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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时期的陈铨
内容提要
陈铨小说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表现自我经历和日常经验的自传性小说，隐约浮现其成长过程中的人事心迹和生命体验，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呈示了一个知识分子成长的生活史、情感史和心灵史，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二是以家乡四川富顺近现代史为背景的传奇性小说，演绎人物的生死悲欢，映射历史演进和时代波澜，抒写了独特的悲剧美学。陈铨小说讲究谋篇布局，故事生动，善用象征暗示，风貌多变，内涵丰富，《天问》等作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草创期的重要收获。
关 键 词
陈铨 小说创作 自传性 史诗性
陈铨（1903—1969）创作小说始于1925年，1948年搁笔，二十余年中断续创作了《革命的前一幕》《天问》《冲突》《彷徨中的冷静》《死灰》《狂飚》六部长篇，短篇小说三十余篇，结集出版的有《蓝蝴蝶》（1940）、《归鸿》（1946），以及剪报合订、未出版的《玛丽与露茜》（1948）。照手录字符计数，陈铨小说共计73万字，短篇12万字，长篇61万字，以长篇小说成绩最显。1928年《天问》出版，罗皑岚（1906—1983）称誉它“替中国新的小说杀出一条新的血路”[1]，1935年《彷徨中的冷静》出版，时人誉陈为“善于写长篇的天才”[2]。从内容和风格看，陈铨小说主要有两大类，风貌各异：一是以个人见闻感受为素材，多表现自我经历和人生体验，部分篇章界于散文的写实与小说的虚构之间，带有自传性；二是以故乡四川富顺近现代史为背景，通过文学想象，演绎人物的生死悲欢，映射历史演进和时代波澜，体现出对史诗性的追求。
一
郁达夫曾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3]，所谓“自叙传”小说在新文学作家中蔚为风气。陈铨的自传性小说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以青年时代的人生经历为底本的文学叙述，如《革命的前一幕》《死灰》《闹钟》等主要写情感爱恋，《助教》《德国老教授谈鬼》《美丽的助教》等则是其留学海外时生活和学习的点滴的形象写照。二是从观察者和见证人的角度，艺术地表现从青年到中年的见闻感悟，如《重题》《来信》《冲突》《巴尔先生》《政变》《免职》《欢迎》《玛丽与露茜》《风波》等。
写于1925年的短篇《漱成》[4]是陈铨小说处女作，叙述四川某县城少年漱成在乡间避乱时结识同龄女孩凤麟，萌生朦胧的情愫，战事消停，两人分别，后漱成外出求学，凤麟一家相继去世，漱成闻悉悔怅不已。小说叙事琐碎，表意隐晦，从文末所录陈铨为早逝未婚妻所作的三首七律，可知此作系有感而发，意在纪念自己不幸的包办婚姻。《漱成》结构零散，不免稚拙，两年后的第二个小说《革命的前一幕》（下称“《革命》”）则显示陈铨专攻长篇小说的努力和天分。
《革命》集中讲述了一个简单而有波折的爱情故事。明华学校学生陈凌华暑假到杭州的同学宝林家度假，与宝林的妹妹梦频互生情愫，定下终身。一年后凌华留学美国，梦频随家北迁并考上北京大学，认识了老师也是凌华的好友许衡山。本以天下为己任、抱独身主义的许教授竟不由自主爱上了梦频，真相大白后斩断情缘，投身于“南方革命”浪潮中，一对有情人也结成眷属。《革命》其实与“革命”无关，小说借一个寓言表现爱情的不可抵挡，[5]贯穿全篇是“情”字，所写友情、亲情、爱情皆真挚纯洁，“没有一点虚伪和诲淫的象征”[6]，“书里有一个长处，就是作者的一股热情，这一股热情，通过了全书，使这篇作品得以成立……可以在每一小部分里找出作者的潜伏的感情”[7]。《革命》写于1927年，是作者的交往游历和初恋的文学表达，所写人事有现实原型，原题作“梦频”，可见并非要蹭热度赶“革命”的时髦，可能是1934年出版时为应时而改题。茅盾曾发长文贬之为时人诟病的“革命＋恋爱”式小说[8]，其实《革命》与茅盾的小说处女作《幻灭》写作时间相近，两者皆以小知识分子为主角，分别写追求爱情、憧憬未来的学生和革命激流中逐潮者的体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大时代中知识青年的人生面影，各有宗义。
