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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金林 | 我国初中语文课本的奠基作——叶圣陶和顾颉刚主编的《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
叶圣陶（1894-1988）
内容提要
清末中学学制为五年，民国元年改为四年。1922年北洋政府推行新学制，自1923年始，中学始分初中和高中，初中学制三年，高中学制也是三年。叶圣陶和顾颉刚突击编辑、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的《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是我国现代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奠基作。这部语文教科书编制的指导思想、课文设置、选文标准，乃至如何修润和作注释都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
关 键 词
叶圣陶 顾颉刚 初中国语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
清末学制，中学为五年。民国元年（1912年，壬子年），教育总长蔡元培改革了1902年制定的壬寅学制，次年又作了部分修改，合称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学由五年改为四年。1922年北洋政府推行壬戌学制（为区别于壬子癸丑学制，又称新学制），中学始分初中和高中，初中学制三年，高中学制也是三年。学制变了，教科书就得跟着变。叶圣陶和顾颉刚突击编辑的初中语文教科书《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以下简称《初中国语》），是我国现代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奠基作。
《初中国语》共六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经面世就受到学界的青睐。顾颉刚1923年10月15日记：“《初中国语》每版印二万部，或一万八千部。第五册八月出版，至本月已再版矣。”[1]1928年之后出版的《初中国语》，封面印有“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经／大学院审定／领到第八十号执教”等字样。“大学院”就是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经过“大学院”审定，《初中国语》就是正规的“部颁教材”。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初中国语》版权页有的署“民国十九年六月一一二（112）版”，有的署“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印行国难后第一版”，还有的署“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印行国难后第五版”。作为我国初中语文课本的奠基作，《初中国语》被誉为“最完善最进步之本”[2]，在我国现代中学语文教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第三册封面，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一 《初中国语》的成书经过
《初中国语》第一册于1923年2月初版，版权页署编者吴研因、范祥善、周予同，校者朱经农（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主任）、王岫庐（王云五，字岫庐，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第二册于1923年6月初版，版权页署编辑者范祥善、顾颉刚、叶绍钧，校订者胡适、王岫庐、朱经农。第三册于1923年7月初版，第四册于1923年7月初版，第五册于1923年8月初版，第六册于1924年2月初版，版权页均署编辑者顾颉刚、叶绍钧，校订者胡适、王岫庐、朱经农。
《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第六册封底，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就署名而言，值得关注的有两点：一是自第二册起，编辑者改为范祥善、顾颉刚、叶绍钧；第三册至第六册编辑者只署顾颉刚、叶绍钧。二是自第二册起，校订者中多了胡适。胡适当时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也是教育和出版界的领军人物，名震一时。编完第一册，不仅“编辑者”大换班，胡适也添列“校订者”首席。是胡适的“主动请缨”，还是商务印书馆的精心安排不得而知，其目的是在为叶圣陶和顾颉刚撑腰，为《初中国语》的出版造势是可以断定的。至于这么做的原委，在顾颉刚日记中可以找到答案。
顾颉刚1923年1月3日记：“经农先生来，同至味雅，宴圣陶也。与研因、云六、经农、伯祥、予同、圣陶同归。”又说：“此次学制会议拟定各科纲要，国文方面嘱圣陶起草。圣陶草稿寄至省教育会，为吴研因所见，不满意，另拟一份。今夕经农先生请客，即为此事。饭后来寓商酌，圣陶颇发怒，不欢而散。”[3]
经农，就是朱经农。北洋政府推行“新学制”，商务当局本着“教科书先行”的理念，由朱经农出面委托叶圣陶拟定《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呈送江苏省教育会报批后，作为编制《初中国语》的依据，安排吴研因、范祥善、周予同三人担任编辑。而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内部在用人的路线和业务的方针上存在着新旧的分歧。吴研因比叶圣陶年长八岁，对商务当局倚重“新人”的做法不满，就另拟了一份“纲要”，有心与商务当局叫板。叶圣陶当过将近十年的小学教师，继而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执教，还担任过北京大学预科的讲师；1922年秋到上海神州女校和复旦大学教国文，从初小、高小、中学、师范、高中一直教到大学，实践经验丰富。在王岫庐和朱经农看来，叶圣陶拟定的《纲要（草案）》既能承前启后，融会贯通，又能兼收并蓄，择善而从，适合学生的程度，符合时代的要求，对吴研因的做法极为不满。
为了缓和气氛，朱经农在“味雅居”摆了一桌，以宴请叶圣陶的名义邀吴研因等前来陪席，想在举杯把盏间来个和为贵，但未能如愿。朱经农“快刀斩乱麻”，让吴研因、范祥善、周予同三人统统歇手，聘请叶圣陶来商务编译所国文部任专任编辑，和顾颉刚联手编纂《初中国语》。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弟子，叶圣陶也深得胡适的赏识。1921年秋，上海吴淞中国公学闹风潮，驱赶代理校长张东荪、中学部舒新城和叶圣陶、朱自清等新教员。10月25日，胡适专程从北京赶来调解风潮，他在日记中写道：“上海中国公学此次风潮，赶去张东荪，内容甚复杂；而旧人把持学校，攻击新人，自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攻击去的新教员，如叶圣陶，如朱自清，都是很好的人。这种学校，这种学生，不如解散了妙！”[4]胡适列名“校订者”，显然是在给吴研因施压，使这场易人风波很快平息下来。顾颉刚1923年1月26日（农历十二月初十）日记中记有：“圣陶到馆”。1923年2月27日（正月十二）日记中记有：“圣陶全家（从苏州）搬来”。[5]事情办得如此利落，也突出了商务当局的办事风格和对叶圣陶的格外器重。
叶圣陶进了商务印书馆真是如鱼得水。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除了顾颉刚，王伯祥、沈雁冰、丁晓先、郑振铎、杨贤江、胡愈之、章雪琛、徐调孚、周建人等人都是很要好的朋友，能与这么多心心相印的朋友朝夕相处，真有说不出的愉悦。那时的国文部每四张书桌为一组，叶圣陶和沈雁冰对面坐，旁边是丁晓先。叶圣陶和顾颉刚都有勇猛精进的志向，他们悉心擘画，编辑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初中国语》第二册的版权页署编辑者范祥善、顾颉刚、叶绍钧。其实范祥善并没有参与编辑工作，这在顾颉刚1923年3月的日记中亦有记载：
