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玲在西安（1938年）
内容提要
在现代文学体制中，“散文”常被视为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但其内涵往往指涉其他三大文类之外的多种书写形态。丁玲散文尤其如此。丁玲创作了大量不同形态的散文，研究界拘囿于有意无意的“小说中心主义”，对其散文重视不够，对丁玲文学的整体把握也不够全面。如果将丁玲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年》《陕北风光》等的完成标志着丁玲散文创作的自觉和成熟。后期丁玲呈现出“顺着自己的思绪和感情写散文”的创作状态，突破小说与散文的文类边界而探索新的书写形式，表现出文与人一体的实践性创作特点，也逐渐形成了其散文创作的四大主题。在人与文的互动关系考察中，丁玲散文的整体面貌与风格可以得到更清晰的显现，由此也可以反思现代文学体制，在更开阔的视野中探讨文学实践的丰富内涵。
关 键 词
丁玲 散文自觉 文类体制 “文” 实践性
一 前后期两个丁玲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丁玲主要是小说家。她创作的散文数量虽多，总量甚至多于小说，但得到的关注和研究却并不深入。自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出现以来，散文是四大文类中最难界定的形式，散文研究也是推进较为薄弱的领域。丁玲散文及其研究也是如此。
本书收入的丁玲散文，涵盖除小说、文论（以及戏剧）之外的主要丁玲作品，包括小品、随笔、杂文、新闻报道、通讯录、游记、回忆录、口述整理而成的短文等各种形式。全书从60余万字的丁玲散文总体中，筛选出64篇代表性作品，编成四辑，以期浓缩性地呈现丁玲散文的精华。同时也希望通过对丁玲散文的重新整理，更为完整地呈现作为文学家的丁玲及其散文的思想意义与历史价值。
1984年，丁玲曾写过一篇题为《漫谈散文》[1]的短文，专门谈她对散文的理解及其散文创作的历程。她开篇写道，“有人把散文看得比小说低一些，这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但事实上，对于以“小说家”身份登上文坛的丁玲而言，这种把散文看得低于小说的想法也时隐时现，1942年经历创作转型之前尤其如此。丁玲的第一部散文特写集《一年》初版于1939年，主要是1937—1938年她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期间的生活实录和人物速写。在此之前，丁玲虽也有部分散文小品和书信发表，但她专注于小说创作，对散文创作并不很在意。在为同样出版于1939年的小说散文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所写的“跋”中，她这样评价初到陕北时所写的战地随笔：“我一向不喜欢写印象记和通讯，所以不满意，也不急于要出版。但又不肯动笔写小说，总嫌观察体验不深。”[2]可见，写印象记和通讯类的散文还是写小说，对当时的丁玲来说，不仅有个人喜好问题，还有表现和书写的深浅问题。
丁玲：《一年》，生活书店1939年版
随着创作实践的丰富，丁玲对散文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丁玲经历了一次大的创作转型，本书收入的《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作品即是实践这种新的写作风格的产物。丁玲这样说：“我把写散文当作一项严肃有趣的工作，是到了延安以后，那时，我经常下厂下乡，接触很多人，了解很多人。我想像《聊斋》那样，一个人物写一篇，要写得精炼，有味道。我写这些人物，也是有意为以后写小说练笔打基础。”[3]这些作品于1948年结集为《陕北风光》。虽然采取的主要仍是以人物为主的通讯报道形式，但有两种新的因素出现了，一是带着“对人物对生活都有了浓厚的感情”，二是开始“有意识的在写这种短文时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4]这不仅意味着丁玲的写作立场和态度的变化，也是她散文创作的自觉。丁玲将英雄劳模人物的生平、故事和事件放在陕甘宁边区革命的大背景中，做了速写式呈现。在写作中，她有意识地隐藏或节制自己的主观情感抒发，而采取对人物的主观视角做客观呈现的写法，以表现人物思想和精神品格的历史性变化，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早期创作的新风格。
丁玲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32周年庆典（1949年）
从《一年》到《陕北风光》，不仅记录了丁玲延安时期“自我战斗”[5]的成长轨迹，也标志着丁玲散文创作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此后的两种主要书写风格。《陕北风光》中的人物速写和主观精神外在呈现的写法更多地表现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而《一年》中以“我”为线索的生活实录和随感，则主要体现在她1950年代完成的创作中。
