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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李自成》的主题与姚雪垠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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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李自成》的总主题是“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作者是站在普通百姓立场看各种政治势力之得失,而非单纯站在农民军立场上歌颂农民起义。作品将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体现出姚雪垠的悲悯意识。这些内涵在今天乃至将来都不会失去其现实警示价值。

笔者曾撰文指出,由于创作周期过长、篇幅过于浩大,认真读完全部五卷者稀,姚雪垠的《李自成》是一部被许多人误读曲解了的长篇小说。

        要理解这部巨作,首先需要弄清:作品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它表达了怎样的思想内容?在作品重点表现的当时几种主要政治势力——明朝、清朝、李自成大顺军以及普通百姓之间,姚雪垠究竟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作者通过作品表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

       在相当一部分读者和评论家看来,这似乎不成问题:《李自成》不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吗?作者当然是站在李自成大顺军一方了!李自成是作者全力歌颂的理想人物。作者为的是以小说的形式证明毛泽东关于“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论断。

       若只看前两卷,这样说似乎很有道理。但若接着细读第三卷和第四卷、五卷,读者的感受和认识必会变化。尽管第三卷以后仍是以同情态度写李自成和他的事业,但也逐步揭示了他的缺点和严重局限性:除了战略的重大失误——流寇主义、忽略清朝势力(不智),还写到其残酷一面——让人砍断为开封城中运粮的无辜百姓的右手、后来征战中还曾下令屠城(不仁),袭杀友军首领罗汝才(不义)。写到直接导致李自成大顺军覆灭的清朝方面人物,作者用的竟是赞美的笔调!而李自成的死敌——崇祯皇帝之死的描写,充满浓重的悲剧气氛,全无所谓“地主阶级头子”被消灭时大快人心的欢乐氛围。姚雪垠曾明言:崇祯是全书两大悲剧主角之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的主角不会是反面人物。

       要理解《李自成》的主题,需先明确两点:一是认识到这部创作历程达四十二年、纵贯不同历史时代的多卷本长篇,作者动笔之前已有总体艺术构思,但其主题又有一个不断完善深化的过程;二是要将作者的理性表述与作品艺术描写实际透射出来的内涵区分开来。写前两卷时因作者心境与时代环境的缘故,作品“励志”色彩较浓;写后三卷时经历过社会巨变,作者对时代和历史有了新的认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意图更突出些。此外,姚雪垠在新时期以前的理论表述受时代意识形态“规约”严重,我们要区分它与他本人内心真正认识的差异:时代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约”有时通过编辑对原稿的修改体现出来,比如第一卷本来有一段写高夫人以常言“女子无才便是德”教女儿,编辑未经作者同意将高的训词改为“我们是革命的人”。作者实际艺术描写中对某些表述也有修正。在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对主题不断修正和深化的例子,在中外文学史上比比皆是;而判断作品主题,除了参考作者本人的意图表述,更要看作品艺术描写本身所透露出来的实际信息。这也是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界的共识。

       由于姚雪垠事先有总体艺术构思,所以尽管《李自成》全五卷创作年代不一,却不影响它是一个结构严密、内涵统一的艺术整体。研究该书的思想内涵时,我们既要看到各卷的分主题或副主题,更要理出全书的总主题。如前所述,迄今为止,相当一部分解读者认为《李自成》的主题是歌颂农民起义,表现毛泽东关于“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历史观。这是对作品实际内涵和作者本意的严重曲解。姚雪垠在《漫谈历史小说创作——与松本清张对话录》一文中表示:“我决不是写农民受压迫而起义的主题,因为这个主题很一般。我力求写出一些历史的规律。”他还说:“《李自成》的总主题就是要挖掘和表现这种既是具体的、特殊的成败经验,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见姚雪垠《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兼论〈李自成〉的主题思想》)这些规律当然包括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但细读文本并参阅作者自述,笔者认为它又决不是只站在农民起义军的立场上为之总结经验教训,而是站在最广大的底层普通百姓立场上看历史上的成败得失,表现的是“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主题。站在百姓立场与站在李自成农民军立场,并不是一回事!关于历史兴亡成败,姚雪垠的看法是:

        决定的因素是这个运动是否始终符合于客观规律,如果它违背了客观规律就要失败。所谓客观规律,是在当时经济基础所允许的条件下,人民在这个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合理的愿望。你不符合这个愿望,不满足人民的现实利益,人民就逐渐离开你,那你就埋下了无可避免的失败因素的种子,这样就产生了悲剧。(《与杜渐谈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

       有人说,由于小说前两卷里李自成的形象过于高大,后三卷的转变显得突兀,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细读前两卷,笔者发现,作者其实已经为后来李自成的转变埋下了伏笔,只是这种埋伏比较隐蔽:这前二卷在突出表现李自成及其队伍的“得民心”、符合百姓愿望的一面的同时,也显示出李收买民心是一种策略,是为其“得天下”的总目标服务。从第三卷开始,这种“目的”与“手段”的区分愈益明显。所以,后来一旦处于顺境,“天下”唾手可得时,他便忘了“民心”,忘了百姓最迫切的愿望。第三卷对开封的围困充分揭示了李自成与百姓关系的变化及其微妙之处: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攻下开封,是为在这里建立政权;为了这个目的他仍有收买民心之举,如允许饥饿的妇女老人出城采青。但他又命人剁去为城中运粮的百姓的手。围困的直接结果是全城百姓大批饿死,而水淹开封导致全城百姓罕有幸存的罪魁是谁虽是历史悬案,终极原因则是闯军的围困。第四、五卷则更多写到了李自成军队的逐渐民心尽失:他们没有兑现宣传口号中提出的让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承诺,进北京后甚至没有进行开仓放赈,大部分军队军纪大坏,成了百姓的祸害,最终导致百姓对他们的仇视。姚雪垠明确认识到:后期的李自成并不代表百姓利益:

       有些史学工作者就是不肯从事实出发,而一口咬定李自成始终代表农民利益,凡是反对李自成的地方零星武装都叫做封建地主武装。其实,李自成并不代表反封建革命,他做的事情触犯了农民和一般地主利益的时候必然遭到反抗。(《论历史小说的新道路》)

       第二卷“李自成星驰入豫”时之所以由十几骑很快发展为几十万人,是因他们的做法符合了处于生死线上的河南百姓的基本愿望;兵败山海关后他再也没能像潼关南原大战之后那样东山再起,除了清军远比明军强大,就是因大顺军失去了过去曾拥有的百姓的支持。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清军入关以后的做法:他们一方面恢复新占地的政权,镇压反抗,一方面又下令免除过去明朝所增加的全部赋税,所以政权得以逐步巩固。用姚雪垠的话说就是“在广大老百姓看来还是肚子重要,有安定生活重要。这是起码的唯物主义。”最后两卷写出了百姓心理的复杂性:怀念前明、民族意识强烈者有之,希望安居乐业者亦有之。

       如有些论者已经提及的那样,在历史观方面,《李自成》还表现出了民族意识的开放性和政治伦理观念的宽容性。它一方面同情于反抗清军的大顺军余部,歌颂他们不屈不挠的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又没有将决定投降而不失风度的宋献策等人丑化为“汉奸”,写高夫人最后时刻允许手下愿降者出降。这些都与此前乃至其后的同题材作品不同。

        这样,读完全书后,读者能感到,很难说作者的同情单在顺、明、清中的任何一方。这也许可以用“现实主义的胜利”来解释,即,像恩格斯所称赞的巴尔扎克那样,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作者克服了自己本来的主观倾向。但也可以说,姚雪垠真正的同情在普通百姓一边,真正的立场在普通百姓一边:谁代表百姓利益,作者就倾向于谁!姚雪垠写农民起义、同情农民起义,也正因为他认为在生死边缘上的底层人民奋起反抗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而这却并不意味着作者认为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读者在读完《李自成》后,会得出李自成起义推动了历史前进的结论么?作者明确指出过,李自成推翻崇祯后,他会是又一个朱元璋式的封建皇上(他短暂的帝王生涯也已经证明这一点),虽然王朝初期会有一段清明,但后来还会重蹈覆辙。历史会再来谈一次循环。作品倒是写到了清朝方面的蓬勃气象,但我们能因此而说异族入侵(或换一个说法“入主中原”)是推动历史向前进的动力么?显然作者也并无此意。《李自成》虽然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但全书的主题并非写农民起义的进步性,作品对于农民战争的破坏性没有避讳(如写到屠城、焚烧故宫以及被攻下的其他宫殿和村寨等)。但这也并不妨碍他歌颂起义将士的英雄主义精神。像司马迁一样,姚雪垠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单以历史进步性论英雄。他曾说古人和今人撰写的史书都夸大了纣王的罪状,原因是殷民族是战败民族,纣王本人已死,“没有人能够为纣王进行申辩,时间愈久,纣王的罪款愈被夸大”。(《论历史小说的新道路》)如果说姚雪垠替被史书贬抑的李自成、张献忠翻案是为迎合毛泽东,那么又如何解释他替被推翻了的统治者纣王说话呢?

