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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他给我这片自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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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曹禺是一个伟大的剧作家,这是人所尽知的事。关于他的作品,他的为人处事有很多文章写过了,我只想写一些他在我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对我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以纪念爸爸的百年诞辰。 

我是爸爸最小的女儿,他在四十五岁上得了我这么个幺女自然是宝贝得很,在我儿时模糊的印象里,他坐在柜子旁的沙发上看书,我和姐姐把他的肩膀、脑袋当成大山,攀来爬去,一直爬到柜子上,感觉自己高大极了。我们还在他的脑袋上玩锄“草”种“庄稼”,把他的头发揪得乱七八糟。我记得爸爸很忙,不是关在小书房里写作,就是出门开会看戏。有时候很晚回来时我们已经睡了,他会兴冲冲把我们弄醒,在床上和他疯玩一通。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爸爸对我很少管教,但也绝不娇惯,小小年纪就教我游泳,带我看戏,围绕我的始终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气氛。 

七岁时我该上学了,妈妈的意见是让我上离家比较近的府学胡同小学,我姐姐就在那里上学。可爸爸却坚持把我送到景山学校念书。景山学校里我家很远,中间还要倒车,我从七岁起就脖子上挂着月票挤公共汽车。因为每天总是在同一时间坐车,售票员叔叔都认识我这个小家伙了。为了见到那位亲切和蔼的售票员叔叔,爸爸还和我一起坐车,向他表示感谢。这样的经历对培养我的独立精神十分有益。而景山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的英语课也使我日后受益匪浅。 

1968年底,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那时我还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我爸爸被打倒,戴着高帽子站在台上被斗争。我家的大门口刷满了打倒我爸爸的大标语。姐姐在学校里参加运动,我只能整天呆在家里与父母分担他们的痛苦。红卫兵多次到家中抄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革命群众分成两派,一派是保皇派,对我爸爸这类所谓黑帮怀有同情,另一派是造反派则恨不得对他们置于死地。当今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大导演林兆华当时就是北京人艺的保皇派。我爸爸原来的司机也是保皇派,他和剧院的工人师傅早早来到我家,把我爸爸的书房贴上封条,盖上了他们红卫兵组织的大印,这样我爸爸的书才得以保住,没有被可怕的造反派毁掉。 

我记忆最深的是66年底,一天深夜, 我被砸门的响声从梦中吓醒,原来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卫兵来抓我爸爸。那时我才11岁,吓得不敢动弹也不敢哭,眼看着他们把我爸爸从床上揪起来,厉声喝斥,让他跟他们走。我爸爸只来得及穿上一件棉袄就被他们推推搡搡地带走了。我妈妈问他们要把爸爸带到哪儿去,他们理也不理。那次深夜抓人就是后来惊动了周总理的“揪斗彭罗陆杨”事件。他们突袭抓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义,杨尚昆,还有一批所谓的走资派、黑帮和我爸爸这样的反动文人。周总理过问后,听说抓的人里还有曹禺,就说:你们抓曹禺干什么,他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样,过了两天,也是在深夜,他们把我爸爸送回家来,对他说:你要是敢和任何人说出你去了哪儿,看到了什么,小心你的狗命。我记得妈妈问爸爸这两天的遭遇,爸爸想说却不敢说。我小小年纪却能深深地感觉到爸爸的可怜,于是跟他说:“快吃药,快睡觉。”爸爸接过妈妈递给他的安眠药,立刻吞下去。爸爸本来就有神经官能症,睡眠不好,文革期间严重失眠,只有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要越吃越多。 

爸爸去世后,我姐姐找到一个很薄的练习本,封面上是我爸爸的字迹:十年浩劫回忆录。只写了几页纸,文章的最后一行字是:当时,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
 