1950年代的丁玲，念念不忘的是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这部一直在丁玲计划中但终未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姊妹篇的写作。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50年代的丁玲似乎进入了创作的“停滞”期。但事实上，她的创作数量并未减少，毋宁说这个时期的丁玲主要转向了散文与文论创作。这个时期，她完成了一部游记散文集《欧行散记》、多篇重要散文《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粮秣主任》《记游桃花坪》、文论集《跨到新的时代来》《到群众中去落户》及其他文章。从1948年6月进入北平城至1957年5月前往北大荒，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不稳定的创作环境中，丁玲的作品数量仍是颇为可观的。但丁玲自己并不满意。她这样解释：“特别是五十年代初，我的工作较多，不允许我集中精力写长篇小说，只得提起笔来，顺着自己的思绪和感情写散文。”[6]从丁玲的主观愿望来说，她更愿意“集中精力写长篇小说”，但因客观条件不许可而“只得”写散文。
丁玲在常德，此行作散文《记游桃花坪》（1954年）
但事实上，散文创作不仅在延安时期、1950年代是丁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值得提及的是，1979年复出至1986年去世，晚年丁玲的绝大部分创作都是散文。这包括一部游记散文集《访美散记》、两部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尤其是《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鲁迅先生于我》等多篇怀人散文，都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意识到散文在丁玲创作中的重要地位，首先需要打破那种仅仅将丁玲视为小说家的定见，更全面地把握丁玲的文学创作。如果说“现代时期”的丁玲，主要是以小说创作著称的话，那么，“当代时期”的丁玲，事实上已经成为散文家丁玲。关注并重视丁玲的散文创作，涉及对丁玲在两个不同时期，即“现代”与“当代”或“前期丁玲”与“后期丁玲”的理解和研究。这可以突破当前丁玲研究“重现代轻当代”“重小说轻散文”的基本取向，更为完整地理解丁玲的全部创作，进而从整体上重构作为文学家的丁玲形象。
1950年代后丁玲散文创作略览
二 “自由的写作”
对丁玲而言，散文创作是“自由的”乃至“自发性”的写作。“顺着自己的思绪和感情写散文”，意味着她重视自己的“思绪和感情”，而且是“顺着”这种感性状态在从事散文创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丁玲散文就不考虑文章的整体布局、形式安排和主题发挥，事实上，她的不少散文名篇都带有小说化的叙事特点，从而在文类上难以区分是散文还是小说。如何理解“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独特意义，关涉丁玲创作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丁玲在从事散文创作和小说写作时，处在两种不同的创作状态。写小说，对她而言，需要集中的时间和专门的写作环境，而写作散文则是随时甚至随地都可以的；小说创作是一种工程式的经营和建构，而散文创作则是一种见缝插针、与生活融为一体的随机性写作。可以说，散文创作对丁玲来说，真正做到了“文从己出”，从而“文如其人”，文学创作和写作主体融为了一体。与此相比，小说创作似乎更需要做一种形式的经营，是一种与写作者的生活及精神世界有一定反思性距离的对象化产物。
丁玲（右五）与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部分代表在布拉格游作家堡（1949年）
从丁玲这种创作状态出发，或许需要思考的是“散文”作为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文学文类的独特性。不同于现代小说、诗歌及话剧明显的“舶来”性质，散文更接近于几千年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文”“文章”这一写作形态。与其他三种文体都有比较严格的形式要求不同，散文实际上成了文字著述、文字表达本身的代名词。丁玲在《漫谈散文》中提到，中国散文有“悠久的传统和多种样式”，这也就是说，散文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陈平原曾这样写道，“对于20世纪的读者而言，小说的地位可能远在散文之上，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散文’作为中心文类所受到的重视，远非‘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所能比拟”，“‘散文’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文类，不如说是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无限广阔因而难以定义的文学领域”。[7]本书对丁玲散文文体内涵的界定，也与此相似。虽然早期丁玲主要将散文视为其文学创作的“副产品”，但如果突破狭隘的文类意识限制，将丁玲的文字和文章都视为其文学创作，那么，“丁玲文学”的涵盖面将宽广许多，对丁玲的整体创作也会有新的理解。这就需要思考丁玲的散文创作做出了怎样的创造性实践，如何突破乃至拓展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边界。
