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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对于一组信件的阅读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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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7月大光书局出版的《现代中国作家论》第一卷,收录了一组贺玉波和芳君两人围绕“叶绍钧童话”进行交流的信件。贺玉波是上个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对叶氏童话创作比较熟悉,曾在《读书月刊》上发表过相关采访文章;芳君是叶氏童话的一个普通读者,同时也是叶氏童话的忠实“粉丝”。贺玉波与芳君互不认识。芳偶尔读到贺的这篇采访文章,遂产生共鸣,于是给他写信,围绕叶氏童话和当时中国文坛童话创作现状,提出了很多问题,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此后,两人书信往来,平等交流,共同探讨,以书信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双方在信中所展露出的探讨问题的真诚态度,让我对他们的批评风格、交流方式和所处时代的批评环境羡慕不已。

       这组信件所探讨的话题,是我见到的最早对叶氏童话的创作思想、艺术特点、缺陷不足和相关儿童文学理论问题进行系统论述与讨论的文章。在此之前,《<稻草人>序》(郑振铎)、《<古代英雄的石像>读后感》(丰子恺)、《表.译者的话》(鲁迅)等文章只是就其单篇作品进行评论或者在论述相关话题时候偶尔提及;在此之后,《试论叶圣陶的童话创作》(蒋风)、《叶圣陶童话创作的思想轨迹及其艺术特色》(金梅)等文章和一系列相关的文学史著所形成的系统性的观点,基本上是对这组信件内容的直接改写或横向移植,所以,这组交流信件所取得的探讨成果,为此后文学批评界对叶氏童话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在信中,贺玉波将叶氏童话的特点归为八条:具有正确而统一的思想;含有哲学的色彩;对于现实社会的组织有精密的分析;充满灰色的成人的悲哀;题材和故事富有趣味;喜用象征的写法;含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技巧成熟。这个判定对叶氏童话作品中的思想特征、艺术形式、哲学内涵、审美风格作了一个综合性的评定,其归纳的深刻性、系统性代表了那个年代读者的最高接受水平。他说,在结构方面,作者是极力模仿西洋童话的,并以《一粒种子》、《跛乞丐》为例加以分析、确证;在题材方面,指出他喜欢用科学现象作为童话的题材,并和吉卜林(Rudyard  Kiplin)的作品作比较;在接下来的几封信中,他对两本童话集《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中的作品,以和朋友谈话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文本解读,既从作家的思想状态、时代氛围、文坛动态等外部现象系统地探讨叶氏童话的创作特点,又从结构、素材、主题、角色设定等方面,深入文本内部,进行极为精细的研究。最后的结论是:“叶绍钧的童话,并不是普通一般的童话,他们像篇小说一样,对于社会现象有个精细的分析;虽然还保存着童话的形式,却具有小说的内容,它们介于童话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学作品,而且带有浓烈的灰色的成人的悲哀。所以,我们与其把它们当作童话读,倒不如把它们当作小说读为好。”在我看来,这个结论实在是不同凡响,所提及的“成人思维”、“灰色的悲哀”、“介于童话和小说之间”,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文艺批评的范畴,而上升到了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高度。当代儿童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是众多文学批评中最薄弱的环节,理论研究与儿童文学的创作严重滞后,这种从具体文本出发,发现、验证、总结文学批评理论的思路,或许具有某种启发性。

       叶氏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早期奠基人。在当时,极少有人涉足该领域,叶氏凭着深厚的汉语功底、纯洁的童心和新颖的想象,吸收西方儿童文学的艺术经验,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为中国儿童文学开辟了新天地。早期,他的作品也深受安徒生、爱罗先珂、王尔德等西方儿童作家的影响,但叶氏的“拿来主义”仅仅是用来创造中国童话的形式工具,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轻车熟路”,虽然也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也终于修成正果。“十年来,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道路的”,鲁迅先生这个中肯的评论很能说明叶氏对中国儿童文学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对儿童文学语言的探索与实践,对中国式想象方式的开拓,对优美意境的营造和童话角色的设定,以小说家的写作方式对儿童文学艺术形式的尝试,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所塑造的“稻草人”、“石像”、“画眉鸟”、“小白船”、“含羞草”等文学形象,最早打破了“灰姑娘”、“天鹅”、“睡美人”等外国儿童文学形象在中国儿童文学界“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的贡献。

       叶氏本人就是从事汉语教学的“在场者”,推进汉语发展的“亲历者”,同时也是从事新文学(白话文)创作的“奠基人”。因此,其语言的凝炼、传神、纯洁,除朱自清、冰心等少数作家之外,无人能比。以如此纯粹的民族语言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这就决定了叶氏童话从进入“文学现场”的那一天起,就具备了适合儿童、成人阅读的召唤结构和语言意识。两位读者不仅察觉到了叶氏儿童文学的经典气质,读出了经典内涵,而且还较早地涉及、探讨了“成人思维能不能介入”、“能不能表达灰色情感”、“小说艺术与儿童文学文体的差异”等理论上的问题,站在今天的阅读立场上,我不得不佩服这两位读者的敏锐的审美眼光和超越性的文学史意识。两位素不相识者以“文”相识,以“文”相交,又以“文”实质性地将具体的童话文学作品与作家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探讨的深刻性、全面性以及文人之间交往的真诚性、典范性也是一段批评家与作家、批评家与普通读者、作家与普通读者之间默契交流的文学佳话。如今,叶圣陶的童话毫无悬念地被写进了各种版本的文学史,《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已经被当作儿童文学的经典名篇写进了语文教科书,这个事例再次说明: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作者赋予的意义和读者赋予的意义的总和;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也是一种文学史的创造力量,一部文学史应该是,不,必须是作家、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史,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是文学接受的效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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