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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1896—1945）
内容提要
1927年的郁达夫不仅为考察中国左翼文学源流提供了新的路径，亦是大时代知识分子转变的经典案例。颇为吊诡的是他仅“左转”了一年，至1927年底又复归平静。在“左翼郁达夫形象”的生成、发展与消散中，郁达夫因“王弼事件”脱离创造社以及秘密为中共编辑《民众》旬刊的史实长期以来被遮蔽。实际上，郁达夫在脱离创造社后曾有过短暂的政治体验，并与无政府主义者发生过激烈论战。在郁达夫与中共江苏省委合作期间，他的政治／文学身份几经变换，最后随着《民众》旬刊停刊他终止了专事政治批评的理想。这是郁达夫自1928年起对“革命文学”和左联极为冷淡的重要原因。郁达夫在1927年的经历，显示出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极为复杂且艰难的处境。
关 键 词
“左翼郁达夫形象” 无产阶级文学 脱离创造社 政治体验 《民众》旬刊
引 言
无论是作家作品研究还是左翼文学研究，郁达夫在1927年的“左转”在现代文学史中都是一个重要议题。这一年，郁达夫保持着激进的政治主张，进而呈现出鲜明的“方向转换”姿态，他有关“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则在本土性理论资源的层面为中国“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产生提供了另一种有迹可循的路径。[1]然而，郁达夫自《广州事情》起的“左翼倾向”并未维持很久，至1927年底就又回归了文学史中为人们所熟悉的“郁达夫形象”。这导致一般的作家作品研究在阐释郁达夫的相关主张时，很难以某种统合叙述把握知识分子“转变”的内在逻辑，而是多以“文人气质”来概括其诸多言行的“合理之处”。左翼文学研究则较为回避郁达夫与“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而是采取“左翼倾向”或“方向转换”等次一级概念来描述1927年的郁达夫。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左翼作家”的判定与研究，相当程度上要参考他们与政党的关系。所谓“左翼作家”不仅在思想上与其对立面国民党保持疏远以及批判态度，在行动上还要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认同乃至亲和，这是衡量具体知识分子是否属于“左翼”的一条潜在标准。在郁达夫1927年“左转”的过程中有三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发表《广州事情》批评大革命，二是脱离创造社，三是为中国共产党秘密编辑《民众》旬刊。他这一整年的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作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其激进的政治／文学主张何以在年底突然湮灭？这些问题仍值得关注并给出新的阐释。本文拟将郁达夫在1927年的文学／政治主张概括为“左翼郁达夫形象”，在一些新材料的基础上，从思想与行动两方面勾勒1927年左翼郁达夫形象生成与消散的过程。
一 “曰归”的诞生——《广州事情》与郁达夫政治批评的创作自觉
1927年1月，刚从广州返回上海的郁达夫在《洪水》半月刊上以“曰归”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广州事情》，对广州国民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激进批评，公然与大革命唱起了反调。这篇文章与郁达夫后来发表的政论文如《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在方向转换途中》等共同形成了考察“郁达夫左翼思想”的重要文本群。几乎所有关于郁达夫的研究都将《广州事情》作为郁达夫“左转”的起点，而他早年发表的一些提及“阶级斗争”或“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艺术与国家》《MAX STIRNER的生涯》《文学上的阶级斗争》等则被或多或少地视为其“左转”的前兆。[2]实际上，在郁达夫与“左翼”的关系上，最重要的分野是他批判当局或国民党。如果不是在政治的语境中，郁达夫个别宣传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文章恐怕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思潮传播史”的框架内进行解读。相比于《广州事情》所产生的影响，文章本身作为一篇政论文的意义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连带遮蔽了郁达夫写作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3]
曰归（郁达夫）：《广州事情》，《洪水》1927年1月第3卷第25期
最早对《广州事情》做出反应的是郭沫若，随后是成仿吾，他们为何在文章一经发表后就知晓“曰归”就是郁达夫？三鼎足在广州时期共处的时间并不久，所以有理由推测，早在1926年3月到6月，郁达夫就曾对郭成二人吐露过对广州国民政府的不满。在整个广州期间，郁达夫并没有将这些不满情绪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1926年是郁达夫著述极少的一年。一方面，郁达夫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著书立说，他刚到广州三个月就赴京奔丧，10月上旬在上海编辑《创造月刊》，待到10月下旬返回广州时又赶上广东大学闹风潮，原本由创造社主持的广东大学文科改由傅斯年负责，加之郭沫若的离开，创造社在改组后的中山大学（原广东大学）已然不再是核心。另一方面，1926年11月，由于上海创造社出版部闹出了账目问题，广东同人公推郁达夫回沪“整顿”。在正式返回上海前，郁达夫在文学与生存之间的选择十分纠结：“仿吾要我去上海，专办出版部的事情，我心里还没有决定，大约总须先向学校方面交涉款子，要他们付清我的欠薪之后，才能决定。接上海蒋光赤来信，他也是和仿吾一个意见，要我在上海专编《创造》，作文学生涯，然而我心里却很怕，怕又要弄得精穷。”[4]两天后，创造社为整顿出版部一事开了一次会，郁达夫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现在我的思想，已经濒于一个危机了，此后若不自振作，恐怕要成一个时代的落伍者，我以后想在思想的方面，修养修养。”[5]这是郁达夫思想变化的一个分界点，此时的他终于决定“重启”文学生涯。1926年11月底，郁达夫破釜沉舟地宣布：“从明日起，我已无职业，当努力于著作翻译，后半生的事业，全看今后的意志力能否坚强保持。”[6]在启程回沪前，他再次写下：“此番上上海后，当戒去烟酒，努力奋斗一番，事之成败，当看我今后立志之坚不坚。我不屑与俗人争，我尤不屑与今之所谓政治家争，百年之后，容有知我者，今后当努力创作耳。”[7]这种对“创作”的内在焦虑，预示了郁达夫返沪以后必然要采取某些大动作。
在《日记九种》中，有一段话常被用来解释《广州事情》的成因：“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8]其实郁达夫对广州的不满情绪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在回顾自己南下的初衷时，他表示“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9]。怎样理解郁达夫所谓的“投向革命中去”？这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与另外两位创造社元老的对比之下非常突出：郭沫若在处理广东大学风潮时受到国民党注意，以随军北伐的形式完成了从文人到军人的转变；成仿吾则因其在日本留学时的学科背景供职于黄埔军校；郁达夫在广州的履历却不直接与“革命”发生关系。在广东大学改组之前，郁达夫的职务是该校的“教务”以及“出版部主任”。广东大学改组为中山大学后，郁达夫被聘为法科教授兼出版部主任。从始至终，郁达夫的身份只是一个大学老师，所谓“投向革命中去”大概率只能在文学创作上才能有所实现。虽然很难想象郁达夫原本打算以何种姿态在广州“发声”，仍有一些细节显示出他在广州时已经产生过做政治批评的意图。“仿吾独清两人，为《洪水》续出，时来逼我的稿子，我因为胆小，有许多牢骚不敢发。”[10]这种以“革命”为出发点的创作欲望在主客观条件限制下被延宕到了1927年。因此，《广州事情》于郁达夫有着“必须要说”的意义，在编辑第25期《洪水》时，他执意要将这篇文章写好后才算编完。[11]
《广州事情》作为一篇政论文并不算很出色，初回上海的郁达夫急于表达自己的广州体验，对国民革命的看法更多停留在感受层面。在《广州事情》中，郁达夫列举了许多“最上阶级”，以此说明除真正的“民众”以外，各种各样的“阶级”都在与民争利。国民政府则是“左右政治的大局的，只有几个人，几个和民众漠不相关的前世纪的伟人”[12]。基于这样的感受，郁达夫认为“现在总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13]，这无异于直接否定了国民革命本身。然而，《广州事情》却又是自相矛盾的，在一通指责后，他在文章的结尾话锋一转，又言“不过我们的共同的敌人，还没打倒之先，我们必须牺牲理想，暂且缄守沉默，来一致地作初步的工作”[14]。这使《广州事情》变成了一篇中庸之论，可文章还是受到成仿吾的严厉批评。成氏直接回应了郁达夫文章中称广东政府建设牺牲了“民众的脂血”：“譬如广州的马路，第一次计划是六七年前完成的，占有现在广州市的马路的大部分，修筑时有没有弊端，不干国民政府的事。”[15]至于广东政权内部的左右派问题，郁达夫在《广州事情》中并不能明晰什么是左派右派，只称“那么所谓左派的势力，就完全失坠了么？也不是的……”[16]这暴露出郁达夫对广东政治内情的了解十分有限，只能含混地得出一个广东政权里全是“新右派”的结论。成仿吾精准地抓到了这个痛点，指出“由文字看来，曰归君对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是抱着热烈的希望的。但是他把话说左了。他的主张，我们可以由最后的一段看得出来，但这一段文字分量太少，所以他的真意倒被前面的一大堆文字埋没了”[17]。
仿吾（成仿吾）：《读了“广州事情”》，《洪水》1927年3月第3卷第28期
那么，郁达夫写《广州事情》的“真正目的”到底为何？且看下面这段话：
……所以在此地，我们要许多文化批评家、政治批评家出来努力，把他们的理想，全部揭发出来，把未来和现实的政治文化比较比较，可以使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政治，所有的文化，去理想还有几多远，……这一种批评工作，与社会的进化，有极大的关系。可惜我们中国，还很少专门做这一种工作的人，可惜我们中国的当局者，还很少能够了解这一种工作的重要。[18]
郁达夫写作《广州事情》就是要做“专门做这一种工作”的“文化批评家”或“政治批评家”。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国民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结束军阀连年混战、割据一方的困境。郁达夫的期待显然不止于此，和大多数参加大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将大革命视为社会革新的一次契机，与并不遥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衔接。在“五四”知识分子的认识中，新文化运动远非一次简单的“文学革命”而是一场社会革命，对社会结构、法律道德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要求有实质性改变。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下，郁达夫将大革命视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渴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愿望的复活，政治批评则被视为革命自身的一部分，由此便构成了郁达夫在1927年撰写一系列政论文的原动力。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等政治术语成为他相关论述中显著的标志，一个左翼郁达夫形象也就此在1927年开始生成。
二 感性和知识的杂糅：郁达夫“无产阶级革命”观念的形成
在考察“郁达夫左翼思想”时，《文艺上的阶级斗争》常被用来说明郁达夫早在1923年就已具备一定的左翼倾向。捷克学者高利克在论述此文时将其与郁达夫的另一篇文章《艺术与国家》结合起来，认为其在1923年时的主要思想属于无政府主义。张武军则反对这种说法，认为郁达夫早期的革命言论主要来源于卢梭的“不平等论说”。[19]然而，无论怎样强调《文艺上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篇文章都无法成为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或中国左翼文学的第一声，因为“阶级斗争”在郁达夫笔下只是用以描述文学变迁过程中此消彼长的状态，文章中所谓“无产阶级”其实是新思潮、新主义的代名词，用以勾勒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学发展规律。这篇文章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使用“阶级”及其相关词汇来进行文学批评和政治批评，在他后来的许多文章中，“阶级”既被作为政治术语使用，也被用以宏观描述他在感性上试图把握的某些群体，两种情况在郁达夫1927年的文章中随处可见。这一方面源于郁达夫庞杂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则在于郁达夫的写作大多是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常给人一种喊口号的观感。在郁达夫“无产阶级革命”观念正式形成以前，其政治批评的样态始终呈现为感性和知识的杂糅。
《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就是郁达夫在这种杂糅状态下写就的，在这篇同样署名“曰归”的文章里，郁达夫突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似乎能表明此时主导他思想的是马克思主义。然而郁达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却又是相当感性的，这种特点早在其1921年的日记中就有所体现。当时的郁达夫在安庆政法学院每天要上4小时课，备课则要8小时，这种“12小时工作制”令其感慨道：“世界的劳动本来是一定的，有一部分人不作工，专在那里贪逸乐，所以我们不得不于自己应作之工而外，更替他们作他们所应作的工。这一部分人是什么人呢？第一就是做官的，带兵的，做个团体的代表的，妇人之专事淫奢的，和那些整日在游戏场里过日子的人。把这些人杀尽了，我们中国人民就不至于苦到这步田地。大同世界，就可以出现了。这议论虽从马克斯的《资本论》脱胎而来，然而我的意见，却同马克斯有些不同的地方，因为我现在不愿把学术的辩难，记到日记里来，所以不再说下去了。”[20]将《芜城日记》与《广州事情》对读可以发现，两者对社会阶层的划分以及相关问题的剖析几乎一模一样，差别仅仅是更加直观地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而已。在《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中，郁达夫认为“在目下的中国社会里，最明显的一件事实，就是有资产的富人少而无资产的穷人多”，于是他得出的结论便是“现在中国，至少应该是入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时期了”。[21]这种立论的方式朴素得有些惊人，并不能有效说明此时的郁达夫已经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曰归（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洪水》1927年2月第3卷第26期
