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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1921—2013）
内容提要
本文具体梳理与介绍了最新发现的夏志清耶鲁时期的24篇英文论文。这批论文以英语诗歌研究为主，也包括小说、史诗、戏剧、散文甚至语言学研究，研究对象则涉及弥尔顿、华兹华斯、雪莱、叶芝、海明威、福克纳、乔伊斯、乔治·皮尔等英美作家及《荷马史诗》、《贝奥武夫》、冰岛传奇等经典文本，真实呈现了夏志清耶鲁时期的英美文学训练。本文论述了夏志清英美文学研究的特点，一是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贯穿始终，二是高度关注文本背后的思想与道德因素。其人文主义信仰也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古典文学“大传统”的频频回眸，二是对道德视景的念兹在兹。耶鲁时期的世界文学阅读与研究，形塑了夏志清的文学视野与审美理念，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成为夏志清人文主义信仰赖以形成的“时间之点”。
关 键 词
夏志清 英文论文 人文主义 “时间之点”
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此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中国现代小说史》秉持人文主义的信念，以细读的方式和世界文学的标准来品鉴与评判中国现代文学的“夏氏范式”[1]，深刻影响了后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夏氏范式”的形成，一方面离不开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苦读，当年他一无依凭，只能孤苦地往来于纽黑文和纽约之间，穷搜博采，读遍耶鲁、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从而对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有了一个较为全面而恰切的把握；另一方面更离不开夏志清宏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以及世界文学背后深厚的人文主义大传统的润物无声，而耶鲁时期的英美文学训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夏志清人文主义信仰的“时间之点”（spots of time）。
所谓“时间之点”，来自夏志清最爱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名作《序曲，或一位诗人的心灵成长》（The Prelude，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译者在解释此概念时说，“生命中某次具体而完整的经历就像时间线条上的点，虽平凡而短暂，却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意义，成为日后回忆的对象，乃至能辅助精神的康复……由于此类瞬间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是主观赋予的，因此它们也印证了心灵的创造力”[2]。在《序曲》这首自传性的长诗中，华兹华斯记录了生命中很多日常而重要的瞬间和意象，水上的男孩、划船、鸟巢的掠夺者、骑马的人、绞刑架、父亲的马、盲人乞丐、巴黎夜晚等，原本稀松平常的生活片段，却成为华兹华斯汲取诗歌力量的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时间之点”，共同表达了对自然、历史、现实与生命的理解，也使《序曲》成为理解华兹华斯的核心文本。[3]通过这些“时间之点”，华兹华斯既描述了自己从童年到青年再到成年的生命历程，也袒露了其思想从纯真到堕落再到救赎的曲折旅程，最终回归本真的状态，实现了一种精神化与内在化的救赎。换句话说，在一种自传式的结构中，华兹华斯通过无数的“时间之点”，完成了心灵呈现与自我分析，产生了一种戏剧性的启发意义。这些“时间之点”都是私人性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往往隐藏于内心的幽暗之中，一旦内心被照亮，它们就突然焕发出别样的光芒，获得了特殊的意义，成为最具诗意的时刻。
威廉 ·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丁宏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时间之点”的概念，完全可以借来阐述夏志清耶鲁时期的世界文学涉猎之于其后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年轻时期的夏志清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沉浸于世界文学的阅读与研究，却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中国文学研究之路。表面上看来是与世界文学渐行渐远，然而乍回首，早年的世界文学训练，恰恰形塑了夏志清的文学视野、审美理念，尤其是人文主义的信仰，深刻影响了夏志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评判与阐释，成为夏志清学术研究与生命历程中纪念碑式的“时间之点”。扩而言之，无论是作家研究还是学者研究，我们习焉不察的某个时刻、某个经历、某个片段或某次阅读，都有可能成为潜在而深远地影响了作家或学者的“时间之点”。只有却顾所来径，这些“时间之点”才可能彰显其意义，成为切入其文本世界与生命历程的有效路径。正所谓“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初刻拍案惊奇》）。
一 手稿之发现
从沪江大学开始，夏志清就一直读的是外文系，尤其对英语诗歌用力甚深。当年他就是凭借关于布莱克（William Blake）诗歌的一篇论文，获得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击节赞叹。1947年5月28日，燕卜荪给夏志清的信中附上了他的推荐信：“我已阅读夏志清先生关于布莱克的论文。论文对这首难解的诗歌有较为透彻的理解，采用了新颖又贴切的批评方式。他赴美的研究计划非常明确，也很有意思。与他见面之后，他的性格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将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我想他将成为贵校可靠而富有活力的一员。”[4]在燕卜荪的加持下，夏志清得以从一群实力强劲的对手中脱颖而出，获得北京大学1947年宝贵的李氏基金奖学金赴美学习。1947年5月28日，胡适签署公函，通知夏志清等人“李氏基金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已于昨日（五月廿六日）开会，推定应得奖学金人员。兹将其姓名序次列后奉闻，所有应办请求入学及出洋手续，请先与贵系系主任商洽为荷”[5]。对于青年夏志清，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性时刻，他由此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开始了离散漂泊而又精彩的人生。
