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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沈从文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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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座承载着太多历史文化的古城,无数名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上世纪20年代,沈从文离开湘西老家,只身来到北京求学。足迹所到之处都留下他坚定的文学信仰,正是这份执着打动了北京城。 

酉西会馆 

1922年夏,沈从文初到北京,一心想去大学读书。他的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虽没给予物质资助,但送给他一句很受用的话“既为信仰而来,就要坚守信仰,因为除此外你一无所有”,正是这句话支撑着他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日子。 

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酉西会馆(会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遗产,旅居他乡的同籍人自发捐资修建,一种给养与交流的纽带),管事的是沈从文一位远房表哥,他得以搬进会馆白住。 

只有高小文化的沈从文,未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只好放弃愿望,开始自学。每日两三个馒头,一点泡咸菜便是佳肴,走出会馆,直奔宣武京师图书馆,两点一线。入冬,气温骤降,他仍薄薄单衣苦寒读……《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还有《史记》等相随左右。那时,他也尝试写点小稿,本想换取三五元稿费,奈何挣钱不得,却招挤兑。每次去报社,门房都要索取一两毛钱小费,也许因为他太寒酸吧。那些日月,沈从文是一个不被北京接受的“乡下人”。 

银闸胡同公寓 

因会馆只提供乡友暂时居住,沈从文不得不另做打算。在农大读书的表弟帮助他搬进了银闸胡同,这所公寓毗邻北京大学红楼。红楼附近公寓众多,栖居着各地学子。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北大校门向所有人开放,沈从文顺理成章的成为不注册的旁听生。国文、日语、历史、哲学课等,这份权利与自由令沈从文欣喜若狂。然而他仍然想成为一名正式学生,取得大学毕业证书。1923年秋天,他曾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但终因一问三不知而落榜。至此,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他开始没日没夜的写作。 

然而,他投出的稿子,篇篇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但,沈从文并没有气馁。因为他心中有坚定的信念:社会改造必须从文学革命开始。可是再美的梦想也难奈身上仅剩的几块钱,仅有的两条棉被。一天,饥饿难忍的沈从文差点就在天桥上参军入伍,只因按下一个手印便可领到饭费。幸有姐夫那句忠告,饥饿最终没打败信仰。 

1924年冬,沈从文怀着一丝希望,向几位知名作家写信求助。这一次终于没有落空,他得到了郁达夫的帮助与鼓励。此后,他不懈的努力,几个月后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散文《遥夜》。这篇文章被北大教授林宰平看到,他被这个年轻人坚定的信念打动,遂介绍一份工作——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办事员,月薪20元。 

香山慈幼院 

迎接在北京第一份工作,沈从文来到香山。最留恋处莫过于香山“听法松”旁的山石,他与好友董景天、陈翔鹤常在此谈文学、谈人生、谈神仙鬼怪,偶来雅兴,还会从屋里抱出一面琵琶,用刚学的蹩脚手法,弹奏一曲。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胡也频、丁玲,却因缘际会在30年代初遭遇与两位挚友的死别、生离,一曲文坛悲歌。 

1924年12月,沈从文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1925年至1927年,他的作品频繁见诸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1926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福生》、《更夫阿韩》、《堂兄》、《黎明》、《哨兵》、《十四夜间》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大致170余种。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沈从文因发表了两篇讽刺慈幼院的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得罪了慈幼院的教务长,最终他只得下山。离开香山后,沈从文先后担任了《现代评论》的发行员和冯玉祥部秘书处的办事员。香山是沈从文迎来第一线生机的地方,同时也是令他倍受屈辱的地方,以致很多年后他都不愿再踏进香山一步。 

西城达子营 

1932年夏,杨振声、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职务,回到北平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次年9月,他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婚礼很简单。婚后两人住在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里,也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创作。 

在此其间,沈从文创作了小说《虎雏》《猎人故事》《扇陀》《如蕤》《月下小景》《阿黑小史》《八骏图》《新与旧》《主妇》等,中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等,文论《废邮存底》《烛虚》等。他一生的创作结集约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 

这时,他因小说成就而闻名,结识了许多文友,有凌叔华、林徽因、卞之琳、冯至、废名、何其芳、芦焚等,他们常举办小型聚会,有时在达子营,有时在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大家因文学观念相近,渐渐形成京派作家群。《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京派文学的创作重镇,沈从文渐渐成为核心。京派文人虽住在北京,但其创作大多并不解说北京,而是表现中国的乡土,偏僻、原生态的边地生活样式。其中《边城》最具代表性,抒写古朴自然的湘西。小说中蓬勃的自然生命状态与都市生活的虚娇相对立,勾勒了一个纯美的边地世界。此时此刻,北京城已正式接纳了这个“乡下人”。 

东堂子胡同51号   

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文物、古代服饰的研究。此时,他住在东堂子胡同51号院,原本有三间房子,但“文革”时被人占去两间。 

1971年冬,沈从文因病特准从干校返京后,就蛰居在这一间小屋里。年近古稀的他,在简陋的房子里,从商州到清明,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各朝各代文物图样,大小不等的说明纸条、卡片悬挂在墙壁和窗栏上,与地上摆满的各种图册交相辉映,不管不顾得写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这一书包括数百幅实物图像,近20余万说明文字,先后增补修订数次,经历了整整16个春秋,它的问世成为学术界一座文献瑰宝。此外,沈从文对文物也颇有研究,还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著作。 

崇文门东大街22楼 

沈从文先生生命最后的日子,是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的寓所中度过的,这是他一生住过的最舒适最敞亮的房。他的表侄黄永玉在《这些忧郁的碎屑》记下了沈从文最后的生命路程:“表叔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 

从酉西会馆、银闸胡同到崇文门东大街,匆忙66载春秋,见证着北京城的历史沉浮,也见证着外乡人在北京的心路。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到北平《大公报》、《经世报》、《益世报》和《平明日报》四大副刊编辑,沈从文除培养集结了一批受新文化感召的青年人外,自己一生创作结集约有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他的文字与信仰,与这座城以独特的形式交汇,现代性与淳朴乡情精心交织出一个令人向往的湘西世界。 

最后,又想起黄永玉的那句话“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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