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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顾牧、李春秋译，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内容提要
施寒微的《中国文学史》是二战后德国首部系统完整的通史性著作。该书以独特的文学史分期、丰富的学术文献对中国文学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梳理与分析，反映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潮流与趋势。作为德国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谱系的延展，该著作体现了德国学者的精神史理念、学术史方法及其世界文学意义。分析该书如何架设学术对话的平台，可以为中国文学走向国际提供参照和指南。
关 键 词
德国的中国文学史编纂 精神史理念 学术史方法 世界文学意义 德国路径
引 言
继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的《中国文学述稿》（1854）[1]、顾路柏（Wilhelm Grube）的《中国文学史》（1802）[2]、奥特·豪瑟尔（Otto Hauser）的《中国诗学》（1908）[3]、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中国文学》（1930）[4]之后，1990年德国著名汉学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三千年来中国诗歌、小说以及哲学宗教文学从开始至今的发展情况》[5]（本文简称《中国文学史》），2022年该书被翻译为《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6]。
施寒微
德国学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后，施寒微的《中国文学史》堪称德国汉学文学史编纂的复兴之作，问世以来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国内外学界均对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进行了理性的评价。德国批评家斯塔尔（Frank Stahl）认为，施氏“将文学默认为历史语言的言语”，而未呈现文学的结构性演变，并非真正的文学史而只是变相的朝代史。[7]波鸿鲁尔大学汉学家韩北山（Stephan Hase-Bergen）认为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既适合作为专业学者的参考书，也为学生和普通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国文学传统丰富性的考察。“作者试图呈现整体而不是许多单一的描述，这种努力已被证明是成功的。中国文学史被描述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丰富的不同流派和作品的集合。”[8]同时，韩北山也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部分不够深入，重要的文学现象都没有展开。[9]科罗拉多博尔德校区的安特耶·里希特（Antje Richter）就该书1999年第二版[10]评价说，除本著作之外，在欧洲语言中还没有其他类似性质和范围的综合性著作问世。她高度肯定了内容广泛且极为详细的注释，包括对最重要的中文资料、欧洲语言译本和二次文献作品的参考。此外该著作还提供了按主题编排的参考书目，以及一般汉学出版物所没有的出色的索引，提供了所有相关条目的汉字。[11]就外国学者所肯定的文献征引之宏博，中国学者李雪涛则并不满意：“这是一部在当时德语世界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中国文学史大全。不过作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它的问题在于很少引用一手的中文文献，很多都是二手的，特别是从英文转译过来。”[12]曾经编纂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的顾彬（Wolfgang Kubin）对此回应说：“但是应该承认施寒微写得还是非常有意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德文很好。此外正如你刚才提到的，这本文学史非常厚，里面有许多有用的资料。施寒微本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研究过中国文学，但我还是喜欢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13]顾彬欣赏施寒微与史景迁具有“能用高水平的文字写出通俗风格的作品”的能力[14]，他后来又对该书高度评价，认为到现在大约一共有十个德国人写了中国文学史，“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不一定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专著，而是一本八百多页的中国文学普及本。这本书是1980年代末写的，出了两版。一般来说德国汉学家都是从德国的哲学、历史、文学领域来的，所以思想太复杂，人们看不懂我们在写什么。但是这个很有才能的汉学家能把我们研究的结果简化后出普及本，比如说中国文学普及本。这类书恐怕其他欧洲国家、美国都没有。在这个方面美国、英语国家可以向德国学习。另外我得公开承认我的不少书写得太复杂，特别是我的《中国古典诗歌史》（2013年在中国出版）”[15]。这一评价不免过誉，不过他充分肯定了施寒微将历史悠久而又思想深广的中国文学面对西方读者进行通俗化表达的难能可贵。施寒微在吸收前人的学术成就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他独有的问题意识和全球视野呈现了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轨迹与思想脉络，广泛征引欧洲、美洲、亚洲地区具有学术影响力的汉学家的观点，也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学术史资料库，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目录学文献。目前国内学者范劲和方维规对该书有过简单提及，但深入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因此，本文聚焦施寒微《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和体例，基于文本事实从精神史理念（编纂的动机与目的）、学术史方法（书写路径）以及世界文学意义（价值评判）三个方面论述其思路与方法及价值。
一 精神史：施寒微《中国文学史》的编纂理念