丁玲在莫斯科（1949年）
丁玲创作生涯中一个值得分析的重要现象是，1948年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虽然一直心心念念于小说创作，但事实上丁玲此后几乎没有很成功的小说作品。她本人将之解释为缺少足够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来完成写作。但较为明显的是，丁玲在创作《在严寒的日子里》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并非纯然外因的难题。无论是1950年代初期，还是在1970年代后期山西长治时期，也包括1980年代复出之后，丁玲花费在这部作品上的时间并不少。从两个时期正式发表的章节来看，可以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并没有明显突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艺术成就。或许相对客观的说法是，《在严寒的日子里》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丁玲在创作上遇到了难题，这个难题与丁玲的小说探索直接相关。因此，在她复出后创作的近100万文稿中，除了一篇糅合了小说与散文文体特点的《杜晚香》之外，没有其他的小说作品。丁玲研究者由此就认为丁玲在“当代时期”已经“停止”了创作，或不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这显然并不是一种客观评价。丁玲晚年确如她自己所说，是“满腹文章”[8]，她以几乎每年一部作品集的速度创作了大量作品，只不过不是小说而已。如果读者尤其是研究者能够反思并抛开有意无意的“小说中心主义”，意识到散文创作的独特价值的话，或许能更为准确而客观地评价晚年丁玲及其创作。
丁玲（中）与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右）在杭州，左为雕塑家刘开渠（1951年）
丁玲从前期（青年）注重小说创作，到后期（中年、晚年）重视散文创作，或许可以与鲁迅从早期的小说创作转到后期的杂文创作相比较。在鲁迅研究中，存在着小说与杂文的二元对立，研究界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后期鲁迅未能完成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而专注于写杂文，是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某种失败。但鲁迅杂文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最具独创性的文类。张旭东在近期的研究中提出，由小说向杂文的转化是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这次转化并没有终止鲁迅文学，而是将其带入一种“先前审美矛盾统一体解体后更高的综合、自觉和自由”[9]。这种思路也可以用来评价丁玲后期的散文创作。丁玲从小说到散文的创作转化，并不意味着丁玲文学创作的终止或停滞，而可以视为新的写作方式的生成。从写作主体与文学形式及体制的意识形态关系而言，这意味着丁玲突破了现代文学的体制性限制，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实践文学”，即在革命实践中展开和推进的处于“行进中”状态的新的文学。源自西方的现代文学体制并非普遍性的“纯文学”，“以近代小说为中心的特殊历史主体（包括市民阶级个体与市民阶级民族国家）”的建构[10]，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形式的意识形态特性所在。与20世纪中国革命同步诞生和发展的当代文学（或人民文艺），就形成于这一对现代文学体制的颠覆与超越的过程中。
丁玲与周扬、老舍在莫斯科参加全苏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1954年）
从这种分析角度出发，丁玲散文也可以说是丁玲文学的“第二次诞生”，这种诞生是以新的历史主体的塑造和自我生成为前提的。这个过程包含了行动、思想、创作这三个层次的同步展开。冯雪峰曾如此描述这个过程：“从意识或思想上说，一个革命者必须见诸实践，才能证明他的世界观上的改造和到达。从实践上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有思想意识的真实的改造和成长，才能证明他的实践的真实。从艺术创作上说，一个革命作家必须有艺术的实践成绩，才能证明他的改造和成长是真实的。”[11]其中，革命者的历史主体结构成为联结并统一实践、思想、创作的中介。如果说现代小说是以个体（以及与个体对应的国民国家）作为其历史主体的形式结构的话，那么当代文学则需要在“行进中”创造新的主体形式。这是打破了既有文类形式的限制之后的自由，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综合。这个新的主体形式虽显现为“我”，但并非个人主义的个我，而是有着深厚历史与现实内蕴的大我；这种新的文类形式打破了既有文学体制的限制，表现为散文所具有的“自由性”，同时也在与实践的互动中，蕴含着“第二次诞生”和更高综合的可能性。
三 文与人