文革后期爸爸被“解放”了,从“牛棚”回到家里,我们父女俩有时到附近的饭馆“灶温”去吃夜宵。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八分钱一碗馄饨的美味是世上所有的精美佳肴都无法比拟的。爸爸还和“灶温”的老厨师成了好朋友,每次去都和他聊上很久。我的小学同学到家里来玩,爸爸就带上我们一块去吃顿好的,姐姐的朋友也是一样待遇。凡是到我家来玩的年轻人,爸爸都爱和他们聊天,天南地北,想到什么说什么,没有一点长辈的架子,看到年轻人他从心眼里感到快活,并用他真诚的快活感染着对方。大家都喜欢他,和他像朋友一样。后来我和姐姐都去外地当兵,我们的朋友时常到家里来看爸爸,有的成了他的忘年交,直到晚年他生病住院还来看望他。 

爸爸虽然被批判,作品被定为毒草,但依然有很多人在心里是崇敬他的,我和姐姐能去当兵,都是因为遇到了部队中崇敬爸爸的人,愿意帮他。我当兵以后,爸爸托人给我带来家中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我就躲在被窝里听英文广播,他和妈妈在信中鼓励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学习,不要被眼前的事件困扰,目光要看得远些,要有大志。 我回北京后,那时姐姐还在东北当兵,妈妈在七四年去世,家里只有我和爸爸两个人过日子。那时候爸爸在北京人艺看传达室,收发报纸信件,每天早出晚归,不是我就是他从单位食堂打饭回来,我们父女二人粗茶淡饭,但心心相印。爸爸还给我做过烧茄子,做得还挺好吃。我这个小女儿大概是唯一吃过他做过的饭的人。记得有一次爸爸看错了钟,早上四点就起来给我做早点,把我从睡梦里吵醒,我懵里懵懂对他发脾气,爸爸生气了,从此早上再也不起来给我做早饭了。 

1976年四五运动,北京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我和姐姐还有朋友们天天往天安门跑,爸爸在家里急切地等着我们回来,告诉他发生的事情。他又兴奋又害怕,不知人民和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 

十月份的一天,我去朋友家玩,他的父亲从外面回家,偷偷告诉我四人帮粉碎了的消息,我赶紧跑回家去。那时我爸爸天天吃很多安眠药,几乎和废人一样,我推开家门,冲进他的屋子,他躺在床上,我兴奋地告诉他:爸,咱们得救了。 


      爸爸不信,不敢信。怕,怕不是真的。他跑到大街上,那会儿已经是夜里了,他走呀走呀,看到多少家的窗口里亮着灯光,整座楼都是亮的。爸爸后来告诉我,他忽然感到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树上,觉得自己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我们终于从大地狱里逃出来啦! 

1977年恢复高考,我一心想上大学,爸爸特别支持我。他希望我学医,学自然科学,我却在医学和外语两科之间摇摆不定。我每犹豫时都去征求他的意见,不夸张地说一天起码要问他三遍以上,不停地磨他,“爸,你说我到底学什么?学医还是学外语?”他说:学医。我就把一整套数理化的书摆到桌上复习。可过了没几个小时我又犹豫起来,又去问他,一遍遍地问,其实内心是想听到他说:学外语。他被我磨得没法子,就说:只要你喜欢,学外语也可以。我立刻把数理化的书收起来,把外语书摆满一桌子,开始复习。我就这么一会医学一会儿外语折腾了不知多少回,来来回回搬书,我这样的女儿真是太考验他的耐心了,可爸爸对我从没有厌烦,每次都认真地和我谈,商议,分析利弊,说服我,最后还是爸爸帮我下定决心学医。 

第一年高考我落选了,很沮丧。爸爸没有说一句批评的话,一个劲鼓励我,让我第二年接着再考,还去书店给我买来好多医学方面的工具书,为我包好书皮。我几次想打退堂鼓,他语重心长地劝说,督促我坚持下去。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医学院,报到那天,爸爸手里提着新买的暖水瓶,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看着我上车,看着汽车远去。车站上,爸爸的身影越来越小,我至今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他。 

我上大学后,爸爸和继母李玉茹结婚,老俩口时常在上海居住。我和爸爸相隔千里之遥,那些年爸爸给我写了多少信啊!甚至比平日里的谈话还要多。每一封信都充满深深的父爱。爸爸对我说:我爱你,欢子,只有说真话,才是真爱你。 