《革命的前一幕》书影
陈铨留美期间所写《冲突》《来信》《重题》等作以幽默调侃的笔调，描绘了中国学生在美国的交游聚会、情感爱恋等种种情状，多有戏谑嘲讽，可当留美外史读。彼等在国势不振之际远涉重洋，本应珍惜机会，研求学问，但在陈铨笔下，他们或混迹灯红酒绿，放浪形骸，或招蜂引蝶，争风吃醋，或热衷名利，钩心斗角，其中最深刻的是长篇《冲突》。在芝加哥求学的陈云舫爱上了同学刘翠华，但他在国内已结婚，因而深陷情感与理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一边受恋爱神圣、婚姻自由新观念影响，情不自禁，一边又对故国“生我劬劳”的寡母和命运悲苦的发妻心有愧悔，被获知真相的刘翠华拒绝后，精神崩溃，与情敌大打出手，最后冲破藩篱与翠华结婚，却在教堂的婚礼现场上演了枪响人亡、同归于尽的惨剧。这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景，隐喻了中国的传统观念、婚俗礼制与西方自由思想、个性解放难以调和的“冲突”。小说所写虽是极端个案，但当时留学生婚恋的纠葛苦闷并不鲜见，《冲突》正反映这类特殊人群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冲突》书影
1930年陈铨由美赴德留学三年多，亲历德国在艰难中民族情绪膨胀、全面法西斯化的过程，回国后所写纪实性小说，皆以克尔大学中国留学生的视角，描叙纳粹上台后法西斯分子横行暴虐、侵入大学破坏教育等社会现实。《政变》[9]写希特勒当选国务总理当天，克尔城共产党“怒目横眉”，社会民主党“摇头叹息”，国社党员则“兴高采烈”，游街庆贺，酗酒寻衅，而“我”的民族自尊心也受挫，“禁不住有一股悲愤”。[10]《免职》[11]中克尔大学海拉满教授因先祖是犹太人，遭右翼分子攻击被解职，教授与妻小为不让对方忧虑而试图互相隐瞒消息，真切表现了犹太人的不幸遭遇。《免职》中写被解职的教授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业委托同事代办的情节，是陈铨在克尔大学的真实经历，在其书评Stenzel, Dilthey und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以及散文《克洛那教授》[12]中曾有提及。
叙写哀婉凄凉的跨国爱情的长篇《死灰》也是以1930年代初德国经济大萧条为背景。该作偏离了陈铨小说谋布局、讲结构、重情节的一贯作风，只信笔写中国学生萧华亭从克尔到柏林，与德国女友冷荇从相聚到诀别的几个场景，带有很强的纪实性，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意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可谓是陈铨青年时代的精神自传。首先，小说深情摹写了华亭、冷荇从缠绵悱恻到无奈分别的爱情悲剧。书中几次写到华亭谈到冷荇来中国的可能性，“我们两人性情真相合，只可惜她不是中国人”，“两人中间，有一个鬼，所以总是没有办法”，“总是有一层隔绝，我想这是一个鬼”。[13]但终以冷荇嫁人、华亭病亡收场，这暗示了美好的爱情，终究无法逾越种族的差异、国家的界限和文化的隔阂。其次，小说以中国留学生的视角，真切反映了纳粹德国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社会状况。冷荇因工厂停工失业，好友安丽以微薄的救济款为生，为了情人竟出卖身体。冷荇的邻居洛亚芒也是失业工人，参加过一战，为生计加入了纳粹冲锋队，却满脑子“让我们德国民族起来，领袖一切”的种族主义观念。小说通过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反映了希特勒初掌大权，德国百业凋敝，民众无以为生，大肆迫害共产党和犹太人，并触及纳粹主义兴起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再次，《死灰》创造了一种互文性文本空间，袒露了作者一段难以释怀的感情经历。小说是由“自序”、正文和“华亭跋语”构成的多声部的叙事结构，三部分互文参照，亦真亦幻，平静中蕴蓄着情感热度，无论抒写主人公的苦闷心理和对德国民族的复杂感情，还是摹写一对苦命恋人不忍分别的动人场景，皆质直无饰，弥漫着躁乱落魄的灰暗色调，真切抒写作者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小说取“死灰”为题以及悲情结局，当是作者凄凉绝望心境的写照，也是与逝去的青春和迷茫的人生挥手作别。抗战胜利后，《死灰》再版改题作《再见，冷荇》，发行广告中曾配有一段颇恰切的推荐语：
