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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丁玲并未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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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随着《莎菲女士的日记》在上海《小说月报》发表,丁玲一举轰动文坛。她加入左联至胡也频牺牲之后创作的《田家冲》、《水》、《母亲》等,更是获得鲁迅、茅盾、冯雪峰等的好评,加上她主编《北斗》和出任左联党团书记等实绩,正如孙犁后来回忆说:“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 

与此同时,丁玲的创作也引起了世界文学界的注意。自1932年7月美国记者伊罗生在上海主编的英文期刊《中国论坛》发表乔治·肯尼迪翻译的《某夜》开始,她在左联时期、延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后各时期的作品,特别是荣获斯大林文艺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译成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作为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美国、前苏联、捷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等国都有不少丁玲研究者。如日本的高畠穰次,1970年翻译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此外还著有《丁玲年谱》、《丁玲传》、及《丁玲转向考》等多篇研究论文。美国年轻学者加里·约翰·布乔治在其1977年的长篇博士论文《丁玲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1927~1942)》中指出,“丁玲的文学创作是独特的,它们不只是作家个人生活的描述,而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可作为一件件艺术珍品来欣赏。可以说,她的文学作品是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和演变的范例。” 

丁玲一度在文坛消失之后,美国《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仍在丁玲条目中写道:“丁玲作为一个二十世纪最有力量、最活跃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仍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丁玲复出之后,法国一家报纸曾发表文章说:“丁玲让我们踮着脚尖走进了一个我们最为关注的完全不同的文化领域”,使“人们接触到这样一个现实:中国思想。”丁玲的作品,“几乎也可以说是一张门票。”“一张去中国的门票”(参见《丁玲研究在国外》)。与此同时,国外丁玲研究又开始活跃。如日本学者中岛碧最早发表长篇论文《丁玲论》,其后,田畑佐和子、江上幸子、秋山洋子、前山加奈子、青野繁治、堀黎美等学者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美国哥伦比亚南卡罗莱纳大学查尔斯﹒j﹒艾勃教授、密西根大学梅仪慈教授、东湾大学丁淑芳教授还先后在美国出版了《为革命忍受---丁玲在国民党时期的政治与文学活动》、《丁玲的小说》、《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等专著。 

近二十年来,国内研究者公开出版、发表的丁玲研究专著、传记、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迄今,全国或国际性丁玲学术研讨会已经开了十一次。除第一、第二次会议以外,其余的九次都是在她去世以后召开的,历次会议,均有来自国内和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及港台地区的学者与会,有的还是七0后、八0后的年轻人,这在已故现当代作家中,应算比较突出的一位。这充分说明丁玲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常言道:斯人已逝,渐行渐远,凡此种种,却足见丁玲并未远去。 

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丁玲研究,国外学者对丁玲的作品和人品的评论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令人不解的是,国内的丁玲研究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差。尽管1984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经中央书记处批准颁发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一切不实之词;她逝世之后,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定稿的《丁玲同志生平》,更是对她的一生盖棺定论。而有的论者却视而不见,对这位久历磨难的老作家再来一番云山雾罩。

客观地说,丁玲尚不属于世界性大师级作家,她的作品也没到高山仰止的份上;金无足赤,丁玲也并非完人。但她一生的创作实践证明了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为人生,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写作的”。寥寥数语,掷地有声。“春蚕到死丝方尽”,年届八十的丁玲,以多病之躯,还创办大型文学期刊《中国》,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奔走呼号,不愧为一位真正将自己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文学事业的革命文艺战士。为此,她理应得到应有的尊重。

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被错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的丁玲,万万没有想到,历尽二十余年炼狱生涯重返文坛之后,却被封为“老左”。面对种种谣传,她曾困惑不解,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五七年打我右派,还知道是谁打的;现在封我为左派,我连封我的人都找不到!”“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其实,强加给丁玲的所谓“左”,无非是她以一个老党员、老作家高度的责任感,针对当时文艺界的某些不良倾向以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等直率地发表了自己一些见解,有意无意中,自然也会刺到某些人的痛处,让人不舒服。在一片责难声中,自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如《邓友梅致苗得雨》信中说:“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们同学中就没有一人对此表示过同感,就因为我们了解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求实、热情坦直、快人快语的丁玲,我们看着她为此付出了过重的代价”。 

更重要的是,丁玲复出后的言论和表现,是得到党和人民高度评价的。如她1979年11月8日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不久便以《讲一点心里话》为题在《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1985年4月4日她在陕西省作协举办的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被新华社记者徐士杰整理为《丁玲同志在西安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刊发在同月21日《国内动态清样》第903上。当日,负责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习仲勋即将这份《清样》批示给正在负责中国剧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曹禺:“请曹禺同志阅后退我。丁玲同志讲得好,真不愧为是位革命的老作家,青年作家应该向她学习。这也证明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精神她是领会得很深的”。2004年10月,中国作协举办纪念丁玲百年诞辰座谈会,李长春、刘云山同志分别发来贺信,对她的文学成就和革命生涯又一次给予了充分肯定。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所幸最近已有学人响亮发出“大力开展实事求是的文艺评论”的倡议,东汉文学家蔡邕形象被颠覆的故事不再在当代重演,斯为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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