一般来说，政论与文论不宜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中，郁达夫在完全没有衔接的语境下突兀地谈起了“无产阶级文学”：“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未达到以先，无产阶级的文学是不会发生的。”[22]这句话在文章里单独成段，随后转入了对这一断言的论证。他给出的理由是：“第一，无产阶级的专政还没有完成之先，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就不会有。（因为若有了这自觉意识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成功了。）没有自觉意识的阶级文学是不会成立的。第二，……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完成的时候，……都是和无产阶级文学相反的东西，在这一种状态之下产生的文学，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23]于是，郁达夫认为目下“大喊无产阶级的文学”都是“心劳手拙”，因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者自己来创造，而这创造成功之日，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24]熟悉《文学与革命》的人都知道，这通言论显然出自托洛茨基。在写作《广州事情》前后，郁达夫的知识结构确实发生了变化。查郁达夫日记，他于1927年1月4日在北四川路伊文思书铺购买了《文学与革命》的英译本，称其为“好书”，同月7日，郁达夫完成了《广州事情》，17日则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郁达夫对托洛茨基非常感兴趣，他甚至摘译了《文学与革命》的一小段序言，将其附在第28期《洪水》中《读了〈广州事情〉》的后面。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世事的变革，是由民众做成的，这些变革，反动到民众身上，因之民众也不得不受变动。”[25]间接地回应了成仿吾的批评，此后郁达夫再也没有使用过“曰归”的笔名。
第27、28期《洪水》半月刊上的郁达夫比较“平静”，两期刊物上只刊登了他的《打听诗人的消息》和《屈洛资基的“文学与革命”序文》。在决定专事政治批评时，郁达夫大概没有想到社团内部出现反对意见的情况，当郭成二人皆致信责备他“倾向太坏”后，政治批评的“调性”成为困扰他的一大难题。“四一二”事变打破了上述困境，这场政治剧变给原本不知该如何继续批评大革命的郁达夫带来了新的思路，此后他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趋势明显加速。这里仍须提及《广州事情》，文章发表的时间其实相当微妙。1927年1月正是国民党内部爆发“迁都之争”之时，左右派之间暗流涌动，随时都可能演化成政治冲突。国民党左派早就对蒋介石执掌军权有所忌惮，在广州国民政府的相关班底顺利迁都武汉之前，任何不利于右派的言论都可能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击左派的“证据”，这就是身处军政系统的郭沫若与成仿吾同时致信责备郁达夫的深层原因。继“迁都之争”后，武汉国民党左派在1927年2月下旬发起了“恢复党权运动”，由徐谦提出了“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指挥”的口号。[26]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正式宣布新一届的国民政府成立。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国民党左派为限制蒋介石而“量身定制”的，为了与武汉政权对抗，蒋介石从1927年3月起在南昌、南京、安庆等地接连炮制惨案，大肆打压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在上海则派出白崇禧镇压上海总工会以及工人纠察队。在这一连串的阴谋诡计中，郭沫若率先张开了“反蒋”大旗，1927年3月底，他写就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左派公开讨伐蒋介石的宣传材料。[27]“四一二”事变的发生更使得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右派成为“背叛革命”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武汉左派政权积极开展了各项工农运动，一度发起了“无产阶级文艺”的讨论。联系到国民革命最初“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无产阶级革命”在“四一二”事变的政治语境中无疑代表了国民革命的正统，由此成为郁达夫接下来多篇政论文中极为重要的立论基础。
在“四一二”事变两天前，郁达夫写就了《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称“然而当全民众还没有武装，有兵器的阶级，还自成一个阶级的时候，这一种武力，很带有几分危险性”[28]。他对个人独裁尤其警惕：“然而这些军队，苟对于革命没有了解，他们就要以革命的成功，作为他们一个阶级的特异功绩，反过来就可以继承旧日的军阀，而再来压迫民众。……我们民众所应该做的工作，自然只有两条路：第一，把革命的武力重心，夺归我们的民众，第二，想法子打倒封建时代遗下来的英雄主义。”[29]谁都能看出，这段文字完全就是意指蒋介石。在另一篇发表在日本《文艺战线》上的《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中，郁达夫的言论更为直接：“蒋介石头脑混乱，封建思想未除，这一回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功败垂成，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我们觉得蒋介石之类的新军阀，比往昔的旧军阀更有碍于我们的国民革命。”[30]此外，郁达夫还使用“无产阶级只知有阶级，不知有祖国，尤其无产阶级文艺界上的战士，不应该有国境的观念”来明晰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艺者之间的关系，他同时也强调“目下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尽其全力来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31]这些表述标志着郁达夫正式在政治理性上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观念，他以往所储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终于开始得到学理化的表达。究其根本，大革命的失败使得郁达夫的处境与同一时期身处广州和武汉的知识分子们颇为相似——他必须在价值立场上做出某种选择。此时的郁达夫所呈现出的政治姿态远较发表《广州事情》时激进，甚至引起了广州方面孔圣裔的攻击，据鲁迅回忆：“原来是达夫先生在《洪水》上有一篇《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说这一次的革命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的实现，而记者则以为是民族革命的理论的实现。大约还有英雄主义不适宜于今日等类的话罢，所以便被认为‘中伤’和‘挑拨离间’，非‘休矣’不可了。”[32]
三 述而不作的“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对读《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与《〈鸭绿江上〉读后感》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无产阶级文学”是郁达夫从事政治批评时衍生出的领域，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集中发表在《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和《〈鸭绿江上〉读后感》中。郁达夫结合“中国的革命条件”认为“旧社会的崩坏作用，已经开始了，所以一般读文学的人，都同声一致的要求革命文学，若嫌革命文学的名称太泛的时候，我们可以改过来说，目下中国的读者，大家都在要求无产阶级的文学”。[33]这个论断在1927年相当超前，左翼文学史中“无产阶级文学”逐渐取代“革命文学”发生于“革命文学论争”，确切地说直到“左联”成立前夕相关当事人们才在作家的无产阶级立场上取得普遍共识。然而，与李初梨等人援引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强调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不同，郁达夫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解和认同一部分来自托洛茨基，另一部分则来自他对“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自叙传”的过度迷恋。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下，郁达夫理性上承认“无产阶级文学”的必然性，感性上却相当排斥“非无产阶级创作的无产阶级文学”，后者甚至包括他自己。由此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尽管郁达夫早在1927年就积极倡导“无产阶级文学”，但在他的实际创作中却完全看不到相关作品。[34]
《〈鸭绿江上〉读后感》的写作基于郁达夫与蒋光慈的私交，两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看法并不一致。[35]据郁达夫回忆：“关于这一层，我也和一位新进作家讨论过好几次，我觉得没有这一宗经验的人，决不能凭空捏造，做关于这一宗事情的小说。所以我主张，无产阶级的文学，非要由无产阶级自身来创造不可。他反驳我说：‘那么许多大文豪的小说里，有杀人做贼的事情描写在那里，难道他们真的去杀了人做了贼了么？’我觉得他这一句话，仍旧是驳我不倒。因为那些大文豪的小说里所描写的杀人做贼，只是由我们这些和作家一样的也无杀人做贼的经验的人看起来有趣而已，若果真教杀人者做贼者看起来，恐怕他们不但不能感动，或者也许要笑作家的浅薄哩！”[36]这是郁达夫颇为得意的一个比喻，按照这种文艺观，“无产阶级的文学非由无产阶级自身来创造不可”完全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郁达夫在将《鸭绿江上》作为一部“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来讨论时，使用了某种叙述策略对其进行问题转换。首先是通过三段论来论证“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现在的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要求支配政权，要求解放的革命，那么我们现在所要求的革命文学，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37]随后以“客观条件”为由对论题进行了让步：“可是在现代的中国，从事于文学创作的人，还是以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居多，真正从田里出来的农民诗人，或从铁工厂出来的劳动诗人，还不见得有。所以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文学，让一步说，也应该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文学。”[38]在这种逻辑的推演下，“无产阶级文学”被“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文学”所替代，郁达夫对后者的鉴赏标准是“只能问它那一种同情真不真，问它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捉表现的切不切”。[39]
蒋光赤（蒋光慈）：《鸭绿江上》，《创造月刊》1926年4月第1卷第2期
基于上述逻辑，郁达夫认为《鸭绿江上》“从内容讲起来，篇篇都是同情于无产阶级和反抗军阀资本家的作品，光就同情的一方面说起来，已经可以完全说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了”[40]。他将“杀人做贼”之论用另一种方式表述：“可是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所以每篇中所有的感情，意识，还不能说是完全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和阶级意识，表现得十分真挚。”[41]在郁达夫对“无产阶级”的想象中，周德发（蒋光慈小说《橄榄》的主人公）应该在爱人被资本家夺去做姨太太时立刻就打到对方家中去与之拼命。蒋光慈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都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恰恰证实了问题出在蒋光慈自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文末，郁达夫自己也承认没能在《〈鸭绿江上〉读后感》中把“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说清楚，故称“当另外再来撰文记述”。郁达夫一生写过许多文论，旁征博引令读者惊讶于他庞大的阅读量和惊人的记忆力，一篇文论中出现多个国别的作家、理论家的著述是常态。然而，通读郁达夫几篇涉及“无产阶级文学”的文论可以发现，他从未援引过苏联或日本理论家的著述，尽管他很可能接触过这方面的著作，[42]但他没有“搬出”同时期正流行的福本和夫或青野季吉，而是以一种感性的笔触试图构建某种个人化的言说体系。这并不意味着郁达夫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学”时存在知识上的盲区，而是因为他不愿单独划出一块“无产阶级文学”作为特例而与他基本的文学观念形成“对抗”。实际上，郁达夫对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以“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为参照的，这是他审视一切文学创作行为的基本框架。