马汉茂、汉雅娜：《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汉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新材料、新视野、新方法的涌入，使得海外中国文学史书写面临“当代语境如何编纂”的现实挑战。施寒微的《中国文学史》继承了德国学院派汉学严谨扎实的写作风格，并且结合自身的研究旨趣与问题意识构建逻辑框架，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和规律。从该书的目录可以了解其大略，全书合计七个部分，章节分布如下：第一部分“诗歌，神话，历史学家的规划和记录”（前1400—前221）、第二部分“官方与典雅的风格”（前221—180）、第三部分“多彩的自然和内心的旅行”（180—600）、第四部分“诗歌的黄金时代与传奇小说”（600—900）、第五部分“正统与自由之间：文官的文本”（900—1350）、第六部分“儒家的环境和民间的娱乐”（1350—1850）、第七部分“变革与告别旧的道路”（1850年以后）。上述分期具有一定的特色，经典选择与阐释体现了个人旨趣。
施寒微《中国文学史》带有专深研究的学术性，他以怎样的逻辑理路串联起丰硕的学术成果？如何构建一部中国文学问题史？答案指向施寒微编纂的问题意识。正如施寒微曾引述的鲍吾刚对汉学研究的论述，“对每一个学者来说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类似一条红线一样的风格贯穿在他的作品当中”[16]。这样一条延续性的红线显示了一位学者汉学探索的缘起与初衷。
（一）注重分析精神世界
从施寒微编纂学术问题史的核心要义来看，他注重对中国精英精神世界的分析，并以典籍文本构建一条精神史线索。1982年，施寒微应国家出版局的邀请在中国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亲眼见证了中国的蓬勃发展。在杭州旅居的经历激发了他的研究兴趣。“从一个地区入手，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杭州是南宋王朝的国都，而浙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我想从事区域研究，研究这一地区的过去和现在。因为对浙江省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我计划在‘中国的政治、公共领域和道德——论中国公共领域的历史’这个主题框架下着手开展一项关于中国精英教育史的项目。其中的一项成果便是198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从起始到今天》（此为德语直译）。”[17]这段文字是理解该书写作逻辑起点的关键线索。后来他多次强调了研究中国文脉离不开对精英精神世界的分析，在《中国文学史》前言中明确表示：“我之所以会写这部《中国文学史》，是想要更好地了解那些擅长读写的中国精英们的精神世界。”[18]可见，施寒微最初的写作动机与理念，不同于一般作为教材使用的著述采用的“作家-作品”的纪传体编写思路，他以文学作为理解中国社会与历史的一扇窗口，从而揭示分析中国精英的教育历史。
之所以聚焦精英这一特殊群体，是因为他认为精英是对中国社会最有体察、最有担当的那一批人，他们的知识结构、兴趣取向最能反映时代。施寒微在访谈中认为：“‘文士’这个有修养的贵族形象——常常在中国的水墨画中，有时也只以竹子的形象出现——深深地吸引了我。在中国的传统中，他是‘君子’，以孔子的‘和而不同’为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退让，而是对社会责任的担当。”[19]换言之，若想了解中国社会须先知晓君子的精神世界，而君子的精神世界又往往借助文学来表达。本书注重分析中国精英如何通过文学表达思想、情感和世界观，力图通过揭示这些文学作品背后深层含义，探索精英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历史变迁。“他将文学作品置于文学、美学和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几千年来保存下来的中国精神的特征和独特性变得清晰起来，了解这些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20]从2023年5月18日施寒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讲座内容，可以发现他对精英阶层思想探索的初衷依然未变。他辨析了“轴心时代”概念的有效性。德国历史学家莱茵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提出了第二轴心时代，即“物质轴心时代”，这一时代以结合特定燃料的新技术为特征，人类社会在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财富积累和预期寿命等方面出现空前进步。然而，它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不平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提出“中间考察”，受此启发施寒微提出“第三轴心时代”（a third Axial Age）的构想，将其定义为“精神轴心时代”（mental Axial Age）。他认为，“第三轴心时代”要求我们认真反思包括欧洲、中国等不同的文化遗产。这一思路反映了他对“精英”概念的凸显，包括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乃至所有丰富多彩的华夏传统思想与生活经验。施寒微在讲座中以中国历史上文化昌明的宋代为例，关注传统中国精英阶层中的复杂道德话语，如苏东坡“天人同一梦”的思想、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等，体现了宋代的典范人物对“和而不同”概念的阐释。他深信中国思想传统定将助力建构与激活第三轴心时代。[21]结合施寒微酝酿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意图以及编纂实践，可以看出他对于精英阶层的关注一直是内在的重心。
（二）注重考察语文学传统
编纂者在对中国历史进行通观的前提下，接下来要思考的是“文学是什么”。从施寒微编纂问题史的范畴来看，他注重从文字、文献、文化传统等语文学（philology）意义多维度剖析中国文学。他认为：“（文字）折射出各种跌宕起伏的命运与经历，特别是人们在思考世界以及人在天地间位置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聪明和智慧。”[22]“《中国文学史》是对中国语言及文字传统进行研究的成果。”[23]文字传统寄寓着文学的生长轨迹，这一视点在国内的文学史编纂中也许因为熟视无睹而通常被忽视，文字一般作为常识而不会重点介绍。西方的文学史编纂普遍注重中国文字传统，如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文学史》、雷威安（Andre Lévy）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Chinese Literature， Ancient and Classical）等。施寒微认为：“中华文明拥有全人类最为丰富的文字遗产。”[24]在他的笔下，中国文学史并非仅仅是历史的记录，而是正在不断发生的生命存在，文字就是其生命活力的重要动脉之一。文字随着文学的演变而不断迭代，同时也影响着文学形态的成熟与发展。