3月10日 经农先生以编书期限来。我与圣陶三月底交出《初中国语》第二册，四月底第三册，五月底第四册。[6]
3月22日 与圣陶排《初中国语教科》第二册目录。[7]
《初中国语》第三册至第六册，也都遵照朱经农规定的“期限”，精心编校，准时交稿。叶圣陶在《〈十三经索引〉自序》[8]中说：“十二年春，余始业编辑，编辑者，采录注释耳。”他所说的“采录注释”，指的就是编纂《初中国语》和与之配套的“学生国学丛书”。
叶圣陶拟定的《纲要（草案）》，现已收入《叶圣陶集》第16卷[9]。《纲要（草案）》分“目的”“内容”“毕业最低限度标准”三个部分，思路清晰，只要与胡适当年的《中学国文的教授》[10]和《再论中学国文的教授》[11]稍加比对，就能看出《纲要（草案）》追求变革和创新的理念。叶圣陶本来就有想当编辑的念头，到商务后专心编写教材，以嘉惠后进、培育人才为己任。而志向高远、不甘“平庸”的顾颉刚很快就厌倦了编书。
顾颉刚（1893―1980）出身于耕读世家，康熙帝下江南风闻顾家文风之盛，乃称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顾颉刚3岁母亲就开始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写描红字。4岁叔父教他读司空图《诗品》，祖父教他对对子。5岁开始读“四书”“五经”。6岁进私塾，除读“四书”“五经”外，还读《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万国演义》等新书，并在祖父的指点下练习写作。14岁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叶圣陶比顾颉刚小一岁半，两人不仅是近邻，还是私塾和小学的同学。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学制三年，叶圣陶只读了一年就越级考上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顾颉刚比叶圣陶晚一年进中学。中学毕业后，叶圣陶当小学教师，顾颉刚考上北大中国哲学门，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兼图书馆馆事。叶圣陶1922年2月应邀任北大预科国文课讲师，与顾颉刚成了同事，只因北大屡屡欠薪被迫“南归”。叶圣陶1922年秋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和神州女校执教。顾颉刚也于同年12月初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任专任编辑，与王伯祥合编历史教科书，月薪高达百元。可顾颉刚总觉得他的事业在古史研究，做学问才是第一位的，而要做学问就得回北京，再加上在北方生活久了，反倒不适应江南的气候，患上湿疮，想回北京的念头就更急切了。1923年6月初，顾颉刚给朱经农写信说要辞职。朱经农好心劝留，这反倒让顾颉刚觉得朱经农只盯着“赢利的教科书”，没有人情味。他在6月14日日记中写道：
接经农先生信，谓务必屈留至年底，明年如京校薪水稳，自任至北京。此等说话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甚可鄙薄。因即覆书，谓夏间湿疮如愈，自当依尊命，否则为身体计只得回京。[12]
“湿疮”未愈，顾颉刚于1923年12月初辞别商务，重返北大。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中说：“馆中固然待我不苛刻，但我总觉得一天的主要时间为馆务牺牲掉了未免可惜。我不是教育家，便不应编教科书；馆中未尝许我作专门的研究，又如何教我作无本的著述：精神上既有这般苦痛，所以在这年的冬间又辞了出来。”又说：“我所以一定要到北京的缘故，只因北京的学问空气较为浓厚，旧书和古物荟萃于此，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问题这确是最适宜的居住地；并且各方面的专家惟有在北京还能找到，要质疑请益也是方便。”[13]
1912年1月，叶圣陶（右二）与同学顾颉刚（左二）、王伯祥（右一）、王彦龙（左一）合影
顾颉刚走后，《初中国语》的再版和修订工作全由叶圣陶一人独肩。《初中国语》第一册再版时增补了17则“作者略述”，《〈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编辑大意》（以下简称《编辑大意》）也作了修改，请看初版本的《编辑大意》：
《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编辑大意[14]
（1）本书依照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学程起草委员会所定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编辑。共六册，每册定为二万至三万字，计四五十篇，足供初级中学读文之用。
（2）本书所列各文，约分记叙的、写景的、抒情的、说理的、议论的五种。但以记叙文、写景文及抒情文为主，说理文、议论文居少数。
（3）本书所列各文，务以清浅有趣、兼有文学性质的为主，凡高深的学术文概不加入。
（4）本书第一、二册文言文占十分之三；第三、四册文言文占十分之五；第五、六册文言文占十分之七。这样配置，要使与小学及高级中学相衔接。
（5）本书选入的文言文，略分时代：第一、二册以当代名人及明清为主，第三、四册以唐宋及六朝为主，第五、六册以汉魏及周秦为主——但与语体文对译的不在此限。
（6）文章的深浅，不在篇幅的长短；故本书各册递进的标准，概以课文的质量为限，并不拘定各篇字数的多少。
（7）现在出版物中适切于初中学生诵读的语体文不多，故本书前数册，除选辑相当的课文外，由编者撰著若干篇。
（8）本书中有字义及典故较为艰生的，或外国人名、地名等，一律加以注释，附在篇末，务使学生在课外可以考查。
再版时，叶圣陶对《编辑大意》作了补充和修改，如（1）后加“分量按年递增，最合进程”。（2）后加“本书的选辑，以具有真见解、真感情、真艺术，不违反现代精神，而又适合学生的领受为标准。至于高深的学术文，以非初中学生能力所胜，概不加入”。（4）后加“本书第一、二册酌采语文对译方法使语文过渡”。[15]
《〈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编辑大意》，《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课文“分量按年递增，最合进程”，事实正是如此。就篇幅而言，第一册五十课，正文共124页；第二册四十四课，正文共143页；第三册四十课，正文共152页；第四册四十课，正文共172页；第五册四十课，正文共192页；第六册四十六课，正文共330页。内容由易到难，篇幅由短到长。至于“本书的选辑，以具有真见解、真感情、真艺术，不违反现代精神，而又适合学生的领受为标准。至于高深的学术文，以非初中学生能力所胜，概不加入”，以及“本书第一、二册酌采语文对译方法使语文过渡”等两项，都是这部教科书的亮点。《初中国语》突出语文教育“育人”在先的理念，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在思想导向上与时俱进；与此同时又规范了语文教学的目标和途径，从学生的水平和初中教育的需要出发，选取古今中外的范文，拓展学生的语文知识，注重读写能力的培养，这在“五四”落潮后的那个彷徨而纷乱的年代显得难能可贵。
《初中国语》第五、六册是初中三年级的课本。相对于前四册，第五、六册文言文占的比例提升了，在选编方面也有了新的思考。现将1923年8月出版的《初中国语》第五册的《编辑例言》抄录于下：
编辑例言
本书第一册曾载凡例数条，今续补如左：
（一）本书选择宗旨，以具有真见解、真感情及真艺术者，不违反现代精神为限，不规规于前人成例。
（二）本书既为初中读本，故务求适合学生诵读，不恪守原书形式：凡有不适宜于读本性质者及过冗长者删节之。删节处加……号，以期醒目。
（三）本书所取诸篇，虽多删节，惟力求免去增字。若遇有非增字不能明了者，则加［］号以存真相。
（四）第一册编辑时，拟定标号在时间方面者用——，在空间方面者用==。今仍照原例标出。惟遇有必不能适用者亦略有变动。
（五）古书解释，说多不同。本书既为读本性质，不必涉及考证范围，故只由编辑者择取其一。如欲求详，有原书在。
（六）古今字体异同甚多，凡非必存之古字，即改从今字。