丁玲如是说：“画家的山水画画得好，是因为他心中有山水，画的是自己心中的山水。如果心中没有山水，没有自己的感情，是不可能画好的。写散文也一样。”[12]散文之“文”与创作之“人”有着比其他文类更为密切的关系，即所谓“文如其人”。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散文创作都是作者的自我表现或表达，但从散文去接近、理解、研究写作者，却是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这意味着研究者可以从丁玲这个人出发去理解丁玲的散文作品，或反过来，通过其散文作品去理解丁玲这个人。
丁玲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1949年）
丁玲散文在叙述形式和角度上的突出特点，是创作主体“我”的凸显。怀人散文是丁玲散文创作的重要构成部分，留下了诸多文采斐然的名篇。这些散文从标题上就突出了“我”的存在，诸如“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鲁迅先生于我”“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等。从叙述角度而言，这些散文都是从“我”的经历、体验、感受和见闻出发，来写那些曾与丁玲有过或深或浅交往的中共党史或文学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丁玲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有意识地避开一些宏观论述，侧重从“我”的角度来写人物的细节、表情、行动和形象。在《忆弼时同志》的结尾处，她这样说道：“我一直想写他。让我讲他的事情，我讲不出多少，也许是旁人写文章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但是我对他有一种感情，所以心里一直有这个愿望。”[13]在《谈谈写回忆录》一文中，她更明确地说：“写回忆录不需要宏言谠论，而是需要具体形象”“只写事实，写一生中最使你感动的事，最使你喜欢的人”。[14]这也是丁玲散文的共同特点。她的作品写人、叙事不仅可以为重要人物与事件提供生动的历史细节和具体的历史情境，同时，这些具有浓厚自传性色彩的作品，也可以成为读者认识和理解丁玲的重要依据。事实上，了解丁玲的生平和革命、文学道路，最好也最生动深入的史料是她的散文作品。即便那些看起来作为“生活实录”的通讯报道文章，丁玲也会选择从带有个性的主观视角切入和展开描述。
这些散文创作所表现的人事和情境，不仅仅是客观化外在化的对象式存在，更是丁玲的内在精神、思想与情致的体现，由此也打破了纪实与虚构、生活与写作的边界。但如果认为丁玲散文就是她的“自我表现”也是不准确的。由于丁玲的创作实践和革命实践不仅是统一的，也是互动互构并不断提升的，因此丁玲散文不仅是其生命体验的呈现，更是她所经历的革命实践的时代表征。这种散文从写作内容上，是“写人、叙事、描景、抒情”的情境性融合；从表现对象上，是创作主体与外在世界的融为一体；从创作主体而言，是通过包容外在的人与事而创造出了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
丁玲在长沙湘江渡船上（1954年）
由此也涉及丁玲散文的第二个特点，即“文缘事发”。丁玲散文很少做抽象的情感抒发，而是从她个人亲历的事件、事务出发来写文章。由于丁玲经历的丰富，同时也因为她始终处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核心且前沿的场域，丁玲的一生也可以称为中国革命的“肉身形态”。丁玲亲历的人与事，都在她的散文中留下了印迹，并且与20世纪革命史、文学史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联。她是历史的亲历者与参与者，她的散文则是历史的见证。
与现代中国那些专事写作的“纯文学”作家不同，丁玲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延安时期以后）具有饱满的实践性特点。王中忱曾使用“行为文学”这样的概念来描述丁玲的特点：“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丁玲率领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战前线，写作则多是战地通讯、随笔，以及为宣传演出赶写的剧本，还有服务团的事务性杂记。而更多的工作，如行军、演讲、演戏等等，则不是可以用文字留存下来的，这一时期的丁玲是在用实际工作书写文字文学史无法记录的‘行为文学’。”[15]这意味着1936年到达陕北之后，丁玲的文学创作具有了不同于一般专业化写作的特性，而呈现出一种新的特质，即一方面其文学创作即是革命实践，另一方面其行为也是文学性的。也就是说，丁玲的生活、工作及革命实践，和她的文学创作是互为一体的。尽管在采用小说还是散文的创作形式上存在分别，但文学创作不是与中国革命实践分离的行为，而是内在于整体性的革命工作之中。
丁玲：《延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传统之“文”的一个重要特点。丁玲所说的“提起笔来，顺着自己的思绪和感情写散文”，并不是以游离于革命实践之外的旁观者视角写文章，而是从实践中一员的角度，从某些侧面、角度呈现革命工作整体中的一部分。如果缺少对整体工作“大局”的理解，仅仅将丁玲散文中的“我”理解为个人性视角，是难以准确把握文章的思想和情致的；而同时，正是“我”的视角将读者带入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感受生动的时代质感和历史氛围。丁玲散文创作携带着生动、饱满的20世纪特点。当20世纪成为历史之后，读者能通过丁玲散文的文字，深入历史肌理而体认这一革命世纪的内在精神气质。