施寒微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他还重视各种记录文字的载体与文学背后的文化传统。他在德文版《中国文学史》的前言中写道：“神谕、咒语、编年史、仪式歌、神话、法令和其他法律文本等都是广义上的中国文学的一部分。”[25]就物质层面而言，文献不再局限于纸质、成文的书面材料，也包括仪式歌等广泛意义上的“文本”。他不仅关注已经被视为经典的文学符码，也重视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可能被视为边缘或非主流的精神资源。他进一步指出：“文学既包括诗歌和小说，也包括哲学，以及多种多样的知识记录和付诸语言的对世界的理解。当然，中国文化的特点并不仅仅体现在书面记录的知识中，还包括了音乐传统、风俗习惯等其他元素。”[26]不同于国内主流以“作家＋作品”为书写模式的文学史编纂，施寒微不局限于纯文学或美文学的研究，而试图将文学放入文化这一宏大的认识背景与多维语境去理解。这种兼具历史分析和文化阐释的编纂理念，拓宽了理解文学的渠道和边界。他之所以以文化典籍作为文学史对象，原因之一是，将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这是一种兼容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领域的大文学观。其二，他从事中国历史、宗教、哲学的研究过程中，最为熟悉的是承载中华文明精神财富的经典文献。
在2007年北京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上，施寒微就“汉学的自我定位”这一主题指出，欧洲的中国研究只能在欧洲确定自身身份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今后什么样的中国将会成为欧洲汉学的主题和什么样的欧洲身份将在未来时代中提供汉学研究的知识概念基础的问题。[27]施寒微提供的启示是，我们与西方的中国研究成果对话的前提是，首先应该回到对方的历史语境与身份，这样才能减少误读。本文提出的“德国路径”意味着，应该回到施寒微背后的汉学传统、个人学术旨趣以及时代提供的学术环境，从中发现他的文学史研究所体现的德国文化、个人身份的印记。施寒微1993年被任命为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的馆长，作为莱布尼茨和莱辛等伟人的继任者，致力于将其发展成为欧洲文化史的研究和学习中心。他很快意识到，如果缺乏全球视野就根本无法理解欧洲文化史和欧洲。他说，年轻的汉学家和哲学家何乏笔（Fabian Heu⁃bel）说过的一句话，曾让他印象十分深刻：“成为欧洲人的方式就是成为中国人。”[28]其实这句话也展现了施寒微作为德国学者从事中国研究的初心，他以扎根中国的方式认识其本国文化。我们只有明白德国思想立场、汉学传统、学术方法与中国学术的差异，才能开展德国汉学批评，在借由汉学反思自身观念的过程中与之展开创造性的对话。
二 学术史：施寒微《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方法
Helwig Schmidt-Glintze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施寒微《中国文学史》具有鲜明的学术史对话意识，贯彻问题史的写作方式，广泛征引亚洲、欧洲、美洲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展示了国际学界对于中国文学性质、范畴和层次的多元描述与论证理路。通过本书呈现的文本事实，可以发现中国文学在海外译介、传播与接受的情况。
（一）学术史方法的成因
施寒微并非文学专业出身，能够以一人之力独著《中国文学史》离不开对过往学术界知识、经验的综合与融汇。他在前言中交代：“我也清楚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是循着前人在经典化过程中开拓的道路前行，这其中也包括我的老师们。”[29]一方面，此处的“老师们”指涉他在慕尼黑学派的师承渊源，在本书中他引用老师傅海波的学术成果十八次，同门鲍吾刚的学术成果十五次，并且在脚注中大量注释慕尼黑学派的博士论文。另一方面，其“老师们”也关涉全球汉学家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结晶。他兼顾不同的时代、地缘的学人共同体，引用从译著到论著、期刊等多种形式的学术资源。这种尊重并发扬前人研究成就的编纂理念，使得《中国文学史》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并不因个人主观性偏见而容易过时，这也是他认为第二版无须大规模修订的原因。
1948年施寒微出生于巴特赫尔斯费尔德（Bad Hersfeld），1967年进入大学学习，在哥廷根和慕尼黑大学攻读汉学、哲学、社会学等专业。先后任慕尼黑大学与哥廷根大学汉学教授，以及沃尔芬比特尔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馆长等。二战以来，形成了以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为首的北部汉学重镇汉堡和以傅海波（Herbert Franke）为首的南部汉学堡垒慕尼黑这两大汉学的中心。施寒微在慕尼黑大学求学时即师从德国一流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傅海波，深受慕尼黑学派注重东亚语言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传统影响。傅海波专治中国朝代史与蒙古史，除此之外也颇具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底蕴，曾撰写相关专著《中国的墨文化》[30]。他与鲍吾刚（Wolfgang Bauer）合译的《金匮——两千年以来中国短篇小说选》[31]收录了从战国时代到清末的中国短篇小说，不仅在德国读者众多，还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等多国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受到老师傅海波的影响，施寒微在学术生涯的初期也以兼及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中国佛教史为主要研究范畴，并保持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兴趣。1973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弘明集〉与佛教在中国的接受》（Das“Hung ming chi”und die Aufnahme des Buddhismus in China）为题，结合《弘明集》来研究中国佛教史、佛教在中国的接受史以及宋代佛教思想史，在学术生涯之初便奠定了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的知识基础。同年他出任中国台湾地区“中研院”研究员，随后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进行为期半年的研究。1981年施寒微接替傅海波成为慕尼黑大学东亚文化与语言学系正教授，1993 年受聘为哥廷根大学汉学教授。可以看出他本人一直承传德国学术传统的脉络。