本书正面写留德学生浪漫史，反映德国战后社会内层的惨痛。绮丽处，卿卿我我，意密情浓。凄凉处，含悲忍泪，无限辛酸。文笔细腻，结构紧凑，涵义深远；可作“留德艳史”读，可作“人生哲学”观。[14]
这可能出自陈铨的手笔，表明历经十年沧桑，他大概已能坦然面对那段情深意浓又注定永诀的美好感情。
留德时期的陈铨
短篇《欢迎》[15]以1934年陈铨回国返乡经历为题材，写富顺县城留德化学博士楚西学成回国，见家道中落，几近绝境，不得已帮军阀贩运军火赚钱养家，最终志业未展无端殒命于军阀混战中。小说开头描写亲友乡人啼笑皆非的行状，讽刺中有酸楚，是陈铨对后人多次讲述的回乡遭遇的真实记载。抗战中所写短篇《闹钟》则接续了《革命》《死灰》中的线索，隐含交代了作者学生时代的情感经历，“钟”“送钟”的意象和桥段隐喻了对过往美好回忆的眷念和告别。抗战胜利后，陈铨在上海发表了《玛丽与露茜》《旅伴》《订婚》《一句话》《玉苹》《腊梅》《电话》《婚变》《支票》《丽姝》《风波》等短篇，这些篇章写抗战胜利后，职员、秘书、教师、军人、交际明星等各阶层小人物，从家庭生活、人际交往到职场遭遇的人生百态，具有即时性的现场感，与抗战前所写《巴尔先生》《美丽的助教》《德国老教授谈鬼》《梦兰的家》《电话》等类似，大多是其身边人事的艺术表现，只是褪去了青年时代的热情朝气，多了一份世事变迁的沧桑感。
陈铨的自传性小说虽然不等同自传，但隐约浮现的则是其成长过程中的人事心迹和生命体验，时空跨度从青春少年到沉稳的中年，从四川小县城到异国他乡，在真实与虚构、情感与理性、理想与现实、决绝与新生之间，营造了浓郁的抒情空间，艺术地呈示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生活史、情感史和心灵史，不仅具有审美价值，也具有历史的认识意义。
二
《天问》书影
杨义先生曾将陈铨与李劼人、沙汀、艾芜、周文等同归为“四川乡土作家群”，因其“思想取向和审美个性”“出入于新月派和京派之间”，又说“未免有点削足适履”。[16]其实《天问》《彷徨中的冷静》虽叙写的是传奇故事，但皆以川南的地域风情与巴蜀大地风云变幻的历史为背景，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还带有史诗性，可谓是“乡土传奇”。
《天问》是陈铨首部出版的长篇，他凭借此作“一鸣惊人”，正式步入新文学作家之列。小说熔历史演变、个人命运和人性探询于一炉，既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也有奇崛夸张的浪漫色彩，还带有哲思意味，名不虚传。首先，小说叙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传奇性悲剧故事。出身寒微、文武双全的药店学徒林云章暗恋老板女儿张慧林，陷入痛苦的单恋中，三年后发迹当上旅长，带兵驻防富顺，发现慧林已嫁给表哥，遂隐忍演戏，唆人暗害其夫，骗娶慧林为妻，后丧失权势，遭人逼迫，绝望中向慧林袒露真相，自刎而亡。陈铨将故事背景置于故乡富顺，充满温情地描摹了这个川南小城和乡场特有的民俗风情，展现了富有地方色彩和乡土意蕴的画面，体现了一个游子的浓浓乡情和故土记忆，同时以人道主义情怀，强烈批判了民国以来军阀混战给一方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折磨。
《天问》通过主人公的传奇人生和悲惨结局，探索了人性中“天真与虚伪的冲突，情爱与罪恶的对垒和仁慈与残暴的搏斗”[17]，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林云章人生起落的社会根源——军匪横行、战祸不断的乱世，折射出时代演进的峻烈残酷。小说中多处写大兵一到，“换用军票，敲竹杠，抢打骂拉夫强奸，都一幕幕地演过”，“无论那一方胜，那一方面败，结果都是一样”，“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倾力多少家，破了多少产”，从前的地痞无赖都摇身变成了军队的官长。[18]吴宓曾很有见地地说：“虽写鹏运慧林云章等数人数家之事，而实以民国元年至十二年之四川省富顺县为全书之背景（setting）……中国政治世界潮流之大变迁，亦隐隐然淡淡焉现于其后方。”[19]林云章的悲剧不仅是人性毁灭的个人悲剧，同时也是军阀混战时代的真实写照，表明了作者“有意识的追求‘史诗’和‘编年史’的效果”[20]，可谓在传奇中见证历史，在历史中书写传奇。