重视散文写作的实践性和事件性，并不意味着丁玲散文就丧失了文学的特点。这也涉及丁玲散文的第三个特点，即其文类自觉和多种形态的探索。
丁玲散文涉及多种形式，比如早期的《素描》，显然带有“小品”的特点；而在形式经营上颇为用心的《五月》，则更带有文艺散文的特点；延安时期丁玲自觉地提倡“杂文”，写作了《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名篇；而初到陕北写作的战地随笔和西战团时期的《一年》，则带有生活实录、新闻报道和战地日记的综合形式的特点；在写作《田保霖》等人物报道时，则有意识地采取了人物速写的写作风格；1950年代的《欧行散记》和1980年代的《访美散记》，则带有明显的游记色彩，截取“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书写游历中的感受和见闻；1980年代的丁玲花了很多时间来写怀人散文，这些文章既写人事，也写情感，为诸多党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留下了生动的篇什，且因其历史亲历者的丰富阅历和写作时的严谨态度，而使这些文章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与历史价值。
丁玲在友谊宾馆写作（1978年）
值得提及的是，1950—1980年代丁玲的一些创作，有意地打破了小说与散文的文类边界。比如《粮秣主任》《记游桃花坪》，可以说是采取小说笔法所写的散文，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与叙述人“我”的情感紧密交织在一起；《杜晚香》则既是散文也是小说，丁玲自己说，“是把它当小说写的，但里面有很多散文的东西”[16]；又比如《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宣侠父烈士》，采取了小标题分节的形式，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娓娓道来的故事事件、人事变迁，都带有小说的笔法，但还是从亲历者的所见所感表现逝去的故人，弥漫于全文的情调都还是散文式的抒发。丁玲在散文文体的融合与创新上做出的探索，使她的散文在20世纪文学史上成为别具一格的存在，其价值和意义还需更深入的研究。
丁玲、陈明重返北大荒（1981年）
四 四个主题
丁玲散文的数量虽多，但总体来看，创作主题却相对集中。她正式出版的六部散文集，分别完成于延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和新时期。延安时期有1939年初版的《一年》与1948年初版的《陕北风光》；新中国建设时期有1951年初版的游记散文集《欧行散记》；新时期复出后，1984年出版有美国纪游的《访美散记》和去世前完成的两部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1980年代丁玲完成的多篇怀人散文，足可编成一部作品集。完成于上海、延安时期影响很大的《五月》《彭德怀速写》《“三八”节有感》等小品杂文，也是丁玲散文的名篇。
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丁玲散文的全貌，本书按写作主题，编排成四辑：
第一辑“生命之歌”，侧重展示丁玲不同时期的散文名篇，重点突出丁玲这个“人”的生命经历和精神品格，尝试以散文作品串联出一幅较为完整的丁玲画像。选入的19篇文章，从1928年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小品《素描》，到1985年躺在病床上口述、去世后才发表的自传性回忆散文《死之歌》，涵盖了丁玲人生五个阶段的创作。丁玲本身就是一本大书，而且因其人生经历的传奇性和阅历的丰富性，关于她有无数的声音讲述过涂抹过，要理解“真正的丁玲”并不容易。回到丁玲自己的书写来读丁玲，不仅可以由文读人，而且可以窥见一个大生命成长不同阶段的风采和文采。
丁玲写过两部重要的自传性回忆录：《魍魉世界》讲叙1933—1936年南京被囚的三年经历，《风雪人间》回忆她初到北大荒和“文革”时期的经历。这两部作品均写作于丁玲晚年的1980年代。为了较完整地呈现丁玲的生命历程，本辑没有完全按照文章发表时间来排序，而是根据文章写作内容的时间，将《魍魉世界》中的四篇，即《绑架到南京》《方令孺女士的友情》《伤寒病》《我怎样来陕北的》，放置于1933年发表的《不算情书》与1941年写作的《战斗是享受》之间；而将《风雪人间》中的《初到密山》《远方来信》《“牛棚”小品（三章）》，放在1950—1970年代这个时间段。
丁玲：《魍魉世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二辑选入的是丁玲创作于陕北时期的15篇文章，另加2篇河北时期的相关散文。1936年10月，丁玲到达保安，从此开始了她人生中极为重要的陕北时期（1937年1月边区首府迁至延安，因此也称为延安时期）。至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前往张家口，丁玲在陕北生活了近10年。这个时期的丁玲，无论是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和思想特点，还是其创作立场和文学形态，相对于此前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也是丁玲生涯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时段，她从上海的摩登女作家一变而为一身戎装的女战士，毛泽东用“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准确地描述了丁玲的变化；她的散文创作在这个时期，也主要集中于通讯报道和战地生活实录，具有越来越明晰的“行为文学”特点。丁玲所说的“我把写散文当作一项严肃有趣的工作”，指的正是这个时期。