       此外,姚雪垠在写出历史某种必然性的同时,并未忽视“偶然”在其中所起作用,比如吴三桂的降清不降闯,并非像《圆圆曲》所写“冲冠一怒为红颜”,实因见大顺朝不能长久;崇祯本也有机会逃亡江南,使明朝不至迅速覆灭。《李自成》重点表现了阶级斗争,但它涉及的矛盾并非仅仅是阶级矛盾,除了满汉民族矛盾这一贯穿始终的副线,它还突出表现了不同系统的农民军之间的矛盾、明宫廷和清宫廷内部的矛盾,特别需要指出的,还有李自成与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这些都说明,作者对历史的把握并不受“坚硬的阶级斗争框架”局限。作者虽也重视写日常生活与民风民俗,但叙事的主体确实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政治史、军事史不是历史的全部,但在历史剧变时期,它们确是历史生活的主导部分,重点表现它们并不是作品的缺点。我们不能因现在出现了重点叙述“民间”历史的作品,就反过来否定或贬斥正面表现历史风云人物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小说,不能用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作标尺去否定《三国演义》。

      《李自成》在高扬英雄主义主旋律的同时,还表现出明显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这一点被许多论者所忽略。有人认为第三卷“洪水滔滔”单元对张成仁和香兰一家生活和命运的描写过于冗长,与主题游离,那是因他们对作品主题内涵的复杂性以及作者的匠心缺乏了解:作者若只为写“阶级斗争”或歌颂农民起义,这段确实与主题无关,不单有些冗赘,还存在解构或颠覆主题的可能。但作者写这段其实正在于显示,李自成军的行为与普通百姓的利益距离正在拉开。这个由13章组成的大单元突出表现了作者人道主义的悲悯意识。在改革开放之前和开放初期,作者谈到小说中的人物时,曾说田见秀是大顺军中的“右翼”,在当时的语境中似有贬义。但细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田见秀和李岩、高夫人、宋献策以及王长顺、尚炯等人代表了大顺军中的理性和良心。当读到李岩、田见秀与李自成意见相左的情节时,笔者感到似乎作者的价值立场与感情倾向更在岩、田而不在自成,或者他们各自有其合理性。例如李岩屡次提出在河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同意悬军东征,却终不被采纳;田见秀谏阻自成杀害为开封运粮的百姓、怜惜他们被剁手,又不忍见长安百姓被饿死,在退出时没有遵旨烧粮而导致以粮资敌。

       作品各卷的分主题也自有其独特之处,例如第一卷表现当人生面临困境、事业处于谷底时不屈服、不气馁、不放弃的“忍”与“撑”的精神,就曾给许多面临绝境的人以精神的资源。据作者讲,他曾收到好几封类似的信,发信者告诉他,“文革”期间曾有过绝望甚至想自杀的念头,看了《李自成》第一卷后改变想法,增强了活下去的勇气。 

       《李自成》表达的总主题和分主题至今仍未失去其现实意义,今后还有其价值:它以李自成为例告诉我们,曾经代表百姓利益,并不意味着永远代表百姓利益;不论何种政治势力,要想长盛不衰,必须一直把最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放在心上。这样的总主题在此前的中国长篇小说中似不曾见,以如此引人入胜、震撼人心的方式突出表达这一内涵的作品,其后似也未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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