（七）本书于各篇作者均附撰略述，列入注文，俾读者略明时代、环境与文学之关系。惟今代作者，颇为时人所熟知；又其行诣正在发展途中，未便概述，所以从略。外国作者，则吾人比较为生疏，虽尚生存，亦为简单之介绍。前一二三四册，亦将汇刊一“作者略述”，于再版时附入。
（八）本书编纂，颇为创格。编辑者心馀力拙，讹误必多。乞读者教正！
《编辑例言》中论及的“现代精神”、“务求适合学生诵读”、“凡有不适宜于读本性质者及过冗长者删节之”、“虽多删节，惟力求免去增字”（以保持原作的风格）、“古书解释……不必涉及考证范围，故只由编辑者择取其一”，以及“各篇作者均附撰略述”，叶圣陶所说的这一系列“创格”，在当年可谓独领风骚。
《编辑例言》，《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从这些方面不难看出，虽说叶圣陶署名在后，可他为这部教材付出的辛劳最多。三位“校订者”只是挂名。王岫庐是个大忙人，无暇顾及；朱经农也只是规定交稿的“期限”。虽说上海《商报》刊登过一则《胡老板登台记》的花边新闻，说胡适前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其实只是来考察了一个多月。顾颉刚1923年4月26日、11月8日日记中记有与叶圣陶、王伯祥等人和胡适一起吃饭，但并未谈到编教科书的事。胡适、王岫庐、朱经农放手让叶圣陶和顾颉刚编纂《初中国语》，从中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气：那是一个推崇青年的年代，也是青年大放异彩的年代！
二 以“切合现代生活”为唯一的标准
语文，学什么？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叶圣陶和顾颉刚是有比较成熟的思考的，只要揣摩《初中国语》的头几篇课文，就能看到叶圣陶和顾颉刚对语文的“定位”是很清晰的。
鲁迅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中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16]《初中国语》可以说是“与人生接触”、与时代脉搏紧紧相连的好教材。第一册（一年级第一学期）头三篇课文是：蔡元培的《劳工神圣》、胡适的《新生活》、蔡元培的《我的新生活观》。
《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第一册目录，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劳工神圣》，是蔡元培1918年11月16日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200号（1918年11月27日）刊登时题为《劳工神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从此，“劳工神圣”这个口号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蔡元培所说的“劳工”，既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大众，也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他说：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神圣”，原本是对帝王的尊称。蔡元培把“劳工”与“神圣”等同起来，把从事“种植”“转运”“教育”的“劳工”平行地排列在一起，没有高低贵贱尊卑之分，大家都是一样的“神圣”。这个庄严的定位，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中国振聋发聩，极具划时代的意义！
与此同时，蔡元培又恳切地希望国民“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这六个“不要”，如春风化雨，催人自新。许德珩在《吊吾师蔡孑民先生》[17]一文中说：蔡先生的《劳工神圣》，“是破天荒的得着社会上多少人的景仰和兴奋。由先生的这个指示，北大当时的校工夜班工读互助团、校外的民众夜校、工人补习学校、平民教育讲演等类的社会服务和劳动服务，也都很快的发展起来，使那班浮游于上层政治与埋头在书本子里面这两种青年，都深入到社会的内心，懂得民生的疾苦”。
胡适的《新生活》写于1919年8月，是应《新生活》主编李辛白之约，为《新生活》杂志第一期写的“序”。“序”中写道：“哪样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句话，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凡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是没有意思的生活。反过来说，凡是自己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生活的‘为什么’就是生活的意思。”“（‘为什么’）这三个字的趣味真是无穷无尽，这三个字的功用也无穷无尽。”“人同畜生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唤醒国人要过“人”的生活。
蔡元培的《我的新生活观》写于1920年10月。文章将“旧生活”与“新生活”对举，从“外形”和“内容”两个方面将“旧生活”的害处和“新生活”的重要性作了十分透彻的阐释。文章开篇就说：“什么叫旧生活？是枯燥的，是退化的。什么叫新生活？是丰富的，是进步的。”进而讲到“旧生活的人，是一部分不作工又不求学的，终日把吃、喝、嫖、赌作消遣”，所以枯燥而退化；“新生活是每一个人每日有一定的工作，又有一定的时候求学”，所以丰富而进步。最后说到新生活的要件只在日日做工，日日求学：
要是有一个人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人。有一个团体里面的人，都是日日工作，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团体。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工作，日日求学，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
这三篇课文都是纯粹的白话文，传播的是对于“人生”和“人的生活”全新的诠释，不仅是初中学生入学教育的必修课，也是华夏“新国民”的启蒙教材。
《初中国语》第二册（一年级第二学期）头三篇课文是：蔡元培的《理信与迷信》、梁启超的《举国皆我敌》、蔡元培的《舍己为群》。这三篇课文都是1917年之前写的，是浅近的文言。
《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第二册目录，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理信与迷信》倡导的“理信”，就是我们常说的“道理”和“科学”。文章强调不要做“昧理之人”，要懂得敬人爱人，尽人所能信，而不沉湎于迷信。蔡元培抨击的“迷信”，是“种种事神之仪式”，也就是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六）》中所列举的阻碍我们民族“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鬼神。文章最后说：“人能祛迷信而持理信，则可以省无谓之营求及希冀，以专力于有益社会之事业，而日有进步矣。”
梁启超在文学改良运动中高举“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戏曲界革命”的大旗，创作了一批“敦促国民自新”的“新派诗”，《举国皆我敌》当年被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现抄录于下：
举国皆吾敌，吾能勿悲？
吾虽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辞。
世非混浊兮，不必改革。
众安混浊而我独否兮，是我先与众敌。
阐哲理指为“非圣”兮，倡民权谓曰“畔道”；
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
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匪今。
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
君不见苏革拉瘐死兮，基督钉架，牺牲一身觉天下！