1947年11月12日，夏志清乘上梅格将军号（General Meigs）远洋客轮启程前往美国。先入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附近的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旋即在“新批评派”大师兰色姆（J.C.Ransom，1888—1974）、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1906—1994）等人的帮助下，转学耶鲁大学。在布鲁克斯、曼纳（Robert James Menner）、普劳迪（Charles Prouty，1909—1974）、帕德尔（Frederick A.Pottle，1897—1987）、寇克立兹（Helge KÖkeritz，1902—1964）等名师的指导下，夏志清如鱼得水，寒窗苦读，仅一年多的时间，就于1949年6月拿到了硕士学位，随即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仅仅又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就修完了博士课程，1950年年底顺利通过了博士口试。1951年9月正式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乔治·克拉伯的批评性研究》（George Crabbe：A Critical Study）[6]，于11月15日顺利通过。这样的速度是相当罕见的。2019年秋天，我从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特藏室找到了这本博士学位论文，已为文略作介绍。[7]本来以为这大概是仅存的夏志清早年的英文著述，没想到2023年秋天我又在夏志清家里意外发现一本夏志清自己珍藏的装订成册的英文论文，全部是他耶鲁时期的课程论文。这些以为早就散佚的少作竟然还幸存于天壤之间。
这批论文总共24篇，以诗歌研究为主，也包括小说、史诗、戏剧、散文甚至语言学研究。诗歌研究方面，除了多达9篇的弥尔顿研究外，还包括了华兹华斯、雪莱、叶芝、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等诗人诗作的研究。小说研究方面包括了海明威、福克纳、乔伊斯、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等人的作品研究。史诗研究方面包括了《荷马史诗》、《贝奥武夫》、冰岛传奇等文本的研究。戏剧散文研究方面包括了《古英语散文选译》、乔治·皮尔（George Peele）的戏剧研究等，甚至还有一篇关于《英语的成长和结构》的书评。这批论文长短不一，最长的一篇《论乔治·皮尔的戏剧结构》长达48页，最短的两篇《库克与廷克〈古英语散文选译〉论略》和《奥托·叶斯柏森〈英语的成长和结构〉书评》仅有4页。[8]时间上最早的一篇是1948年3月，最晚的一篇是1950年6月，正好对应了夏志清在耶鲁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阶段，直观呈现了夏志清耶鲁时期的学术训练。
夏志清在耶鲁
根据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出具的夏志清成绩单记载，夏志清正式选修的课程有普劳迪教授的“英语戏剧1500—1642”（English Drama 1500—1642）；马兹（Louis Martz，1913—2001）教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传统”（The Renaissance Poetic Tradition）；曼纳教授的“古代英语”（Old English）；布鲁克斯教授的“二十世纪文学”（20th Century Literature）；威瑟斯彭（Alexander M. Witherpoon，1984—1964）教授的“弥尔顿”（Milton）；寇克立兹教授的“乔叟”（Chaucer）；帕德尔教授的“华兹华斯时代”（Age of Wordsworth）；普劳迪教授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赖卡特（Reichardt）教授的“古挪威语”（Old Norse）。[9]对照这份成绩单，可以断定这批英文论文正是夏志清所选课程的课程论文。当然，这24篇论文可能不是夏志清耶鲁时期的全部论文，比如马兹教授的课程就要求每两周交一篇论文，单是这门课就写了七篇论文。[10]也许有的论文当年老师没有发还，或者夏志清本人没能留底，这已无从考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论文全部是用打字机直接打在洋葱纸上，稿纸厚薄不一，但大小规格基本一致。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自序中曾谈及张爱玲的信大半写在洋葱纸上，多年之后仍洁白如旧，“有大志的读者，最好从小养成用洋葱纸或其他高级纸张写信的习惯。说不定自己真会成了大名，连早年写的信件也可能流传后世的”[11]。也许夏志清当年就有此意识，时隔70多年，这些耶鲁论文除了有的墨色略淡外，完全没有黄脆破裂的现象，好几篇论文上老师留下的红笔批语依然鲜艳如旧，历史的信息与气息氤氲其间，扑面而来。
二 弥尔顿之“谜”
作为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系的英美文学博士，夏志清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在后来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除了《文学杂谈》《A·赫胥黎》《罗素与艾略特夫妇》《杂七搭八的联想——〈英美十六家〉序》等少数文章外，他几乎没有再涉足专门的英美文学研究，这批耶鲁时期的英文论文及其博士学位论文《乔治·克拉伯的批评性研究》，应该是其仅存的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夏志清这批英文论文所展现的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生动的文本细读方法、精彩的审美感悟能力以及深厚的人文道德关怀，即使是置于当下的英美文学研究领域也毫不逊色，更不用说夏志清当年研究的诗人或文本，即使对于一些专业研究者来说，有的也是颇为陌生的。
如前所述，这批论文以诗歌研究为主，涵盖了诗歌、小说、史诗、传奇、戏剧、散文甚至语言学研究。限于篇幅，只能将其简单分为三大类，提要钩玄，略作阐发。
首先是弥尔顿研究。弥尔顿（1608—1674）是英国诗史上重要的人物，集学者、诗人与革命家于一身，被誉为“文艺复兴的最后光华”。1660年王政复辟后，弥尔顿目睹民主政体的崩溃，满腔孤愤之下创作了《失落园》（1667）、《复乐园》（1671）、《力士参孙》（1671）三部杰作，尤其是《失落园》重写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成就了一部英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12]弥尔顿诗作中充满各种典故，修辞和句式都颇艰深，一向以难读著称，这恰恰为夏志清读“弥”解“谜”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弥尔顿（1608—1674）
夏志清的弥尔顿研究，既有文本修辞层面的分析，也有文本背后思想层面的探究，还有对弥尔顿之于欧洲文学史的继承与创新的讨论。《关于诗歌〈利西达斯〉与〈达蒙墓志铭〉关系的技艺探究与评析》一文，从格律与惯例的使用、原创性与传统的关系、诗歌中情感的表达等方面，将弥尔顿的诗歌《利西达斯》（Lycidas）与《达蒙墓志铭》（Epitaphium Damonis）进行对读分析。英国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批评《利西达斯》“没有新意”，而夏志清从情感的表达、象征的运用、语词的选取、形式的创新等方面“为诗辩护”，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首诗之所以能打动弥尔顿同时代的诗人们，正是因为它在这些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新意”。[13]《弥尔顿的“音乐性”》一文则质疑艾略特等批评家们认为弥尔顿诗歌的音乐性模糊了其视觉形象上的精确和意义的看法，借助于兰色姆的新批评理论，从拟声词、修辞、句法与韵律等方面为弥尔顿诗歌的“音乐性”作了精彩的论述，驳斥了将诗歌的音乐性与视觉性、声音与意义视为对立关系的观点。