纵观施寒微的学术生涯，不难发现他始终活跃于汉学界学术前沿。他自觉地对德语世界汉学成果进行爬梳、整理。1990年《欧洲汉学协会通讯》第3辑出版了由他主编的《联邦德国、西柏林以及民主德国的汉学》专号。施寒微领导包括葛柳南（Fritz Gruner）、梅薏华（Eva Müller）等东德著名汉学家在内的团队，对东西德的汉学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该成果展现了施寒微注重综合德语世界汉学研究成果的理念。他不仅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的学术资料，同时也宏观把握东西德汉学学术史进程与发展动态。这为他能够对学术史、知识史进行切中肯綮的综合归纳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文学的翻译史考察
施寒微《中国文学史》细致地介绍了文学作品在德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的情况，为学界理解中国文学在德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德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历程从小说家、汉学家库恩（Franz Kuhns）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开始，标志着中国文学在德语世界向世界文学转型的肇始。翻译不仅关乎语言的重新编码，也是文化间进行平等对话进而产生理解之同情的桥梁，因此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接受是学术史重要的基础文献。
首先，整理不同译本的版本。施寒微采取编年的方法，按顺序汇总了多部文学经典著作的德译本、英译本。书中所索引的文献，既有节译本也有全译本，且出版地横跨英国、德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这种编年式的学术史脉络厘清了相应译本的出版地点和先后时间，便于读者基于自己的学术旨趣选择更为合适的译本。其经典的译本范围上至先秦时期的《楚辞》，下至中国大陆的“朦胧诗”、中国台湾地区的“乡土理论家”等作品。他所完成的工作不仅有对成熟经典译介的总结，还有对散见于各文献中具体篇目翻译的汇总。如被萧统收录在《文选》卷五十二中的曹丕《典论·文论》的英文版，收录于黄兆杰（Siu-kit Wong）编的《早期中国文学批评》（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32]、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英译版（收录于华兹生［BurtonWatson］的《司马迁：中国的伟大史学家）[33]等。
本书所涉及的翻译家有各国赫赫有名的学者。如专擅汉赋和六朝文学领域的美国汉学家康达维（David Knechtges）、以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而闻名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英国杰出的中国典籍翻译者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以及德国的卫礼贤、顾彬等人，还包括众多曾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年轻学者。所选取的代表作译文精当、考据翔实，具有世界传播价值和学术代表性。关于译本的版本，施寒微也有所标注和区分，如将《诗经》译本区分为全译本和节译本。对节译本的内容也有所考察，如赛珍珠（P.S.Buck）翻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即对《水浒传》“近乎改写而非严格迻译”的节译本。[34]还有经英译本二次转译的德译本。施寒微特别指出，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受到亚瑟·威利（Arthur Waley）英语译文的启发，转译过几部较为著名的中国文学作品。[35]
其次，分析译文的互动。除了对经典译文的索引之外，施寒微还力图阐释德语世界与中文世界在翻译上的互动与双向影响。一方面，他介绍哪些中国文学作品受到翻译者的欢迎。比如，他介绍没有任何一位唐朝诗人像王维那样拥有如此之多的外语译本，并且时至今天仍受到关注与喜爱，他分析原因是：“他的绝句与律诗因篇幅短小而受人推崇。”[36]另一方面，他注重总结德国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接受情况。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作品，虽然多次被节译或全译成多种欧洲语言，但最受欢迎和最为权威的还是弗兰茨·库恩的译本。
最后，辨析翻译的技巧。施寒微综合中国文学语境与德国语言背景，深入文本内部分析，梳理译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尝试给出可能的阐释。比如，他阐释了西方语境对“法家”的两类常见翻译，一种是用legalismus来翻译“法家”这个词，另一种观点认为legismus更贴切，因为法家所追求的并不是“合法性”，而是要用严厉的刑罚来推行自己的社会模式。[37]再如，就“变文”的翻译有没有意义这一论题，亚瑟·威利认为翻译“变文”这个词没有意义，他建议将bianwen作为国际通用的文学体裁概念来使用。施寒微则认为，“变文”的德语译文中，最贴切的应为Wandlungstexte（意为“变化的文本”），因为“变文”讲的是在佛陀、菩萨或神仙影响下产生的变化，这个变化则是交由善于讲述的叙述者或表演者来完成的。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词汇、语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的差异，学术翻译又涉及专业性的理解，他在深入了解翻译的源语言（中文）和目标语言（德语、英语）后，选择更能准确传达原文意涵和语境的翻译。
该书对中国文本选取的全面性和深广度，使得海外世界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讨论过往翻译过程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帮助研究者对翻译中的规范与可能的误区有更好的把握。对于不同时期和不同流派的译本的细致研究，也向读者展示了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和接受的历史轨迹。
