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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十足诚实的”的梦幻者——《篱下集》与“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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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人是十分怪异的一个种群,明明欲得到尽可能的多,于周身上下以彻底的解放,结果却在称为“历史”的蛇状物的缠绕下,将自己一圈圈缚得愈来愈紧。到某日,蓦地感觉到疼痛,试着挣脱这锁链,做自由的鸟儿高飞时,才发现普罗米修斯的悲剧其实与宙斯无关,纯粹是自找的。我这里说的是人,更确切点,是人类。我猜想,萧乾在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定名为“篱下”时,应该也生出过类似的感受。当然,作为单篇小说的《篱下》另当别论,那里面流淌的是他童年的血泪。因为,人一旦陷入某种热烈的情感中,尤其是这种情感和记忆黏在一块儿,它就变得固执和僵硬了,容不得其他想法的介入,所以,小说《篱下》道出的是“寄人篱下”的本意,而《篱下集》,则越出了个人情感的边界,抵达了人类的“篱下”。 

什么是人类的“篱下”?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需要费多少口舌,瞅瞅萧乾当年在《篱下集》中所述,再将时间推移到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会冷不丁地发现,克罗齐简直可以和先知同列,历史正在角落里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时不时发出狡黠而诡异的笑声。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道傍》。在矿务局上班的“我”,每日晚饭后,为逃离这充斥着阴霾的逼仄的压迫,总要去赖飞路上溜达,以换取片刻的松释和宁静。路的北端稀稀落落矗立着一座座堡垒式的公馆或别墅,那里大多是“洋东、买办、在野政客”的住所,但“我”对这一切并不仇视,只是因个人的好恶,决定是匆匆而过,还是驻足停留,形单影只的郁闷的“我”特别欢喜“家”的感觉,所以一个洋人家吃“晚餐时柔和的灯光”竟让我流连良久。在“我”即将结束这小小的“旅程”时,远处叮当沉重的金属声吸引我走去,原来工人正在为一对即将从外洋来的新婚夫妇建造房屋。 

故事其实从这里才刚刚开始。这期间“我”被派到六十里外的矿山调查工人的生活状况,却意外地从工头口里得知矿井可能随时塌陷,我回来急匆匆想报告经理,却被深谙内情的同事拦阻下来,“矿井早请好人了,用不着你来操心。刚由伦敦到的,一对洋囡囡。哼,蜜月!甜不上几天就得乖乖下苦井。”“洋囡囡”是谁?原来正是那座两个礼拜后新建成的平屋的主人。同事的话,没有说错,这对新婚燕尔刚来一个星期,年轻的工程师丈夫就下矿了,接着矿难发生,活埋了三十四个,他就在其中。如果这仅仅是个意外,或是因“我”遭同事拦阻没有及时报告而导致,那么愤怒的拳头未免砸得过早了,事实证明,“我”的懊恼和怨恨多么天真,又多么可笑,那个同事的三言两语便稀释了“我”心头巨大的内疚感,“他告诉我矿山不稳是人所共知的。这么快会陷落虽然没有料到,可是早晚也是得陷的。一年六回,谁去调查,那边工头也那么嘱咐。这回聘请新工程师就是为勘察新井,好补偿必然的损失。” 

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说,我自信有充分的阅读经验,洋人的高傲、官场的腐败、老爷太太的作威作福、知识分子的迷茫、下层人民的被压迫被损害、举国阿Q式的猥琐和麻木……但当我将这些一一搜寻出来,打算斗榫合缝地楔入其中时,才发现这样做的徒然。揭露、批判、讽刺,类似打着左翼文学标记的意识形态语词,在这里并不适用。这是为什么?难道三十四条生命的消亡不是对资本家草菅人命的揭露?难道同事的冷漠和麻木不应该去谴责?难道我明知有危险而不作为,不是客观上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吗?都是,也都不是。事情往往如此,当你自以为看清了真相时,你恰恰离真相越来越远,因为你的惯性思维左右了你的感官,无以拔出。还记得小说中工程师与爱妻话别时说的吗?“世界是一个,我们没法脱离它,另盖一座乐园。它嫉妒,它不准,它将动手拆毁——”这就有点鲁迅所说的“悲剧”的意思了:“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不过,年轻工程师(包括我们)的悲剧不在被“拆毁”,而在“没法脱离”这个一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空间和时间隐没了,我们看到的是生和死在同一个圆点上重合,且是无意义的重合,任何的抗争似乎都是徒劳,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有关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汉姆雷特》)的困惑,就不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我不敢再想下去。 

