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经典作家专刊 当前位置:首页 > 理论研究 > 经典作家专刊
【臧克家】:年年断肠二月五
  [ ]

2004年之前,每年的2月5日这一天,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五十四个2月5日,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平淡地逝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然而,2004年2月5日——那个万家灯火的元宵之夜,却第一次让我的人生塌了天!我亲爱的父亲臧克家以99岁高龄,驾鹤远行了。这是再也无法弥补和填充的人生之失。我的心被撕裂了!它让我记住了2月5日。万万没有想到,整整五年过去,2009年2月5日,我亲爱的妈妈郑曼也在这一天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那种双亲远离再也无法团聚的痛,是用任何笔墨都描绘不出形容不尽的。况且,大半生的经历让我深知,双亲对我恩重如山。于是,2月5日,就这样以另一种意义,裹胁着双重的巨恸,裹胁着双重的痛失与回忆,镂刻在我的余生中。从此,我有了年年断肠的2月5日。 

双亲故去后,我从至今都走不出的悲恸中,细细地回忆和品味着他们一生走过的道路;又从众多的前辈和亲友那里,知道了许多以前不曾知晓的事情。这一切,使我从一个新的高度和多个不同的崭新侧面,了解了我的父母,懂得了他们的人生。 

记得父亲在生命最后几年的重病中,写下了“我,/ 一团火,/ 灼人,/ 也将自焚”的诗句,这是他终生不变的性格写照。在“视朋友为生命中大半个天”的99岁人生中,父亲这种热情如火而又诚挚、善良、宽厚的秉性,曾经温暖了多少友人的心。我至今不能忘记,父亲1972年秋,因病从干校回京后的三、四年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和场景。 

父亲在“文革”期间,尤其是1969年11月下放到湖北文化部干校后,非常记挂当时“生死两茫茫“的文坛师友,这种情感,刻骨铭心。因此,从干校归来后,他不顾病患,不避嫌疑,迫不及待地看望了不少久未晤面的前辈和故交。那时,他们大多戴着各种名目的“帽子”,并未走出“文革”噩运。最先去探望的,是茅盾先生。父亲第一次见到茅盾先生,是在1927年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那时,还被称为“沈雁冰”的茅盾先生是教官,父亲是第五期学员。此后,先生对初入文坛的父亲大力扶助识拔,尤其是抗战胜利后两家同住上海时,更是交往密切。近半个世纪的交谊,使父亲对先生格外挂牵。而这“文革”中的第一次拜望,令他的印象那样深刻。父亲后来回忆说:“在茅盾先生‘门前冷落’的家中,会客室里横一条竹竿,挂满了衣服,住所内也阒然无声。望着眼前的清冷场景,想起过去高朋满座的热闹情形,我心中感慨不已。”当父亲与茅盾先生的双手紧紧相握时,两人的眼睛都湿润了。父亲感叹:“生离生还,得重见尊重而又亲近的前辈老人安然无恙,这种快慰之情,无法言传了。”父亲走后,茅盾先生心潮难平,写下了五言诗一首:“惊喜故人来,风霜添劳疾。何以报赤心?亦惟无战栗。”这位老者的欣喜之情,足见一斑。从此,父亲不仅如往昔一样,时常去看望他,而且书信往还频繁。在这些会面和信件中,他们谈生活,谈身体,谈老友们的近况,谈各自新购进和正阅读的书刊,相互交流和评论当时的各种信息。每当父亲有旧体诗问世,或是读到朋友们这方面的佳作,他总是不忘抄录一份寄给先生,交流切磋,鉴赏品评。他们是在品味和分享着眼前一亮的阅读之乐……这一切,给逆境中心境孤寂的茅盾先生,带去了多少温暖和慰藉。 