在修辞形式的分析之外，夏志清也深入讨论了弥尔顿思想道德层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弥尔顿与罗杰·莱斯特兰奇》一文将弥尔顿1644年出版的《论出版自由》与19年后罗杰·莱斯特兰奇关于新闻出版的小册子并置对读，二者看似没有太强的可比性，但是夏志清发现两人都表达了各自的爱国主义忧虑：弥尔顿的爱国主义是永恒的，其爱国情怀与对“真理”（truth）必胜的崇高信念紧密连接；而莱斯特兰奇的爱国主义则显得更为实际，希望限制自由出版，从而避免言论对英格兰王朝复辟后的稳定期带来危险的冲击。《作为政治家的诗人：弥尔顿〈论宗教改革〉中的政治思想》则通过分析《论宗教改革》，仔细检视了弥尔顿政治思想中的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蕴含。在他看来，与其说是令基督教恢复纯洁的意图，不如说是复兴英格兰的心愿，方才点燃了弥尔顿的政治想象力。英国批评家蒂利亚德（E. M. W. Tillyard）认为《第二次辩护》是“弥尔顿最伟大的散文作品”，夏志清的《〈第二次辩护〉中的自画像与他者肖像画》更加明确地指出，这部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实现了弥尔顿创作民族史诗性作品的雄心壮志，开创了弥尔顿创作的新时期：一方面，弥尔顿“对‘自由’的定义涵括了对时代需求的现实认识，对掌权者责任的现实认识，对人性本质局限的现实认识”；另一方面，这部作品“比任何其他作品都更能体现出对时代伟大性的认识”。夏志清指出，弥尔顿的这篇散文如同一个17世纪的肖像画廊，既看得到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克伦威尔和其他英国领袖的肖像，也能看到弥尔顿对他个人生活的自传性描摹。夏志清曾自述，比起弥尔顿的诗作来，他的这些散文随笔“相当heavy而dull，不过他的prose靠自己的initiative也不会去读它，能够读它也好”[14]。借着课程阅读的机会，他逼着自己阅读这些诗作之外的作品，大大加深了对弥尔顿诗歌思想道德层面的认识。
作为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大师，弥尔顿当然不是凭空降临的，他的伟大来自他对欧洲文学伟大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在《弥尔顿的情诗书写》一文中，夏志清着力分析1629年前后弥尔顿诗歌趣味的过渡与变化，在对拉丁诗人的热情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更加推崇意大利的诗人。夏志清历史性地考察了挽歌和十四行诗这两种诗歌体裁的演变，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弥尔顿这一时期的情诗书写在表达方式、情感和意象等方面，既继承了前人的文学传统或受到同期诗人的影响，又作出了鲜明的个人创新。《假面剧作家弥尔顿和琼生比较论》一文，更是集中讨论了弥尔顿的假面剧诗作《科莫斯》（Comus），对英国桂冠诗人本·琼生（Ben Jonson）的假面剧作的借鉴与超越。夏志清认同蒂利亚德对《科莫斯》的评价，认为这部作品是弥尔顿的文学实验，混合着“假面舞剧”与“诗歌”两种不同文体的要素。在夏志清和蒂利亚德的观察中，本·琼生与弥尔顿的殊异之处在于对语言的不同运用：前者重视舞蹈、音乐、舞台场景与韵文的使用（五音步诗与四音步诗）；而弥尔顿则将这些都置于次要位置。他的《科莫斯》由大量的无韵诗行组成，且此诗运用了全包式的（all-inclusive）写作，各种各样的风景与场景都蕴含其中。正是在对欧洲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新中，才成就了弥尔顿的超越与伟大。夏志清对弥尔顿的研究，也再次印证了他的老师布鲁克斯对弥尔顿的基本认知，“Milton的imagery（意象）是functional（功能性的）而不是 decorative（装饰性的）”[15]。
弥尔顿《科莫斯》插图本封面
三 优游于英诗世界
再次是英美诗歌研究。除弥尔顿研究外，包括了华兹华斯、雪莱、叶芝、迈克尔·德雷顿等诗人诗作的研究。应该说，英语诗歌是夏志清最钟情也用力最深的领域，几乎读遍了所有重要诗人的全集。其中，华兹华斯是夏志清与夏济安非常热爱的诗人，两人曾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和讨论华兹华斯的诗作，并对学界的一些评论时加臧否。早在1948年暑假，夏济安就写过关于《丁登寺》的评论[16]，而1949年11月夏志清所写的《论〈远游〉》颇有与乃兄隔空对话的意味。夏志清围绕长诗《远游》，对华兹华斯所受的文学影响和长诗所表现的道德理想及其功过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分析。夏志清指出，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的友谊催生了《远游》一诗的转向，自此之后，哲理诗的抽象性对华兹华斯产生了无穷的吸引。然而，柯勒律治却对《远游》中渗透的道德说教意味深表不满，这与批评家查尔斯·威廉斯（Charles Williams）的评判一致，华兹华斯对于宗教传统的权威过于信赖，“诗歌另有自身的权威”。在此基础上，夏志清进一步细读文本，分析长诗中“孤独者”与“漫游者”的形象，同时对读华兹华斯《序曲》（The Prelude）与《远游》中有关“贝壳”意象的段落，以此论证这首诗的形式的运用、语词的选取、神学基调的增强都成为《远游》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但是，夏志清并未完全否定宗教意味渗透《远游》的意义，相反，他却为华兹华斯这首不乏抨击科学和机器文明、倡导教育改革、重视宗教习俗与古典传统的段落的长诗做出了辩护：“纵然诗人未能建立起一个圆融的结构来整合他的各种思想，但一个能够重申神话之重要、谴责实证主义的思想体系，远比人们通常以为的更重要。”这篇论文在课堂报告后，得到系主任，也是他后来的博士生导师帕德尔的高度赞赏，“认为是他教书来所听到的最好的Excursion lecture”。帕德尔不仅肯定夏志清的批评洞见，而且还将论文打印供其他同学学习，并建议将论文发表。[17]这对于青年夏志清无疑是莫大的鼓舞。
华兹华斯（1770—1850）
在英语长诗研究方面，还有一篇论文必须一提，那就是夏志清研究雪莱抒情长诗《心之灵》（Epipsychidion）的《浅析〈心之灵〉》一文。夏志清开宗明义地指出，追求知性美是雪莱诗歌的核心动力，而《心之灵》可视为这一追求的巅峰之作：“它记录了雪莱对知性美之追求的痛苦、狂喜和圆满。”在夏志清看来，《心之灵》是雪莱最优秀的诗篇，不仅因其丰富的意象，更是因为意象中内蕴的感官色彩和精神力量。夏志清旁征博引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瑞恰慈（I.A. Richards）、纽曼·怀特（N.I. White）等批评家对雪莱的种种评价，力图纠正对雪莱此诗的普遍误解，即评论者们认为此诗的第三部分是诗人情感不能自抑的表现，在全诗结构上属于画蛇添足之笔。夏志清通过自己的解析，清楚地指出诗歌的意义在第二部分结束时尚不完整，只局限于人世间的爱；到了诗歌的第三部分，雪莱试图描绘一种人间无法实现的爱的完美圆融，那是在时间永恒中的结合。在诗的结尾处，雪莱以感官情欲的描摹，表达了对爱、生、死的认知，以此模糊了心与物、肉身与精神的界限。因此，雪莱可以说是用空间描述时间的伟大诗人。虽然雪莱的诗“非常 obscure。浪漫诗人中，除Blake外，可算他最难。他的风花雪月，对于现代人相当remote，不易给他一个just的评判”[18]，但从此文来看，夏志清可谓雪莱的旷代知音。也是因为夏志清的精湛论说，帕德尔甚至邀请夏志清合作写作一本关于雪莱的著作，可惜夏志清最后还是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对Shelley没有passion，也没有特别要紧的话要说”[19]。