以此发心度众生，得大无畏兮，自在游行。
渺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
一役罢战复他役，文明无尽兮竞争无时停。
百年“四面楚歌”里，寸心炯炯何所撄！
“众安混浊而我独否兮”，梁启超的“独否”，正是鲁迅所称颂的“独醒”和“独战”。“一役罢战复他役，文明无尽兮竞争无时停”，传播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至于“十年以后皆知音”“牺牲一身觉天下”，这慷慨激昂的诗句让我们感悟到那个时代奔涌的激流，看到作为政治家兼学者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和旅日初期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光辉形象。
蔡元培的《舍己为群》阐释群和己的关系，以及舍己为群的理由和舍己为群的必要。文章提倡为了“利群”勇于“从军”“革命”，敢于“歼魁”“公言”，而不怕“流血”和“囚逐”，激励读者积极进取，勇于献身，在思想导向上与梁启超的《举国皆我敌》相唱和。
《初中国语》第三册（二年级第一学期）头三篇课文是：梁启超的《最苦与最乐》《孟子舜发于畎亩章》，蔡元培的《对于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
《最苦与最乐》发表于1919年1月8日《时事新报》的“星期讲坛”。文章立意高远，从“最苦”和“最乐”两方面来论述人生的责任：“负责任”是人生最大的苦，推卸躲避是自投苦海；“尽责任”则是人生最大的乐。人生最苦的事不是“贫穷”、“失意”或“老死”，而是“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最快乐的事就是把应尽的责任尽完，责任越重大，未来的快乐也就越大。人生最乐与最苦的关键全在尽得责任与否，“快乐之权操之在己”。这些深刻的思想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孟子舜发于畎亩章》是《孟子·告子下》的节选，虽说是古文，但思想万古长青。尤其是第二小节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以及结尾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告诉我们忧患能激励人们去奋斗，得以生存发展；安逸享乐使人堕落，乃至萎靡死亡。叶圣陶和顾颉刚的这个编排，显然是“古为今用”，用孟子的至理名言，为《最苦与最乐》寻找精神源头，让读者领略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思想命脉。
1919年初，少年中国学会和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学者发起工读互助团，创办“洗衣作和食堂”，“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每日做工，以实现生活自给。同年12月15日，蔡元培应邀作了题为《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的演讲（编入《初中国语》第三册时题名改为《对于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这篇演讲稿深化了“劳工神圣”的思想，强调人“是为工而生的”，做“工”是“人生的天责”，希望工学互助团通过洗衣、编织、烹饪、印刷、制造小工艺，与“全国各团体”乃至“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实现以“全世界的和平、发达为标准”的“世界主义”理想。虽说“工学互助团”因为经费不足和内部意见分歧，不久就解散了。但蔡元培所倡导的“凡事空话总不如实行，大的要从小的做起”的“实干”精神，值得弘扬。
这九篇课文，都是彰显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最靓丽的篇章，青年学子果真能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就能奠定一生行谊的根基。当然，彰显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课文远不止这九篇。
《初中国语》第一册第三十课胡适的《威权》，是极具时代精神的哲理诗。第三十一课郑振铎的《我是少年》，是洋溢着时代精神的抒情诗。《威权》写于1919年6月，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开篇写道：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和专制者（“威权”），高高在上（“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奴隶”不甘心忍受这极其残酷的阶级压迫，“磨断”铁索起来“造反”，用锄头把山脚底挖空，“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奴隶”与“统治”和“专制”决斗的场景，使读者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倡导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威权》是对如何“立意”和“行动”作出的最形象的描述。
《我是少年》刊登于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新社会》第1号，写作时间与胡适的《威权》挨得很近，全诗共两节：
一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二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濆腾的热血和活泼进取的气象。
我欲进前！进前！进前！
我有同胞的情感，我有博爱的心田。
我看见前面的光明，我欲驶破浪的大船，满载可怜的同胞，进前！进前！进前！
不管它浊浪排空，狂飙肆虐；我只向光明的所在，进前！进前！进前！
郑振铎写这首诗时22岁，他反复吟唱：“我是少年！我是少年！”青春豪气扑面而来。“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经过周密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辨，“我”看清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应承担的责任：必须“打破一切的威权”。这个“威权”也就是胡适《威权》中“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的统治者和专制者，是如磐石一般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们能够“打破一切的威权”，因为“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捐”，“我看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这激昂的战叫简直就是五四时期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誓言。
《初中国语》第二册第七课梁启超的《志未酬》写于1901年，最先发表在《清议报》上，开篇写道：
志未酬！志未酬！
问君之志几时酬？
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
世界进步靡有止期，
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
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
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
梁启超吟颂的“志”，应该是他当年的“群治”和“觉世”的宏图。“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这种急切的心情和顽强拼搏的意志明显是受了“进化论”思想的驱使，与“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一脉相承。诗中还写到不管前途多么“宏廓而寥远”，有志男儿一定“龙腾虎跃”，“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像这样抒写“言志”和“奋进”的诗篇，今天读来依然能使人热血沸腾。