1927年6月，在接连发表过数篇谈及“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后，郁达夫在《洪水》上发表了《日记文学》，这篇看似在讨论文学体裁的文论实际是郁达夫给自己的《日记九种》“预热”。“我们都知道，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有自传的色彩的，而这一种自叙传，若以第三人称写出，则时常有不自觉的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直叙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的时候，读者若仔细一想，何以这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会被作者晓得得这样精细？那么一种幻灭之感，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的感觉，就要暴漏出来，却是文学上的一个绝大的危险。”[43]为了“足以救这一种危险”，郁达夫认为日记体是平衡虚构与真实的最佳体裁。值得玩味的是，郁达夫所谓的“我们都知道”似乎将“所有文学作品都是自叙传”当成了一种常识，这一武断结论甚至引起了当时远在广州的鲁迅的反对。[44]其实，郁达夫的“自叙传”观念并不是文学本体论层面上的，而是作家创作论层面的。1927年的郁达夫对于创作本身的态度并无太大改变，盘踞在他内心中的可能一直都是他留日时期就相当感兴趣的“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1927年8月，郁达夫出版了他的文艺理论著作《文学概说》，这本书是对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的编译，其中许多概念和表述既是有岛武郎的，也是郁达夫的。[45]例如在介绍艺术的分类时，虽然提到了柏拉图、黑格尔、哈特曼等人的分法，郁达夫选择的却是“日本有岛武郎之法，分艺术为具象艺术与印象艺术两种”，进而称“文学当然是印象艺术”。[46]将剧本、诗歌、小说等定义为“印象艺术”是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在有岛的理论中，“生活”是“生之力”（即“本能”）的表现，其“本能冲动”所蕴含的力量与艺术的产生是同构的，因此，“表现即是创造。而艺术，不是表现以外——即创造以外的任何物”。[47]艺术产生于“一方面是艺术家本身只要求的纯粹表现之生活，一方面是一般人所要求的共鸣”[48]，这一切的前提是个体内心中存在某种“艺术冲动”。有岛将其分为“向上性”和“向下性”，前者指艺术家的表现最大程度上接近了艺术冲动而令欣赏者感动，后者则指艺术家的表现超越了艺术冲动而过度偏重于技巧，两者之间存在高下之分，所以有岛强调“艺术的纯化只有在艺术冲动和表现二者合为一元之时，才有可能如愿以偿”[49]。对于“具象艺术”来说，鉴赏者不能直接与艺术家的内部生活接触，只能借由具象化的象征去感受其反映出的艺术家的内心。“印象艺术”则不然，鉴赏者可以同艺术家的内部生活直接沟通，从艺术作品中感受到印象，并根据某种印象，创造出源于自己心中的具体形象。有岛武郎对“印象艺术”的评价极高，认为它是“打醒在鉴赏者堆中睡着的艺术家的艺术”[50]。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尽量的内部经验之纯粹的表现”。而“从形式上来说，像诗歌似的文学，我以为是占最高的价值的”。[51]
有岛武郎（1878—1923）
有岛武郎的观点诠释了郁达夫何以坚持“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自叙传”，他所强调的“真实”并不单纯指作品取材的真实，而是作品所引起读者感受的真实。这一效果得以保障的前提必须是作品完全出自作家内心的艺术冲动，它只能来自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内部的和外部的）。一言以蔽之，在郁达夫看来，文学作品的本质是“表现自己”，其表现过程则遵循“印象艺术”的唤起机制。因此，他所强调的“自叙传”意为追求艺术上的“真”，无论使用第几人称叙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思想必须基于作者自己的生命体验——不可能也绝不应该是个人生命体验之外的其他物。所以，在郁达夫的“左转”过程中，他一再坚称：“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所以我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这一种强的个性，他只要能够修养，就可以成功一个有力的作家。修养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己的体验。”[52]“所以我对于创作，抱的是这一种态度，起初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大约也是不会变的。我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一块，作品里的individuality是决不能丧失的。”[53]
基于上述逻辑自洽的观念，郁达夫与有岛武郎在面对“无产阶级文学”时的反应几乎一模一样，他们都支持并认同“无产阶级文学”，亦坦然承认自己因个人局限性而无法创作“无产阶级文学”。1922年1月，在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兴起的背景下，有岛武郎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引起轩然大波的《宣言一篇》：
我是在第四阶级以外的阶级里出世，生长，受教育的。所以对于第四阶级，我是无缘的众生之一人。因为我绝对地不能成为新兴阶级者，所以也并不想请给我做。为第四阶级辩解，立论，运动之类那样的蠢极的虚伪，也做不出来。……他们用了第四阶级以外的阶级者所发明的文字、构想、表现法，漫然地来描写劳动者的生活。他们用了第四阶级以外的阶级者所发明的论理、思想、检察法，以临文艺作品，区分为劳动文艺和不然的东西。采取这样的态度，我是断乎做不到的。[54]
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几乎是对《宣言一篇》的翻版：
我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抬头，是绝对承认的。所以将来的天下，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将来的文学，也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可是生在十九世纪的末期，曾受过小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的我辈，是决不能作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否认的。[55]
有所不同的是，有岛武郎在发表《宣言一篇》前夕已经陷入极度虚无和迷茫，在追求表现自我的文学观念与“对资产阶级的绝望”之间找不到出路，最后选择了自杀。郁达夫则在1927年始终保持着述而不作的“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姿态，一边大谈“无产阶级文学”，另一边则创作了一批“郁达夫式”的小说，[56]如何理解这种极度分裂的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在有岛武郎致河上肇的信中一窥这类知识分子面对“岔路口”时的心境：“我要划明自己与自己的事业，出于这个必要，我萌发要写那篇文章（指《宣言一篇》）的想法。”[57]这封书信披露了有岛武郎自杀的根源，在“自己”（追求自我表现的“作家”）与“自己的事业”（有岛武郎一直以来的创作生活，在1922年左右面临不改变就无路可走的困境）发生冲突时，有岛选择了将两者合二为一。于郁达夫，“自己”和“自己的事业”某种程度上却是可以分而视之的。以“作家”身份（“自己”）示人的郁达夫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和与众不同的个性，他不惮于任何外界的批评而坚持自己的创作或观念。而在“自己的事业”这一层，“作家”身份只是“文学家”郁达夫诸多“事业”中的一部分。这个“事业”就是郁达夫在1927年的日记中一再提及的“翻译和创作”，以及他从事出版工作、撰写政治批评、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等一系列的知识分子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家”郁达夫不是个体化的而是社会化的，尽管他也对此感到痛苦，抗拒以“作家”身份创作“无产阶级文学”，但这些分裂在他生命里并非绝对冲突，也不妨碍他在公共生活中发表意见时——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学的，仍保留自己的个人看法。在这种情境下，1927年的郁达夫得以在政治观与文艺观分裂的状态中依然保持着“左转”的动力。
四 关于“被压迫阶级”——郁达夫脱社之前的“少数／大多数”之辩
关于郁达夫的“方向转换”，一般都较为关注他主编《洪水》时期（1927年1月至7月）所发表的《广州事情》《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鸭绿江上〉读后感》《公开状答山口君》《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同志》。这些分属于政论或文论的文章存在一些共性，即高频出现了“阶级”和“革命”，“左翼郁达夫形象”也由此而被构建出来。然而，在脱离创造社之前，郁达夫文章中的“阶级”并不是一个稳定概念，除“无产阶级”外，另有“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说法存在于郁达夫的政论／文论中。其中“被压迫阶级”的概念在郁达夫的“少数／大多数”之辩中逐渐凸显出来。
作为郁达夫“左转”的开端，《广州事情》中出现了十五次“阶级”。他在论述广东政治各方势力的关系时，像剥洋葱一样对各种“阶级”进行了层层剖析。首先是“最上阶级”，按照“吸收民众的脂血”程度排列起来是：“第一阶级”（“就是厅长、部长、委员或主席阶级”“有拿手枪的护兵在车上站着的阶级”）、“秘书科长阶级”。在郁达夫看来，“在前清的时候，到广东去做官，是没有一个不发财的”，尽管“辛亥革命以后，这一种官僚的黑暗，当然除去了许多”，但仍没有实质性改变。[58]“最上阶级”都沾亲带故，不断地将“民众的脂血”层层瓜分。改变这种情况“只好慢慢的待他们的自毙，或积极的作第二次的洗刷工作”[59]。郁达夫对广东的“农工阶级”也颇有微词：“表面上似乎很热闹，各行有各行的工会，各乡有各乡的农会，此外还有农工商学界的大联合会，然而实际，他们的结束力很弱。几个农工运动的小头目，又都是小政客出身，对于政府的措施，非但没有监督促成的决心，有时候，且竟有受一部分人的运动，甘心作几个人的爪牙，来摧残同类的。”[60]在这样的排除法分析下，郁达夫认为“被压迫阶级的满肚皮的苦楚，仍旧是吐不出一二分来”[61]。这些“阶级”的描述完全是文学化的而非政治经济学概念，所谓“被压迫阶级”是否与其他阶级存在交叉，郁达夫没有进一步阐明。
较为集中体现郁达夫“少数／大多数”之辩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学》，这篇文章的立论基础就是“少数服从大多数”。郁达夫首先强调“革命的最终理想，在使全人类得享到幸福”，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只能“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62]在辨析“少数”和“大多数”时，郁达夫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来说明“全体的民众，都只有为一个人而牺牲，从没见过少数人肯为民众全体而牺牲的事情”[63]，他将这个观点横移到辛亥革命时发现“然而以四万万人来比这几个革命投机家，还是无穷小的小数。所以结果，就弄得这几个人和外国的资本主义者结合起来，造成这目下的军阀官僚和外国资本家专政的局面”[64]。他据此总结出历来的革命中一种扭曲的现象：“有许多人不得不因此失去幸福，失去生存权，并且也不免时时受点压迫，或受点束缚。”[65]这些被“牺牲”掉的“少数”，就是许许多多不被看见的、无法为自己发声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在郁达夫看来，迄今为止的革命无非“他们要利用民众的时候，不妨造出很动听的话来打倒比他们更有实力的旧阶级”[66]。他据此指出：倘若认同“少数服从多数”，那么应该做出“牺牲”的恰恰应该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时，“社会上就有一小部分的人，要失掉他们的利益、幸福。然而若社会上的最大多数，可由此而得享生存的权力，那么这牺牲也是有价值的牺牲”。[67]由此，“牺牲”的所指发生了倒转——用“牺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换取“大多数”的幸福，待到“革命的最后的目的”实现时，最终会出现一个令无产阶级和剩余“有资产者”满意的终极社会。这里所谓的“无产阶级”被郁达夫定义为“劳动者（工人）和农民”，它隐隐地与文章中的“民众”形成了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中，“民众”是一个非常宏观的概念，它既包括狭义上的“无产阶级”也包括部分“有资产者”，而在“谋求大多数幸福”时，“有资产者”中的“小资产阶级”就被推到了“被迫牺牲”的位置。郁达夫无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中深入这个敏感问题，因为“小资产阶级”囊括了连同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而一向认为自己是“穷文人”的郁达夫似乎也没有十足勇气将自己作为可以“被牺牲”的“有资产者”，他亦未理直气壮地把自己归到“无产阶级”。这一矛盾始终困扰着郁达夫，导致他后来更习惯使用“被压迫阶级”概念。
上述矛盾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中得到了调和，郁达夫将两个实际上存在重叠，但完全分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并列使用。他将国民革命定义为“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所以“目下中国的全民众，不论其手上有无枪械，凡系无产阶级或被压迫阶级中的人，全部都立在同一的战线之上，直接间接，都在从事于革命运动”。[68]这种提法诠释了郁达夫此前从未展开过的“民众”概念，即“民众=无产阶级+被压迫阶级”。在郁达夫对革命的理解中，“这一次的革命运动，并非个人与个人权力之争，也并非由少数人的发动，或得成就于少数人之手的”[69]。革命应该是“大多数”的运动，如此一来，困扰郁达夫的“小资产阶级”身份终于以“被压迫阶级”的形式获得了政治合法性。至于中国的“知识阶级”为何也属于“被压迫阶级”，郁达夫却是从中国“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层面进行论证的，这些观点集中发表在《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中。[70]山口大致向郁达夫提出了三层“质问”，第一是认为《创造月刊》上所登载的李初梨的戏剧、郁达夫和张资平的小说太“小资产阶级”；第二是以对郁达夫的了解，揣度其南下广州又返回上海的心路历程；第三则是希望郁达夫以及创造社对“无产阶级文学”阐明自己的态度，希望创造社能“改变”。郁达夫以“穷苦的知识青年”的身份回应了山口慎一提出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郁达夫认为中国新文学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
我国的知识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受一样压迫痛苦，也是你所洞悉的。但我国的新文艺——假使中国有新文艺的说话——的产生，本来就是根据与被压迫者的同情，本来就是为向无产阶级者来宣传阶级斗争的这一点，你却还没有看清。在政治的革命之先，总有思想革命为它的前驱。五四运动以前起来的新文学运动，到了“五四”，收了一个结束。“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的效果，在现在当然还不能看出。可是在过去的两三年中间，创造社所经行的路径，是明明在告诉读者以将来的趋向。我们最初是要求人心的解放，其次是旧道德的打破，第三步就和那些无聊的偶像决斗。接着就与资本家脚下的文人，启了衅端。我们都是无产者，我们也不敢以知识阶级自命，我们更配不上说同情于无产阶级，在最近我们所主张的，是直接行动，是彻底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世界化。[71]
郁达夫：《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洪水》1927年4月第3卷第30期