进一步看，《天问》表面上写三角恋爱、兵变、暗杀，但叙事主旨和深层结构不在言情，也不限于传奇本身，而是执着于死亡叙述。小说中主要人物皆以死亡告终，通篇笼罩着绝望虚无的荒诞感，寄寓着对生命存在与人生宿命的思考，抒写了独特的悲剧美学。陈铨曾自述：“一九二八年，当我提笔写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天问》的时候……思想方面，间接也传播叔本华的主张。单是《天问》的题名，就带不少悲观主义色采。至于婚姻问题的见解，也根据叔本华的意思。”[21]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意志”，人类无法遏止意志的存在和冲动，“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故一切生命“在本质上即是痛苦”，人生“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22]悲剧是表现人生最好的艺术形式，它“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陷”，“暗示着宇宙和人生的本来性质”。[23]林云章大起大落的短暂一生，不仅反映了乱世中人性堕落的丑恶和欲望膨胀的可怕，而且隐喻了人生绝望的可悲，形象地演绎了意志恒在、欲壑难填、痛苦永在的悲观哲学，一如小说人物的悲叹：“人生总是痛苦的，失意固然苦痛，得意也未尝不苦痛。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可怜虫！”[24]殊难得的是，《天问》的叙事逻辑自然妥帖，人、事、情、理浑然天成，少见斧凿的痕迹。
1933年在德国完成的《彷徨中的冷静》（下称“《冷静》”）是陈铨的第四部长篇。该作也是以四川富顺为背景，唯故事发生的时间推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可以说是《天问》的“前传”。《冷静》叙事线索繁复，主线是富顺百龙场团总少爷王德华与三个蕙质兰心、个性各异的女孩间的往来俗事和感情波澜。成都高等学堂学生王德华是个“哈孟雷脱式的少年”[25]，眼看同学纷纷加入革命党，他却意气消沉，漫无目标，辍学归乡途中落水被隐士张八胡救起，因之与张家独女落霞相识相恋，暗慕德华的表妹采苹极力撮合二人，刘云衣受父亲影响，热衷革命，规劝德华振作起来，德华对云衣也有好感，但对革命无兴趣，唯愿苟安于乱世。在新旧势力激烈交锋中，刘华廷、柳莲青等革命党被捕下狱，无辜的张八胡父女也遭恶人构陷坐监，最终皆惨死于暴虐统治者的屠刀下，王德华掩埋恋人尸骨，与表妹成婚。小说最后写半年后革命风潮爆发，新时代来临。
《彷徨中的冷静》书影
《冷静》完成于异邦，凝结着作者对故土的热切思念，大量描写了川南的风情民俗，多次铺写游离于主线的传说，以至“不关紧要的穿插太多”，“使故事的骨干软弱，演进呆滞”，“像在写江湖奇侠传”，[26]但正是在大佛岩、仙姑厉鬼、大破蛮军等传说故事，以及知县团总、讼师恶霸、流氓老鸨等地方特色人事风俗的描写中，展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历史感。《冷静》结构上受《红楼梦》的影响，细致描写了青年男女间的情感纠葛，而背后隐现的则是辛亥革命前夕川南江滩乡场的世态众生，展现时代激变中的残酷现实和人物命运。小说有意将人性的美好良善置于巨变将至的激流中，遭受惨烈无情的摧残碾轧，着力表现时代的悲剧，抒写了与《天问》不同的悲剧观念。《天问》以林云章人生的起落为线，混乱时代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冷静》着力描摹的广阔的社会图卷不仅是背景，更是推动情节和主宰人物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悲剧美学受到十九世纪德国著名戏剧家赫伯尔（Friedrich Hebbel，1813-1863）的启示。
