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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编辑家孙犁
[ 作者:陈艳] [ ]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进行人口普查,孙犁被叫去登记。工作人员询问职务,他当时是《天津日报》的编委,就如实作了回答。但工作人员有些不放心,对他说:“我们的工作手册上,没有编委这个词儿。新闻工作人员的职称里,只有编辑。”孙犁只好让她填作编辑。这件事让孙犁颇有感触,后来写进《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中。他在回来的路上想,能登上仕版官籍,将与他终老此生的,就只是一个“编辑”了。不过又心安理得地接受承认,因为在他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生涯确实持续时间最长。事实上,孙犁在编辑方面,既有实践又有理论,是名副其实的编辑家。

孙犁的编辑生涯长达三十余年,几乎与他的创作同时起步。1939年春,孙犁调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的晋察冀通讯社,负责编印《文艺通讯》,这是他第一次当编辑,一位梁姓同志管刻写,其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等工序,由两人共同完成。这次经验也促成了孙犁当编辑的一个特点,即编辑部人员越少越好。其中有受到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等现代编辑大家的影响,他们办刊物的时候,人手都很少,主编也会直接看初稿,从中发见人才。另外,可能也与孙犁的个性有关,他不擅言谈,拙于处理人事关系,以至后来编《平原杂志》时,区党委要给他配个帮忙的女编辑,也因为这个原因被他辞谢了。40年代他在晋察冀边区陆续编过刊物《山》、《晋察冀日报》副刊,以及附刊于该报的《鼓》。1946年孙犁在冀中编《平原杂志》,共出版了六期。这份杂志倾注了他很多心血,根据当时农村工作的需要,他每期都写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还有长长的编后记。由于有报社代为印刷、校对和发行,他比《文艺通讯》时期要自由得多,能够采取“打游击”的编辑方法,编辑、写作两不误,上半月,经常到各地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后半月才回来编排稿件,发完稿,又走了。

1949年1月,孙犁进入天津,为新《天津日报》创办副刊“文艺周刊”,并主持编辑工作,直到1964年停刊。1979年1月4日“文艺周刊”复刊后,孙犁不再去编辑部上班,但实际上是其“幕后军师”,他不仅指导了“文艺周刊”的编辑思路、编辑方法,遇到重要稿件,编辑会送到他家,由他定稿,他还亲自给许多重要作家写过约稿信。这份副刊不同于解放前的“小打小闹”,真正成就了孙犁的“编辑家”地位,也为他自己所看重。1983年在“文艺周刊”出刊1000期的纪念号上,他写了《我和〈文艺周刊〉》一文,表露了自己对它的深情厚意。而在文艺界,孙犁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几乎成了一种“现象”,代表着当代报纸副刊所能达到的高度。2002年,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设立了以孙犁命名的全国报纸副刊最高奖——“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其实,天津的报纸文艺副刊有其深厚的历史和传承,上世纪30、40年代,天津《大公报》、《益世报》聘请京津文学名家,创办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副刊,其中最著名的是沈从文、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益世报·文学周刊》,它们成为当时“京派”文人的主要阵地,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放眼全国,报纸副刊更是推动现代文学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在五四时期被称为“四大副刊”,其中《晨报副刊》更被周作人称作“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孙犁本人深受现代报纸副刊的影响,以他晚年的身份地位,仍喜欢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未必不是一种现代余风。