（三）中国文学的问题史探究
施寒微《中国文学史》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并不着意于简单化地罗列较为权威、已有定论的评价。他试图还原文学史问题的现场，以正文呈现观点、脚注附录原初文献的形式呈现学术问题史的脉络。
首先，汇聚大量研究文献。通过索引相关文献的方式交代问题的起因、经过以及阶段结果。例如，在文学史发展历程的研究中，对于某些时间节点的界定尚未明确，如对于“周灭殷商”这一历史事件的年份判定上，学界尚存在一些争论。他采取在脚注标记的方法，首先介绍了“由于早期编年史的不确定性，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一直存在争议”的背景，接着详细介绍令这个时间点首次引起学界关注的文章，例如倪德卫（D.S.Nivison）的论文《西周纪年》（The Dates of Western Chou）。同时还补充了汉学界其他结合出土文献进行的研究，例如夏含夷（E.L.Saughnessy）的《〈今本竹书纪年〉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38]。这种广征博引的文献征用使其研究更具说服力，也为其他学者快速理解这一领域提供了索引与指南。
其次，凸显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施寒微针对具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分别介绍论争双方的立场并附录相关论据。并不是简单地选择某一种观点作为问题的答案，而是更倾向通过全面梳理和分析持不同观点的评论，提供考察问题的线索，重建论辩的现场。对于较为简单的问题，如对于“赋”一开始的含义是否指代文体的讨论，他在脚注中直接指出：“（对上述观点）持对立观点的有H.Wilhelm的The Scholar's Frustration. Notes on a Type of ‘Fu’（《学者的挫折：论“赋”的一种》）。”[39]随即一笔带过。对于讨论过程长、发声主体多的问题，他对双方论点及论据按照时间顺序分别爬梳与整理，如对于传奇小说一开始被记载的原因，陈寅恪和刘开荣、马幼垣认为这些小说的作者希望借此在“行卷”之时引起关注，梅维恒则反对他们三位的观点，施寒微则将他们初次发布各自观点的文章以脚注形式附录。[40]诸如此类的索引还原了问题讨论的场域，留存了原始论点。
最后，彰显个人的问题意识。施寒微并不满足于梳理学界已有的问题史脉络，他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以研究性的视角更新、质疑、挑战已有的论证，并附以辅证，将自己的声音注入这部问题史。
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书写侧重于教材式的述评，他在提出论点时引用相关重要论文作为佐证，展现一个观点背后支撑的理据。例如，他认为在赋与诗的交互影响中，“山”与“水”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平行与对照。为佐证这一观点，施寒微在脚注中引用了傅德山（J.D.Frodsham）的《自然诗的起源》、顾彬的《中国文学的自然研究》、苏珊·布什（Susan Busb）的《宗炳的〈画山水序〉与庐山“山水画”》、孙康宜的《六朝早期诗歌中的山水描写》等多篇文章[41]，以研究综述形式对“山水已形成平行与对照”这一观点作出有力的理论支撑，这种信息的增量有利于后续的深入与延展。
经过施寒微严谨的考察，部分已有结论不免展现偏狭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他则将考据过程附录在脚注之中，以审慎的态度重新审视过往论断，提出对一种更为准确的论述的要求。以《西厢记》第五部的作者问题为例。他认为部分观点将其归为关汉卿的作品并没有可靠的根据。首先，在正文之中介绍已有观点的形成原因，“也许是因为该本与传奇小说的结尾不同”，肯定该论点具有一定合理性；紧接着给出自己考证后的倾向，认为“（前述）这种说法没有站得住脚的根据”，随后在脚注中补全了对于这个问题全貌可参考的文献。他确定了具体讨论的德译版本与英译版本，洪涛生（V.Hundhausen）的《西厢记》（Das Westzimmer.Ein chinesisches Singspiel in deutscher Sprache）与熊式一（S.I.Hsiung）的《西厢记》（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又附上了对于《西厢记》具体笔法的文本分析，即姚舒华（Shu-hwa Yao）的《内部谋篇：〈西厢记〉中的象征结构》，通过论证王实甫内部谋篇象征结构的连续性来佐证该文本的确是他本人所作，至此完成对主流观点的反驳。
由此可见，以学术性的严谨考究为基础的《中国文学史》不仅是一部文学史，更是一部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学术研究史。书中既清晰地呈现了文学史论争中争议双方的立场与论据，也清晰地援引了相关文献资料，提供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地图。
（四）学术史方法的价值
施寒微对于中国文学研究问题史的呈现，反映了慕尼黑学派较为典型的写作特征：采取注释的形式，完成对学术史的考据与整合。顾彬指出：“（慕尼黑学派的学者）他们放弃了所有的意识形态……又回到了我们那个非常德国化的传统学术方法上了，也就是语文学的方法，中文叫训诂，德文叫Philologie。”[42]施寒微提供了体量庞大的注释，全书脚注数目共计1533条；注释的文献来源广泛，包括古籍、书信、传记、历史记录、考古发现、口述传统、文学评论等，“为研究者编辑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资料”[43]。
顾彬
这项工作所反映的是一种对文献进行竭泽而渔的自觉意识。学术谱系盘根错节，施寒微尝试对问题史进行综合性呈现势必是荆棘丛生的工作。顾彬说：“德国汉学还是有一个传统的，但是这个传统并非一贯的。当下的德国汉学可以分成好多派别，比方说，这其中有波鸿学派、波恩学派、汉堡学派，还有慕尼黑学派等等，他们的研究方向、思路等都不一样。”[44]尽管共同从属于德国汉学传统的脉络，不同的学人群落背后也指向多元而开放的问题谱系，学术观念之间有所应和，却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时代背景和语境被同质化地理解；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着差异与攻防，也可能是基于不同的材料、方法为同一个问题提供了多元视野与关切。因此，架设一个可供检视全球化语境下不断涌现的思想观点、文学评论的平台是有必要的。施寒微书写的学术问题史并非旨在对各种理论、方法和知识体系进行优劣评价与盖棺论定，他的根本目的是，对中国文学进行动态的、全方位观照，为读者建立海外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坐标。