陈铨对德国戏剧家赫伯尔情有独钟，写有《赫伯尔之悲剧观念》《赫伯尔玛利亚悲剧序诗解》等多篇研究文章，还改译了其名作《玛丽亚·玛格达莱娜》（Maria Magdalena）。据陈铨的研究，赫氏受黑格尔历史哲学影响，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和理想，但与之“相反”的精神与理想亦同时产生，历史就是在这新旧激烈交锋中演进，总不能到达稳定的“绝对自由”，而“戏剧之使命在阐明历史演进之意义，戏剧最好之材料，即在两种时代冲突之时。悲剧之发生，不原于运命之前定，不原于人类行为之错误，而原于时代精神之冲突。悲剧之主人翁，即时代精神之代表”，只要能“表示出时代精神之冲突”，悲剧主人公“王侯将相可也，贩夫走卒亦可也，美人皇后可也，平常妇女亦可”，唯其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旧更替的牺牲品，“个人是一定要牺牲的，牺牲没有什么光荣，除了帮助宇宙完成它重复演变的过程以外，根本上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是赫伯尔悲剧的理论，也就是赫伯尔的人生观”。[27]《冷静》的叙事逻辑正暗合赫伯尔的悲剧理念，书中人物没有张扬起伏的人生，无论保守还是革命，良善还是歹毒，死亡还是苟活，他们在无情的历史演进中只是渺小的存在，主宰一切的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意志”——一个垂死王朝最后的丑恶疯狂，芸芸众生的生死寂灭正演示了“历史演进”和“时代精神”的滚滚洪流。《冷静》可说是陈铨借小说向赫伯尔致敬之作。
抗战中陈铨以戏剧创作声名远播，小说创作不多，除前已提及的《闹钟》，还有作于1938年的短篇《蓝蝴蝶》《花瓶》，前者陈铨写有同题名、格调氛围亦相似的多幕剧，后者据新闻事件改编，1941年扩改成抗战名剧《野玫瑰》。此外，还有戏仿歌德名作《浮士德》的讽刺短篇《浮士德游中国记》，叙写浮士德偕魔鬼麦斐士脱费立斯东游抗战烽火中的中国，从醉生梦死的大上海到吏治腐败的后方农村，先后遇到贪婪逐利的商人、空谈打倒的哲学家、陷入绝境的农民、清苦自守的学者、迷茫的学生等各色人等，通过类似蒙太奇手法反映“漫漫的长夜，密密的黑云”“笼罩”下的中华大地，[28]辛辣嘲讽中有悲酸无奈。此篇写于1940年，是陈铨少有的反映当下现实之作，原拟发表于《战国策》第18期，但“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处”认为“描写中国现社会，畸形发展之情形甚多，讽刺过甚，且多与事实不符”，送审时被“查扣”不准发表，[29]抗战胜利后收入文集。
《狂飚》书影
1941年，陈铨在昆明“一气完成”了最后一部长篇《狂飚》[30]。小说前半部分着力铺叙男女主角不能自已的情感“狂飚”，后面写全民抗战的民族“狂飚”，并多次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政治思想，与作者同期所写学术性时论以及《野玫瑰》《无情女》等戏剧的思想内涵具有同一性。陈铨曾说《狂飙》意在表现“从个人的‘狂飙’达到民族的‘狂飙’，这正是全书的结构，也就是怎么样从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转变到现阶段的民族主义最主要的关键”[31]，尤其是李铁崖形象不啻“作者民族国家话语及政治哲学的传声筒”[32]，表明该作确有刻意而为的概念化倾向。但抛开成见，小说宏观勾勒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的历史进程，微观摹写国刚、翠心、慧英的感情纠葛及其周围，刻画细致，处处用心，主要人物虽过于理想化，却也不违背生活和艺术的逻辑，如陈铨所言：“小说里面的人生不是‘真实’的人生，乃是‘可能’的人生，就是说在某种情形，某种人物，某种环境之下，这一种事情是可能的。”[33]唯书中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正统，认蒋介石为国家领袖，虽然呼应着同仇敌忾、不甘屈服的抗战精神，亦难免遭人腹诽。今日研究者认为，《狂飚》“心系祖国、热爱民族”，“在激情呼唤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正能量的文学意义是不容抹杀的”，[34]是很有见地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小说中引述外国媒体的即时报道，结合文学想象，反映了惨绝人寰的民族悲剧——“南京大屠杀”，揭露和控诉了侵略者的残暴兽性和滔天罪恶，是较早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同样有不容抹杀的意义。
三