至于山口慎一要求的郁达夫对“无产阶级文学”具体的理论意见，郁达夫再一次选择了回避。但他认为在日本文坛引起争论的“无产阶级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而言“根本就不成立”。因为日本文学“发轫于资本主义开展的初期”，在“资本主义开展到了再也不能前进的绝境”时，“文学也因而陷入了穷地”，所以日本文坛出现了“资本主义时代造成的作家”与“新进的受世界潮流的作家”对抗的情况。[72]中国新文学则不然，它从运动开始时“从事文学的知识阶级，都已成无产者了”：“在中国这样的无产国里，有产阶级的人数本来是很少，断不会产生出新文学家来的，因为新文学起来的时候，就带有和已成阶级——就是少数的有产阶级——宣战的使命。”[73]这种对新文学以及新文学运动的性质界定在1927年无疑是颇为惊人的新论，“从事新文学的知识阶级都是无产者”显然也不符合实际。这种姿态或许可以说明郁达夫“方向转换”的意志和心境，从当时中国文坛的现状来看，何为“革命文学”尚莫衷一是，“无产阶级文学”的风潮更未到来。因此，郁达夫只能从“未来”的角度断言：“况且现在中国思想革命的时候早已过去，已将入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了，我想将来中国若没有文学则已，中国若有文学，一定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学，断没有像日本那样的讴歌有产阶级的文学发生。”[74]对于山口所提出的《创造月刊》问题，郁达夫也以“代表创造社”的姿态表明：“《创造月刊》，虽则有时过于文雅，不免引起人家的误会，然而我们相信，我们的宗旨，是始终没有变过。我们的不平与攻击，就是无产阶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不平与攻击，我们的喜怒，就是无产者在心的深处所感到的喜怒。我们所想走的路，是一般无产阶级者事实上被环境所迫，不得不走的路。”[75]
由《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和《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可以看出，郁达夫在“四一二”事变中加速了对“知识阶级”本身的反思。他在复杂的“少数／大多数”之辩中将“知识阶级”划入“被压迫阶级”，实际是在考虑创造社的转型问题。对于一个“五四”时期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社团而言，郁达夫将创造社追求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反抗”拔高至“无产阶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不平与攻击”层面，由此打通了创造社后来转型的自身逻辑。相比于同时期已经不活跃于文学场的郭沫若、要“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的成仿吾，郁达夫可谓是创造社内真正意义上“方向转换”的第一人。吊诡的是，郁达夫似乎“左”得稍早了一些，他的诸多主张原本可以推动创造社“左转”，然而“左”得太早不如“左”得正好，创造社转型恰恰是在郁达夫公开宣布退社以后完成的。这前后的时间仅相差不到四个月，创造社同人以及文坛对郁达夫的评价却大相径庭，由此导致把握“左翼郁达夫形象”很多时候仅限于他退社之前，退社之后的郁达夫则被弱化为“有一定左翼倾向的进步作家”，甚至被认为没有跟上创造社“左转”的步调
五 作为政治选择的“王弼事件”：重新聚焦郁达夫脱离创造社
1927年8月15日，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刊登了一则《郁达夫启事》，寥寥百余字宣告了创造社“元老”郁达夫与之脱离关系：
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累达夫不负责任，不事先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所发表之文字，当由达夫个人负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76]
1927年8月15日《申报》第一版刊登《郁达夫启事》
关于此事有三种说法。第一是“嫌隙说”，指郁达夫因发表《广州事情》招致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不满。郭沫若称：“他用‘曰归’的笔名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广东（州）事情》，尽量暴露了广东方面不满人意的地方。我认为不妥当，曾经分别写信与仿吾和达夫，表示意见。……但就以这一封信为导线，后来竟惹得达夫登报声明脱离创造社了……”[77]郑伯奇亦称：“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可能没有考虑到这篇短文会发生怎样的政治影响。沫若同志负责北伐军的政治宣传工作，对他的文章怎能不感到为难？文章又发表在创造社一度被北洋反动军阀封闭之后，自然会引起社会上对创造社的怀疑。仿吾即时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仍送《洪水》发表。这样就形成了达夫和创造社其他同人的一次公开分歧。”[78]第二是“怠工说”。郑伯奇称：“达夫改组出版部以后，半年间《创造月刊》只编印了一期……”[79]王独清也表示：“只是为了他负了社内编辑的重责，却一年来只编了一期月刊，一点工作都没有进行。”[80]第三是与“小伙计们”的矛盾说。一方面强调郁达夫清理出版部手段过重，另一方面则强调“小伙计们”以及创造社“元老”不满郁达夫与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走得太近。如郭沫若称：“那时候达夫和上海新月社的人们太接近了，那些人们是在孙传芳、丁文江的羽翼下的，因此便遭了创造社小朋友们的反对。达夫对这，或许曾有误解，以为是出于我的策动。达夫在前多少有过一些偏见，他总以为创造社的小朋友们多是我的私人……”[81]随后又得到了郑伯奇的强化：“而他事先未和大家商量，就全盘改组，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意见。……如今把他们全部清洗出去，大家固然不同意，沫若同志更感觉不妥。……但他却参加了新月社的编辑会议，这就更引起大家的怀疑和不满。因此仿吾约达夫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社务，达夫认为大家有意对付他，便自动地脱离了创造社。”[82]
上述说法虽然可用以说明郁达夫脱离创造社的原因，却无法解释他情绪爆发的时间节点。郁达夫退社为何发生在1927年8月15日，不是他与“小伙计”们闹矛盾的时候，不是在郁达夫被郭沫若和成仿吾写信责备的时候，不是广州同人觉得他“怠工”的时候。在郁达夫的左翼倾向与脱离创造社之间，用《广州事情》所产生的影响来阐释其脱社原因时都将问题导向了人事矛盾，由此造成尽管郁达夫脱社后曾发表过几篇“农民革命”“农民文艺”的文章，但其左翼形象却被逐渐淡化，仅被视为1927年上半年“左转”的余波。在诸多口径一致的回忆文章中，只有周全平对郁达夫脱离创造社一事提出了疑问和不解：“到如今，历史已经过去五十五年了，我还完全不理解郁达夫那时候为什么要登报申明脱离创造社？而所谓‘创造社被人欺诈’，又不知所指何事？达夫过世三十七年了。此外，还不知道有那个当事人能够清楚揭露当年的真正史实。”[83]在周全平看来，郁达夫脱离创造社的行为很不可思议：“1926年秋离沪上后，从广州来信指责出版部的郁达夫，于当年12月从广州来到出版部，开始整顿了。他可以拿出创造社发起人及元老的崇高资格，放开手脚来清查账目，重订纪律，使混乱的管理情况得到澄清。”[84]这种表述与其他回忆者的情感略有不同，周全平认为自己与郁达夫的关系是“成也是你萧何，败也是你萧何”，可以看出，周全平非常清楚当时创造社内部的利害——只要把账目问题厘清，创造社还是原来的创造社。在这个层面上，郁达夫退出创造社恰恰背离了周全平主动离开的初衷，使得各种有关人事冲突的说法自相矛盾。
作为当事人的郁达夫后来曾两度谈及自己为何脱离创造社，但对最关键的“创造社被人欺诈”皆未言明所指何事，留下一桩悬案：
……一直到了去年的七、八月上旬，果然来了一个奇祸，当时想进来上海主持创造社的人，就以我的空言招祸，于实际毫无补益的大义相责备。一位司银钱出入的，且对我个人很周密的表示了反抗精神。我于事件结束，一场Comedy of Errors闭幕的时候，就脱离了创造社的关系。（《翻译说明就算答辩》）[85]
究竟不晓得是不是这几篇文字的原因，在去年的七月里，居然来了一位自称暗探的司令部的人员，到创造社出版部来说要拿人拘办。弄得出版部里的人员逃散一空，后来由郭复初氏去司令部说明了原委，由胡适之氏向黄膺白辩剖了究竟，创造社出版部才由我自己到警察厅接受回来。而在这一场悲喜剧结束的时候，正由广州带了重大使命去日本的成仿吾氏，却对我说了这几句话：
“这都是你的不是。因为你做了那种文章，致使创造社受了这样的惊慌与损失！那些纸上的空文，有什么用处呢？以后还是不做的好！”
因为这几句警告的结果，成氏的那位亲族，现在是在管理创造的全部财产的那位亲族，本来就厌我监督的太严的那位成氏，竟对我很明显的表示了反抗的态度。我看了左右前后的这些情形，深恐以后再将以文字而召祸，致累及于创造社出版部的事业经营，所以就在去年八月十五日的申报和民国日报上登了一个完全与创造社脱离关系的启事。（《对于社会的态度》）[86]
查郁达夫日记，“创造社被人欺诈”发生在1927年8月2日，[87]直接导致郁达夫决定脱离创造社：
《创造社饱受虚惊》，《时事新报》1927年8月4日
午饭过后，忽来了一个自称暗探者，先说要检查书，后来又说要拘人，弄得出版部的伙计们逃散一空。最可恶的，就是司会计的那个人，把出版部的钱全部拿走了。
午后大家不敢回出版部去，我在外面托人营救，跑了半天。[88]（1927年8月2日）
……结合在一起，大家非议我，说我不负责任，不事预防，所以弄出这样的事情来。我气急了，就和他们闹了一场，决定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89]（1927年8月3日）
郁达夫所托之人都颇有来头，郭复初即郭泰祺，时任国民政府外交次长，亲自去司令部说明原委；黄膺白即黄郛，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这层关系还是通过胡适才攀上。可以想见，创造社脱险花了不小的经济代价，这就是所谓“被欺诈”的意思。然而为何会有暗探突袭出版部，郁达夫又为何背上了“不负责任，不事预防”的非议，再未见有关史料谈及此事。笔者在查阅《富阳文史资料》时发现一篇名为《我在创造社出版部》的文章，所谈内容以及相关回忆与郁达夫日记高度吻合，还原了这桩悬案的内情。作者名叫戴福年，是郁达夫的远房表弟，当时是一位不知名的“小伙计”。所谓“创造社此番被欺诈”，并非因为郁达夫“空招言祸”的左倾言论，而是国民党密探到创造社出版部抓捕一个叫王弼的共产党人。据戴福年回忆，8月2日的闹剧系一场口音乌龙：
八月里的天气还相当炎热。成仿吾先生从广州中山大学回上海来，社里给他洗尘，叫了一桌比较丰盛的酒菜来，入席前，社部人员除我和黄祥光（富阳市心弄人原籍福建上杭）外，其余都在二楼上谈天，忽然来了一个穿长褂，半个徽章露出在长褂外的不速之客，他从书架上拿起一册《洪水》半月刊来看，一面看，一面问黄祥光姓什么，祥光答以姓黄。我们南方人王黄不分，两个字的音都成一个王字音。他又问祥光有无名片，祥光说没有。这样的一问一答，我已经把情报送上二楼了。祥光有些害怕起来，随手摸了一支烟向他递去后，便从后门溜之大吉。久久不来。桌子上的酒菜也快要凉了。那位不速之客问我姓黄的到那里去了，我便跑到厨房去问三子，厨子三子轻声的在我耳边说：“黄先生跑啦！”不得已，我只得回报他“姓黄的上厕所去了”。这时候，我立即朝着二楼叫了二声“快下来！快下来！”同人们擂鼓似的跑下楼梯。这时达夫兄催“振华旅馆”的成老与王老赶紧先走，而他自己从容不迫地叫三子把酒菜收起来，然后把铁门关上，最后一个离开了书店。一小时以后，“振华旅馆”派人来探望，才知道果有二名警察守在书店门口，一直到三点半才撤走。事后查明这位不速之客的目的是来抓济难会王弼的，只因王黄不分，致有此误会。
一场虚惊已经过去，达夫兄叫我们回社部，但成绍宗邱韵铎他们不听指挥，不肯返社，气的达夫兄齿牙欲裂。过不多久，他就登报脱离创造会（社）。（当然他脱离创造社还有另外原因）[90]
戴福年：《我在创造社出版部》，浙江省富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富阳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
由此可见，“王弼事件”才是郁达夫脱离创造社事件中“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件事何以让郁达夫发这么大的火？前文已经提到，创造社估计花了不少钱，但郁达夫日记显示成绍宗“把出版部的钱全部拿走了”，这笔托关系的钱如果不是郁达夫自掏腰包很可能就是成仿吾救急。[91]戴福年的文章和郁达夫日记形成了互证，即成绍宗不肯“听话”回出版部，此事可能直到成仿吾抵达日本后都没解决。在成仿吾这边，他似乎偏袒了自家侄儿反而指责郁达夫“这都是你的不是”——同人们责备郁达夫“不负责任，不事预防”的言外之意是其“广交朋友”不顾及对创造社的影响，这就是让郁达夫“气极了”进而脱离创造社的根本原因。实际上，8月2日的风波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郁达夫，因为这个王弼其实是“大家的朋友”。
王弼的资料现存甚少，谈及此人一般都会涉及创建于1925年9月的中国济难会，因其是该组织的“组织部长”。[92]中国济难会的创立背景是“五卅运动”后革命战士牺牲、受伤和被捕的情况日益增多，革命救济任务日益繁重，由中共上海区委筹建创办了这个专门的救济组织，行动上则尽量避免与中共产生直接联系。创造社与济难会的渊源颇深，郭沫若（任文书）和周全平（任交际）都是济难会的发起人。1926年四位“小伙计”被捕时，也是由周全平和潘汉年通过济难会的关系而化险为夷。在潘汉年的相关传记中，据说是通过阮仲一（济难会早期负责人）和王弼介绍入党。在地理位置上，创造社“不可避免”地要和济难会打交道。出版部坐落在宝山路三德里A11号，隔壁A16号是由应修人、楼适夷、徐耘阡、谢旦如等人创办的上海通信图书馆，A3号则是中国济难会，商务印书馆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办事处也在附近。三德里是一个共产党员十分活跃的地带，通信图书馆原为中共商务印书馆支部的主要办事地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通信处，后来独立出来单独成立通信图书馆团支部。在当时，通信图书馆成员经常与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们往来。这群年轻人与中国济难会的工作人员也相熟，经常互相“串门”。据楼适夷回忆：“约1926年的下半年，我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11创造社出版门市部是常客，阿英也是一位常客，因此认识了。大家爱文学，容易合得来。记得常跟他一起的，有一位年纪比我们小的胡心灵，有时还有王弼，都成了朋友。……王弼那时大概已是共产党员了，不过相互不露身份，心中有数而已。”[93]可见，王弼不单是郁达夫自己的朋友，郁达夫1926年底才回上海，认识王弼可能还是通过“小伙计”。
国民党在1927年8月初抓捕王弼，首先与中国济难会性质的转变有关。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党组织遭受破坏，济难会从最开始的“外围组织”转变为中共各级党团秘密进行工作的屏障。作为中国济难会当时的主要负责人，王弼是济难会资金的实际掌管者。[94]8月初是武汉发生“分共”不久之后，属于“清党”时期，抓捕王弼相当于截断了中共营救同志的活动资金。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弼当时除中国济难会“组织部长”身份外还是中共江苏省委的候补委员。[95]“四一二”事变后，中共中央依照五大的相关决议撤销了中共江浙区委，于1927年6月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办事机关设立在上海。最初的人员架构是：陈延年任书记；陈延年、赵世炎、郭伯和、王若飞担任常务委员；韩步先任秘书长；郭伯和任组织部长；王若飞任宣传部长。1927年6月26日，江苏省委突遭搜捕，陈延年、郭伯和等人相继被捕牺牲。7月2日，因韩步先叛变，江苏省委又遭破坏，代理书记赵世炎被捕牺牲。在这样极为不利的处境下，中共中央重新组建了由王若飞等五人组成的中共江苏临时省委，8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的省委名单为常务委员五名、委员十七名、候补委员十一名，由邓中夏任书记。这一组织架构的变动显示出，王弼既是原江苏省委被搜捕时的在逃人员，也是新江苏省委的储备力量。作为济难会活跃在社会上的头面人物，王弼的身份怎么看都相当敏感。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弼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本质上是因为创造社在“清党”的氛围中“藏匿共产党”。这件事在郁达夫与其他同人之间的认知存在很大分歧，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成仿吾或许不认识王弼，[96]本能地将“创造社被欺诈”归结于郁达夫的左倾言论，郁达夫的感受则是相关人等反应过度以及推卸责任。结合郁达夫1927年返回上海后激进的政治姿态，创造社这种畏首畏尾的态度显然令其无比失望。在广东同人陆续返回上海后，创造社的步调可能也让郁达夫感到无力，王独清接管创造社事务后，第8期《创造月刊》所刊载的全是文艺作品，只有蒋光慈的介绍文章《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勉强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一点关系。成仿吾和郭沫若在“文学与革命”之间亦十分纠结。[97]郑伯奇等人则试图联合鲁迅恢复《创造周报》。郁达夫脱离创造社的时间，恰好是创造社诸人最“迷茫”的时期。郁达夫后来没有吐露这场“创造社被人欺诈”的内情也不难理解，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谈及此事必然会给创造社以及王弼带来麻烦。从郁达夫之后的行迹来看，他因“王弼事件”而脱离创造社不单是意气用事，更是一种政治选择。