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又分为四个时段：第一时段是丁玲刚刚到达陕北，在红军前线随军写作的四篇，包括《到前线去》《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第二时段是1937年至1938年秋，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陕西等地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战，生活实录文章结集成《一年》。《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河西途中》《临汾》《冀村一夜》《孩子们》《马辉》《杨伍城》等七篇均出自其中。第三时段的文章，标志着丁玲“新的写作风格”的形成，即曾收入《陕北风光》中的四篇《田保霖》《三日杂记》《记砖窑湾骡马大会》《民间艺人李卜》。代表第四时段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关于陈满的记载》和《粮秣主任》，是丁玲在1940—1950年代之交沿着这一创作路径的推进。本辑以“陕北风光”为题，力图呈现丁玲从延安开始逐步探索的新的人民文学实践之路。
丁玲：《陕北风光》，东北书店1948年版
第三辑的14篇文章，是丁玲在两个历史时期出访东欧、苏联、美国后写下的纪行散文。丁玲是一个为革命中国与中国文学挣得了极大世界荣誉的作家。多部作品被译介成外文，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她的长篇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是新中国建设时期中国作家获得的最高世界文学奖项。但人们常常忽略的是，丁玲也是以文学家身份参与当代中国外交事务和世界文化交往活动最多的作家之一。这些国际交往也在她的文字中得到了生动的记录和展现，既是丁玲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了解、研究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提供了珍贵文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在1940—1950年代和1980年代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曾多次出访并参与国际交流，留下了《欧行散记》和《访美散记》两部散文集。将两部散文集并置一辑，不仅可以看出丁玲纪游散文的总体风格特色，也可以读到丁玲精神品格的变与不变，更可从中窥见当代世界格局与中国国际形象的时代变迁。
《欧行散记》初版于1951年，记录和描述丁玲“三次欧行”的感受和见闻。这包括1948年11—12月，去布达佩斯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49年4—5月，去布拉格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1949年11—12月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大会。1981年，时隔近30年之后，丁玲接受邀请，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计划写作班，在美国生活三个月。其间，她到美国重要大学和主要城市访问。丁玲在美国期间就开始写作，回国后在北京、大连、云南等地开会疗养期间，陆续完成了25篇文章，多以“我看到的美国”为副标题，1984年以“访美散记”为题结集出版。这是晚年丁玲忙中偷闲完成的一部完整作品。丁玲不仅在观察美国这个最为现代化的国家，也在这里与过去的国际友人再次相遇，更在思考着中国和世界的未来走向。可以说，正是在美国的时间里，复出后的丁玲获得了将历史与现实、现在与未来相互碰撞、交融的思考契机和情思场域。
丁玲：《欧行散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
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四辑选录的是丁玲主要于1970—1980年代写作的有关柯仲平、向警予、瞿秋白、丁玲母亲、史沫特莱、贺龙、鲁迅等的文章，及去世前由口述整理成文的《我与雪峰的交往》《怀念仿吾同志》《林老留给我的印象》《忆弼时同志》，加上1940年代的《风雨中忆萧红》《我们永远在一起》，1950年代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共14篇。这一序列的散文数量较多，但丁玲生前没有单独辑录成书。这是丁玲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丁玲创作的特色。写作对象大都是文学史或中共党史上已经去世的重要历史人物，许多篇什都曾引起过文坛的广泛关注。将这些篇章列在一起可以看出，晚年丁玲也在有意识地创作一种介乎回忆录、自传和新文体探索的散文形态，她不仅在写人，也在写自己，更是在总结和回顾革命历史与未来。这是生者与死者的生命交融，也是革命者看破生死的大境界的具体表现。从“我”出发而最终超越个我，将过往的人事包容、融汇在一种更富于情致、更具使命感的情感世界中，呈现的是晚年丁玲阔大的精神境界。