对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学术史的综述不仅是有必要、有意义的整饬工作，背后也潜藏着一种创制文学史新的书写空间的可能性。施寒微创设了一方多元、开放的场域，在这里多种多样的知识记录所蕴含的价值得以通过纳入文学史编写的形式加以延续。海外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大都采取了合著的形式，采取特定标准划分文学史分期之后，主编分别延请每一研究领域的一名学者来撰写。在这种形式规范中，固然某一朝代的研究可以在学者自身旨趣的引领下走向精深，但终究囿于个人书写的局限而呈现一家之言的倾向，难免有所偏颇，且只能作为特定时代的一个限定视角。施寒微一人独著，大到每个分期、小到每个具体学术问题，并不给出某一盖棺论定的结论，而是试图寻求对应领域内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代言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学术场内唱和或交锋。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将这些学人的观点视为不可置疑的权威，而是提供具有潜力的学术生长点。他所创设的可供研究与反思的间隙比所能填补要多得多——这些学术问题史是蕴含着巨大空间的学术富矿。《中国文学史》的独特价值在于编者对学术动态的敏锐捕捉和综合聚拢，使中国文学与更广泛的知识世界建立联结的观点有层次地搭建，可以作为后人把握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潮流与趋势的学术指南。
三 世界文学：施寒微《中国文学史》的跨文化传播
施寒微《中国文学史》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汉学资源的全面整合，还在于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比较和对话。在揭示中国文学特色的同时也展示了中国文学与全球学界的互动关系，为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和视角。
（一）作为全球汉学对话的《中国文学史》
施寒微《中国文学史》不仅是对中国文学历史的梳理，更是跨越国界、文化、语言的学术对话。他有意识地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研究成果熔为一炉，使得该书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观点荟萃的场域，以跨文化的视角全面描画文学的面貌。
以宏观的角度观之，他所引述的研究成果兼及亚洲、欧洲、美洲。作为对中国文学历史的研究，施寒微引用的中文一手文献，主要的来源为中国大陆，兼及香港与台湾；引用的著作由古至今，主要以合集为主，既有《艺文类聚》、《文镜秘府论》等官修类书或古代文论集，也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后世整理而成的合集。他注意引用同时代中国大陆的名家论述，冯友兰、钱锺书、何其芳、叶嘉莹等人的成果均有所提及。此外，日本也是亚洲汉学重要学术基地。结合施寒微本人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交流，他引用了部分日本研究材料，如冢本善隆的重要论文《古逸六朝观世音应验记研究》、泽田瑞穗的专著《增补宝卷研究》等，尤其在第三部分“多彩的自然和内心的旅行（180—600）”的章节援引日本对佛教的相关研究。
施寒微本人作为第三代汉学家的翘楚，对德国本土材料的引证则更为丰富且精到。对德国第一代学院派汉学家傅海波、卫礼贤、佛尔克（Alfred Forke）的引述，其中傅海波治经、卫礼贤作译介、佛尔克治史，呈现了多层次的汉学研究面貌。对第二代汉学家的三大学派（莱比锡学派、汉堡学派、慕尼黑学派）以论文为主的成果均有所关注，尤其是对他本人出身并执教的慕尼黑大学的研究谱系有更高的熟悉度，在书中多次引用。书中对德语世界汉学成果的引用不仅颇具规模，而且沿着德国汉学梯队三代[45]架设的脉络前行。施寒微不仅熟谙德国汉学，也对欧洲汉学传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在《中国文学史》中，针对汉学发展较为成熟的英国，他大量引用来自牛津、剑桥的重要论文；对于欧洲其他地域，例如法国程艾兰、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荷兰何四维（A.Hulsewe）、汉乐逸（L.Haft），瑞士高本汉（B.Kalgren），捷克斯洛伐克普实克（Jaroslav Pruéek）等代表性汉学家的成果也有所兼顾和引述。施寒微将视野投向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二战以来美国汉学研究勃兴，他选取了以宇文所安、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等为代表的汉学家群体的成果，他们的研究指向多元的学术热点，既有对中国文学的条分缕析，也有对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观照。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跨地域、跨文化的多元观点并非封闭在各自的语境或者割据式地占领学术版图，在施寒微的组织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激发了同一个学术问题的不同关切。例如，在论述儒学在汉初如何渐渐占据统治地位时，施寒微附录了七篇相关研究文献。首先引用了国内知名学者、新文化运动奠基人胡适的论文《儒的起源》，作为中国学界对儒学在汉初发展情况及成因的论述的代表文章，他指出最初的儒是殷商遗民，在西周及春秋时以相礼为职业，这样一种重视礼仪、道德和家庭伦理的学说恰好符合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其次，在欧洲汉学领域，施寒微引用了自己的师长、德国第一代学院派汉学家傅海波的论文《国家的儒家化》，德国学者W.Seufert在汉堡大学获得汉学博士的学位论文《汉代国家转型的资料》，这两篇主要探讨国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转变和儒家对国家的塑造作用。还有获得“儒莲奖”的法籍华人知名学者程艾兰的新作《汉儒研究：训诂学传统的发展》，以及荷兰的汉学家克拉默斯（R.P.Kramers）的论文《儒学的发展》，侧重梳理儒学的发展历程，特别关注训诂学传统的小切口研究。在美国汉学领域，他援引了曾作为传教士在中国旅居八年的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和学者J.K.Shryock的《孔子的国家崇拜之起源与发展》，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的学者B.E.Wallaker的《汉儒及汉代之儒》[46]，分别就国家崇拜与汉儒群像特征的问题展开论述。在针对汉初儒学这一对象的研究中，他交融了亚洲、欧洲、美洲三地成果，全球视域得以互相融合，共同推动议题的深入。
