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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郭沫若的文化心理与诗文误读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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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郭沫若以诗文名世以来,评论界就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以作家、学者、文学史家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专业读者”一直以来就以高唱赞歌为主调,而以“民间草根”为代表的“非专业读者”对他的评价则一直微词不断。接受上的这种巨大差异性,曾被温儒敏教授称之为“两极阅读现象”。谁是谁非,此处姑且不论。但是,诚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文人沈从文所言,“郭沫若,这是一个熟人,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后世的风云历史有幸将这一预言加以充分确证。作为名字的郭沫若和作为文化符号的郭沫若“仿佛差不多”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 

他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一个不折不扣的“熟人”。 

二 

如何理解郭沫若作品的“经典”地位?如果单纯地从文本、作家角度来看待他的“经典性”,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作品的经典内涵和经典化过程。这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女神》和《屈原》为代表的文学创作成就了郭沫若经典作家的地位,这毫无疑问;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作品的“经典地位”是由他一人完成的。那个时代读者的审美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姿态,因此,鲁迅的深刻冷峻、郁达夫的感伤沦落、冰心的清新优雅、徐志摩的自由浪漫,都不缺乏如流的追随者、膜拜者。郭沫若天才诗人冲动、浪漫、叛逆、创造型的激情更接近那个时代青年一代浮躁凌厉、活力四射的精神本源和气质秉赋。因此,郭沫若早已就不单纯是《女神》和《屈原》的作者,《女神》和《屈原》也不仅仅是那个原初的精神文本。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秩序里千千万万个读者借助那些“文本”,共同建构了另外一个“郭沫若”。 

当《女神》激发了“五四”时代青年读者们的火热的情感与不羁的想象力的时候,所有那些诗歌文本的形式和感性的思想都成了媒介。换句话说,那一时代的读者心甘情愿地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内化在了一己的精神空间里,然后,携带这一时代的思想,四处寻找、实践、确证其存在与表达的合理性、合情性、合法性。那么,《女神》恰恰以其新颖别致的形式、想落天外的想象方式、深刻独异的思想内涵正好与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精神追求、时代氛围“三位一体”地揉合在一起了,因此,《女神》作为经典的地位并非由诗人郭沫若一人所攫取,而是由五四时代的热血青年读者、狂飙突进的时代文化语境和天才诗人郭沫若一同完成的。当时过境迁,精神不再,那种全民亢奋的接受效应也就偃旗息鼓。这一点既是成就《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等新诗经典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造成今人接受上有隔膜、经典地位频遭质疑的重要原因。 

他在重庆创作的话剧《屈原》,成功的关键在于,以爆炸式的激情和灵感,为笼罩在悲观与失望情绪之中的人们,为黑暗与专制横行的特殊年代,注入了愤然前行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像火一样,燃烧了山城,激发着全民族奋起抗争的信心。“压抑后勃发的激情”、“空前的政治影响”、“爆炸般的呐喊”与沉闷时代内里潜隐的行将爆发的民族激情天衣无缝地揉合在了一起;在最为高昂的时刻,这一精神又被读者、作者、表演者所物化、定格,亢奋的读者(观众)与之发生共鸣,共鸣后又发生了持续的心理留存效应,在这个剧本中又注入了更加鲜活的生命体验和时代意识。因此,不妨说民众、时代、作者借助《屈原》这一“精神媒介”实现了彼此的对话,共同建构出了《屈原》的经典内涵和经典品质。当时过境迁,时代精神退潮,那种全民亢奋的接受效应也就偃旗息鼓;今天的读者与那个时代的精神趋于隔膜,反映平和、冷淡——甚至认为《屈原》剧本中的“雷电颂”简直就是“歇斯底里式狂呼乱叫”——也就是必然的事情。 

总之,郭沫若“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地位的最终形成,典型地体现了作者、文本、读者、时代“四位一体”合力聚合、升华的整体效应,并且,“时代氛围”和“读者因素”在《女神》和《屈原》作品“经典地位”形成过程所发挥的作用,和“作者”与“文本”因素几乎平分秋色。所以,离开特定时代的精神氛围和读者的反映,我们是无法理解郭沫若“五四”时期新诗和“抗战”时期历史剧经典化内涵的。今人对其作品产生隔膜,甚至评价极低,乃至怀疑其“经典作家”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就在这。