六 政治体验的开始：郁达夫与中共江苏省委以及《民众》旬刊
《民众》旬刊封面及版权页
“王弼事件”的影响并未在郁达夫脱离创造社后就停止，郁达夫似乎与王弼关系很好。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鲁迅刚到上海后曾记录过“晚王望平招饮于兴华酒楼”[98]，“王望平”即王弼。当时列席的十一人中可以确定的是鲁迅、郁达夫夫妇、王弼、蒋光慈、楼适夷、潘汉年、钱杏邨和许杰。据楼适夷回忆，在场的还有一位“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同志”[99]。许杰亦称这次“招饮”是王弼叫自己去的。[100]初到上海的鲁迅与王弼素不相识，聚会显然由郁达夫促成。这次聚会的主题是王弼希望鲁迅支持中国济难会，可见郁达夫对于王弼的事相当上心。
王弼与鲁迅接触发生在1927年10月中旬，在此之前，他仍借郁达夫脱离创造社一事发挥着某种能量。1927年8月18日，即郁达夫公开宣布脱离创造社的第三天，他从内山书店返回寓所时“归途遇见了一位小朋友，他约我于明天早晨来访，因为他要为我介绍几位朋友”[101]。8月19日，“那位小朋友和他的友人来谈，决定出一个周刊的事情，刊物名《民众》，是以公正的眼光，来评现代的社会革命的。约定于星期六的晚上，在兴华菜馆吃完饭，再议详细事”。下午，郁达夫“又遇见了那位小朋友来投请帖”。[102]8月22日又有人来访，“谈《民众》周刊的事情，大致已经决定，于九月一号出版”。午后，郁达夫亲自“去印刷所，谈出周刊事。大约每期需印刷费、纸费八十多块”。[103]此后9月2日、9月11日均有人到郁达夫住处谈编辑《民众》事宜，相关的人名是“余泽鸿同学”和“周君”。郁达夫在脱离创造社后仅一周内就答应帮“小朋友”办刊物，这个时间节点和多次“偶遇”显然不是巧合，不得不令人怀疑“小朋友”接触郁达夫的动机。
据相关考证，与郁达夫偶遇的“小朋友”“周君”是周芝楚，[104]与另一位“余泽鸿同学”都任职于中共江苏省委。两人是在相关指示下与郁达夫接触，在其中牵线搭桥的极有可能就是王弼本人。王弼、周芝楚、余泽鸿三人在江苏省委中的工作互有交集：王弼是中国济难会的负责人，后随“济总”迁至武汉，上海济难会工作由余泽鸿接手。[105]周芝楚和余泽鸿都是“国民运动委员会”成员，前者的职务是“主任”（1927.10—），后者的职务是“负责人”（1927.9—）。此外，余泽鸿与王弼同为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共十一人）。[106]中共江苏省委在此时找郁达夫办刊，与大革命失败后的特殊背景密切相关。当时江苏省委下设的部门有：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部、破坏反革命军队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其中“国民运动委员会”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四一二”事变后，中共内部曾有过短暂的“恢复国民党（左派）运动”，国民运动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在宣传方面争取“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当时的江苏省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人员在上海以“国民党市党部”的名义活动，周芝楚对外的身份则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团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自1927年4月至8月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四一二”事变至武汉“分共”，强调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第二个时期则是武汉“分共”后至蒋介石下野，强调团结“真正的”国民党左派继续国民革命以及拥护南昌起义。《民众》旬刊正是“第二个时期”宣传策略下的刊物。显然，中共很早就注意到了郁达夫的左倾言论，在获悉郁达夫脱离创造社后，相关领导（很有可能是邓中夏）立刻派出具体工作人员与之接触。郁达夫在“王弼事件”中的表现或许是获得中共认可的重要原因。第一，郁达夫没有向国民党方面透露王弼的相关信息而是大事化小。第二，在创造社对“王弼事件”的过度反应中，郁达夫直接选择了脱社。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表明郁达夫是很“革命”的知识分子。由于经费和人手问题，《民众》实际出版时改为“旬刊”，创刊的日期是1927年9月5日，由郁达夫撰写《发刊词》并发表《谁是我们的同伴者》。至此，在郁达夫脱离创造社的短短二十天内，他的身份从“创造社元老”迅速转变成为中共江苏省委编辑秘密刊物的进步文人。
关于《民众》旬刊的出版期数有两种说法，王菊如推测“大约出版至第九期便停刊了”[107]。郁天民（于听）在介绍郁达夫生平时则称“他所编的《民众》旬刊出了六期就被迫而不得不停刊了”[108]。笔者据《申报》上的一则查禁新闻判断，《民众》旬刊可能确实只出版了六期。[109]根据《郁达夫全集》的相关注释及其他资料，可考的郁达夫发表在《民众》旬刊上的篇目是：《发刊词》（第1期，署名达夫）、《谁是我们的同伴者》（第1期，署名不详）、《农民文艺的实质》（第2期，署名郁达夫）、《乡村里的阶级》（第2期，署名曰归）、《俄英若交战》（第4期，署名曰归）以及一篇笔战文章。[110]由于《民众》的中共背景，“编辑者”一栏并未署名郁达夫而是“民众旬刊社”，“通信处”则是“上海徐家汇南洋大学胡稀横转”。《征文启事》基本可以确认出自郁达夫：
《民众》是民众的刊物，并不是我们几个人或一党派的东西。我们想和大家弄一点东西出来，好破破一般读书界沉闷的空气。我们希望国内外的青年，能够给我们写不偏不党，任情欲说的痛快的文字。我们的宗旨，已在发刊词里说过，我们是没有什么顾忌的。就此谨祝投稿诸君的热兴。[111]
《司令部训令查禁反动书报》，《申报》1927年11月20日
从第2期《民众》旬刊来看，郁达夫编辑刊物时可能人手不足，七篇文章中，郁达夫一人分饰两角用本名和“曰归”分别发表了《农民文艺的实质》和《乡村里的阶级》。署名“诸智”的文章《肚子饿了呀！阿拉要饭食》可能是周芝楚化名而作（“周芝”的谐音），其他四篇文章分别是“情实”的《檄穷苦阶级的人们》、楼适夷（署名“适夷”）的《无聊的话》、“长风”的《小题小言》和蒋光慈（署名“光赤”）的《寄友》。[112]
在周芝楚和余泽鸿与郁达夫顺利接触后，江苏省委宣传部向上级汇报了9月份以来工作所取得的成果：“由本党与国民党少数左倾知识分子（研究文学的人）联合出版的《民众》，算是在宣传部影响之下的出版物，本月份已出版至第二期，每期印千份。”[113]这份报告中的“国民党少数左倾知识分子”即郁达夫，此种描述并不符合郁达夫的身份，但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语境中又是合理的。郁达夫在1927年上半年的许多论调所呈现出的就是“国民党左派”姿态，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江苏省委意在凸显争取“国民党左派”的工作取得的实质性成果。这份报告显示出《民众》系中共和郁达夫合编，而不是一般郁达夫研究中所称“由郁达夫主编”。据周芝楚同月提交的工作报告显示，由于工作调动的关系，《民众》旬刊从第4期后由“联合出版”改为“郁达夫编辑”：“《民众旬刊》继续按期出版。唯应尽量设法将编辑责任交给郁达夫，或他人，使芝楚得有充分时间做其他属于秘书处与《向左》等工作。以后稿件恐有不敷之虞，设法多拉人做文章。第三期早已付印，唯至今尚未印就。四期本日编好付印。”[114]“合编”与“主编”的差别，对考察郁达夫发表在《民众》旬刊上的《谁是我们的同伴者》《乡村里的阶级》《农民文艺的提倡》《俄英若交战》等文章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前四期《民众》旬刊里郁达夫的文章经过了江苏省委的审定后。
《施大甫工作报告第一号》，署名周芝楚。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市委文件）1927年3月—1934年11月》，1988年版，第10页
周芝楚的担忧有些多虑，郁达夫对《民众》旬刊相当热情，他甚至把周芝楚介绍给刚到上海的鲁迅，要鲁迅为《民众》撰稿。[115]在脱离创造社后，《民众》旬刊给郁达夫自1927年初开始的一系列激进政治／文学主张提供了充分的表达空间。如果说在脱离创造社之前，郁达夫的相关言论还只是具有“左翼倾向”，那么此时的郁达夫则在实际上拥有了“政治体验”。需要注意到，郁达夫承办《民众》旬刊的背景仍是“清党”时期，这与“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在相应的文学刊物上提倡“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进而“左转”的情况还不一样。后者一开始并未与中共产生实际接触，直到“革命文学论争”产生负面影响后才被中共注意到，相关知识分子参与政党工作时虽然也是地下状态，但政治环境相比于1927年的“清党”较为温和。这种差别显示出，郁达夫在1927年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左翼言论并不仅仅是作家对大革命的天然敏感或幼稚表达。在另一个向度上，郁达夫与1928年“革命文学阵营”中的许多知识分子由文学进入政治的路径又存在某种相似。在中共决定成立“左联”以前，“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介入各文学社团或个体知识分子的政党力量几乎都来自中共江苏省委，其与郁达夫在1927年与中共江苏省委产生联系的差别，仅是具体政党领导以及政策方针上的不同。
七 “曰归”的复活：《民众》时期郁达夫的政治姿态与“农民革命”思想探源
《民众》与郁达夫此前编辑的刊物风格大为不同。《〈民众〉发刊词》几乎是《广州事情》的翻版，后者中的“最上阶级”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在大街上坐汽车，或者大踏步过去的，不是身穿制服的军官，便是什么什么委员，什么什么长。”[116]《谁是我们的同伴者》则更为激进：“近几月来的以共产两字而被杀的冤鬼，如数数看，还数得清么？我们的命在哪里？我们的革命的结果在哪里？”“一本马克斯的传记，还不敢公然发卖的中华民国，究竟是什么政体？”[117]“诸智”的文章则直接谈及“清党”：“共产党是否须打倒，应该以共产党是否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为断。如果共产党亦像一班大人先生似的，口口声声说为民众谋利益，却到处屠杀民众，括夺民脂民膏，去对待工农群众，那么对于共产党便要从中国杀到俄国去。如果共产党真实是为工农群众的利益，去领导工农势力而革命，那么我们不止于不打倒他，并且要表示十分欢迎。”[118]这些篇目都显示出郁达夫编辑《民众》时带有极为鲜明的政治姿态，在“宁汉合流”的背景下，声讨“清党”、宣传工农革命无疑面临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我们极少看到郁达夫为政党背书，能够解释郁达夫此时“突变”的是他自1927年初产生的“方向转换”意图，在脱离创造社前夕，郁达夫的世界观开始向“被压迫阶级”倾斜。在接连否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主体性后，郁达夫进一步明确了“被压迫阶级”的实指（即“劳动者和农民”），其理论深度和政治眼光都相当超前。
最早注意到郁达夫讨论农民问题的是王观泉先生，“郁达夫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过去没有受到理论界——这里指的不单单是文艺理论界——应有的注意和起码的重视”[119]。通过对马恩原著翻译史的梳理，王观泉发现郁达夫《谁是我们的同伴者》中“引用恩格斯的话”出自《法德农民问题》，由此考证出郁达夫所根据的是外文版马恩原著，[120]这一发现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郁达夫在《民众》时期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在脱离创造社之前，郁达夫的政论或文论只是“谈到马克思”，而在《谁是我们的同伴者》《农民文艺的实质》《乡村里的阶级》中，马克思主义则是作为方法论而存在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郁达夫这几篇文章中谈及“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此种观点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调惊人相似，其思想来源非常值得探究。一种观点是，郁达夫通过蒋光慈接触过某些共产党人，以此获得过当时中共内部的一些农民运动的资料；[12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郁达夫在广东时期曾接触过彭湃，并对《广州民国日报》等报刊上所登载的农民运动有所关注。[122]两种探源的路径都有些“曲折”，即便郁达夫的超前认识可以归功于其敏感和理论素养，但如此“巧合”——郁达夫在刚脱离创造社就立刻讨论农民问题，并与同时期的南昌起义和湖南农民运动的政治口径高度一致，仍存在很多谜团。
王观泉：《颓废中隐现辉煌——郁达夫》，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笔者在查阅《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时发现，在郁达夫编辑《民众》旬刊前后，中共江苏省委相当重视农民运动。1927年8月26日的《江苏省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曾提到对“宁汉合流”的认识，“因武汉政府背叛国民革命的罪恶是逐渐暴露出来的，……现在蒋介石虽然倒了，他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倒，同时武汉政府已先蒋介石之倒而变成反革命的巢穴了。我们目前应该怎样做，这是最急切的问题，我们一切宣传工作，就从这里找出发点。……这条出路就是本党与国民党真正革命的左派分子组织革命委员会在南昌举义”[123]。这份宣传大纲集中讨论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对农民运动的镇压，并称“关于工农市民及其他地方性的政治宣传大纲另布”[124]。在1927年8月的文件中，“帮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和“拥护南昌举义的革命军”赫然列入十四条宣传口号中。[125]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四至八月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里，中共江苏省委在“政治的鼓动宣传工作”中仍强调“要求实行国民党农民政纲耕地农有”，并印发了“湘赣事件宣传大纲”。[126]此外，这份文件在相关口号中再次提出“拥护南昌举义的革命委员会夺回广东”[127]。1927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提出了《江苏省委农民运动工作计划》，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江苏虽然是全中国产业最发达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但农民革命仍占极重要的位置。必须上海四周的农民暴动起来，然后上海的工人暴动才有声援和保障，才能站得住。所以江苏革命全过程，应建筑在农民的土地革命上，和其他的省份一样”[128]。尽管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设立在上海，但与某些“想当然”的猜测不同，江苏省委并不很看好在上海举行工人暴动，因为“右派所形成之危机还未到十分严厉的程度，工农运动还未充分的高涨，党的组织还不是十分坚固，凡此诸条件均为上海不能开始作武装暴动之原因。在上海组织武装暴动，只有在一切冲突最厉害，工人运动重复高涨及无产阶级的敌人势力最弱之时才是适当的时机，因此目前鼓动起任何暴动之把戏，或企图鼓动武装工人暴动，这便是使运动完全破产”[129]。