雪莱（1792—1822）和叶芝（1865—1939）
当然，夏志清的英语诗歌研究并不都是长诗研究，比如，研究叶芝的两篇论文，都是围绕叶芝的短诗来展开的。《叶芝〈一位爱尔兰飞行员预见他的死亡〉浅析》细读叶芝的短诗《一位爱尔兰飞行员预见他的死亡》，选取了实际与抽象、义务与冲动、生与死、未来与以往、个人的孤独与群众的欢呼等几组关键词，展开分析对比，从而抉发出这首短诗的独特意涵。《叶芝后期诗歌：两个问题与两个例证》则集中讨论叶芝后期的诗歌作品。夏志清指出，叶芝后期诗歌的伟大之处，评论界已达成基本共识，唯独在两个问题上存疑：一是关于叶芝诗歌的性质，有论者认为它具有象征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双重性，也有评论认为它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二是关于叶芝诗歌的分裂，评论界也众说纷纭。夏志清具体分析了叶芝的两首诗《为我女儿的祈祷》（A Prayer For My Daughter）和《塔》（The Tower），从诗歌结构、语言和情感表达等方面，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不难看出，夏志清对英语诗歌的解读与研究，深受他的老师布鲁克斯等人以及“新批评派”的影响，对英国诗人和英国诗歌的历史给予了高度关注。诚如韦勒克所说，“布鲁克斯和所有其他的新批评派重新解释和评价了英国诗歌的全部历史。这是修改英国诗史的一次具有历史想象力的举动（尽管以前思想上有所准备）：拔高多恩和玄学诗人的地位，为德莱顿和蒲柏重新正名，对英国浪漫派诗人进行筛选分出高下，偏重华兹华斯和济慈而非雪莱和拜伦；发现霍普金斯，拔高叶芝，为摆脱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诗歌套路而辩护，那是庞德和艾略特开创的风气”[20]。对夏志清英语诗歌研究的考察，不妨置于这样的批评语境与学术脉络中加以评说，庶几可免于方凿圆枘之尴尬。
四 从小说到戏剧
再次是英美小说和其他文类研究。小说研究方面包括了海明威、福克纳、乔伊斯、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等人的作品研究，其他文类则包括了史诗传奇、散文戏剧等研究。1948年秋季学期，夏志清选修了布鲁克斯的《二十世纪文学》，该课程规定一年中阅读研讨海明威、福克纳、乔伊斯、叶芝、艾略特、奥登和康拉德七位小说家或诗人，正好可补夏志清之不足。[21]这批论文中关于海明威、福克纳等人论文应该都属于这门课的课程论文。夏志清认为海明威的早期作品“文笔很干净”，斯坦贝克的笔调“大约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战地钟声》则不能给我一个清楚的印象，因为作者写小说时，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22]因此，他的《记忆与意象：海明威研究》一文着力分析海明威小说中记忆与意象的关系，认为海明威式的意象一种是田园诗的，另一种是暴力的，这两种意象构成的两个世界矛盾地混合在一起。正是借助于“追忆”的方式，海明威完成了对暴力世界的抒情性描写。《对小说〈村子〉的形式分析》则是关于福克纳1940年出版的斯诺普斯三部曲之一《村子》（The Hamlet）的形式结构的研究。夏志清将每一卷的结构和意义进行了对比，发现小说的四卷叙事方法大致相同，每一卷的重点都在于展演和凸显主人公弗莱姆的狡诈，及其如何导向人与自然世界的堕落。夏志清精准地指出，“弗莱姆对尤拉的占有具有特殊意义：它代表了弗莱姆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对自然的浸染。福克纳对斯诺普斯一家的态度与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密不可分”。这种对某个文本的整体性研究，让夏志清觉得“相当费力”，“找一个作家的任何一个aspect 讨论较分析一个整个的诗剧或小说容易得多”。[23]但是，他所花费的工夫也获得布鲁克斯的高度肯定和赞赏，给他的评语是“Very good indeed”（确实很好），认为绝对是一篇优秀论文，有着第一流的文笔。[24]
威廉·福克纳：《村子》，斯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可能是出于对夏志清的欣赏，布鲁克斯还指定夏志清研究英国作家伊夫林·沃的小说《邪恶的肉身》（Vile Bodies）。这部小说描绘了“一战”之后虚无而幻灭的一群青年，他们浮华享乐，同时又天真感伤。夏志清在《论伊夫林·沃〈邪恶的肉身〉》一文中，将这部小说与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并置，对比沃与海明威的异同，敏锐地发现，与海明威对体育竞赛的喜爱相较，沃对于赛车活动的憎恶溢于言表，小说中那场混乱车赛中的撞车事故，正是战后蜉蝣一代“个人精神状态的象征”。在夏志清看来，小说中的没落贵族以天真和忍耐承受厄运，全然不似人们期待的英雄那样对外部环境做坚决的抵抗，最终他们也只沦为新闻八卦里的小丑或醉生梦死的亡魂——作者讽刺的利剑所指，不仅关涉宗教、战争政治、没落贵族，也包含了新闻和出版。为了写这篇论文，夏志清还读了伊夫林·沃的《衰落与瓦解》（Decline & Fall），发现“英国作家的幽默，中国人容易接近，Waugh的小说还不错，他的男主角都同《围城》方鸿渐差不多，没有主张的善人，让events在他身上发展。Decline & Fall plot很好，Vile Bodies中有一个没有记忆力的老人Colonel Blount，可以引人大笑。我想Waugh最近的小说Brideshead, The Loved One，都可以值得一读”[25]。写这篇论文时，夏志清根本不会想到日后他会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中西比较的视野已在此灵光一现。
伊夫林·沃（1903—1966）
除了小说研究之外，夏志清关于史诗传奇与戏剧的研究也值得注意。《查普曼的意象：意象的功用及史诗译本与原著的区别》一文从意象转换的角度，评析英国翻译家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的《荷马史诗》译本的特点与缺点。夏志清援引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观点，结合《荷马史诗》的不同译本，指出查普曼译本的欠缺在于，其选词与描述不够精确，对诗歌格式韵律的择取也有不妥之处，更重要的问题是，查普曼对于诗歌意象的选用，证明他在译文中掺入了并不属于荷马本人及其时代的伦理道德意味。《〈贝奥武夫〉及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中的英格尔德故事研究》一文向读者展示了进入《贝奥武夫》研究的两条路径，一是对其进行历史的梳理，一是对其进行文本或语言学的考证。夏志清更多地采取了后一种路径，花费不少笔墨追溯《贝奥武夫》中关于英格尔德（Ingeld）的段落及其在其他斯堪的纳维亚文学故事中的不同展演。夏志清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文本的用词和语法，补充和完善了历史学家坎普·马龙（Kemp Malone）关于《贝奥武夫》的评论。《论冰岛家族传奇中的人物形象》一文研究的是冰岛及北欧地区的传奇故事文类——“萨迦”（saga）文学。这类传奇文学与当地发生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但是夏志清的意图并非区分萨迦文学中的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而是通过细读一系列的冰岛传奇故事，在与现代人和现代小说的比较中，“展示生活在传奇故事世界中的各类人物的动机与行为”。所谓的“现代人”一方面精神敏感，另一方面却无所作为，而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传奇故事”中的人物总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冲动行事，忠于自己的意志，没有什么比意愿受阻被抑更令其恼火和痛苦的。在叙事描写上，最好的现代小说常常有可观的心理分析描写，然而，“传奇中很少有心理描摹，因为人物性格已经在行动和语言中得到了足够充分的体现”。这样的研究取向已经跳出了古典研究对象，而对现代人与现代文学展开了反思。
