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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射的霞光——传说之外的孙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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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梭,真是快啊,到今年的7月11日,孙犁先生离开我们、离开他亲爱的读者,已经九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九年连大海中的一滴水也算不上;在我个人的记忆中,孙犁先生往日的一切是那么清晰和真实,如同昨天发生一样。想起他来,就能想起他对朋友那溪水流过草原般无声而又深深的温情。 

我第一次感觉到他对朋友的深情,是从读他的作品中得来。特别是他多次写到诗人远千里,更是使人动情,《远的怀念》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不知他(指远千里——段华注)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呼吧”,读来真是荡气回肠,让人止不住热泪盈眶。 

对青年时相交的朋友,他是这样,对后来相交的朋友,他同样如此。《天津日报》副刊部的邹明,一直兢兢业业,扑身工作,和孙犁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1989年12月下旬的一天,我到孙犁先生家里看望他,我敲门后,孙犁先生在室内问是谁,我回答后他就打开屋门,把我让进屋里。那时候有下午五点多,屋里已经相当黑暗。孙犁先生坐到他那把用了多年、此时放了个棉垫的藤椅上。我刚要开灯,他止住我,点上一支烟,往常谈笑风生的他,此时却好半天不说话。过了几分钟,他才开口说:“邹明死了,这几天我说不清心里老闷着,前几天写了四五千字,交给《光明日报》了,发表后你可找去看看。可能是因为邹明跟着我时间长的缘故。”说完,他又沉静下来,默默地抽烟。 

1990年1月18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孙犁先生的《记邹明》一文。将近80岁的孙犁先生,对一个比他年龄小得多的下级写的文章那么长,那么真挚动人,实在是让人动容。他把朋友和自己并列,同荣辱共风雨,虽非金兰却如兄弟,他在文中说:老了以后,对人对事,不愿再多用感情,但现在写文章纪念朋友邹明,“与其说是记朋友,不如说是记我本人。是哀邹明,也是哀我自己。我们的一生,这样短暂,却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楚、挣扎。”朋友的命运,是和孙犁先生自己的命运分不开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孙犁主持《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在这块园地里成长出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苑纪久、冉淮舟、阿凤、大吕、藤鸿涛、张知行、万国儒……等一大批青年作家。孙犁在他们成长之中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但却从不承认是他培养了他们。我记得有一次他在鼓励我多读书、多写作才能多提高时说:不多读不多写,成不了作家,想让别人培养,那更不可能。当年有些作家比如刘绍棠,并不是哪个人培养出来的,只不过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添加了辅助的力量,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 

虽然孙犁先生不承认培养了他们,但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毕竟花费很多心血,因此他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和他们终生保持着友谊。1990年3月13日,天津市里柳枝开始泛青,充跃着一种活力和轻盈。那天早上六点多我到孙犁先生的楼下,想趁他下楼散步时陪他走一阵说说话,等到早上七点多,霞光铺满他所在小区每一栋蛇形楼上面,也没见他下来,我只好返回去。 

那时候我还在南开大学,住在西北村,楼西侧有一条小道,往北过去就是天津大学;穿过天津大学一个刀把形地域,出一个小门就是孙犁先生居住的小区。路途不远,步行也就十多分钟,上午十点四十分,我就又到了孙犁先生家。 

还是他一个人在家,我进屋里说,今天春阳灿烂天气很好,早上怎么没下楼散散步?他轻轻摆手,让我别再说下去,然后坐在藤椅上说:“这两天心里也别扭啊。前几天张知行去世,没人告诉我,人都火化了,也没送个花圈,就是别扭。”说到这里,他停下来,让我自己倒水喝;在我倒水的过程中,他只是默默地看着,没有说一句话。等我倒完水,一切安静下来,他才又说:“今天没心思下楼,昨晚有人告诉我,前两天万国儒也去世了,我心闷,放不下。” 

呵,我明白了,朋友逝去,怀念之情抑压着这个经历过战火、死亡、饥饿、病困的老人。世事沧桑,沧桑到深处也就让人觉得平常了——经历过这么多的孙犁先生,却仍为后辈伤逝感到悲伤,这没有人情能做得到吗?所以,有一次听到某人说孙犁先生不近人情时,我感到很纳闷:他这是从何说起呢? 

这次我没听到孙犁先生说要写一篇悼念万国儒的文章。但是,我在1990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看到了孙犁先生的《悼万国儒》一文,落款日期就是我看他的那一天。那一天上午我和他聊天不到半个小时,我不知道老人是在我去之前或走之后写的这篇纪念文章。我离开时,保姆杨玉珍阿姨已经回来了,我让阿姨多让他开心点,阿姨说:“不,大叔昨晚就为万国儒去世不高兴喽。” 

现在,孙犁先生这两篇文章都在,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读读。二十年过去了,文章读起来仍然是那么让人心动,如同我们走在青山夹峙的峡谷里,白云与林涛相伴,飞鸟与瀑布齐鸣,虽感动而不忧伤,流泪而不伤神,痛苦却充满再生的阳光——因为孙犁先生是在用真挚感情写它们,在用生命抒发它们——文学,文学,说到底是人学,是人的思想之学,没有对人的感情,文学就不能传之久远。 

对认识的朋友如此,对素未谋面的朋友,孙犁先生一样是尽力周详照顾,不让人家感到失望。1994年4月11日下午,我收到孙犁先生一封比较厚的信,未拆开之前,我以为孙犁先生给我写了很长的信,拆开后才明白怎么一回事。原来,武汉作家周翼南给老人写信求教,并寄赠一幅画,孙犁先生找不到周的地址,就把给周的回信和写的一幅字,寄到我这里来——那时候我已从天津到北京工作——让我转给周翼南。那时,我也不知周先生的地址,我就打电话给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洪烛询问。洪烛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武汉有一些人脉,果然告诉我周在武汉作家协会工作。我立即把给周先生的信和字复制一份后,复制件寄回老人,原件挂号寄给周先生,并在信中告诉他孙犁先生的详细地址,使他们之间建立了联系。过了两天,我给孙犁先生打电话,老人还特意过问此事。 

这当然不是个例。孙犁先生去世后,我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校《孙犁全集》时,有机会又把先生的作品全读了一遍,无意中发现,先生给一些人的书信,或联系的一些人,我都做过中间人。前些时搬家,又发现几封先生给我的从未曾发表过的信,里面也提到让我帮助别人的事情。 

这些事当然不是什么大事,高人都会忽略不计。可孙犁先生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做过来,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无法代替的地位,他笔下的人物,也为中国文学艺术的画廊增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形象。他的半个多世纪文学的创作,是在创造着文学史,而非重复着文学史——孙犁先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内涵。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是大师,就看他有没有创造性,是否可以重复——孙犁先生创造的一切文学特质都不能再复制,所以他具备真正的文学大师的资质。 

孙犁先生所做的这些事,也如散射的霞光,细碎却不凌乱,闪耀着灵魂的光芒。作家是需要灵魂的,作家写作是需要灵魂的,只可惜现在有灵魂和用灵魂写作的作家太少了。闪耀着灵魂光芒的孙犁先生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不知道这是作家的悲哀、社会的悲哀,抑或时代的悲哀。我凌晨三时半起床来,一边查找日记本中和孙犁先生相见的记录,一边写这篇文章,想起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很久,我的眼里溢满了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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