种种迹象表明，在1927年8月到9月，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工作重心一度放在土地革命上。这实际上是南昌起义和湖南农民运动的“联动效应”，因此，《民众》在贯彻“争取真正的国民党左派”路线时，农民运动问题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民众》旬刊是当时为数不多积极讨论此事的刊物之一。郁达夫的《谁是我们的同伴者》，本质上是在论证中共江苏省委在将工作重心从工人运动转移到农民运动的政治逻辑，许多表述与相关文件颇为相似：“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发达，所以在中国各埠的资本主义式的工厂里作工的工人，只够作打倒外来的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之用，而中国的新旧军阀和附属在这些军阀的尾巴上的那些新旧官僚政客及投机师之类，则非要农民起来打倒他们不可。……中国也以农立国，是谁也在那里说的，中国的农民，是组成中国社会的重心阶级，是谁也承认的，而到现在为止的各期革命运动中，农民却还从没有作过中枢，我以为这就是我们革命失败的一个大原因。”“然而时机早已成熟，湖南的农民，已经把他们的锋芒露过了，船到桥门自会直，我相信闽广的这些多数阶级，也一定会相继的起来。不过我们现在政党革命吃紧的时候，想使这多数阶级，自然地起来，未免有点望孙子来报忤逆儿子的仇的样子。我们应该知道工人的组织，因为各工厂都带有外国帝国主义的色彩，所以完成是很容易的。唯有中国的农民，因为国情不同，和受压迫了太久的原因，要他们自动的组织，却是很难。但是恩格儿斯在一八九四年所讲的话，我们现在也可以引用……”[130]
综上所述，郁达夫发表在《民众》旬刊上有关“农民革命”思想的几篇文章都是“命题作文”。其所涉及湖南农民运动的相关资料，大概率是通过周芝楚或其他中共江苏省委工作人员获得。可以作为参考的是郁达夫的日记：“晚上余泽鸿同学来谈，做文章到翌日前五点，把《民众》稿子全部做好了。我作了一篇《发刊词》，一篇《谁是我们的同伴者》。”[131]1927年9月12日，郁达夫仍在完成这类“命题作文”：“晚上想作《民众》第二期的文章，但写不成功。”[132]这篇难写的文章即《乡村里的阶级》，文章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阶级分析：“现在各国的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基础阶级虽有由农民阶级而转移向工厂劳动者阶级去的趋势，然而实际上，占社会人的大多数者，仍旧是农民。像中国这样的封建势力不曾除去，资本主义还没有发达到相当程度的国家，当有产者和无产者争斗的时候，成败的决定点，在于多数的农民依附与否。”[133]郁达夫具体地划分了“农村里的无产劳动者”、“可以在农村里自立的小农”、“有田地的中农”和“拥有资本田地的大地主”四类阶级之间的关系，指出应该与前两者结合成“连合战线”打倒后两者。而“农村革命”就是“第一先要认清农村里的各种阶级，而施以与各阶级相应的宣传”。[134]文章的最后一句“同志们，大家奋起努力，再往前进”不太像郁达夫的风格，可能在付印前由周芝楚或余泽鸿修改。值得注意的是，《乡村里的阶级》署名是“曰归”，这是郁达夫自《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后首次恢复该被“禁用”的笔名。如果说“曰归”的诞生代表了郁达夫“方向转换”时的情感态度，那么此时“曰归”的复活则显示出他对中共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认同。《民众》旬刊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中共江苏省委的意志，这种政治上的要求恰好契合了郁达夫当时的政治观念，他完成“命题作文”并非被动的，而是其自身也在思考“谁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这类问题。
八 何为“民众”，如何“大多数”——关于《俄英若交战》以及郁达夫与毕修勺的论战
《民众》的出现必然会引起注意，然而最早攻击《民众》和郁达夫的却是无政府主义阵营，即郁达夫在日记中提到的“看见无政府主义者等发行的杂志《革命》周报上，有一篇批评我与《民众》的文章”[135]。“外间大有人图侬，因为《民众》被认为C.P.的机关杂志之故”[136]亦指此事。这篇文章是《读了〈民众〉以后》，作者是翻译家毕修勺，署名“王洛”。毕文的出发点是证明无政府主义革命优于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但实际指向性非常明显。首先是对郁达夫的质疑，暗示《民众》的主编是郁达夫：“《民众》旬刊是达夫（大概是浪漫的颓废派的文人——郁达夫吧？）等组织的”，文末则公开喊话：“最后，达夫！如果你是浪漫的郁达夫，你还是去做你的浪漫与颓废派的小说好，事各有专业，你想在小说方面用工夫，这是很可佩服的，你何必也要蹈郭沫若的后尘，鬼混到龌龊的政治里去呢？”[137]其次则是指出《民众》系中共刊物，证据是“诸智”谈及广东工农运动以及中共与俄国关系的文章是“共产党的口气”，毕修勺对这两个问题展开了长篇大论。对于前者，毕文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例指出：“两湖人民丧于共产党的刀枪之下的，不知有多多少少！现在在江浙的所谓诸知识阶级，只见到国民党杀共产党，于是大发其恻隐之心，替共产党呼怨。是的，杀人终是罪恶的行为，我们不赞成国民党杀共产党但同时也不赞成共产党杀农工与国民党，总之我们不赞成任何人有杀人的权利……”[138]对于后者，毕文则称《民众》旬刊所要求的“自由”是共产党所要求的自由，即苏联这样“除共产党有一切自由外，什么人都没有自由的”[139]。面对这样的指责，郁达夫撰写了回应毕修勺的答复文章和《俄英若交战》。两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散落在毕修勺的另一篇回应文章《对郁达夫等再说几句话》中，由于郁达夫的态度非常强硬，毕修勺在回应文章中引用了多条郁达夫的语句，我们由此可以还原他与郁达夫论战的过程以及《俄英若交战》的部分内容。
王洛（毕修勺）：《对郁达夫等再说几句话》，《革命周报》1927年11月27日第31期
郁达夫和“诸智”回应毕修勺的文章分别刊载在《民众》旬刊第4、5期。郁达夫对自己政治身份的回应是：“我既非共产党，又非浪漫颓废派的文人。……这一种倾向（指颓废派），我从前也不敢说没有，可是也不成派，不成党的。”[140]郁达夫对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态度无疑是站在共产党这边，这也是引发毕修勺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郁达夫称：“你若是两湖出来的人，那么我现在就只有一个证据，就是两湖的共产党居然也有一点恻隐之心，在刀下留了你（王洛）先生，还没有把你杀掉。”[141]至于对毕修勺主编的《革命周报》为何突然攻击《民众》，郁达夫怀疑是无政府主义阵营（吴稚晖和李石曾）被国民党方面收买：“反对政治要反对得彻底，不可和政客们发生关系，不要用政府的钱来办新闻杂志。无政府主义者，是应该不收政府的接济的……”遂挖苦毕修勺“并且我自誓将来也决不去做委员的”。[142]这些表述极大激怒了毕修勺，为了证明《民众》就是共产党刊物，毕文列出了更多“证据”，《俄英若交战》便是其一，这篇文章同样署名“曰归”。毕修勺很可能知道“曰归”就是郁达夫本人，故批判此文时几乎完全是以“郁达夫加入共产党”的口吻对其“告诫”：
阅第四期《民众》曰归先生作的《俄英若交战》一文，以英国为有产阶级的国家，俄国为无产阶级的国家，说两国若开火，即是“世界革命（阶级斗争）实现的时期了。”（笔者注：该句为《俄英若交战》原文）以帝国主义互争雄长的无辜屠杀人民的战争为世界革命的开幕，这是只有蒙在共产党鼓里睡觉的先生们，才有这样的观念。而我们呢，我们以为英俄若开火，即是人类的第二次大牺牲。于革命，于无产阶级，只有害而无益的。何则？因为英俄开火，只有两国无产阶级上战场，死的，杀的，还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呵！阶级斗争呵！纸上的黑字罢了！其实那有这么一回事，最多亦如欧战时协约国的“为正义与人道而战的”一种骗术，真正替无产阶级谋福利的人，只有诅咒只有反对，没有替任何方面捧场的必要。可是《民众》的作者，曰归先生却替俄国大捧其场咧！这是我怀疑你们是共产党的又一点。如果你们真的不是共产党，或你们的说话纯粹出于良心的，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的，当然是我的怀疑错了，我决不否认我的错误，我诚诚恳恳的承认自己太鲁莽。[143]
上述引文即为长久以来未见踪迹的《俄英若交战》的大致内容，可以看出，郁达夫以“曰归”为名的文章确实都观点犀利，影响颇大。这篇《俄英若交战》显示出郁达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相当深入，不仅可以熟练地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更将眼光深入当时苏联的“世界革命”范畴。最重要的是，郁达夫回应毕修勺的文章以及《俄英若交战》直接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此前人们可能还不确定《民众》上的“达夫”就是文坛上著名的郁达夫，现在由本人出面回应无疑将此事坐实。而郁达夫对湖南农民运动以及苏联世界革命的认同，亦表明他此前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此时已经上升到政治自觉的高度。
郁达夫与毕修勺争论的核心是“何为民众，如何大多数”。在毕修勺的文章里，“民众”或“大多数”只是通常意义上由无数个体组成的虚指概念。郁达夫笔下的“民众”和“大多数”则较他此前的认识有所推进。首先，郁达夫一改“民众=无产阶级+被压迫阶级”的含混表述，不再缠绕“小资产阶级”或“知识阶级”，强化“民众”即“劳动者（工人）和农民”的观点，这是理解郁达夫“民众”概念的前提。此种变化显示出，郁达夫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已经明显具备“阶级斗争”意识。郁达夫所谓的“大多数”脱胎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民众”，而非毕修勺所指的社会中的大多数。在中国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背景下，“民众中的大多数”当然就是“农民”。在推导由“民众”到“大多数”再到“农民”时，郁达夫将对农民的感性描述与“被压迫者”“大多数者”进行了同义反复：“可怜他们大多数都是有声带的哑子，吃了苦，喊不出来。可怜他们都是有眼球的瞎子，目前有了危难，受了几重的敲剥负担，还认不清谁是你们的仇敌。……我们是大多数者，是被压迫者，是将来的大革命的创始人。”[144]随后便开始凸显“农民”的存在：“在这里，我们更可以知道，将政权聚集在一处，使少数投机者去行寡头政治，是不行的。我们要将政权夺回，使他们属于大多数者才可以。”“我们所有的唯一的武器，就是多数。而这我们的多数中的多数，却是农民。”[145]“我们只教能够唤起他们的不平之心，告诉他们以组织之方，帮助他们去向大地主大农那里去夺回他们的剩余劳动价值就对了。”[146]明确了这一逻辑链条后可以发现，郁达夫发表在《民众》旬刊上的文章但凡涉及“民众”或“大多数”，都可以将其直接替换成“农民”而不影响含义。郁达夫脱离创造社以后所呼唤的“革命”，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至此，郁达夫自1927年初反复缠绕的“无产阶级”／“被压迫阶级”／“大多数”问题终于有了清晰答案。
余论：未竟的政治批评之路——1927年左翼郁达夫形象的消散
时间到了1927年底，在与毕修勺论战后，郁达夫突然噤声，反常地收起了他激进的政治主张以及“无产阶级文学”口号。这使得1927年在郁达夫的一生中尤为突兀，他的“左转”来得突然去得亦突然。在后来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郁达夫并不活跃，他与鲁迅合办《奔流》、与叶鼎洛和夏莱蒂创办《大众文艺》甚至被“革命文学”阵营视为唱对台戏。这种姿态使得郁达夫在“左联”成立前夕被贴上了“颓废文人”标签，据说还是鲁迅力排众议才使其被“左联”选为发起人。尽管如此，郁达夫仍未参加“左联”成立大会而是在家赋闲。“左联”成立以后，郁达夫“我是作家，不是战士”的言论更是惊人之语，其在1931年退出“左联”的举动则宣告了他彻底被排除在“左翼作家”之外。因此，文学史在阐释“郁达夫思想转变”时尤为棘手，本文试图在最后进一步考察郁达夫在1927年底停止“左转”的原因。
首先，很少有人注意到，郁达夫停止“左转”的时间与《民众》旬刊停刊的时间高度吻合。从《申报》上的新闻来看，国民党决定查禁《民众》旬刊是1927年11月下旬，将其认定为“共产党之产品”，举报者手里掌握的是《民众》旬刊创刊号，称发现还有“第二期第三期”。[147]然而，《民众》旬刊的终结却不单纯因为被查禁，它在中共这边也注定是一份短命的刊物。在南昌起义、湖南农民运动接连受挫后，中共方面开始全面反思大革命失败并在党内反机会主义和批判小资产阶级。相应地，中共江苏省委于1927年11月全面停止了“恢复国民党左派运动”，以此为检讨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江苏省委在回顾1927年4月至10月的工作时称：“过去我们党的失败，不仅是政策上的错误——机会主义的政策，同时党的组织本身也是机会主义的组织，差不多只是国民党左翼的组织，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的组织，指导机关百分之九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武汉反动，叶贺军队失败以后，一般小资产阶级同志的摇动，表现得更厉害。”[148]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中，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郁达夫就从被争取的对象被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随着“恢复国民党左派运动”的全面终止，本就经费支绌且人手不足的《民众》旬刊只能自动停刊。这导致郁达夫直接失去了与中共的联系，我们很难揣摩郁达夫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时（在他可能并不很了解真正内情的状态下）的心境，但可以想见，他在“清党”时以脱离创造社为代价去编辑《民众》旬刊，最后又不了了之，其政治体验想必不佳。在江苏省委宣传部进行人员调整后（李富春于1927年11月任部长），中共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文化方面都不够重视，[149]而郁达夫的“颓废标签”更使其不会进入新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视野。