《初中国语》第三册第十课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楔子》，对《欧游心影录》的成书过程作了简要的介绍。1919年10月，梁启超偕蒋方震、张君劢、丁文江等在欧洲各国游历大半年后，回到巴黎附近的白鲁威写《欧游心影录》，这篇“楔子”介绍他们写《欧游心影录》时的清苦和坚韧，这里抄录二节：
我们想着现在刚是故国秋高气爽的时候，已经一寒至此；将来还有三四个月的严冬，不知如何过活。因此连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预备他日不时之用。只得靠些室内室外运动，鼓起本身原有的热力，来抵抗外界的沍寒。
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整理这部游记。
虽说《欧游心影录》出版后引起“科学”和“思想”的论争，但“严冬”时节梁启超等人关在用来“消夏”的“避暑别墅”，用“运动”来抵抗外界的“沍寒”，在“沉忧凄凉”的景色中整理《欧游心影录》，这种甘之如饴的心境与他在《最苦与最乐》中所阐释的“以苦为乐”的精神一脉相承。
至于《初中国语》第二册第二十课《天演论导言七》，以及第四册第三十二课《天演论导言一》，其用意就更鲜明了。众所周知，“进化论”进入我国，得益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向国人敲响民族危亡的警钟。1898年4月（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天演论》正式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天演论导言七》用“垦荒之事”，来阐释“天演之说”，解析“人之所为”胜过“天之所设”，强调通过“自致”和“通力合作”，可使蛮荒之地变为“城邑”，“蔚然成国”。作者传播“人定胜天”的思想，让读者意识到名为“天演”，实为“人演”。《天演论导言一》强调“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强者”就是能“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盛赞恺彻的“励内治，奋武功”和斯宾塞尔“笃信天演之说”。叶圣陶和顾颉刚选用这两篇“导言”作课文，其用意显然是要激励青年学子懂得“行己”“自立”，一息尚存，奋进不止，这也正是1920年代的主旋律，与同时期守旧派的“侈谈国粹”和“精神救国论”有天壤之别。这部教材真正做到了以“切合现代生活”为唯一的标准，“德才并育”，立意高远。
三 倚重先驱者和新文学家的创作和译作
清末中学国文教科书，流行最广的是林纾等编选的《中学国文读本》和吴曾祺编选的《中学国文教科书》，课文大都是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的古文，选编的宗旨是“保存国粹”“涵养性情”。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桐城谬种”成了新文化人扫荡的“妖孽”。新文学阵营对“国粹家”的“倒行逆施”作了义无反顾的抗争，不仅撼动了《中学国文读本》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在语文教育界的地位，也催促并打通了“新文学”与现代语文教育的连接，从而带来了教师队伍的更新和语文教材的变革。
1922年1月，周予同在《教育杂志》第14卷第1号发表《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文章说：“自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发生以来，国文教师起了一个大变动。从前在中学校担任国文的大半是老先生们，现在居然有许多少年们在讲台上出现了。从前高师国文部的毕业生差不多是销不动的呆货，现在偏远的地方居然想聘请也没有人了。”何仲英在《初中国文教学问题》[18]一文中说：“五四运动以前，各中学里担任国文课的，还是老一辈子人的专利，把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国文评注读本等书，当作金科玉律，就是有些学校出身的，也是古今杂糅，胡乱选讲，换汤不换药。直到什么新文学大闹起来，迫于环境的需求，教者不得不稍变主张，学校办事人不得不酌聘时髦一点的人物点缀点缀。尽管依旧有许多中学还在那里做梦，不问不闻，但是‘强弩之末’，也难乎为力。不但公立学校如此，即北京清华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打去年起，也不惜卑辞厚币，遍访名师，来担负改革国文教学的责任。” 改革国文教学成了大势所趋，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就初中语文的改革而言，就涉及课程如何设置、教科书如何编纂、文白的比例如何搭配。专家学者们建言献策，但因为还处在探索期，众声喧哗，声调嘈杂。
1920年9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中学国文的教授》，为中学国文设定教学课时，每周“至多不能超过五小时”，讲读古文的时间为三小时，讲读国语文的时间为一小时。又主张国语文的讲读，仅限于一、二年级，高年级一律讲读文言。至于国语文教材，胡适列举出“三部”：（一）“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二）白话的戏剧。（三）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 ，“如戴季陶的《我的日本观》，如胡汉民的《惯习之打破》，如章太炎的《说六书》之类”。[19]
1922年8月17日，胡适又在《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的演讲稿中，将所列的“国语文教材”，由“三部”增加为“四部”，增加了“古白话文学选本”：“自唐代的诗，词，语录起，至晚清为止”；“宋人的白话小词，元人的白话小令，明清人的白话小说”。[20]
不难看出，胡适所规划的国语文教材，偏于传统。他所说的“各个时代”的“白话文”，其实都是古文；列举的教材大都是整本的书，并不适合作为课文来讲读。周予同设计的中学国文，仅第一学年每周3小时学习国语文，自第二学年开始一律学习文言文，[21]在思想导向上比胡适更保守。叶圣陶拟定的《纲要（草案）》中是这样设计的：
初中国语文言白话兼教，初一至初三语体文所占选文的比例分别为“四分之三”，“四分之二”，“四分之一”。
文白兼教，白话文逐年递减，文言文逐年递增，这个设计和安排显然要比胡适和周予同的设计科学得多。至于“国语”中的语体文，则以先驱者和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和译作为主，而不是胡适所圈定的古文，从而使“国语”真正焕然一新，语文教育与新文化新思潮，以及风云变幻的现实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在中学语文教育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新文学作家的译作和创作入选《初中国语》，排在第一位的是周作人，共十五篇。译作有《燕子与蝴蝶》（波兰戈木列支奇原著）、《先驱》（芬兰哀禾原著）、《卖火柴的女儿》（丹麦安兑尔原著）、《铁圈》（俄国梭罗古勃原著）、《世界之霉》（波兰普路斯原著）、《库多沙非利斯》（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思原著）、《一文钱》（俄罗斯谛普虐克原著）、《灯台守》（波兰显克微支原著）、《黄昏》（波兰什朗斯奇原著）和《沙漠间的三个梦》（南非Olive Schreiner原著）。创作有《日本的新村》《访日本新村记》《山居杂诗》《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这十五篇课文，尤其是来自波兰、芬兰、丹麦、俄国、南非作家的译作和他笔下的“新村”，把青少年学子的视野引向“域外”。