所以,我宁愿用眼睛去凝视矿工那一张张“似是碳灰制成的脸”,凝视上面滴着的“液体黑珠”,凝视他们木然无助的神情,结果,镜头拉近了,文字变成了图像,黑白变成了彩色,照片变成了视频,过去变成了现在。 

好了,还是回到《篱下集》吧,《道傍》其实就像一味药引,藉着它再来读余下的篇什,就顺遂多了。环哥住的姨家是“别人家”(《篱下》),荔子做了铁柱儿的“俘虏”(《俘虏》),坠儿的妈妈不得已弃下坠儿跟“干爸”私奔(《放逐》),秃刘的印子车随时可能被车厂收回(《印子车的命运》),老黄是被主人呼来喝去的奴仆(《花子与老黄》)……一一数来,大概唯有《蚕》是个例外,但若是联系萧乾的本意,“借蚕来写宗教的虚幻”(李辉:《萧乾传》),便尽可以脱去蚕的外衣,露出人的真貌,那八条生命何尝不是寄居在生存的“篱下”?对,就是生存,这个泛着清光、咬噬着人们魂魄的具体,令所有的象征胆寒。所以,我能理解萧乾在这之后为什么极少再触碰象征,而是转向规规矩矩的现实。其人生也由文坛而至报界,至翻译,以致人们在他身上嗅到的更多的是记者和翻译家的气味。 

因为,生存的“篱下”对他的影响太深。 

《篱下集》是萧乾初涉文坛后创作的短篇小说合集,共十二篇,时间从1933年到1935年,《蚕》是其处女作,1933年发表于好友沈从文编的《大公报》“文艺”上。这其中,除《道傍》是其在《大公报》任职时所作外,其余都集中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对萧乾来说,那是一段精神和情感相对自由和放松的时期,与当时处于文学界核心圈的沈从文、巴金、林徽因、何其芳、李健吾等人的交往,使他对文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创作的激情也随之大涨;更重要的是,他有足够的余裕去总结和思考自己之前走过的道路,准确地说,是三十五年浪迹坎坷的人生——父亲在他未出生时便已离世,于是他自打来到这个世上,便背上了“遗腹子”的骂名;出生后由于家境寒迫,刚懂事,便不得不随母亲寄居在三堂兄家,尝尽寄人篱下的苦涩和凌辱;七岁那年,入崇实学校,一边读书,一边给校办工厂做送羊奶的活儿;没多久母亲病逝,给他精神以沉重的打击;十六岁,因参加学生的革命活动一度入狱;十八岁那年被崇实学校以“闹学潮”的罪名开除,并毅然与三堂兄决裂,流浪汕头;1929年春,同女学生萧曙雯相爱,但因恶势力阻挠而夭折;次年借假文凭考进辅仁大学英文系,后因与系主任争吵,休学一年,到福州做中学教师;1933年又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 

这段经历是饱含痛苦的,其中哪怕是些微的一点,都可能在萧乾的心中震起雷霆巨响。这段经历又是丰富的,它对《篱下集》的写作确是起到了夯土奠基的作用,用萧乾略微含蓄的话说,便是“此书有我早年生活的一些影子”(姜德明:《萧乾〈篱下集〉》,《余时书话》)。“影子”,即经验。而当萧乾的经验覆于小说之上,便不单单是印痕,而是力透纸背的锐器了。 

《篱下》自不必说,单看《小蒋》一篇,就脱不得“自叙传”的嫌疑。伙计小蒋每日在天刚发亮、众人尚酣睡之时,便准时到厂里挤奶,然后送往主顾家,他的主顾大多是洋人,他在给一位洋人送奶时,因洒了几滴便招来被辞退的厄运,最后他只剩下一个可怜的要求,就是用工钱换回自己最亲密的伙伴“鹿儿”——一只小羊羔,但却被断然拒绝。 

小蒋的故事有萧乾的影子吗?李辉在其《萧乾传》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秉乾(萧乾在进崇实学校后,改名为萧秉乾)从小学就进崇实学校,先在地毯房干了两年,然后到羊奶厂干活。每天天不亮二,他来到奶厂,蹲在羊群中,一把把挤出热乎乎的鲜奶,然后背上十几瓶羊奶,从北新桥走到东单。那时,东单一带富人、洋人集中。 