这段时期,父亲还先后拜望了叶圣陶、胡愈之、阿英等老者,并且非常思念他敬仰、但当时却不能见到的郭沫若先生。这种深情,在他的文章中跃然纸上。

我曾读过冯至伯伯的女儿冯姚平大姐,在我父亲去世后写的悼文《父亲的老友》。她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又上老友家去了吧?’我问父亲。这是1973年春天,我的父亲冯至从干校提前回到北京,除了每天上午到学部‘学习’外,什么事也不能干。有时‘学习’完了,他就就近到臧克家伯伯家去坐坐,聊一聊,以解心头郁闷。晚上我回家,一眼就能看出,因为在当时他难得有个好心情。臧伯伯一贯以‘老友’称呼我的父亲,所以在我们家,‘老友’也就成了臧伯伯的代名词。”读着姚平大姐的这段话,当年阴云压城之时,那一个个充溢着友情的日子和情景,就又一次亮在我的眼前。尽管那时正值“文革” ,人们往来都要“避嫌” ;但是,在赵堂子胡同15号我家旧居不大的客厅里,却几乎天天故友新朋满座。就连茅盾先生和叶圣陶先生,也由工友或亲人陪同,驾临我们的小院。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比我父亲大8岁的曹靖华伯伯,几乎每隔几天,就拄着手杖,肩上斜背一个黑色皮包,步履稳健地跨进我家的大门。有时,他还会送来自己栽培的花卉,“根土犹存”。推心置腹、发泄郁闷之后,老人婉谢了我们陪同搀扶的请求,又一个人向公交车站走去。我忘不了他那慈祥的面容和远去的背影……至于父亲同辈的至交,就更是过从频频。冯至伯伯就是其中一位。羡林叔叔是极少出门访友的。他曾在悼念朱光潜先生的文章中说:“我最不喜欢拜访人。即使是我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我也难得一访。我自己知道,这是一怪癖,想改之久矣。但是山难改,性难移,至今没有什么改进。”然而,大约是从1975年开始,“不喜欢拜访人”的羡林叔叔几乎每年春节,都要从西郊北大燕园,先前是去挤他“视为畏途”的公交车,后来改乘小车,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来我家拜年欢聚,吃团圆饭,直到2001年由于年迈而终止。为此,父亲后来动情地说:“羡林不来不是春”…… 

回想起来,尽管当时人们谨慎小心口有遮拦,人心之间似乎还隔着看不见的樊篱;然而,久别重逢的文坛故旧们都在父亲这儿敞开心扉,一吐心中块垒,痛斥眼中的“逆贼” 。大家打听着友人们的情况,交流着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回忆着数十年不变的友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之下,人们为什么愿意不约而同地汇聚于我家的小院?细细品来,是父亲以他那厚重真诚的情感和无人能及的热情,在那特殊的岁月里,开辟了一方安全的、友情的净土,吸引着众多的师友,并为他们带去了心头上的一缕阳光和严冬里的温暖。 

父亲对待友人,从无身份、地位、年龄、职务之分,一律热情诚挚,关怀爱护,人们对此有口皆碑。有一件小事,我不能不提。张秋蕊阿姨,从1954年开始,就在作协幼儿园做医务保健员,在幼教战线勤勤恳恳工作多年。1969年她与父亲同赴湖北干校。1972年冬,她因长期低烧,回京住入东四隆福医院检查病因。刚返京治病不久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买了水果,拒绝了从黑龙江兵团回家探亲的我陪同前往的请求,一个人乘公交并转车去看望了秋蕊阿姨。谁知,在返回的24路公共汽车上,父亲由于病体不支,下车时行动略迟缓了一些,头部被车门夹住。待他回到家中,我和正在客厅等他归来的一位老友,见他耳窝中已有一缕鲜血流出,大惊失色,力劝他马上去医院看看。然而,父亲只叫我用酒精棉擦去了耳中的血迹,服下镇静药片略微休息后,又请老友坐到他卧室的床前谈心去了。(像这种服药支撑、“舍命陪君子”的事,在父亲身上并不鲜见。)当秋蕊阿姨后来知道了这件事,那种感动、内疚之情交集的情感,难于言表。在以后的岁月中,尤其是父亲故去之时,她多次激动地对我说:“像克家同志这样的好人,以后不会再有了。你在文章中,一定要写写这件事,让大家知道他对我们普通百姓的一片心!”今天,我了却了秋蕊阿姨的这桩夙愿。 