关于“中共从何时真正重视文化工作”这一问题，详见王锡荣《谁终止了“革命文学论争”？》，《“左联”与左翼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其次，尽管郁达夫享有盛名，但在当时“文化中心南移”的上海文坛，脱离创造社的他仍势单力薄。一方面，在失去了社团这一集团力量的依托后，郁达夫所有的言论仅代表他个人，在最为关键的言论阵地即刊物方面，郁达夫在《民众》旬刊终结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自己的刊物”。另一方面，鲁迅抵达上海后有意与郁达夫合作创办以译介为主的《奔流》，无论从私交还是文学观念上，郁达夫与鲁迅都存在“合作”的契机，这对于“左转”了一年的郁达夫而言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过渡”。在1928年，郁达夫仍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前一年在政治上对“民众”和“大多数”的思考最终在文学上演化成了“大众文艺”，这就是郁达夫继《奔流》后又创办《大众文艺》的内在逻辑。在经历过政治体验的“失败”后，郁达夫试图从文学方面探索出更适合“大众（民众）”的道路。他不愿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心态早在1927年就初见端倪——他与有岛武郎一样都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扬言创作“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是伪命题。而在政治身份方面，郁达夫的处境则更为尴尬。尽管他在武汉“分共”后以激进政治姿态出现于文坛，最先将其视为共产党的却是无政府主义阵营——这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郁达夫对国民党的批判尚未直击要害，仍囿于当时“恢复国民党运动”的策略。在中共这边，郁达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国民党左派文人”，这基本预示了他在下一轮“革命文学论争”以及筹备“左联”时不会成为被首选的对象。由此看来，对1930年成立的“左联”来说，知识分子仅有价值立场上的偏向仍是不够的。
最后，需要注意到郁达夫自身性格的特殊性。对郁达夫这种个性极强的知识分子来说，“情感”在其行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思想”形成了互为驱动的循环。这种模式在郁达夫身上的运行机制是：他天然敏感的性格总是将一些偶然事件（如仅因几个“小伙计”反对自己和王映霞恋爱就觉得“中国的青年是丧尽天良的一代”）经由个体化的感受表达成某种具有“公理”性质的意见。这种特殊的“触类旁通”得益于郁达夫在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往往一件小事就能引发他对整个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思考。郁达夫的许多想法会在个人情绪的影响下反复被强化，尤其是当他在意识中已经对某件事情有了自己的判断后，外界的变动很容易促使他将原本的想法落实为行动。郁达夫从开始“左转”到脱离创造社就是这种“情感与思想互为驱动”的经典演绎。先是因为在广东大学因具体人事问题感受不佳，郁达夫回到上海立刻写就《广州事情》对整个大革命进行批判，由此成为他“左翼思想”的开端。从“情感”出发，整顿出版部时的负面情绪以及“王弼事件”均以不同的形式强化了郁达夫对自己“左翼思想”的坚持，他在脱离创造社后立刻就去办《民众》旬刊，完全不在意被外界“认为是C.P.的机关刊物”。这一切的出发点都始于郁达夫在1927年初决定从事政治批评，在1928年主客观条件都不再容许发表激进政治批评的环境下，[150]“左翼郁达夫形象”就此迎来终结，郁达夫也终于“返回”了文学场。
刘天艺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20043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7期）
注 释
[题注]《俄英若交战》在郁达夫研究中被认为是一篇只有存目的佚文。实际刊登在《民众》旬刊第4期。笔者在查阅《革命周报》时发现，翻译家毕修勺曾因这篇文章与郁达夫爆发过一次激烈论战，毕文为逐条批驳郁达夫引用了《俄英若交战》的原文，因此可以知晓该文的内容，具体考辨和论述详见本文第八节。这场论战的性质和影响尚未引起研究界注意，自《俄英若交战》以后，郁达夫的激进主张复归平静，这一点不仅有他此后发表文章的风格为证，其在编辑《奇零集》时未收录《俄英若交战》以及与毕修勺的论战文章，亦显示出郁达夫某些特殊的考量。故本文在勾勒1927年左翼郁达夫形象时选取了从《广州事情》到《俄英若交战》作为特定的考察阶段。
[1]参见张武军《革命文学探源：国民革命体验与郁达夫的“方向转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0期。
[2]许多研究都注意到郁达夫在1923年曾一度提及“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并试图以郁达夫早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左翼倾向来把握其1927年的“方向转换”。所谓“具备左翼倾向”其实是一种难以量化的描述，无论怎样强调郁达夫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1923年至1927年这四年的跨度对于一个作家的“转变”来说还是太过漫长。本文认为郁达夫早年的文章更多只是从知识结构的层面显示出其思想来源，至于具体是否“左翼”则需要考察作家的实际行动。这是本文构建“左翼郁达夫形象”的重要参照系。
[3]《广州事情》常被作为郁达夫脱离创造社的“根本原因”，这种说法主要来自相关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如郭沫若的《再谈郁达夫》、郑伯奇的《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等。较早的郁达夫研究如潘世圣的《关于郁达夫脱离创造社及〈广州事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则在学术层面上提出《广州事情》“直接导致了郁达夫脱离创造社”，这一观点此后一直存在于郁达夫研究或创造社研究中，但很难解释郁达夫从“左转”到脱社的时间跨度长达半年之久。本文将使用新材料重新解读郁达夫脱社的前因后果，详见第五节。
[4][5][6][7][8]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全集》第5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5、50、60、60页。
[9]郁达夫：《〈鸡肋集〉题辞》，《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02页。
[10]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40页。
[11]“……就开始看《洪水》第二五期稿子，于午前看毕，只剩我的《广州事情》和《编辑后》五千字未做了。一二日内，非做成交出不可。”郁达夫：《村居日记》，《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67页。
[12][13][14]郁达夫：《广州事情》，《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17、20、20页。
[15][17]成仿吾：《读了〈广州事情〉》，《洪水》半月刊1927年3月第28期。
[16][18]郁达夫：《广州事情》，《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19、15～16页。
[19]参见张武军《革命文学探源：国民革命体验与郁达夫的“方向转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0期。
[20]郁达夫：《芜城日记》，《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1月3日。
[21][22][23][24]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262、263、263～264、264页。
[25]《屈洛资基的〈文学与革命〉序文》，《洪水》1927年3月半月刊第28期。原文无署名，后被收入《郁达夫全集》。
[26]参见杨天石《北伐时期左派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及斗争》，《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页。
[27]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的转变之突然——二十多天前他还在致信郁达夫责备其“倾向太坏”。一种阐释是：“直到1927年3月之前，一直跟着蒋工作的郭沫若虽然对蒋在个别地方工人运动问题上的处置手法心存疑问，却并未发现蒋有明显异常的表现。但在3月上旬之后，当蒋被迫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紧接着武汉又召开了旨在削弱其权力的二届三中全会，郭沫若才意外地发现蒋介石开始大步地转向极端。”杨奎松：《从“三二〇”到“四一二”》，《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28][29]郁达夫：《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26页。
[30][31]郁达夫：《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29页。
[32]鲁迅：《怎么写》，《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33]郁达夫：《〈鸭绿江上〉读后感》，《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271页。
[34]许多研究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许子东将郁达夫的“创作分裂”归纳为“同一个人，当他撰写政论时，政治观念当然可能在头脑中拥有绝对的统治权；然而一旦进入创作领域，政治观念有时就会丧失其支配性地位，他可能同美学观点、生活态度等共同起作用，也可能退居第二位”。详见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
[35]郁达夫私下里对蒋光慈作品的审美评价并不高。蒋光慈逝世后，郁达夫在悼文中如实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对光慈的作品，不表示尊敬者，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总觉得光慈的作品，还不是真正的普罗文学，他的那种空想的无产阶级的描写，是不能使一般要求写实的新文学的读者满意的。这事情，我在他初期写小说时，就和他争论过好几次……”郁达夫：《光慈的晚年》，《郁达夫全集》第3卷，第169页。
[36]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13页。
[37][38][39][40]郁达夫：《〈鸭绿江上〉读后感》，《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271、271～272、272、272页。
[41]郁达夫：《〈鸭绿江上〉读后感》，《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272页。
[42]查郁达夫日记，他于1927年6月27日收到日本林房雄来信，对方嘱其翻译《中国左翼文艺集》。详见郁达夫《厌炎日记》，《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197页。此外，《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是日本记者小牧近江和里村欣三专门找到郁达夫而作的，这表明郁达夫当时与日本文艺界人士确实存在联系，很有可能接触过同时期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虽然他的日记中并未反映出相关阅读史。
[43]郁达夫：《日记文学》，《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287页。
[44]鲁迅的《怎么写》并非一篇单纯的创作论，涉及郁达夫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在反驳其在《日记文学》中偏执的观点。“上文的第一缺点，是读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是或用第一人称是毫无不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第二种缺陷，在中国也是颇古的问题。……他的支绰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鲁迅：《怎么写》，《鲁迅全集》第4卷，第23页。
[45]《文学概说》的出版时间与郁达夫“左转”重合，这显示出在1927年郁达夫的文学观念中存在两条脉络，即“纯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学”，由此导致他在论及两者时会出现交叉或混乱的情况。学者刘立善曾系统梳理过郁达夫《文学概说》与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的关系，详见刘立善《中国作家对白桦派文学的审美共鸣》，《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8～95页。
[46]郁达夫：《文学概说》，《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22～323页。
[47][48]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张我军译，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6、11页。
[49]刘立善、刘鹤岩：《论有岛武郎的〈生活与文学〉》，《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50][51]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张我军译，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36、38～39页。
[52][53]郁达夫：《五六年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12、313页。
[54]有岛武郎：《宣言一篇》，鲁迅译，《鲁迅译文全集》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55]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446页。
[56]例如，在写作《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前一天（1927年1月16日），郁达夫创作了短篇小说《清冷的午后》。
[57]刘立善：《鲁迅与有岛的〈宣言一篇〉》，《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58][59][60][61]郁达夫：《广州事情》，《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16、17、20、18页。
[62][63][64]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261、261～262、262页。
[65][66][67]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261、262、263页。
[68]郁达夫：《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25页。
[69]郁达夫：《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25页。
[70]《上海每日新闻》是一份日本报纸，笔者在查询资料时未发现馆藏，这封信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被披露，但从郁达夫的回应可以确认山口慎一公开信的内容。
[71]郁达夫：《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277～278页。