陈铨自小熟读古典名著，旧学修养扎实，1925年即发表《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这样“极有见地”之作，又在吴宓引导下，学习西洋文学，独立钻研创作，而其小说家之路也比较特别：一是起点较高，开始创作即专攻长篇并写出了较成熟的作品，二是创作经验和灵感源于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洋文学，受新文学影响甚微，三是创作与研究并行，创作时有断续。虽然“一出手就显得狂狷、桀骜、骚动而不同凡俗”[35]。但以上因素也造成了其小说创作的阶段性和风格特色的流动性，在中国现代小说版图中难以归类，却不乏思想和艺术的独特性。
首先，陈铨的小说主题意蕴、风格特色不断变化，因时而异，各具内涵和特色。在他看来，文学的本质是抒写情感的艺术，写出真实的人生体验就是好文学，“人们的情感，其起伏上下，真挚动人，为人人所同具，实在没有什么高下深浅的分别。人们的生活，其变迁不测，为人人所必经，更没有什么离奇平庸的区分”，“庸夫愚妇之怨欢离合，其情愫之深沉肯挚，决不减于才子佳人；贩夫走卒之日常经验，其遭际之变幻不测，亦不减于英雄豪杰”。[36]《革命》写青年学生，表现“情”的美好，轻盈朝气，之后多写悲剧和死亡；《天问》写传奇人物，表现人性善恶，奇崛深邃；《冲突》表现留学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难处境，悲悯无奈；《冷静》写时代更替中蝼蚁众生，婉约凝重；《死灰》写跨国悲情，浓烈沉郁。值得一提的是，《冷静》《天问》《狂飚》从晚清一路写到抗战，以个人命运见证时代演进的风云激荡，堪称史诗手笔的三部曲。吴宓曾评《冲突》说“随手拈来，皆甚真切，身历其境者当知其适合而无误”[37]，《死灰》《政变》《免职》等同样以留学生为表现对象的小说亦如是，更因题材的特殊性，赋予小说独特的认识意义和历史价值。《浮士德游中国记》戏拟浮士德和魔鬼的行状做派，深得歌德原作韵味，可谓是学者的小说。
《死灰》书影
其次，陈铨小说注重形式技巧。一是大处讲结构谋篇，小处重人物、情节的设置照应，宏观微观错落有致，从容紧凑，层次分明。《革命的前一幕》先后在杭州、北京两个场景展开，最后两线合一，简明流畅；《冲突》以主人公的矛盾的心理结构全篇，前情后事，一气通贯；《冷静》用横切面铺叙表现“时代精神”，情节时间只历时数月，节奏舒疾相间，着力时代风云对个体命运的冲击；《死灰》采用散文化叙事，以浓烈的情绪串联；《天问》结构最考究，“一步紧似一步，一幕深似一幕”，“前后照应，线索分明”，[38]“没一处无用的情节，没一个闲人，没一章不重要的描写，几乎全与主要的人物有紧密的关联”[39]。二是重视故事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可读性。陈铨曾说：“如果写的事情没有趣味，那么一本小说只好拿来塞字纸篓。”[40]《革命的前一幕》前十五节写凌华、梦频相识相恋和情感起伏，细致熨帖，后十五节风波骤起，以“误会”推动情节，环环相扣，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冷静》贯穿全篇的重要情节是两轮“营救”，以此为枢纽层层推进，直至革命者准备起事，统治者疯狂镇压，陈跛三构陷栽赃线索浮出，多线并进，渐至高潮，最终德华救人失败反被拘押，革命党和无辜者皆被屠杀。以故事见长的《天问》还被当时上海电影界认为“很可作电影的脚本”[41]。
再者，陈铨小说善用景物描写、细节暗示、象征隐喻等多样化手法，营造情境，烘托氛围。《革命的前一幕》以杭州与北京的不同风貌，隐喻人物的选择和故事的结局；《天问》题名暗示了“无奈问天”的悲剧意味；《冷静》中大佛岩和沱江险滩的描写贯穿全篇，构成整体性的象征结构，预示时代的死亡和新生；《冲突》《死灰》《狂飚》题名也隐喻了主题内涵和氛围格调。此外，陈铨还往往以特定意象和细节暗示人物命运和情节发展。《天问》中“胜利之神，好像在向他招手，向他微笑”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以暗示情节的逆转，频率越高，气氛越紧张，何三谋杀陈鹏运一节，惨淡阴森的环境描写预示将有大事发生。《冷静》中贞烈仙姑托梦修庙的故事，既是隐射乱世，又暗示了悲剧结局，至于铺写七月十五日（“鬼节”）张八胡醉酒和德华落霞约会，则是为悲剧结局作隐伏。受《红楼梦》启示，《冷静》《狂飚》皆以卦辞和梦境预示人物的性格命运，也颇有韵致。
最后，陈铨小说语言洗练流利，生动自然，既脱净文言之风，又少有“五四”新文学语言欧化趋势，幽默诙谐，略带一点川味。写景状物，精微细致；人物对话，力求绘声摹色，主角往往有学生腔，倒是次要的市井人物，更见传神；叙述议论，一气呵成，粗中有细，唯有时略嫌枝蔓。吴宓评《天问》“文笔简练，虽系白话，毫无费辞，而且凝练而迅疾，真合叙事之文。至重要关头，则字字句句皆是表现事实与动作，无冗词，无软语，无泛议，无弱态”，并“推想作者当日著作之时，必非有意作文，但想像力强，而精神凝聚，每写一章或数章，一气写下，至极迅速，方有至此”，[42]所论甚是，可作陈铨小说语言的整体特色解。