五 “战斗是享受”
丁玲是20世纪中国极具时代特点和个人风格的人民文学家，她的散文尤为鲜明地体现了其精神品格与个性。这部散文集的编选，既注重丁玲之文，也重视呈现丁玲其人，希望读者不仅可以领略丁玲的文笔和才华，更可由此领略革命的20世纪的内在精神气质，进而在当代性的历史语境中把握丁玲精神的内涵。
选入的文章都尽量考虑文笔更生动、情致更充沛的篇什。同类题材、同一主题的文章尤其如此。比如关于胡也频、冯雪峰、史沫特莱，丁玲在不同时期写过多篇文章，本书只各选了《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我与雪峰的交往》《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又比如她的六本散文集，从中挑选的也是那些更具体生动地呈现了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与事的篇章。这或许更接近于丁玲所说的“文艺性的报道，或文学的散文”[17]。凸显丁玲散文的“文学性”，并不是强调那种将文学从政治中剥离出来的“纯文学”，而是要意识到，在丁玲与革命实践、历史情境水乳交融的书写中，正是那些“文学性”更高的作品，能够更为整全地把握事件与人事，进而使读者更深入地触摸到写作者丁玲的精神品格、思想情调以及历史现场的氛围。
电影《黄金时代》（2014年）中的丁玲（郝蕾饰）
在考虑本书的总标题时，选择了丁玲一篇短文《战斗是享受》的篇名。“战斗”是丁玲喜欢的一个词。在1941年的这篇文章中，丁玲说：“只有在不断的战斗中，才会感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才会感到青春在生命内燃烧，才会感到光明和愉快。”这是一种生命的积极能动状态，是一种能够直面置身其中的处境进而有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在同时期写作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谈到“愉快”，说“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也谈到“幸福”，说“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同时也提及这种战斗者的品格：“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自己的人才会有。”这种人生观并不是丁玲在一个时期的态度，而是此后持续终生，也是丁玲之为丁玲的主体逻辑。这是丁玲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人民作家的内在精神动力机制，也是她留给当代读者的精神密码。
（本文是笔者编选的《战斗是享受：丁玲散文精选》一书的导读，该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贺桂梅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0期）
注 释
[1]丁玲：《漫谈散文》，《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9～422页。
[2]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跋”》，《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3][6]丁玲：《漫谈散文》，《丁玲全集》第8卷，第421、422页。
[4][5]丁玲：《〈陕北风光〉校后感》，《丁玲全集》第9卷，第52～53、50页。
[7]陈平原：《中国散文小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页。
[8]丁玲：《讲一点心里话》，《丁玲全集》第8卷，第68页。
[9][10]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119、119页。
[11]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中国作家》第1卷第2期，1948年1月。
[12]丁玲：《漫谈散文》，《丁玲全集》第8卷，第420页。
[13]丁玲：《忆弼时同志》，《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1页。
[14]丁玲：《谈谈写回忆录》，《丁玲全集》第8卷，第373～374页。
[15]王中忱：《现代中国知识女性命运的典型缩写》，《丁玲精选集》，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16]丁玲：《漫谈散文》，《丁玲全集》第8卷，第421页。
[17]丁玲：《〈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自序》，《丁玲全集》第9卷，第5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