的修改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但这种围绕“便桥事件”、“桥墩是否返工之争”、“小刘过江”等事件所做出的修改又实属必要,连同此后再版本、三版本对之所做出的再次修改,都使得细节更丰盈,情节发展更合乎逻辑,从而经得起事理上的推敲。应该说,《在》是“十七年”期间不多见的越改越好的文学作品。

如果把新文学作品的版本改写效果分为三种:正向改写的增值效果、负向改写的减值效果、正负向改写的不定值效果,那么,《在》的改写应属于第一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那种认为“十七年”时期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改写都是“减值”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也再次证明,唯初版本至上的理念是不对的,因此,何为“善本”或“定本”,都应具体对待,不可妄断。

《在》的眉批本所依据的文本为“初版本”。扉页有杜鹏程亲笔写的“敬请 沈部长指教! 杜鹏程 1958.7.22”字样。这也可看作是《在》的又一个新版本。以下是茅盾对《在》所做的点评:

第13页:各句尚可简练些。

第39页:常飞。韦珍。老工程师。

第41页:这一段写梁建思想变化,颇有特色,不落俗套。

第43页:插这一段好!因为也是写梁的变化的。

第44页:从韦珍的心目中写梁建。

第46页:左上:妙

左中:如闻其声

左下:点出韦珍的身世

第48页:左上:这一段好!

左中:从韦珍的眼中写梁建

第50页:写梁建

第52页:写得有声有色

第54页:这一段从紧张工作中写梁建

第59页:上:现在和过去交织在一起

右下:这一段写得好

第60页:这几句弱

第61页:壮丽

第64页:这以下写老阎,不坏

第66页:左上:打了一个“×”

第68页:中:打了一个“×”

第70页:右下:此句与上文不关联

第71页:右中:“丈五见方”,可不小。

第73页:似乎太长

第74页:这里补出梁刘关系

第75页:右中:打了一个“×”

第76页:这一段好,也是排句。

第80页:排句

第81页:左:排句

右:写李玉英也很生动。

第85页:左下:这几句弱。

打了一个“×”

第87页:写得不错。

第93页:也是排句。

第110页:倒叙出常飞的身世。

第111页:右上:打了一个“×”

第117页:右:词汇不多,故常用“冰冷凉透”。

第114页:左:这一段好。

排句

第115页:以下几段,写得火惹惹,这都是写老阎。

第116页:打了一个“×”

第117页:左上:写得好。

左下:这是写众人,也是写老阎。

第118页:打了两个“×”

第120页:左上:带写常飞

左下:此句妙,写出梁只顾自己的心情。

第121页:宕开,这段回忆插得好。

第122页:这一排句子不佳。

第123页:右上:这一句不好,多余。

左下:个人参考。

第125页:左中:写得好。

左下:打了一个“×”

第128页:左:打了一个“×”

表示韦对小刘的关心。

第130页:打了一个“×”

第131页:点出韦珍对小刘的心情。

第136页:此句好!

第137页:好!

第140页:这一长句可删。

第145页:不见佳。

第152页:上:不恰当

第153页:打了一个“×”

无是非之论

第156页:左中:打了一个“×”

第157页:左下:打了一个“×”

第165页:写得好。

第169页:下:打了一个“×”

此里插一笔,有抒情味。

第170页:排句

第171页:左上:以下写个人表情,分段写,这是他常用的手法。这和他的排句一样。

左下:打了一个“×”

第173页:右:暗示的手法。

这几句无力!

第175页:右下:打了一个“×”

评点不同于脱离文本的“论文”,上述评语都是茅盾在书页的空白处随心写下的文字,比较清晰地显示了茅盾在阅读《在》时的观点和心态。读到快意处,说“妙”,说“好”,说“写得好”,说“这一段好”,说“壮丽”;遇到不快处,直接打个“×”,或直说“这几句弱”,说“不见佳”,说“此句多余”。而且,由于这种评点仅是两者之间的“对话”,即作为“评点人”的茅盾与作为被阅读与评点对象的文本之间的无关第三方的私语或交流,故话语或臧否,或指陈,皆无拘无束、率性而为,故评点相当客观。