对全球汉学研究的关注使《中国文学史》成了一部真正意义上全球汉学对话的集结之作。他以中国、德国为中心辐射全球，连接亚、欧、美三大洲的汉学资源，贡献了跨地域、跨文化的学术沙龙。这种对话不仅展示了全球汉学研究的动态，也反映了施寒微对于中西学术对话的积极推动，力图勾勒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全景式中国文学图景。
（二）作为中外思想互动的《中国文学史》
施寒微始终以开放、动态的世界视野去理解国别文学史所承载的意义，使得这部著作最终能够呈现汲古开新、对话中外的面貌。他认为，中国文学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生组成部分，也是一座连接过去和未来的重要桥梁。“文学史中也会有转折、摒弃或者新发现，这个过程历经各个朝代、不同世纪，从来不会终结。因此，研究书面流传下来的资料对每个想要更好地认识中国的人而言都必不可少……几千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吸收和研究丰富多样的传统非但不会抑制我们的创造性和自由，反倒会让我们更加有创造力，更加自由。”[47]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通过打开中国文学史来解决那些“当我们想要解释过去，决定未来”[48]的时刻，这些宝贵的文学资源乃至文化传统如何帮助一个民族穿越漫长的历史时空。在这个维度上历史是面向未来的存在，“传统即创造”。
立足宽广的世界学术视野，施寒微意识到中国文学是全球话语互动里重要的主体与声音。“中国文学在中国是人们互相理解的平台，同时，它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又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联系在一起。”[49]他尝试超越地域中心论，以对话中西的初心与理念编纂文学史，力图克服自身的偏狭，跨越民族国家与语言之间的固有边界，以世界文学的多元视野考察文学史。中国与中国文学不再被视作孤立的个体或者西方视野中被凝视的客体，而是作为“世界性”的一部分在“世界文学”中发出声音。
文学作品在国外译介、传播与接受的情况反映了“世界化”的完成程度，而这本书无疑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是有所裨益的。大卫·丹穆若什曾这样论述世界文学：“一个作品进入世界文学，会通过两重步骤：首先，被当做‘文学’作品来阅读；其次，从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流通进入到更宽广的世界之中。”[50]由于该书最初受众并非中国的读者，主要针对德语世界的读者，施寒微在编纂时，更注重文献的普适性和可读性，以确保非中文读者也能顺畅地理解和接受这部作品。因此，他较少地引用中文原始文献，以质量较高的德译本、英译本为主要注释对象。一方面降低了阅读门槛，另一方面使得这部作品更加符合德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通过选择那些在英语世界中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版本，他确保这些文献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从而增强了该书在海外的可信度和影响力，为有意进入中国文学知识海洋的研究者提供清晰而丰富的索引与指南，助力于世界文学视野下对中国文学的推介。
在全球化浪潮下，兼及古今、对话中西的学术史对话是大势所趋。施寒微跳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狭，进行跨地域、跨文化的学术史对话，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做到尽可能聆听中国对自身的诠释，秉持了对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尊重。他说：“我对中国的好感越来越强烈，我相信中国未来将继续成为欧洲特别是德国的重要伙伴国，因为我们只有在了解其他文化传统和我们自己文化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欧洲启蒙运动意义上的世界主义。为此，我们不仅要保持对话，而且要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和中国的传统。长远来看，人类必须关注其未来。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利益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并加以协调，才能取得成功。可惜的是，很多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很多事情。”[51]施寒微的学术研究体现了全球视野的整体互动观，他在中国与东亚各国的交流关系中理解历史进程。他对中国以及东亚的研究跨越了民族、国家、地理的界限，实现了跨民族、跨文化等的比较观照。他始终以问题意识为中心，并不在某个领域中故步自封，而是从历史、哲学、宗教、文化、文学等视角进行跨学科的自由探索。
结 语
以上从尊重文本事实的角度，对该著作分三部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看）进行了分析，在肯定其特色与价值的同时，必须承认该书尚存在很多不如意的缺陷。首先，文学史的下限部分在第二版中没有补充最新的文学内容与学术资源。科罗拉多博尔德校区的安特耶·里希特（Antje Richter）认为：“唯一的遗憾是新版没有更新。如果作者能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发展进行更广泛的反思，并在注释中纳入20世纪90年代丰富的汉学二手文献，那就更好了，因为这些文献在许多领域都提出了根本性的新见解和新方法。”[52]应该补充之处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其次，尽管施寒微在该书中尽量以平等、对话的视域阐述客观的知识，但汉学说到底是欧洲对于中国作为他者的研究，仍免不了带有主观感知的偏差。虽该书尝试为全球文学理论贡献一种中国形态，但中国文学作为一个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其内涵和外延也远非一部著作所能涵盖。
郑心婷 李松
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
43007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7期）
注 释
[1]Wilhelm Schott, Entwurf einer Beschreibung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Berlin: F. Dümmler, 1854.