留德时期的合照，右一为陈铨，右二、三为冯至、姚可崑夫妇
陈铨小说由于创作时有间歇，写作速度又快，精雕细刻不够，不足也很明显。其一，人物的定型化。小说人物刻画深度不够，未能触及人物的灵魂深处，立体感不强，语言“往往不与人物相称”[43]，生活气息和现实感也显不足。其二，陈铨小说穿插着不少关于时事人生、哲学艺术、国家民族等议论，以及游离于主线的情节，有时作者还直接越过叙述者和隐含作者，跳出小说作论，造成了文本内外界限模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构的完整性。如《冷静》中不惜让情节时间停止，耗费八十页笔墨大讲孙仲清大破蛮军的故事，为“一个讽刺费了如此多的篇幅”[44]，确实失当。需要指出的是，陈铨喜将研习中西学问的经历、体验、兴味写进小说，但除《狂飚》外，并非刻意宣扬某种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论者常常将抗战前所写小说与尼采学说乃至抗战时期的文化观点相提并论，不免穿凿附会。
1922年出版的《冲积期化石》《一叶》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开端，唯篇幅质地不能令人满意。据陈思广先生统计，到1928年已出版新体长篇小说近40部，但大多无籍籍名。《天问》以叙事旨趣的先锋性、悲剧意识的探索性和哲理思考的深刻性，无疑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草创期的重要收获之一。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课堂上，已开始介绍“陈铨的作品”[45]。
众所周知，陈铨因故长期被贬入另册，曹聚仁曾说：“陈铨的文艺修养，本来不错，却为革命文学家所嫉视；因此，他的小说，也排斥在文坛门户圈之外了。但是，我们写文学史的，自该替他们安排一个妥当的地位的。”[46]今日论者多关注“战国派”陈铨、戏剧家陈铨，乃至学者教授陈铨，但对小说家陈铨却关注甚少。司马长风凭一部《革命的前一幕》就宣称陈铨“有大家风范”，将之与沈从文等同列为“中长篇小说七大家”，[47]当然不能令人信服，综合考量其小说创作，称之为“小说名家”则当之无愧。
孔刘辉
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239000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3期）
注 释
[1]溜子（罗皑岚）：《评陈铨〈天问〉》，《文艺杂志》1931年第1卷第2期。
[2]偶笔：《陈铨著〈彷徨中的冷静〉》，《出版周刊》1936年新第190号。
[3]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文学周报》1927年第5卷第11、12合期。
[4]涛每（陈铨）：《漱成》，《清华文艺》1926年6月4日。
[5]寓言为：“从前印度有一个妓女，美貌无双，不知道多少的人为她倾家荡产？后来有一位道行最高的僧人，决意去说这个妓女回心转意。僧人同妓女谈论三天三夜。妓女已经饱尝了人世风尘，听僧人指点，立刻恍然大悟，决意落发修行。然而这位道行最高的僧人，因为同妓女谈得太多，到反被她迷住了！”陈铨：《革命的前一幕》，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第160页。
[6]冯宗英：《读〈革命前的一幕〉后感》，《大美晚报》1940年7月16日。
[7]荒草：《革命的前一幕（书评）》，《中央日报》1934年11月8日。
[8]何籁（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文学》1935年第4卷第1期。
[9]陈铨：《政变》，《文学时代》1936年创刊号。
[10]张：《书报介绍：〈文学时代〉》，《中央日报》1935年11月29日。
[11]陈铨：《免职》（短篇小说），《中外月刊》1937年第2卷第7期。
[12]陈铨：《克洛那教授》，《武汉日报》1935年6月21日。
[13]陈铨：《死灰》，大公报社出版部1935年版，第122、127页。
[14]《再见，冷荇》，1945年重庆大东书局出版，1946年出上海版。引文见陈铨参编的《智慧》杂志（1947年第33期）《再见，冷荇！》广告。