送羊奶是辛苦的,但在羊群中秉乾却获得童年的乐趣。羊圈里,似乎藏着他的一点温暖,一点慰藉。他喜欢赶着羊群到安定门放牧。缠绵的咩咩叫声,给在人间饱尝痛苦的孤儿以温柔。他和一只小羊交上了朋友。每当走近羊圈,小羊就摇曳短短的尾巴,挤出娇嫩颤抖而甜蜜的咩咩声。秉乾跪在它的面前,用鼻子哼出同样的颤音,像和亲人一样交谈。这时,外间的一切烦恼,心中痛苦,全消融在咩咩的叫声里…… 

拿《小蒋》原文比较(因篇幅有限,恕不再引述),这里叙述的工作情形、与小羊羔的亲密场面,都与原文极其相似。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李辉在撰写《萧乾传》时,借用了《小蒋》的某些片段,但这本传记基本上还是在采访萧乾本人的基础上加工完成的,其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再加上小说中提到“小蒋是死尽了亲人的孩子”,联系到萧乾七岁成为孤儿的事实,二者存在极强的的互证性就更是确凿无疑了。 

尽管小说毕竟是小说,“自叙传”绝不是“自传”,但在小说情节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萧乾的另一面。具体到《小蒋》来说,就是小蒋被辞退那一节。其实,萧乾一开始便有意地埋置了伏笔,即小蒋和洋人大师傅吵嘴,搞得洋少爷睡不了早觉,但问题也就在这儿,辞退本不是一件大事,可辞退的理由却不能令人信服,一是说他偷吃送给洋人的奶,二就是吵嘴那件事,照理说这明摆着是小题大做,那么是谁在从中作梗呢?自然是李头儿,小蒋看不惯李头儿的霸道,有意无意地顶撞过他,与他成了死对头,自然会成为他公报私仇的牺牲品。由掌柜所述辞退理由的不合逻辑到整个事理上的合乎逻辑,也让小蒋从一个诚实的每天凌晨准时到厂里挤奶送奶的工人,逐渐过渡到反抗者的角色,乃至竟敢冒大不韪踢起李头儿来。 

反观萧乾的经历,又何尝不是,生活的困窘,使他随母亲寄居在三堂兄家里,长期的屈辱和冷眼既让他感到自卑,又让他爆发时如火山喷发般剧烈,写给三堂兄的决裂书居然有三千多字。看来,小蒋与萧乾的交合,主要不在于故事情节,而在于遍尝“篱下”之苦后的性情了。小蒋是如此,《印子车的命运》中秃刘亦是如此,秃刘身强体壮,家境也说得过去,却非要靠拉人力车自食其力,对家庭来说,他是个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叛逆者,但他输钱后却从不赖账。《邮票》中的赵同学虽孤傲,不合群,却对我这“唯一的熟人”十分坦诚,在他们的镜像中,都闪现着萧乾的影子。那就是倔强和诚实。 

萧乾试图用“倔强和诚实”——这把浸透着他的血泪的锐器穿破诅咒的天际,唤醒生存在“篱下”的众人,然而,这一切仿佛又如梦如烟,荔子向来认为男人“讨嫌”,却被铁柱儿“俘虏”(《俘虏》),“坠儿”希冀母亲永远爱自己,却被母亲残忍抛弃(《放逐》),邓山东替孩子打抱不平,到后来,他的杂货糖食摊儿还是摆得离学校远了些(《邓山东》),老黄忠心耿耿,却因疯狗咬伤,被主人无情赶走(《花子和老黄》),好像没一个遂愿的。那真的是梦了?我相信,在这本小说集出版时的1936年,年轻的萧乾还无以作答,他需要用接下来一生的体验去丈量梦与现实的距离。不过,1944年,他在伦敦做的一次题为《一个梦幻者的呼吁》的演讲,倒可作为参考: 

我知道,无论是动物的本能,抑或是聪明思考力的永恒的历史真理,两者都不能接受我的建议,但是,和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我仍然是一个梦幻者。 

由此,我又想起了沈从文在《篱下集》的题记中所言: 

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的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堕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独立,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 

沈从文说的是自己,其实说的也是萧乾,他们都作为梦幻者在构织着理想,只不过,这理想在苦难的行进中一次次遭受风吹雨打后,梦里还有几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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