[72][73][74][75]郁达夫：《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278、278、278～279、278页。
[76]《郁达夫启事》，《申报》1927年8月15日。原文无标点。
[77]郭沫若：《再谈郁达夫》，《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页。
[78]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饶鸿竸、陈颂声等编：《创造社资料》（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72页。
[79][82]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饶鸿竸、陈颂声等编：《创造社资料》（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72、872～873页。
[80]王独清：《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饶鸿竸、陈颂声等编：《创造社资料》（下），第673页。
[81]郭沫若：《再谈郁达夫》，《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第288页。
[83]周全平：《小伙计创业三部曲》，余子林编：《百年书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84]周全平：《小伙计创业三部曲》，余子林编：《百年书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85]郁达夫：《翻译说明就算答辩》，《北新》半月刊1928年2月第2卷第8期。
[86]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北新》半月刊1928年8月第2卷第9期。
[87]这件事在当时上了新闻，可见影响不小：“闸北之创造社出版部，于前日午后，突来自称暗探者闯入该出版部，始言检查，继说提人，致该出版部小伙计等逃散一空，后经文坛各同人出向公安局及第二路政训部解释，始知出误会云。”《创造社饱受虚惊》，《时事新报》1927年8月4日。
[88][89]郁达夫：《断篇日记二》，《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216页。
[90]戴福年：《我在创造社出版部》，浙江省富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富阳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第78～79页。郁达夫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中将王弼事件记成“去年七月”当为笔误。虽然戴福年的文章可信度较高，但仍有一些表述有明显的“加工”性质，如其在回忆中谈及潘汉年将《幻洲》放在创造社出版部代卖，又有王独清和郁达夫一起看到《幻洲》后，郁达夫表示因为其中有辱骂鲁迅的文字而要“与潘汉年谈一谈”再落实代卖事宜，显然与我们熟知的创造社史实不符。
[91]成仿吾从广州到上海只是短暂逗留，其赴往日本是带着给黄埔军校购买器材的任务。据张资平回忆，成仿吾当时带了上万元的器材费。详见张资平《读〈创造社〉》，饶鸿竸、陈颂声等编：《创造社资料》（下），第697页。
[92]关于王弼的生平，详见高芳英《鲁迅与中国济难会（中国革命互济会）的人和事考述》（载《上海鲁迅研究》2021年第4辑）中“王望平其人”一节。该文指出，王弼可能在三十年代被捕后叛变，此或为王弼相关材料甚少的主要原因。关于王弼在1927年7月至8月在济难会任何种职务，有“组织部长”“书记”“主任”等好几种说法，如罗茂先在《关于革命互济会的情况回忆》中称是“组织部长”（详见肖辅玢、许光顺编《中国济难会革命互济会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的记载则为“书记”或“主任”。中国济难会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组织，现存资料甚少，可能存在书记兼任部长的情况。
[93]楼适夷：《我和阿英》，晓光编：《阿英纪念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94]据相关档案，王弼甚至还因掌握钱款而存在生活腐化的问题。详见《江苏省委重要与普通信件摘要、审查“济难”结果的报告及其他（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这份档案中所涉及的对济难会的审查对应的时间大致在1927年7月至9月（时间判定依据是谈话内容涉及“赵世炎”，赵世炎于1927年7月2日因叛徒出卖被捕。档案中的谈话者“飞”是王若飞，在陈延年、赵世炎牺牲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坚”可能是刘伯坚）。审查者“坚”认为济难会存在严重问题：“一、腐化、不过他（指王弼）尚不承认。二、组织大而无当。三、说女同志是他有意留住的。四、肥己。”王若飞则表示：“济难会从前系阮仲一负责，比王弼还糟糕，历史已然。”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1927年6月—12月）》，1984年版，第139～140页。
[95]详见《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中共江南省委——中共江苏省委及军群组织》，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0页。
[96]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成仿吾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上海。
[97]在成仿吾从上海赴日之前，郭沫若署名R.L（革命和文学的缩写）从香港来信提到想从革命回到文学，成仿吾则认为郭沫若“对革命有些消极情绪”，回信称“R失败了，让它再兴起，我们还是搞R吧”。参见宋彬玉《郭沫若和成仿吾·“成仿吾谈话记录”1981年7月11日》，《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98]《鲁迅全集》第16卷，第42页。
[99]详见楼适夷《略谈鲁迅精神》，吉林人民出版社编《鲁迅研究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100]详见许杰《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高山仰止 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101][102][103]郁达夫：《断篇日记二》，《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217页。
[104]关于周芝楚的生平以及考证主要来自中共党史学者王菊如先生三篇各有侧重的文章，常为郁达夫研究所引。按照时间顺序，最早发表的是《鲁迅在上海会见的第一位共产党人》，主要介绍周芝楚的生平（如别名周志初、林柏英等），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7年第11号。随后发表的是《关于〈施大甫工作报告第一号〉的考证》，对周芝楚提交报告的日期进行了重新认定（经考证应为1927年10月2日），载《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最后发表的是《郁达夫与〈民众〉》，着重还原郁达夫办《民众》的经过，载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2012 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该文对《民众》旬刊的考证存在一些讹误，笔者与王先生取得联系后曾询问过其对《俄英若交战》判断为“未刊”的根据。
[105]详见《江苏省委重要与普通信件摘要、审查“济难”结果的报告及其他（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1927年6月-12月）》，第139～140页。
[106]详见《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中共江南省委——中共江苏省委及军群组织》，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第1220～1221页。
[107]参见王菊如《郁达夫与〈民众〉》，载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2012 秋》。这一判断的根据可能是郁达夫在日记中曾提到将《民众》改为The Mass后“大约自十期起，可以公开销售了”。
[108]于听：《郁达夫生平史略（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丛刊》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109]参见《司令部政训查禁反动书报》，《申报》1927年11月20日。按照“旬刊”的发行周期，《民众》旬刊在被国民党查禁时可能刚好出版到第6期。
[110]根据郁达夫日记以及毕修勺的《对郁达夫等再说几句话》，郁达夫的回应文章发表在《民众》旬刊第4期。
[111]《征文启事》，载《民众》旬刊第2期，1927年9月21日。该文是郁达夫的一篇佚文。
[112]《寄友》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凑数”的，从郁达夫日记来看，他在编辑《民众》旬刊第2期时遇到了蒋光慈。“午前光赤来，托我为他卖诗稿，但卖来卖去卖了一整天，终于卖不出去。”郁达夫：《断片日记二》，《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222页。
[113]《江苏省委九月份工作报告》，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1927年6月—12月）》，第156页。
[114]《施大甫工作报告第一号》，署名周芝楚。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市委文件）1927年3月—1934年11月》，1988年版，第10页。
[115]查鲁迅日记，1927年10月11日“午后达夫介绍周志初、胡醒灵来访”。周志初即周芝楚。《鲁迅全集》第16卷，第40页。这解释了为什么鲁迅刚到上海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革命文学》登在了较为“小众”的《民众》旬刊上（第5期，1927年10月21日）。
[116]郁达夫：《〈民众〉发刊词》，《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53页。
[117]郁达夫：《谁是我们的同伴者》，《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32页。
[118]原题目不详，转引自王洛（毕修勺）《读了〈民众〉以后》，《革命周报》第23期，1927年10月2日。
[119][120][121]王观泉：《颓废中隐现辉煌——郁达夫》，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95、97、96页。
[122]参见张武军《革命文学探源：国民革命体验与郁达夫的“方向转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0期。
[123][124]《江苏省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1927年6月—12月）》，第29～30、34页。
[125]《江苏省委关于蒋介石倒台后我们的行动大纲（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1927年6月—12月）》，第37页。
[126][127]《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四至八月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1927年6月—12月）》，第59～61、73页。
[128]《江苏省委农民运动工作计划（第一次）1927年9月》，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1927年6月—12月）》，第92页。
[129]《江苏省委对于目前政局及本身任务决议案》，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1927年6月—12月）》，第50页。
[130]郁达夫：《谁是我们的同伴者》，《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33～34页。
[131]郁达夫：《断片日记二》，《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219页。
[132][135][136]郁达夫：《断片日记二》，《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222、223、226页。
[133][134]郁达夫：《乡村里的阶级》，《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37页。
[137][138][139]王洛（毕修勺）：《读了〈民众〉以后》，《革命周报》第23期，1927年10月2日。
[140][141]王洛（毕修勺）：《对郁达夫等再说几句话》，《革命周报》第31期，1927年11月27日。
[142][143]王洛（毕修勺）：《对郁达夫等再说几句话》，《革命周报》第31期，1927年11月27日。
[144]郁达夫：《〈民众〉发刊词》，《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54页。
[145][146]郁达夫：《谁是我们的同伴者》，《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34、35页。
[147] “上海市特别市公安局，昨奉淞沪卫戍司令部训令开，案据本部职员何意昔报称，职于上星期日休假外出，与友聚餐点法界面馆，桌有刊物一本，拾而视之，书名（民众），阅其发刊词，言多乖戾，带有赤色色彩。即掩藏袖归，浏览一过，确系共产党之产品，破坏污蔑，无微不至。此册为第一期，定有第二期第三继续刊行，若任流传民间，深恐蛊惑民众，思想中之流毒。为国民革命障碍。因之不敢隐瞒，理合附上《民众》一本，呈请核查，若以其言论确有危及本党者，请速通令严禁，并令侦获民众之刊行机关，以断根株，免刊赤毒等。据此，当即发往政治训练处审查一过，确为反动刊物，应令该局长速行禁止发行，及究办其印刷机关，并附民众旬（刊）一本，便于调查。仰即知照办理云，附抄编辑者民众旬刊社，发行者民众旬刊社，发行部通信处，上海徐家汇南洋大学。”《司令部政训查禁反动书报》，《申报》1927年11月20日。
[148]《江苏省委整顿党的组织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1927年6月—12月）》，第268页。
[149]中共真正开始重视文化宣传方面的工作是在1929年6月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以后，此次会议提出了《宣传工作的决议案》，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共从何时真正重视文化工作”这一问题，详见王锡荣《谁终止了“革命文学论争”？》，《“左联”与左翼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6～45页。
[150]在国民党的政治语境中，1928年是国民革命取得“成功”的元年。北方的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党则正式定都南京，实现了对整个中国的全面控制。在这一背景下，“政治批评”或“批评政治”即为攻击政府，文化方面的查禁政策远较军阀时代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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