[15]《欢迎》原载1936年《东方杂志》第33卷第1期，后改题《烈士纪念碑》收入短篇小说集《蓝蝴蝶》（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又改为《归鸿》收入《归鸿》（大东书局1946年版）。
[16]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2页。
[17]《〈天问〉》（出版预告），《新月》1928年第1卷第9号。
[18]陈铨：《天问》（上），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199～200、231～233页。
[19]余生（吴宓）：《评陈铨〈天问〉》，《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11月19日第46期。
[20]潘显一：《陈铨及其创作》，《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21]陈铨：《叔本华生平及其学说·序》，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
[22][23]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177、425～427，350页。
[24]陈铨：《天问》（下），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211页。
[25]偶笔：《陈铨著〈彷徨中的冷静〉》，《出版周刊》1936年新第190号。
[26]黄照：《读〈彷徨中的冷静〉》，《文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3期。
[27]参见陈铨《赫伯尔之悲剧观念》，《珞伽月刊》1934年第1卷第5期；《赫伯尔的泛悲观主义》，《中央日报（昆明）》1941年2月8日。
[28]陈铨：《浮士德游中国记》，《归鸿》，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68页。
[29]“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全宗号：1106-003-01149-005，云南省档案馆。
[30]“《狂飚》”有的场合也作“《狂飙》”，此从1942年重庆正中书局初版封面。
[31]陈铨：《编辑漫谈》，《民族文学》1943年第1卷第1期。
[32]袁昊：《〈狂飙〉 与陈铨“民族文学”实践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年第4期。
[33]陈铨：《经验与小说》，《独立评论》1936年第219号。
[34]宋剑华：《“民族文学运动”与长篇小说〈狂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9期。
[35]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第523页。
[36]陈铨：《海滨日记》（手稿，1924年7月24日）。
[37]余生（吴宓）：《评陈铨〈冲突〉》，《大公报·文学副刊》1930年6月9日第126期。
[38]顾仲彝：《评四本长篇小说》，《新月》1928年第1卷第10号。
[39]溜子（罗皑岚）：《评陈铨〈天问〉》，《文艺杂志》1931年第1卷第2期。
[40]陈铨：《经验与小说》，《独立评论》1936年第219号。
[41]黄白虹：《介绍一本电影脚本〈天问〉》，《时报》1932年11月11日。
[42]余生（吴宓）：《评陈铨〈天问〉》，《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11月19日第1卷第46期。
[43]溜子（罗皑岚）：《评陈铨〈天问〉》，《文艺杂志》1931年第1卷第2期。
[44]常风：《弃余集》，艺文社1944年版，第102～106页。
[45]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5页。
[46]曹聚仁：《文坛五十年（正编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
[47]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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