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经典作家专刊 当前位置:首页 > 理论研究 > 经典作家专刊
【柏杨】:个体的历史 丰富的记忆——读《柏杨回忆录》
  [ ]

经典作家之 柏 杨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柏杨的名字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中叶,柏杨以其对“丑陋的中国人”和“酱缸”文化的批判,在海内外华人文化圈中,掀起过一阵追捧的热潮。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正好应和了80年代中国大陆反思传统文化的思潮,因而曾在大陆有过较大的反响。而在海外华人文化圈中,柏杨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常和中国现代文化巨匠鲁迅并提,有当代“台湾的鲁迅”之称。张清芳、陈晓明等学者曾总结过柏杨的文学思想:一定程度上是以建构中国现代市民的自我主体性为中心,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来说,在世俗批判的层面上,具有另类的现代性意义。他的文笔特点也有较多人研究总结,认为幽默是他文风最引人注目之处。

柏杨的文学成果,已经有较多研究者进行过深入挖掘。而对于柏杨传奇的人生经历,就中国大陆而言,就有三种柏杨的传记可供参考。而笔者所要谈论的,是柏杨晚年惟一的一份回忆录(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柏杨的批判精神不仅是针对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对于他个人的精神世界,他也毫不遮掩地进行了深入的回顾和反思,呈现出来的是一份内容极其丰富的记忆文献。这是一份生命个体人格形成的临床样本,是一份知识分子思想来源的脉络梳理,同时更是一部见证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个人口述史。

《柏杨回忆录》中所体现出来的柏杨的性格是比较鲜明的,若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则有太多可以切入的角度。他的性格整体而言呈现出一种受难意识。柏杨自幼丧母,父亲对他漠不关心,继母从小对他的非人的虐待是他一生中摆脱不掉的梦魇。童年的他又受到老师的责打和严酷体罚。这些都成为他人格形成中的阴影,仿佛他的童年就是在这漫漫无期的痛苦中度过,暗无天日,看不到尽头。在回忆录中,柏杨多次提到对于人生充满无穷无尽的悲剧的深刻感受,仿佛一生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绝望和眼泪才是他人生的基本色调。

讲述父辈经历时,他会凭空发出“人往往认为灾难会过去,以寄希望于未来”这样讽刺性的感叹,似乎灾难永远会超过人们的想象不期而至。回忆童年学校生活中在较差的“萝卜班”的经历,他对此也总结为,“可是,不幸,我这一辈子都读不上白菜班。”在柏杨的叙述中,痛苦和不幸都是“一辈子”的,以至于这种在学校好坏班级的对比中产生的落差心态,也会让他生出一种“一辈子”都无法翻身、“一辈子”都身处不幸的感受。在他的自我讲述过程中,这样的苦痛心态,也的确是贯穿了他的一生。1940年代后期,柏杨面对着个人前途的选择,陷入迷茫和无力之中。命运的摆弄让他身不由己,在种种机缘的推动之下,他不得不一路逃亡,最终离开大陆,去往台湾。对于人生的苦难,幼年的柏杨只能接受,而随着年龄和心智的成长,柏杨作为生命个体对抗这种痛感的方式也逐渐形成。反抗的心态,也是贯穿柏杨一生的人格特质。包括后来柏杨在回忆录中几次说起自己渴望安定却又不得不飘荡的感受时,其实也暗含了他内心深处对于痛苦和激烈的执迷,安定的感觉对他来说是不真实的、是可畏惧的,也缺少生命的质感。直至他入狱9年,真正遭受了人生最难以承受的苦痛却又顽强地挺了过来之后,记忆中对于痛苦的恐惧和执迷终于粉碎,他才真正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不同于一些作家把文学作为艺术创作的形式,柏杨的文字成果更多地是以思想文化上的观点而引人注目的,他的思想观点辨识度较高,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这使得他在华文世界众多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柏杨回忆录》中,他在讲述人生经历的同时,也勾画出了他很多思想观念的轮廓,他的一些重要观点在这份回忆录中,大多都可以找到所来之处,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也能够看到他思想脉络的影子。