三 

“士”与“仕”的双重品格,作为郭沫若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取向,一直贯穿于他辉煌而又复杂的生命历程里。如果说“五四”时期“士”的身份占据主位,因而主要是以诗文名世的话,那么,40年代“仕”的身份慢慢成为他身份的标志,开始进驻到他心理结构的中心,因而,从此开始了“审美”与“政治”漫长、复杂而又彼此纠结的历程。其实,从其早年的活动来看,比如作为创造社的领袖、投笔从戎、积极倡导“革命文学”、与鲁迅的论战等等,就已经明显流露出了作为“政治活动家”的“仕人”心态。 

1941至1942是郭沫若完成由“士”到“仕”身份转换的最为关键、最为辉煌的年代。在这两年中,“虚幻世界里的郭沫若”和“现实世界里的叛逆诗人”人生第一次、大概也是唯一一次将政治遇挫的激情、艺术灵感的勃发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了一起,愤怒的诗人在戏剧的王国里实现了一次诗与政治的激情相遇。“仕”者身份的郭沫若找到了宣泄政治焦虑和郁积的契机,“士”人身份的郭沫若完成了自我身份的乌托邦想象,迎来了诗性灵感的再次附体。政治和审美的完美结合,在郭沫若这里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两者似乎心有灵犀、相互移情,节奏、气势、氛围的完美融合达到极致。以《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为代表的抗战历史剧是郭沫若不多见地将其主观世界里所体验到的艺术真理和现实世界中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愿景高度融合升华后的一次文学创作的高峰。 

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一直以来就是文人郭沫若的第一政治选择和理想追求。这绝非是政治投机主义的表现,也绝非是“优而则仕”的传统精神所能解释,而是其真诚信仰和思想历程不断聚合的最终结果。早在《女神》序诗中,他就曾公开宣告:“我是个无产者:|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为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把它公开了。”须知,这段序言的写作时间是1921年5月26日,直到该年的7月1日中国共产党才宣告成立。这就不难理解郭沫若的政治选择的合理性、必然性——发布《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参加南昌起义,写作“六史剧”抨击国民党的专制、黑暗,自觉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指导自己的史学、社会学研究——他的政治理想也就从此进入了人生舞台的中心,其文人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倾向必然慢慢弱化,“政务活动家”的身份就必然凸显。 

“士”与“仕”的双重身份和文化取向,成为了郭沫若一生挥之不去的精神品格。郭沫若—中有两个呈现“井喷”状态的创作时期:“五四”时期《女神》的创作和1941—942年历史剧的创作。他的文学史地位和威望也主要是在这两个时期完成的。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审美和政治之间有着复杂微妙的关系,既不是单纯“以审美的目的要求政治”,也不是单纯“以政治的目的要求审美”,而是两者达到了高度的融合,消隐了二者在精神领域内的界限。创作主体既充分尊重审美的独立性、自律性,在审美的限度内传达政治的内容,主体审美的强大到了足以把“政治的内容在艺术中变成元政治的东西”。可以说,郭沫若的历史剧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超越性的成就,与其深刻地把握住了审美和政治的辩证法莫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怀着激情,自觉内化政党意识,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基本上超出了文学的范畴。然而,文人的“审美特性”不会被彻底征服掉的,总会在一些适合的时间、地点浮出意识的表层。从现有的史料看,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活动中,他感到“瞠然若失”;在批判胡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他调整了最初的尴尬和惴惴不安;在批判胡风运动中,他也只是在相关部门做出“定论”后发表了表态性的声明,这些都足以证明郭沫若在“士”与“仕”、“审美”与“政治”之间进行抉择的艰难性、复杂性。 