我国近代教育制度改革的先驱者蔡元培入选《初中国语》的作品共十四篇，即《劳工神圣》《我的新生活观》《文明与奢侈》《图画》《装饰》《记绍兴志学会的三大愿》《理信与迷信》《舍己为群》《祭亡妻黄仲玉》《对于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建筑》《雕刻》《文明之消化》《责己重而责人轻》，内容涉及思想、爱情、美育、图画、音乐、建筑、雕刻和装饰等各个领域。蔡元培是我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又是我国现代文化界学贯中西、熔冶新旧的大师。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1916年12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是他的“唯理主义”（周作人语）和“兼容并包”，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促使古老落后的中国焕发青春，受到全社会的敬仰和崇拜。
胡适入选《初中国语》的作品共十三篇。创作有《新生活》《赫贞江写景诗两首（江上、寒江）》《威权》《黄克强先生哀辞》《什么叫做短篇小说》《社会的不朽论》《文学的方法》《南高峰看日出》《国学季刊宣言》；译作有《最后一课》（法国都德原著）、《决斗》（俄国泰来夏甫原著）、《二渔夫》（法国莫泊桑原著）、《一件美术品》（俄国契诃夫原著）。都德的《最后一课》和莫泊桑的《二渔夫》，在当时是最有影响力的爱国主义教材。
梁启超六篇，创作有《举国皆我敌》《志未酬》《最苦与最乐》《〈欧游心影录〉楔子》，译作有《小豪杰放洋记》《荒岛游历记》（两篇均为法国焦士威尔奴著）。
沈雁冰五篇，《禁食节》（新犹太潘莱士原著）、《复仇》（法国巴比塞原著）、《他来了么》（保加利亚跋佐夫原著）、《罗本舅舅》（瑞典拉绮洛孚原著）和《巨敌》（俄国高尔该原著），全是译作。
鲁迅四篇，创作是《鸭的喜剧》和《故乡》，译作是《鱼的悲哀》（俄国爱罗先珂原著）和《父亲在亚美利加》（芬兰亚勒吉阿原著） 。
叶圣陶四篇，即短篇《伊和他》《寒晓的琴歌》《阿菊》《祖母的心》，全是创作。
胡愈之三篇，《我的学校生活一断片》（俄国爱罗先珂原著）、《堡寨上的风景》（作者不详）和《文明的曙光》（南非洲须林娜女士原著），全是译作。
郑振铎二篇，即《我是少年》和《太戈尔的印度国歌》。刘延陵二篇，即《在柏林》和《水手》。刘复二篇，一篇是译作《流星》（德国力器德原著），另一篇是散文《爱尔兰爱国诗人》。
另有郭沫若的《雨后》、俞平伯的《夜月》、汪敬熙的《雪夜》、谢婉莹的《笑》、徐志摩的《泰山日出》、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以及耿济之的译作《航海》（俄国屠格涅甫原著）等。
就创作而言，鲁迅的小说、胡适的新诗、周作人的散文，以及上述诸多作家的创作，都是最早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值得纪念。这里侧重谈谈鲁迅的《故乡》和《鸭的喜剧》、叶圣陶的《寒晓的琴歌》、刘延陵的《水手》和谢婉莹的《笑》。
《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第五册、第二册目录，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故乡》（《初中国语》第五册第四课）写于1921年1月，刊登在同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1号。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手法，以1919年返回故乡迁家北上的经历为素材，抒写了“我”对故乡的回忆。在童年的记忆里，故乡是美丽的。“我”和少年闰土是“一气”的，可现在“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作者从这里引起了对于未来的希望：希望宏儿和水生“还是一气”，应该有“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的生活。末了两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要创造“新的生活”的这个信念，成了那个时代的希望，《故乡》因而被誉为“希望的文学”。
鲁迅笔下的“闰土”苦于“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而叶圣陶笔下的“歌女”受到的则是另一种屈辱和折磨。《寒晓的琴歌》（《初中国语》第二册第二十七课）写于1921年3月，刊登在同年4月14日《京报·青年之友》。江南水乡古镇上的歌女，为了“供人家取乐”，夜里弹唱卖笑，拂晓临窗操琴吊嗓子，“寒晓的琴歌”中透露出了歌女的忧伤。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我望这几家沿河的楼窗，都是紧紧地关着，窗上的明瓦零落了，有的糊着新闻纸，已经是破碎，经了风只是往里吹；更看不见别的了。但是我的想象力可以看见她们的屋内。那发出胡琴声音的一所屋里，有一个女孩子执着生疏而可怕的胡琴在那里练习。她或者因为没有好好儿睡眠，困乏极了，或者因为手指寒冻，不能灵动自如，又或者因为对于教者的威权恐惧而希望避免，使她的琴音更为恶劣，几乎不成音调。咿咿埃埃的声音连续送到我的耳朵里，我如听疲者的呵欠，冻者的抖颤，弱者的心跳。而我心底的眼睛更看见她朦胧欲睡的倦态，索瑟不堪的蜷缩，和惊惶无奈的神情—— 一幅难以描绘的图画。
刘延陵的《水手》（《初中国语》第二册第四十三课），刊登在1922年1月15日出版的《诗》月刊第1卷第1号，全诗共分两节，现抄录于下：
（一）
月在天上，
船在海上，
他两只手捧住面孔
躲在摆舵的黑暗地方。
（二）
他怕见月儿眨眼，
海儿微笑，
引他看水天接处的故乡。
但他却终归想到
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
那人儿正架竹子，
晒他的青布衣裳。
诗人描绘了两幅图景，一幅是海上的夜景：天空、月亮、波浪、船，在最暗的舵楼的阴影里，坐着个双手捧着脸的水手。另一幅是远方的家乡：水井、石榴花、青布衣裳、晒衣裳的青竹竿，还有沐浴在阳光里的“那人儿”。相隔很遥远的两幅色调不同的图景，却被海面上泛着细浪的月光联系在一起了，漂泊在外的水手挥之不去的是对家乡和亲人的相思之苦。
谢婉莹（冰心）的《笑》（《初中国语》第三册第九课），刊登在1921年1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这是一篇典范性的美文。作者不施雕琢藻饰，只是随意点染，用短短的七百字勾画了三个画面：画中的安琪儿、路旁的小孩子和茅屋里的老妇人，各自捧着一束花，“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漾漾地合了拢来，绾在一起”，展现了人性真、善、美的最高境界。
《鸭的喜剧》（《初中国语》第二册第四十四课）写于1922年10月，刊登在同年12月出版的《妇女杂志》第8卷第12号。这是一篇散文体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作者借用鸭的“喜剧”中蕴含的深刻的悲剧因素，形象地说明诗人幻想的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的互爱是难以实现的。
为了让新文学作品入选《初中国语》，叶圣陶和顾颉刚博览群书，本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极其急切地想把新文学家的新作编进语文课本。鲁迅的《鸭的喜剧》发表于1922年12月，作品从发表到编入《初中国语》第二册（1923年6月）正式出版，前后只有6个月。刘延陵的《水手》刊登在1922年1月15日出版的《诗》月刊第1卷第1号，作品从发表到编入《初中国语》第二册正式出版，前后不到一年半。鲁迅的《故乡》发表于1921年5月，作品从发表到编入《初中国语》第五册（1923年8月出版）正式出版，前后也仅为2年零3个月。可以这样说，优秀的新文学作品一经发表，就被叶圣陶和顾颉刚选定，只是因为入册的排序需要通盘考虑，这才有了时间上的先后。