他要我“耐住寂寞,耐住孤独,在寂寞中多读书,不要皱眉头把读书当成苦差事,要创造对学问的兴趣。” 他还说:“你要有兴趣,真有兴趣,而有兴趣要先从自己肯下功夫才行。兴趣是从实际出来,如只图个人的快乐便事事苦恼,因为个人的快乐与享受是无止境的。我不是说你要做个苦行僧,但必须自己有志气,再有,你的打算要符合自己的基石,不要拿别人的环境,尤其是自己认为比自己优越的环境来比,那就越比越苦恼。你喜欢干的事情看准了,就要坚持下去,任何事情总有好与坏两面,看你从哪方面看。” 

“有了决心,有了自己的选择,才能找到机会。但‘机会’多少有些碰大运的意思。主要在于自己下决心,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去奋斗。整日在盘算而不能下决心,多半为看不远,怕困难,怕吃苦,自己有了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各种思虑,那就永无宁日。” 

我保留着爸爸给我写的每一封信,在我和姐姐当兵的时候,他写给我们的信都是用复写纸写的,一式两份,每一封都有五六张纸之多,最长的一封信是十一张信纸。最近我又拿出爸爸的信,看着那一页页密密麻麻的字迹,我觉得爸爸就像一直在看着我的生活,信里对我说的那些话直到今天依然指导我的人生。 

我有一位充满感情又有责任感的爸爸,在我们的成长中,他给了我们最大的自由,用他对我们的爱感染、鼓励我们好好生活。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从小到大,爸爸从来没打过我,有时批评的言辞激烈一些,我都会哭。长大以后,每当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我都要和爸爸说,包括个人情感的问题,他的基本态度是不干预,但是会给我一些中肯的提醒。他告诫我:“凡是一厢情愿的事,都不会有好结果的。”还对我说:“凡是逆于常情的事与人,必然有一定的道理,你要认真想想。” 

在生活中,每当我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问题问他的时候,他从来不是立刻回答我,而是说:来,咱们一块查查。父女二人或查字典或查百科全书,一定把问题的答案弄得确确凿凿才罢休。他给我买了各种字典和工具书,很多书我至今还在手边使用。 

终于有一天,我要出国留学了,爸爸是多么为我高兴,又是多么留恋我啊!他拉着我的手,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拍着,嘴上念叨着:“我的小幺女,我的血,我的小骨头……”他还用电影《上甘岭》的插曲唱起他即兴编得歌词,“一条大河长又宽,我和女儿站在河两边,我想我的女儿,女儿也想我呀,父女二人脸上珠泪涟涟,珠泪涟涟……”  

爸爸高兴起来也很爱唱歌,但他五音不全,是个左嗓子,唱歌跑调,然而他声音洪亮,充满热情。躺在病床上,他给我大唱“九一八”和国歌,还唱意大利的民歌“我的太阳”,直唱得我哈哈大笑。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目光里闪着欢乐的光芒,跑着调,大唱特唱的样子。 

爸爸老了,患了肾功能衰竭,住进医院。我从国外回来看他,只是和他聊一些闲话。其实我心里仍然有很多对人生的疑问想向他倾吐,问他该怎么办好。可看着他衰老的样子,我不忍心再用自己的问题去苦恼他,让他为我操心。可是我觉得爸爸其实完全了解我的心,对我的思虑心领神会,但他不愿点破。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坐在爸爸身边,他的手疼,我给他捏着手,他看看我,又看看我,说:“儿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他还给我写过一张条幅:“牢骚太盛防肠断“。我把它裱起来,放在镜框里,一直摆在我的桌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爸爸对我的爱有多深,他是多么小心地爱护着我。直到今日,我遇事要作决定时还常常问自己,爸爸会怎么想,他会赞成我的决定吗? 

爸爸离开我十四年了,但我觉得他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延续着。 在我的工作做出一些成绩的时候,我相信他能知道,在他给我的这片自由的天空里,爸爸永远在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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