父亲对于友朋灼人的热情,还表现在他那自发而无私的帮助。与父亲相识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曹辛之叔叔,是诗人,也是艺术装帧家。父亲1947年主编了《创造诗丛》十二本,向社会推荐了十二位青年诗人的诗歌专集。其中就有杭约赫(曹辛之)的《噩梦录》。“文革”刚结束时,辛之叔叔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工作分配也被搁置。他的心情非常苦闷。父亲得知后,不仅关切地劝慰,而且几次主动向当时刚上任国家出版局领导的王子野叔叔,反映了这个问题。在同样珍视人才的子野叔叔的直接过问下,辛之叔叔这些苦恼迎刃而解。这位老人在以后的工作中,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那段时间,父亲数十年的老友姚雪垠叔叔,正在湖北家中撰写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全书内容概要” 。父亲得知了这个消息,在1972年重新探望茅盾先生时,着意谈了雪垠叔叔埋头撰写《李自成》的情况。回家后,又立即将茅盾先生的住址告诉了远在湖北的老友,为这对师友牵上了“红线”。之后,雪垠叔叔曾在一年多的时间中,用书信与茅盾先生探讨《李自成》创作中的各种问题,获得巨大帮助。对于这部“概要”,父亲大加赞扬鼓励。他在给雪垠叔叔的信中写道:“‘提要’(注:即‘概要’)前半已读毕,极兴奋。可谓宏图大展,我读之,不能释手。我历史知识太差,几乎可以说:‘不能赞一辞。’你,明史资料多,生活知识较丰富,文笔细致,组织力强,思想性也不差。凭这些,准可大成。希望能垂诸永久,努力,再努力!” “你的《李》,写完就是胜利。我想,天会假以年的。……在我们,上帝就是我们自己。”同时,父亲也毫不隐晦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你的大作,引人入胜,但望在细节方面,尽力删汰。因为我们这样老年人,对一些旧时代的风俗习惯,比较熟悉,往往在作品中多所引入,情不自禁,觉得弃之可惜,以此炫耀(此二字也许‘重’了一点),取悦读者。该写的不可少,与主题无大关系,或对于人物性格刻画,非必要时,痛下决心:‘割爱’。”父亲将《李自成》“概要”分送給友人阅读,并将它的成就,在茅盾先生、叶圣陶先生和胡绳、张光年、严文井等师友中,积极推荐,“大力鼓吹” 。他们都是文学界、理论界和出版界的大家,有些当时已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为了《李自成》全书的顺利完成与润色提高,为了它今后的出版和成功,父亲可谓用心良苦。他在给雪垠叔叔的信中说:“胡绳同志近甚忙……‘提要’下部寄来后,即送给他,早已告知他了。” “胡绳同志昨早来玩,炉边对坐,品茶小谈……他要我先致意,以后再抽空写些意见。主要一点是:农民起义军中的‘流氓无产阶级’问题。要注意它的反面作用,肯定其革命性。” “昨晚文井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第一把手)又来长谈。……谈了两个多小时,又谈到你。光年,时常聚谈。他调‘出版局’做‘顾问’工作,一切文艺工作,可能由他参与、上报告。我把你的‘提要’和《李》两次送他看了(一二日一气读完);他大加赞赏,极推崇,将上报给出版局党的核心小组。”……我不知道父亲这些用意深厚的言行举动,对于《李自成》的出版和巨大成功,是否起了些微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对于朋友那种发自内心的无私的爱,和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的倾力帮助,却为他那首诗中所写的火一样的热情和给予他人的灼人温暖,做了最好的印证。 

我想,父亲从干校返京后的这三、四年时光,只是他百年生命中的一个瞬间。但是,它却从一个极小的侧面,让我在当今社会一些人心的疏离、冷漠、戒备甚而仇视中,看到了热情、温暖和永恒的所在。年年断肠2月5。今年,又到了双亲辞世7周年和两周年的祭日。在这断肠之日的巨大悲恸和无尽怀念里,更有人生榜样的启示和召唤。生命与生命的传递,应该有人类那些不该遗忘的精神的接力在其中。我将努力在双亲不灭的生命光芒里,走好我今后的路。这正是亲爱的父亲和母亲,在天堂中的期待。

友情链接| 联系我们| 网站导航| 法律声明| 浏览建议 中国现代文学馆版权所有  隐私保护
京ICP备12047369号    京公网安备: 11040244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