[2]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Leipzig: C. F. Amelangs Verlag, 1902.
[3]Otto Hauser, Die Chinesische Dichtung, Berlin: Marquardt, 1908.
[4]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Wildpark-Potsdam: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1930.
[5]Helwig Schmidt-Glintzer,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Die 3000 jährige Entwick-lung der poetischen, erzählenden und philosophisch-religiösen Literatur Chinasvon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Müinchen：Scherz Verlag, 1990.
[6]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顾牧、李春秋译，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7]Frank Stahl. “Rez. Schmidt-Glintzer 1990”, Orientierungen,vol .2,1991, pp. 156-157.
[8][9]Hase-Bergen, Stephan. Review of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CLEAR), vol. 14, 1992,p. 144.
[10]Helwig Schmidt-Glintz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Von den Anfän gen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C.H. Beck, 1999.
[11]Antje Richter. Review of Schmidt-Glintzer, Helwig.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Munich: Beck,1999. Internationales Asienforum.Volume 31,January 1, 2000.pp.383-384.
[12][13]李雪涛：《“让东西方都拥有并保留自身的特征”——与顾彬教授访谈》，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3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14]顾彬、林源：《城堡、教堂、公共会馆：如何向外国传播中国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
[15]顾彬：《海外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6]施寒微：《解谜的中国或者“解不开的结”——关于教师和学者鲍吾刚》，史笑艳译，马汉茂、汉雅娜、张西平、李雪涛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518页。
[17][19]施寒微：《中国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任仲伟译，《中华读书报》2022年9月28日第18 版。
[18]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顾牧、李春秋译，第I页。
[20]Hase-Bergen, Stephan, Review of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vol. 14,1992,p. 144.
[21]施寒微：《文化多样性与第三轴心时代的机遇 历史在当下的作用：关于〈论语〉“近者说，远者来” 》，https://www.sohu.com/a/678922257_121119018，2023年5月25日。
[22][23][24]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顾牧、李春秋译，第I页。
[25]Helwig Schmidt-Glintze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C. H. Beck, 1999, pp. 11-15.
[26]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顾牧、李春秋译，第I页。
[27]傅瑊瑊：《汉学何为？关于“汉学自我定位”的讨论述评》，《博览群书》2007年第5期。
[28]施寒微：《中国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任仲伟译，《中华读书报》2022年9月28日第18版。
[29]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顾牧、李春秋译，第I页。
[30]Herbert Franke, Kulturgeschichtliches über die chinesische Tusche,München: Verlag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62.
[31]Herbert Franke, Wolfgang Bauer, Die Goldene Truhe: Chinesische Novellen aus zwei Jahrtausenden, München：Carl Hanser Verlag, 1959.
[32][33][34][35]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顾牧、李春秋译，第192、99、506、307页。
[36][37]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顾牧、李春秋译，第300、63页。
[38][39][40]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顾牧、李春秋译，第9、116、316页。
[41]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顾牧、李春秋译，第206页。
[42][43][44]李雪涛：《“让东西方都拥有并保留自身的特征”——与顾彬教授访谈》，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3辑，第79页。
[45]此处对德国汉学家三代的划分，参见金蕊《德国汉学的变迁与汉学家群体的更替》，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46][47][48]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顾牧、李春秋译，第106、2、2页。
[49]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顾牧、李春秋译，第1页。
[50]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51]施寒微：《中国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任仲伟译，《中华读书报》2022年9月28日第18版。
[52]Antje Richter. Review of Schmidt-Glintzer, Helwig.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Munich: Beck,1999. Internationales Asienforum.Volume 31,January 1, 2000.pp.38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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