茅盾的评点极其细致,特别关注词法、句法的表达,小到一个词、一个句子,大到一个排句、一段话,所评皆精到入微。遇到某个词用得不当,他说:“不恰当”;当发现句子繁冗,表达不畅,他说:“各句尚可简练些”、“这一句不好,多余”、“似乎太长”、“这一长句可删”;当觉得某处写得好,他说:“这一段好”、“这一段写得好”、“写得不错”。这些评点完全基于个人的喜好、经验,带有相当浓厚的个人主观色彩,充分显示了茅盾在阅读中的习惯与兴趣。其中,茅盾对《在》中的排比句(他称为“排句”)甚为关注,每遇佳处,快意点评,不吝赞词;而遇不佳处,也常以“这几句无力”、“这一排句子不佳”或者干脆打个“×”,以示不满。在现代作家群体中,善用长句、排比句,以充分表达某种情绪、氛围、气势,茅盾算是其中实践最充分的作家之一。这种修辞现象在《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与《子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茅盾在阅读《在》时如此关注长句、排比句的根本原因了。

茅盾点评的另一个侧重点在人物形象塑造。《在》刻画了“梁建”和“阎兴”这两个在性格和工作方法上各个不同的人物形象,提出了和平时期英雄人物在生活、工作中该如何树立以及树立何种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茅盾主要侧重于“技法”上的评点。比如,针对“梁建”这一人物形象,茅盾说:“这一段写梁建思想变化,颇有特色,不落俗套。”“插这一段好!因为也是写梁的变化的。”“从韦珍的心目中写梁建。”“这一段从紧张工作中写梁建”等等,都充分表明,他对杜鹏程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写梁建的做法是很欣赏的。再比如,“以下几段,写得火惹惹,这都是写老阎。”“这是写众人,也是写老阎。”“以下写个人表情,分段写,这是他常用的手法。”“倒叙出常飞的身世。”等等,也都是针对如何描写人物形象而做出的点评。如何塑造人物,尤其是如何塑造英雄人物,以讴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是1950年代小说创作的最为核心的任务。作为新中国文化界重要领导人的茅盾在从事文学组织和批评活动中,自然也倾向于或者说必须关注这一“核心”。

茅盾的点评最后一个侧重点是着眼于小说“情节”要素。人物、环境、情节是小说最为常见的三个基本要素。“十七年”时期的小说都特别突出“情节”要素在创作中的主导地位。杜鹏程就是一个非常重视“情节”要素的作家。在理念上,他认为如何经营情节以及经营什么样的情节,“关乎塑造人物的成败,决定作品是否新颖,是否独特,是否深刻,是否广阔”(杜鹏程:《关于情节》,《论短篇小说的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在实践中,他也很“较真”。据说《在》初刊时,校样屡屡送,他则屡屡改,结果惹得印刷厂对他有了意见。从《在》的修改情况看,《在》由初刊本到初版本,再到以后的再版本,字数由最初的不足5万字最终扩充到13万多字,主要着眼于情节发展是否合乎情理和事理,其逻辑是否经得起推敲。作家在如何经营情节方面下了苦功夫,且在很多地方表现得很出彩,难怪茅盾在这方面的点评着墨较多。无论“现在和过去交织在一起”、“此里插一笔,有抒情味”、“宕开,这段回忆插得好”,还是“表示韦对小刘的关心”、“这里补出梁刘关系”,其关注重心都指向了《在》的“情节”要素。事实上,经过不断地修改,《在》的情节逐渐丰盈起来,不仅“情节的典型化”与“人物的典型化”相得益彰,而且,作为一个独立要素“情节”自立为主体,并且构成了对“人物”、“环境”的能动制约性。在1950年代反映工业建设的作品中,虽然《在》也深深打印着“我要使这部作品成为匕首,用以投击那些想把劳动人民送到痛苦的深渊中去的右派分子”(《后记》)这样的先入为主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但《在》在当时是少见的在小说艺术上有所突破的佳作。杜鹏程以其艺术实践再次证明了有关小说文体的内在规律:“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有其本身的规律,并不是你能够随意支配它,而是它支配你”(同上),而茅盾的兴奋点也侧重对人物、情节的率性评点。这是两代作家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实践上的美学共鸣。杜鹏程刻意在“情节”上苦苦思索、修补,客观上盖过了对非文学性因素的经营,这种错位在整个“十七年”文学中也是不多见的修辞现象。

友情链接| 联系我们| 网站导航| 法律声明| 浏览建议 中国现代文学馆版权所有  隐私保护
京ICP备12047369号    京公网安备: 11040244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