这批英文论文中，篇幅最长也用力甚深的当然是长达48页的《论乔治·皮尔的戏剧结构》。乔治·皮尔（George Peele，1558—1597）是与莎士比亚同时期的剧作家，与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等人一起，被称为“大学才子派”（the University Wits），共同推动了英国戏剧领域的空前繁荣。但是，相比起莎士比亚、马洛等鼎鼎大名的戏剧家，乔治·皮尔实在名不见经传，只有他的浪漫喜剧《老妇之谈》还时常被人提起。本来夏志清并没有打算写皮尔，也是他的老师“Prouty以为我Jacobean drama既然很熟，反而要我研究早年Elizabeth drama，tentative subject，George Peele”[26]，大概也有老师有意考验他的意思。果然，夏志清在准备写作时，发现研究皮尔的书，除了一本法文著作，英文的一本也没有。单篇的二十来篇论文几天工夫就全部看完。[27]由此看来，夏志清这篇乔治·皮尔戏剧作品的综论也就有了极大的价值。夏志清此文分四章仔细地梳理和论述了尚未引起现代读者兴趣的乔治·皮尔剧作，尤其是其形式结构。论文的第一章勾勒了皮尔的生平和著作，追溯其剧作所受的影响来源；第二章转向文本研究，细细剖析皮尔剧作中的主题、情节、人物、场景、布局、戏剧张力、意象等方面的处理；第三章则从技术层面非常专业化地讨论了皮尔戏剧的形式结构，包括剧作中幕和场的划分、独白、旁白、韵脚、诗行格律等方方面面；最后一章从形式层面深入剧作内涵，论述皮尔戏剧的思想结构，对蕴含其中的抒情品格、政治思想予以抉发，高度肯定皮尔戏剧所形成的风格及其开创性的意义。毫无疑问，夏志清这篇《论乔治·皮尔的戏剧结构》应该是英国文艺复兴时代戏剧研究的填补空白式的重要成果，但这篇长文一直与其他论文一样隐入尘烟，不为人知，实在可惜。
乔治·皮尔肖像
五 如盐入水的“新批评”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不难看出夏志清英美文学研究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贯穿始终；二是高度关注文本背后的思想与道德因素。
夏志清当年的业师以及给予他巨大帮助的燕卜逊、兰色姆、布鲁克斯、维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等人，都是“新批评派”的中坚人物，而他终身崇仰的T.S.艾略特，也与“新批评派”密切相关。对于浸淫于其间的夏志清来说，“新批评派”的一套术语和方法可谓烂熟于心。通过文本细读，对作品的语言、结构、意象、节奏等细细品鉴，就成为夏志清英美文学研究的基本取向。他曾自述，几篇论文写下来，“批评的技术大有进步，diction，imagery，structure都能讲得头头是道。主要的原因还是细读text”。“把一首诗，或一个人的全部作品，从rhyme，meter各方面机械化地分析，最后总有些新发现，并且由此渐渐可脱离各家批评家opinions的束缚，得到自己的judgement。我觉得这是正当criticism着手的办法。”[28]即使是把诗歌批评的方法运用到小说批评，“批评方法也不外乎在故事本身上找求analogy，它的structure，imagery，symbolism之类”，是一种“intensive批评”。[29]这批英文论文中最早的一篇《诗歌中的张力》，就是借用新批评的核心概念“张力”（tension）来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诗人迈克尔·德雷顿的《缪斯女神》，探讨其诗作如何达到理想的田园世界与自然现实世界之间的诗意张力。夏志清对诗歌语词的敏感、对“韵律”与“肌理”（texture）概念的重视，显然来自“新批评派”的影响。他曾说兰色姆批评的“最主要两个terms就是 structure和texture, describe himself as an ontological critic（自称为本体论的批评家）”[30]，这种本体论式的文本批评取向，赋予夏志清“高人一筹”的批评洞见，这篇论文也得到一向挑剔的马兹教授的赞美。[31]
类似的娴熟的新批评式的批评方法几乎贯穿这批论文的始终，凡有所论，必然是通过文本细读来展开的。既有文本整体的细读，也有对选词用字的细读。前者如《对“天堂战争”的阐释》拈出弥尔顿《失乐园》第六章的“天堂战争”的描写，进行了细读与阐释。塞缪尔·约翰逊和蒂利亚德两位批评家都认为天堂之战在全诗中处于次要地位，而夏志清通过文本细读，提出这场天堂之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与全诗中心主题的紧密联系，而且为基督与撒旦之间的公开冲突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情境。“人类的堕落和救赎不过是天堂战争的延续……这场战斗象征着人类内心善恶力量之间的斗争，如果没有神的干预，这场斗争必定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后者如《关于诗歌〈利西达斯〉与〈达蒙墓志铭〉关系的技艺探究与评析》一文对诗歌语言的细读，明显受到了瑞恰慈的新批评理论之影响。瑞恰慈认为，文学文本是由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他提出了语言两分说，即感情语言与科学语言不同：感情语言着重于情感而不在实证，科学语言依靠denotation（本意、辞典意义），感情语言则依赖connotations（言外之意、引申意义）。[32]与此相似，夏志清也提出，“如若不熟悉语言的问题，则无法注意到文学里新颖的措辞及突现的、引人入胜、内涵丰富的语词。而这种意涵丰富的词语在《利西达斯》中随处可见：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首诗的语词含义之丰富及其语言的音乐性，称它为英语诗歌中最伟大的诗歌”。比如，《利西达斯》开头的几行：“I come to pluck your Berries harsh and crude, /And with fore’d fingers rude, /Shatter your leaves before the mellowing year.”（“我来采摘你生涩粗糙的浆果，／被迫用粗鲁的手指,／在醇熟之前将你的叶片揉碎。”）夏志清指出弥尔顿语词选取的深意，特意使用“shatter”一词，而非读者可能更为熟悉的“scatter”一词，正因为前者颇多言外之意，充满诗意的魔力（It constitutes poetic magic）。正是通过语词选取、形式创新与情感表达的创新，这首诗才具有了“革命性的新意”。