至于译作，叶圣陶和顾颉刚也是博采旁搜，求贤若渴。1909年3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同年7月，《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出版。鲁迅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说：“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22]遗憾的是，《域外小说集》每集只售出二十册。1920年，上海群益书社将《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和《域外小说集》第二集两集合为一集重印出版，鲁迅在为《域外小说集》写的《序言》中不无欣喜地说：“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1955年12月叶圣陶（前排左一）与顾颉刚（后排右一）、周振甫（前排右一）在北海合影
叶圣陶和顾颉刚认同鲁迅这一最庄严的评价，特别看重周氏兄弟的译作。《初中国语》共收译作34篇（另有《旧金山的蚊阵》《约翰孙的靴子》作者不详，疑为译作），周氏兄弟的译作竟多达12篇。在他们看来，周作人译的童话《卖火柴的女儿》《安乐王子》和短篇《灯台守》《一文钱》，鲁迅译的童话《鱼的悲哀》，都是世界文学史中的经典之作。他们对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决斗》《二渔夫》，沈雁冰翻译的《禁食节》《罗本舅舅》《巨敌》，胡愈之翻译的《文明的曙光》等译作也极为推崇。除了这些译作，还有介绍异域人文思想见闻的作品，如蔡元培的《文明与奢侈》《图画》《装饰》《理信与迷信》《舍己为群》《建筑》《雕刻》《文明之消化》，胡适的《什么叫做短篇小说》，周作人的《日本的新村》《访日本新村记》，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楔子》，郑振铎的《太戈尔的印度国歌》，刘延陵的《在柏林》，刘复的《爱尔兰爱国诗人》，刘文典的《佛兰克林自传》等。这两类作品篇幅占到《初中国语》的四分之一，对于课程内容的建构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尤其是来自波兰、丹麦、芬兰、俄、英、法、希腊、瑞典、新犹太、南非等十多个国家的作品都以风俗描写、情感抒发和理性演绎见长。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加深他们对世界之大的了解，有的还是爱国主义教育不可多得的教材。如都德的《最后一课》和《二渔夫》，学生不仅在课堂上诵读，还改编成话剧，在舞台上表演，吸引民众前来观赏和关注。
《初中国语》对于先驱者和新文学家创作和译作的汇集，力求做到凡好尽收，多多益善。以出生年排序：蔡元培（1867年）、梁启超（1873年）、鲁迅（1881年）、周作人（1885年）、刘文典（1889年）、胡适（1891年）、刘复（1891年）、郭沫若（1892年）、刘延陵（1894年）、叶圣陶（1894年）、沈雁冰（1896年）、傅斯年（1896年）、胡愈之（1896年）、徐志摩（1897年）、汪敬熙（1898年）、郑振铎（1898年）、耿济之（1899年）、俞平伯（1900年）、谢婉莹（1900年）。蔡元培比鲁迅年长14岁，可以看作同时代的“两代人”；而鲁迅又比俞平伯和谢婉莹年长19岁，同样可以看作同时代的“两代人”。《初中国语》面世的1923年，俞平伯和谢婉莹才24岁，而这时的鲁迅已经43岁了，蔡元培已经57岁了。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使《初中国语》显得既青春焕发，又老当益壮。“同时代”的三代人汇集在一起，为我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建构树立了崭新的里程碑。
四 严格的甄采与精彩的阐释
《初中国语》第五册的《编辑例言》中说：“本书选择宗旨，以具有真见解、真感情及真艺术者，不违反现代精神者为限，不规规于前人成例。”所选课文，必求精允，思想性和可读性俱佳的诗文方能入选，反之则一概屏绝。为了使《初中国语》课程内容具有学术化和现代化的特色，对于选定的课文，叶圣陶和顾颉刚又从思想、语言、欣赏心理等各个层面进行严格的审视和甄采，其博识和睿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课文“务求适合学生诵读”，“凡有不适宜于读本性质者及过冗长者删节之”。篇幅较长的课文大多是“节录”。如第六册第十课枚乘《七发（录观涛一节）》、第二十七课《礼记礼运篇》（节录）、第二十八课章炳麟《常识与教育》（节录）、第三十三课《史记高祖本纪》（节录）等，仅看篇名就知道是“节录”。第五册第二十一课杨万里《寒食雨中游天竺（十六首之十二）》，读者看了题名就知道这首诗原来共有十六首，编入课文时只选了其中的十二首。
顾颉刚（1893-1980）
“节录”（或“删节”）不仅仅是要考虑到作品难易的程度，更主要的是“以具有真见解、真感情及真艺术者，不违反现代精神者为限”，作品的思想情感必须健康纯正，语言艺术必须精练。这就需要认真鉴定和选取，去其糟粕，削除枝蔓，使课文真正成为现代初中生阅读的范文和样板。至于如何“节录”，且看以下五例。
《初中国语》第六册第三十三课《史记高祖本纪》（节录）开头一节的“原文”和“课文”：
［原文］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课文］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
“梦与神遇”“蛟龙于其上”“其上常有龙”之类纯属封建迷信，删削的理由无须赘言。
第五册第十课《邮亭题壁诗》，作者为明洪武年间阆中守某妻宋氏，写的是一个很悲惨的事件。宋氏丈夫“遭诬陷下狱”，病死狱中，儿子夭折，然而更可怕的灾难又接踵而至，当局强迫“母妻编戍”，宋氏只得“独奉哀姑”走万里，一路“遐荒”，形同乞丐。可当她看到一位“失贞”的妇人时，竟以“宁受饥寒不受耻”自许，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予以痛斥。原诗中写道：
同来一妇天台人，情怀薄似秋空云。
丧夫未经二十日，画眉重嫁盐商君。
血色红裙绣罗袄，骑驴远涉长安道。
稳坐不知行路难，扬鞭笑指青山小。
取欢但感新人心，那忆旧夫恩爱深。
吁嗟风俗日颓败，纲常废尽趋黄金。
《邮亭题壁诗》词意率直，音节悲凉，有乐府之风。可对失贞妇人的贬损全是“从一而终”的名教纲常在作祟，有违人性，编入《初中国语》时就必须把这十多行诗统统删削了。
第五册第二十四课《西门豹治邺》，原文最后一节写西门豹即发动民众凿渠，邺县的父老子孙“皆得水利”，生活富足。这是“魏文侯时”即公元前446年至前396年的事。“到汉之立”，也就是过了一百多年之后，“长吏”要改造渠道，“合三渠为一桥”。邺县的父老群起反对，理由是“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只得依从。文章最后写道：“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 邺县的父老子孙说“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完全出自对西门豹的敬仰，可以理解。可要是后来人都套用来认定“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这就与“五四”要“变革”的时代精神相悖，于是就把文章最后的五句从课文中删除了。
诗人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浪漫主义手法，通过梦游，表现了对山水的向往和对权贵的蔑视。诗人入梦出梦，往复驰骋，想象瑰丽奇绝。可编入第六册第十五课时删略了结尾七句诗：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题名也改为《梦游天姥吟》。尽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格调高亢，但“世间行乐亦如此”“且放白鹿青崖间”流露出人生若梦的虚无思想，传染给青少年是不合适的。
封建迷信和“及时行乐”等消极思想必须剔除，容易引发论争的评说和过度夸饰的颂扬同样要不得。应《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之约，徐志摩为欢迎泰戈尔来华写了散文诗《泰山日出》，刊登在1923年9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泰戈尔号”。
《泰山日出》开篇有“序”云：“振铎来信要我在《小说月报》的泰戈尔号上说几句话。我也曾答应了，但这一时游济南游泰山游孔陵，太乐了，一时竟拉不拢心思来做整篇的文字，一直挨到现在期限快到，只得勉强坐下来，把我想得到的话不整齐的写出。”最后一小节与“序”相呼应，写道：“这是我此时回忆泰山日出时的幻想，亦是我想望泰戈尔来华的颂词。”