孙犁的办刊理念中,重视培养青年作者、鼓励新人新作是最突出的一条,他希望“《文艺周刊》永远是一处苗圃”。这方小小的苗圃,在孙犁时代和“准孙犁时代”,都滋养过许多后来的大作家,60年代初有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从维熙的小说处女作,就是在“文艺周刊”上萌芽出土的。复刊后,铁凝、贾平凹等青年作家的成长也与孙犁及“文艺周刊”有不解之缘。1980年铁凝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灶火的故事》,自己很看重,却遭到一些年长的作家的批评,劝她不要这样写了,“路子”有问题。铁凝内心不服,把它寄给了孙犁,结果孙犁立即就在《文艺》增刊(“文艺周刊”的一部分)发了出来,还给铁凝回信说:“我觉得你写的灶火那个人物很真实。我很喜爱你写的这个人物。”《小说月报》也很快转载了这篇小说。对年青的铁凝而言,这件事使她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也是她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开端。1981年4月30日,贾平凹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散文《一棵小桃树》,孙犁读后,马上写了一篇推荐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来,两人通信不断,也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孙犁把编辑当成了终身职业,他一直身体不好,疾病缠身,但到晚年仍坚持阅读青年作者的来稿来信,并热情地回信予以鼓励,正是出于一个编辑家的“职业道德”。而文坛特别需要孙犁这样不遗余力奖掖后进的敦厚长者,只有这样,文学创作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生生不息。这也是五四以来的优良传统,萧乾就是沈从文当编辑的时候“发掘”的,并在沈的支持下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而沈从文呢,20年代担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徐志摩是最早发现他文学才华并大力提携的“伯乐”。 

孙犁看待编辑这一职业,往往是从大处着眼,但落实到具体工作上,却事事从小处着手。他对于组稿、看稿、审稿都有自己的一套原则,多年来始终如一。他一向鼓励编辑多出去跑稿,不要坐在办公桌前守株待兔。编辑应该像勤劳的蜜蜂一样,飞得远,才能采到好蜜。而对待稿件,他更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当了那么多年编辑,孙犁从来没有丢过一篇稿件,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工作条件经常就是一个人,一条土炕,一张炕桌,一旦打起仗来要马上转移,他把稿子装进书包,背起就走,颇有“人在稿存”的侠客风范。孙犁曾说起自己给编辑交稿的趣事,看见编辑把他的稿件随手装进衣服口袋,要特别嘱咐一句:“装好,路上骑车不要掉了!”而女编辑还要另当别论,因为她们的衣服口袋都很浅,稿子放里边容易掉,不过女同志爱拎手提包,他就请她们把稿子装在包里。如此这般,还是顾虑重重,万一她的手提包里已装满点心、酱肉之类,稿件又有被油污的危险。不过权衡轻重,就顾不上那么多了。推己及人,他对别人的稿件也是如此珍视。到看稿这一步,还有种种规矩。稿件拆封时,注意不要伤及稿件,特别不要伤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处。要保持稿件的清洁,不要给人家污染。阅读稿件,先要擦净几案,然后正襟危坐。不用的稿子,有什么意见,写在小纸条上,不在稿件上乱画。这种对稿件的重视在孙犁看来很自然,也是一个合格编辑的基本态度,但现在,已经越来越稀有了,而电脑的使用、电子文本的流行也在很大程度上祛除了写稿、投稿的郑重与神圣。至于审稿,孙犁真正做到一切从质量出发,不分远近亲疏,年老年幼,有名无名,或男或女。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不记旧恶,不避嫌疑。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有胸怀,又要有眼光,编辑本人的专业素养和文化素质显得至关重要。孙犁的创作实践对他编辑眼光的形成毫无疑问是非常关键的,正是从这点出发,他鼓励编辑在多读书的同时,还要从事写作。 

孙犁如此尊重作者,用心扶持新人,反过来他能得到作者的拥护和爱戴也就理所当然了。1980年9月,“荷花淀派”作品研讨会在石家庄召开,孙犁因身体等原因不能赴会,《天津日报》的两位编辑宋曙光和邹明结伴前往。这次研讨会几乎聚齐了当时所有孙犁作品的研究者和师承孙犁的一批中年作家,是十年浩劫之后,京、津、冀地区作家的一次大聚会。据宋曙光回忆,到会的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以及铁凝等人,相聚的场面,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会议期间的每个夜晚,他们都要聊至深夜,直至会议结束。宋曙光因此感慨万分,这种友情,源自《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源自文学前辈孙犁。编辑与作家,能够达到如此境界,在报纸副刊史上,也要堪称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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