约翰·克劳·兰色姆：《新批评》，王腊宝、张哲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夏志清新批评式的批评方式运用得相当娴熟，但是他并不仅仅满足于语言、结构、意象、张力、节奏等面向的细致探究，而是努力将这些形式层面的问题与作品背后的社会时代与思想道德意涵相融合。他说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是要细读，批评他的朋友“钱学熙从思想着手，总不免空泛”[33]，但与此同时，形式批评的细读又离不开“思想”。换句话说，他反对的是纯粹的单一的形式批评或思想批评，践行的是形式批评与思想批评的合二为一。1976年，他在著名的《劝学篇》一文中再次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自己是受过“新批评”训练的，当年耶鲁大学是“新批评”的大本营，“但耶鲁英文系有深厚的传统，并不以‘新批评’标榜”，相反，却很强调语文学（Philology）、考证学的训练。当年布鲁克斯的《精致的瓮》细读九首不同时代的名诗和一出莎翁名剧，轰动一时，但布鲁克斯“他自己诗学的根底是很深的”，他分析约翰·邓恩的诗，肯定读过全集，也知晓其生平时代，以至同时代人的诗作。总之，“你要研究一个诗人，非对他有概括性的全面了解不可”[34]。夏志清在《语言，态度与戏仿》一文中，从语言、态度和戏仿三方面细读比较《尤利西斯》、《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浮士德》之异同，肯定乔伊斯语言运用的特殊价值，提出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笔下人物态度是“戏剧性的”（dramatic），那么歌德与乔伊斯的态度可以说是“喜剧性的”（comic）。在《作为政治家的诗人》《弥尔顿论离婚的宣传册与后期诗歌》更是在形式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弥尔顿的政治观念以及关键词的反复运用等写作手法之于《失乐园》的关系，从而完整呈现了一个丰满大写的弥尔顿的诗人形象。在夏志清这样的批评实践中，新批评式的种种方法，已经如入水之盐，而非眼中之屑，充分彰显了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与文本传达的思想道德关怀。
六 作为信仰的人文主义
虽然夏志清后来没有能继续从事英美文学研究，而是进入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但是毫无疑问，他从耶鲁英美文学训练中所获得的世界文学的修养、文本细读的方式，尤其是人文主义的信仰已经直接而深入地影响了他的中国文学研究。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是难以对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作出准确到位的判断与评论的。如果将夏志清早年的英文论述与后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捉置一处加以考虑，无论是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还是对于中国文学研究都是极具价值的。
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关于人文主义的理解众说纷纭，从未有过公认而权威的界定，也很难说它是一种特定的思想或哲学流派。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将其视为“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或者称为“人文主义传统”。[35]夏志清所理解和认可的人文主义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对西方古典文学“大传统”的频频回眸；二是对道德视景的念兹在兹，这样的人文主义显然是一种立场、一种传统、一种态度，更多的是一种信仰。
阿伦 ·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从夏志清这批英文论文不难看出，夏志清怀抱着对西方文学自荷马以降至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等形成的西方古典文学的“大传统”的崇敬与留恋，频频回首致意，对那种重视理智的“文人”（man of letters）高度肯定和尊崇。他曾明确表示，“文学是‘人文学’（Humanities）的一部门，‘人’是文学的唯一主题，能增加我对‘人’的了解的文学，才是值得一读的文学，像乔治·艾略特小说这样，能肯定‘人’的崇高面，我觉得更是伟大的文学，人人必读的文学”[36]。对于他来说，真正的文人，应该是“一种兴趣无所不包的文人，小说仅是他表达自己意见，自己对宇宙、人生各种问题看法的文艺形式的一种而已”[37]。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夏志清对弥尔顿情有独钟，对他的诗歌、政论、散文、假面剧等方面均予以关注。
也是基于对“大传统”的怀念，夏志清对“现代主义”或“现代化”进程，以及信笔由缰的“现代幼稚病”保持了相当的警惕。他认为，“‘现代主义’本身就是艺术家面对光荣的传统，过分自觉化，另起炉灶唬人的表现，其中有故意同我们开玩笑的‘堕落’成分在”，即使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荒原》，气魄上也无法跟华兹华斯的《序曲》相提并论，“即有华兹华斯的天才，也不可能写出这样气势雄壮自传式的史诗了。即有人能写出，也不可能有读者了”。[38]相比起他深爱的古典文学大传统，他对现代主义文学深表失望。“‘现代主义’的大师，多少把自己的作品认为同荷马以来的西洋文学一脉相承是一个传统的延续。当今西洋作家，外国语言的训练远不如艾略特、乔哀思，希腊罗马的名著也没有读过原文，不可能再抱住这个‘大传统’的幻觉。”[39]他认为，他的老师兰色姆和布鲁克斯都尊崇T.S.艾略特为现代文学大师，其原因是“不仅他的诗和批评有革命性的成就，而且因为他向往十六七世纪的英国文明，卫护基督教文化”，甚至后者是更重要的原因。兰色姆、艾伦·退特（Allen Tate）等人试图推动维护南方农业社会的运动，失败后仍然退守文化阵地，“主要用文学批评方式来维护西方文明，和赞扬那些在他们看来延续着西方文明真精神的现代作家”[40]。这种偏于保守的人文主义信念与立场，貌似与新批评派的批评方式不无矛盾，但夏志清直言不讳地说，正是受到几位“新批评”大家的影响而去读了西方古典文学大家，对“西方文学传统和文化精神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我个人爱好‘新批评’家，倒不是迷信他们的方法，实在眷恋他们所代表的那种西方文明”。[41]
与对西方古典文学大传统频频回眸密切相关的，则是夏志清对“道德视景”的高度推崇。夏志清早就读过人文主义批评家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1895—1978）的《重估价：英诗的传统与发展》（1936）和他论现代诗的名著《英语诗歌的新动向》（1932），从此对利维斯的著作和思想青睐有加，反复申说，“李维斯的小说评论，我是相当服膺的”[42]，称之为“道德批评家”[43]。对“道德视景”的关注与利维斯密不可分，“我的moral preoccupation想是受了Leavis的影响，Leavis对诗小说方面都严肃老实说话，不为文坛fashions所左右，一直是我所佩服的……”[44]他非常赞赏夏济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析，认为“中国近代缺乏一种‘不以society为中心，而以individual为中心的morally serious的文学’是一针见血之语，想多读西洋文学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好的小说剧本，都是读过之后觉得作者最后给我们较世俗看法更精细的moral perception的作品”[45]。在这批英文论文中，夏志清频频援引利维斯的著作与评判，对作家的道德关怀予以深切的注目。随后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给予夏志清最大启发性的依然是利维斯，正是因为利维斯在道德层面对克拉伯的极度推崇才增强了夏志清研究乔治·克拉伯的信心，由此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46]