审美从焦虑、压抑的层面涌现出来,也不会如“井喷时期”那样表现得酣畅淋漓。但就是这样的“回光返照”,让我们体会到了仕途疲倦、步履蹒跚的郭沫若,在进退两难之际,所流露发的内心隐忧和焦虑。历史剧《蔡文姬》和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的写作,分别是他在文学和学术领域内所做出的“凤凰涅槃”式的审美救赎和精神反思。“蔡文姬就是我”,他仿佛有回到了遥远的“女神时代”,但是,服务于特定政治的需要已经不允许他随心所欲的表白,而只能在“替曹操翻案”这一明显意图之下,隐曲地表达自己的所欲、所想。《李白和杜甫》更是一部隐含了复杂的思想情感、微妙的政治信息,混合着太多思索、感喟和寄托的学术著作。郭沫若欣赏、赞美李白的风尚,是为投身于政治的“自我”进行辩解和安慰;“抑杜”,是对热衷于政治的文人郭沫若,进行自我否定与解剖。因此,郭沫若从千多年前李白和杜甫身上分别看到两个不同的“自我”。我时常感到,暮年的郭沫若多么渴望再来一次“凤凰涅槃”式的精神自救,可是,那横空出世的“女神赞”和义愤冲天的“雷电颂”,早已成为过云烟雨的历史,任凭他怎么呼唤,那种灵感附体、然后爆发的体验再也不可能发生了。历史的、人生的、政治的惯性力量裹夹着郭沫若晚年无尽的伤感、叹息与反思的精神因子,陪伴着他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个生命的终点。“士”与“仕”的内心矛盾,已经难以再次得到统一。

四 

古人说:“直使天经真快事,能招人骂是奇才” 。 

关于郭沫若这个人,要说的话实在太多,过去这样,现在和未来亦复如此。你可以骂杀、棒杀或捧杀,你可以指出他一千个缺点或不足,但是,你不能不佩服文人郭沫若超拔的才气和宏伟的抱负,就连当年“革命文学”论战时期的鲁迅也不得不说他是“流氓+才子”的典范。这不单是因为他在新诗和历史剧领域为现代中国文学所做出的辉煌的成就,单就他所从事的领域——文学、史学、古文字学、考古、政务、外交——之广来说,也足以令人惊叹、折服,更遑论他在这些领域内所做出的堪称世界级的文学贡献和学术成就。当艺术审美的激情消退,归于沉寂之时,他毅然投身于史学、考古、甲骨文等人文社科领域,做出了至今仍被史学界、考古界、语言学界所深深折服的成就。在政治领域,他几乎获得了二十世纪一个中国文人想得到的所有荣耀和头衔——任“三厅”厅长时的“中将军衔”、1941年周恩来亲自策划、主持的五十岁大寿庆典活动、建国后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交情以及“中国文联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头衔——他一定有过“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做伴好还乡”的巅峰体验。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与学术界对鲁迅研究的充分到位相比,目前对郭沫若的研究依然步履维艰,许多领域和空白需要重新打开和填补。或许因为郭沫若政治身份的限制而不便让我们涉猎那些敏感的领域,或许因为道德眼光的遮蔽而让“非专业读者们”仅满足于猎奇心理的需要,或许因为1949年至1978年这段时间史料困乏而不能让众多研究者走进郭沫若真实的心灵世界,或许因为我们缺乏一种通识的眼光而不能进入他曾经涉猎的诸多领域,所以,“两极阅读现象”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多少带有“野狐禅”意味的花边新闻也就如天女散花般流传了。我们更愿看到一个真实的郭沫若形象! 

古人还说:“自古逝者皆寂寞,唯有论者长嗡营”。 

他也经历了传统文人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痛苦体验——遭受蒋介石通缉、流亡日本、别离妻儿子女回国抗战、审美遭受主流意识压抑、文革中的屈辱与创伤、暮年失子——他的那种“去国十年余泪血”、“遍地皆诗写不赢”、“神佛都是假”的自伤、自叹和自嘲,又有多少人能体验得出来?他在一个春天离开了我们,世人骂也罢、捧也罢,他几多传奇色彩的一生,绝非凡夫俗子、草芥微尘们所堪当。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彼岸世界”里,郭沫若将会是浩瀚宇宙里的一颗星子,引得世间生灵们驻足、寻找、冥想、轻叹,让我们始终对那个“女神之子”心怀敬意。在“现实秩序”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标本,经年累月散发着中国文人千多年来的文化气息,让我们乐意从那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风风雨雨的前尘往事里聆听历史的声音。

郭沫若是一个可以影响前世和后世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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