柏杨的思想核心内容是自由主义,其实也就是对待事物要发表个人自主的观点。尽管柏杨可称为是自由主义的斗士,但他的观念和意识里,左翼的思想也是存在的。这体现在他对于贫富分化的敏感和无意中透露出来的阶级意识。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痛苦,这是柏杨从小就体会到的,也是引起他多次思考的问题。在学校时,富学生可以吃肉,而穷学生只能吃菜;富人看不起他的穷朋友,有钱人家的小孩也同样看不起他贫苦的小朋友。这给柏杨从小就种下了贫富差距、阶级分化的意识。后来读大学时,他发现大家对于明显的贫富差别待遇已经无动于衷,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这引起他的不适,也引发了他对于社会分化的思考。

就算是柏杨较为亲近的人,一旦流露出传统文化中让人难以忍受的部分时,柏杨也会立时反弹。在他9年牢狱出狱后,一次在他敬爱的于大姐家晚餐,谈起受刑和坐牢经过,于大姐感到悲恸,以“算了!算了!过去的都过去了”之语安慰柏杨时,他的反应是“立刻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觉得这是“传统文化中,最不能接受的一种思想”,因而引发了激烈的争执。由此也可见,柏杨对于传统文化思想所持的批判意识之强烈,几乎是以激进的态度在一切场合对一切不能接受的因素进行批判,毫不留情面。

因而,从回忆录的种种叙述中,便可以看出柏杨之所以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讲出“丑陋的中国人”的观点,是随着人生经历长久累积的结果,是生命历程沉淀下来的思想结晶。

柏杨一生的经历与政治有着紧密的关联。早年他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崇拜蒋中正。“卢沟桥事变”之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宣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抵台之后,他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

在他早年的政治心态发展中,“爱国”情节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基于日本侵华战争而引发的“千钧一发”的危机心态萌发了他的“爱国”热忱。柏杨讲道:“‘千钧一发’是我学会的第一个成语,也是我为爱国付出生命的起步。”可见,“爱国”于他而言,是非常严肃且重要的情怀。而在西安事变之后,“爱国”之情则蜕变成了对蒋中正的崇敬之情,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病了,生了爱国病,这是爱国病第一次发作……正是这类的爱国激情,使蒋中正真正跃升为全国最高领袖,民心士气,于一夜间形成,没有人可以竞争。”但是这样的崇拜情结,却并没有贯穿始终,在蒋中正去世之时,柏杨还在火烧岛服刑,经历了国共战争,国民党败退至台湾的历史变迁之后,柏杨反思了整个历史过程,他总结自己对蒋中正的情感发展轨迹:“从1938年在武昌左旗营房当仪队开始,到现在身为囚犯,前后三十七年,半生岁月,由当年极端崇拜,到逐渐对他质疑,信心动摇,以致完全崩溃,其中最令我不解的是,这位全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丧失了一千万平方公里巨大的国土……自己落荒而逃,逃到大海一角,竟没有丝毫责任,责任反而都是别人的,也不受任何法律审判,反而要审判别人,狼狈的失败,反而证明他更英明,实在令人作呕。”作为一个普通个体的领袖崇拜情结是如何产生、发展至崩溃,柏杨的讲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解读的样本。

柏杨政治理念的变迁也并非仅仅由对蒋中正个人的情感而影响和决定,更多地是见证了国共对比中显现出的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才使得他逐渐对国民党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批评的声音。在国共内战的末期,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军风军纪也完全荡然,在柏杨看来,“国军和土匪海盗,没有分别”。而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彼时的所作所为,也让他感到“覆亡逼在眉睫,还在那儿儿戏,使我悚然。相反的,人民解放军的清新形象,却是有口皆碑。”因此,作为一名国民党员,柏杨凭借自己的所见所闻,也为国共内战最终国民党的败局留下了自己的感受作为历史的证言。

柏杨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必然包括他9年的牢狱生活,那是关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记忆。在他回忆录的这一部分里,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场景:家破人亡、刑讯逼供、枪毙犯人……这些都是亲历者才能记录下来的珍贵历史材料。读着他生动地描绘出来的被审讯官殴打的场面,读者也仿佛能够领略那个白色恐怖时期的黑暗和绝望气息。还有火烧岛上形形色色的政治犯们不同的人生经历,有被逼到精神失常者,有含冤自尽者,也有出狱后妻离子散者……如此种种,不禁让人感叹,时代的悲剧也必然会带来个人的悲剧,而所谓悲剧的时代最为可悲之处,即是个体飘零的命运和无奈又无力的人生遭遇。

友情链接| 联系我们| 网站导航| 法律声明| 浏览建议 中国现代文学馆版权所有  隐私保护
京ICP备12047369号    京公网安备: 11040244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