利维斯（1895—1978）
夏志清尊崇西方古典文学大传统和道德视景的人文主义立场和信仰，也决定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态度和判断。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学“应有的估价，当然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一般作家不知sin，suffering，love为何物，写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浅薄。西方作家对罪恶和爱都（是）从耶稣教出发的，中国没有宗教传统，生活的真义就很难传达了”[47]。中国现代文学“没有像山姆·柯立基那样的人来指出想象力之重要；没有华兹华斯来向我们证实无所不在的神的存在；没有威廉·布雷克去探测人类心灵为善与为恶的无比能力”，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很少在心理上或哲理上对人生作有深度的探讨。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没有深入人类心灵的隐蔽处，没有超越现世的经验，因此，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既关怀社会疾苦同时又不忘自怜自叹的人道主义”[48]。夏志清对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肯定，也是秉持着相似的立场和标准。沈从文的伟大在于，“他的作品显露着一种坚强的信念，那就是，除非我们保持着一些对人生的虔诚态度和信念，否则中国人——或推而广之，全人类——都会逐渐变得野蛮起来。因此，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义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关注之情，是与华兹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49]。而张爱玲虽然伟大，但显然无法同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相提并论，“狄、詹两大家作品太丰富了，他们的气魄太伟大了，狄氏创造了这样许多生动的人物，更是二十世纪任何小说家望尘莫及的”[50]。本来世界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就如草绳灰线，伏脉千里，对于熟谙英美文学的夏志清来说，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中加以考评论定，当然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选择，所谓犹木在水，寻流而行。年轻的夏志清当年可能并未觉得有什么特异之处，但是在当下世界文学时代重新回首夏志清的努力，则不得不感叹西方古典文学大传统给予他的人文主义的眼光、品位与标准，人文的、审美的、道德的与形式的批评有机融合，形成了夏志清中国文学研究的独特品格。
1948年9月18日，中秋节次日的晚上，夏志清从耶鲁大学的办公室走回租住的曼殊斐街宿舍，望着天上晈洁的圆月，孤独和感伤涌上心头。他情不自禁地向哥哥倾诉，现在若想读博士学位已经毫无问题，唯一的问题或者是经济问题，或者是精神问题。除了看看电影，读读小说，身边都没有亲密的朋友可以谈谈，只有拼命地投入读书和写作之中。[51]在这样无尽孤独的心境和状态下，夏志清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备受老师赞赏的英文论文。这些手稿，已经不只是夏志清求学生涯的简单记录，而是寄寓和铭刻了青年夏志清的情感、心灵和情绪，让我们恍然发现，后来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叱咤风云、红得发紫的夏志清，当年如何以文学为志业，孤独而无望地坚守，创造了他最爱的华兹华斯所说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之点”，无数的英美文学经典已经化堆垛为烟云，融入其生命之中，浸润于其中国文学研究，并始终保有着无穷的活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此时重温华兹华斯的诗句，也许别有一番滋味：“我们生命里存在时间之点，／它们有突出的重要性，／保有一种更新的能力。……这神奇能力的藏身处／在人生的某些片刻，它们提供／最深刻的智慧，提出终点和方法，／实现心灵的当家作主——而外界的感觉／只是忠顺的仆役。这样的片刻／散布一生，最初的开始／是在童年。”“生活在日常世界上，／他们不迷惑于感官印象，／却有冲动的活动能够及时／同精神世界谈得契合，／也同时间里各个世代的人谈，／过去，现在，将来，一代又一代，／直到时间消失。”[52]
季进
苏州大学文学院
21512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8期）
注 释
[1]参阅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收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威廉·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丁宏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9页。
[3]参阅Jonathan Bishop,“Wordsworth and the ‘Spot of Time’”,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Vol. 26, No. 1 (Mar., 1959), pp. 45-65。
[4]《燕卜荪致夏志清》（1947年5月28日），未刊。
[5]夏志清自藏文献，未刊。
[6]Chin Tsing Hsia, George Crabbe：A Critical Study,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1951。
[7]参阅《审美的普适标准与文学的大同世界——关于夏志清的博士论文及其他》，《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
[8]所有英文论文均未附英文标题，英文标题详见附录《夏志清耶鲁时期的英文论文一览》。
[9]《夏志清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成绩单》，未刊。
[10]《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6月7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
[11]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自序》，见《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12]参阅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3]所有未出注的引用内容，均出自夏志清未刊的英文论文，译文系自译。下同，不再一一出注。
[14][15]《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1月26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205、102页。
[16]参阅拙作《诗心澄思的隔空相遇——〈文赋〉英译与〈丁登寺〉细读》，《小说评论》2022年第5期。
[17]《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12月4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335页。
[18]《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4月4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368页。
[19]《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4月19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369页。
[20]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21]《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9月30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171页。
[22]《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0月18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183页。
[23]《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1月26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204～205页。
[24]《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1月19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198页。
[25]《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正月7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220页。
[26]《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3月6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47页。
[27]《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4月9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66页。
[28]《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5月16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73页。
[29]《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1月19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198页。
[30]《夏志清致夏济安》（1947年12月12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28页。
[31]《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3月22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78页。
[32]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第34章，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3]《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5月16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73页。
[34]夏志清：《劝学篇——专覆颜元叔教授》，《中国时报》1976年4月16—17日。
[35]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页。
[36]夏志清：《颜元叔的六条质疑——一封未寄出的公开信》，见季进《劝学与轸念——夏志清两篇未刊手稿考释》附录，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
[37]夏志清：《A.赫胥黎》，见《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47页。
[38][39]夏志清：《文学的前途》，见《文学的前途》，纯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58～59、65页。
[40]夏志清：《文学杂谈》，见《文学的前途》，第206～207页。
[41]夏志清：《颜元叔的六条质疑——一封未寄出的公开信》，见季进《劝学与轸念——夏志清两篇未刊手稿考释》附录，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
[42]夏志清：《A.赫胥黎》，见《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第246页。
[43]夏志清：《文学杂谈》，见《文学的前途》，第202页。
[44]《夏志清致夏济安》（1957年7月13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页。
[45]《夏志清致夏济安》（1953年1月19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二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6页。
[46]参阅拙作《审美的普适标准与文学的大同世界——关于夏志清的博士论文及其他》，《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
[47]《夏志清致夏济安》（1951年10月26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二卷，第103页。
[48][4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第14、144～145页。
[50]夏志清：《文学杂谈》，见《文学的前途》，第201页。
[51]《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9月30日／10月1日），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第170页。
[52]威廉·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第12、14章。译文系王佐良译文，见钱青主编《英国19世纪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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