徐志摩选择泰山日出作“幻想”，把泰戈尔的来华比作“泰山日出”，将会给混乱落后的中国指出一条新生的路。诗中写道：
这巨人披着散发，长发在风里像一面墨色的大旗，飒飒的在飘荡。这巨人竖立在大地的顶尖上，仰面向着东方，平拓着一双长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唤；在崇拜，在祈祷，在流泪——在流久慕未见而将见悲喜交互的热泪……
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
“披着散发”的“巨人”“在崇拜，在祈祷，在流泪”，徐志摩用诗化的语言抒写泰戈尔对“东方文明”顶礼膜拜，认定泰戈尔来华会受到热烈欢迎。叶圣陶和顾颉刚不认可这些溢美之词，编入《初中国语》第六册时就将“序”和最后一小节都删去了，从而遮蔽了《泰山日出》与“泰戈尔来华”的关联，使之成了单纯的“泰山日出”。
“节录”（或“删略”）贵在能使前后文无缝对接，节录后文章的思绪不仅能前后贯通，而且还得保留原有的风貌，这就需要编者对原作要熟烂于心，删略又能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初中国语》中的课文大多是节录的，以第五册为例，第二课《率性篇》、第三课《邴原别传》、第五课《别通篇》、第六课《庄子逍遥游》、第七课《庐山草堂记》、第十六课《艺增篇》、第十七课《书虚篇》、第十九课《峨眉山行记》、第二十课《雁荡山游记》、第二十一课《寒食雨中游天竺》、第二十二课《汉书郊祀志》、第二十五课《论死篇》、第二十六课《订鬼篇》、第二十七课《国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第二十八课《左传韩原之战》、第三十三课《通鉴谢玄肥水破秦之战》、第三十四课《贯高》、第三十七课《社会的不朽论》等，这十八篇课文全都是“节录”。《庄子逍遥游》《艺增篇》篇幅约为原文的三分之一，《邴原别传》《别通篇》篇幅约为原文的一半，《汉书郊祀志》篇幅仅为原文的十分之一，由于删略得当，课文保留了原文的主旨和风貌，只是更简短精练，更适合初中生诵习。要是删略后内容有了质的变化，那就重新命名。例如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原文有四个部分，长约一万二千字。编入《初中国语》第五册时只选用了第四部分的七小节，谈的是文学家如何收集材料、实地观察乃至文学的结构、剪裁、布局、描写的方法，仍用原来的篇名显然不合适，就改题名为《文学的方法》，并加注作了说明，读者一看就知道课文的来历。
与节录对应的，还有语言文字上的精心打磨。节录大多是从大处着手，“文字打磨”是删去多余的或可有可无的文字，使课文的语言更加纯洁，结构更加紧凑，叙事脉络更加清晰，主题更加醒目。这种细致精密的“水磨工夫”，在《初中国语》中随处可见，以第五册第三课《邴原别传》为例：
［原文］原十一而丧父；家贫，早孤。
［课文］原十一而丧父；家贫。……
［原文］崧（孙崧）曰：“（君乡里） 郑君学览古今，博文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 。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
［课文］崧（孙崧）曰：“（君乡里） 郑君学览古今，博文强识，……诚学者之师模也 。君乃舍之，蹑屣千里……者何？”
删去“早孤”和“钩深致远” 并不影响文意。批评邴原对乡贤缺乏认识的“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显得过于严苛，删削后不仅文章更流畅了，人物的形象也更丰满了。
胡适的《文学的方法》在文字上也作了删削。请看最后一节：
［原文］写人要举动、口气、身分、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件件都是林黛玉，决不是薛宝钗；件件都是武松，决不是李逵。写境要一喧、一静、一石、一山、一云、一鸟……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老残游记》的大明湖，决不是西湖，也决不是洞庭湖；《红楼梦》里的家庭，决不是《金瓶梅》里的家庭。写事要线索分明，头绪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有时须用境写人，用情写人，用事写人；有时须用人写境，用事写境，用情写境；……这里面的千变万化，一言难尽。
［课文］写人要举动、口气、身分、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写境要一喧、一静、一石、一山、一云、一鸟……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写事要线索分明，头绪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有时须用境写人，用情写人，用事写人；有时须用人写境，用事写境，用情写境；……这里面的千变万化，一言难尽。
列举林黛玉、薛宝钗等一串人名，以及大明湖、西湖等地名和《红楼梦》《金瓶梅》等书目，文章固然很丰满，但也有点繁复，删削后文章更简洁了。
至于文字上的修饰，可列举周作人的《日本的新村》为例。《日本的新村》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文章介绍日本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的白桦派作家所鼓吹的乌托邦式的“新村运动”，赞美新村运动“建设模范的人的生活”。同年10月30日出版的《新潮》第2卷第1号，周作人又发表了《访日本新村记》，介绍他1919年暑期访问日本新村的经过，极力称赞日本新村人与人“互相扶助”，充满了爱。《日本的新村》原文长达6500字，收入《初中国语》第二册还不到1200字，篇幅仅为原文的五分之一，在文字上也作了修饰。如开头部分：
［原文］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Utopia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有些经营过的，也因种种关系不久就消灭了。
［课文］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乌托邦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英国诗人古勒律己等所发起的“大同社会”也因为没有资本，无形中消灭了。
“梦想Utopia的人虽然不少”，他们是谁，因了哪种关系“不久就消灭了”，周氏没写，文章就显得有点虚。叶圣陶和顾颉刚在课文中补了一句“英国诗人古勒律己等所发起的‘大同社会’也因为没有资本，无形中消灭了。”这就把周氏的论点坐实。把外文译成中文，课文就显得整齐流畅。《访日本新村记》原文约8500字，选入《初中国语》第二册不足1000字，而改动的文字和标点竟有十多处。叶圣陶和顾颉刚就是这样精雕细琢，添毫点睛。
二是用“文白对照”的方式引导学生自学文言。《初中国语》第一、二册中的古文都有“文白对照”。编纂者改写的“白话”在前，“原文”在后。第一册的“文白对照”是：
孟子·许行章（译文） 孟子·许行章
陶潜桃花源记（译文） 桃花源记
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演义） 新丰折臂翁
战国策·冯谖（译文） 冯谖市义
归有光祭外姑文（译文） 祭外姑文
第二册的“文白对照”是：
归有光先妣事略（译文） 归有光先妣事略
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译文） 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
孟子·原泉章（译文） 孟子·原泉章
水经注·巫峡（译文） 水经注·巫峡
“文白对照”，这在当年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新旧之争”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门话题。激进派如吴稚晖、钱玄同等人主张将线装书丢在茅厕里，反对读文言和旧体诗，恰似倒洗澡水似的同时把婴儿一同倒了。“骸骨的迷恋”者则唯古是尚，逢古为尊。叶圣陶和顾颉刚态度中正平和。在他们看来初中生虽不必做古文写旧体诗，但不能不重视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要创造新文学就得吸收传统文学中的精华。而要重视、要吸收就得“读”；要“读”就得过“难懂”这一关。于是就尝试“文译白”，将文言译成简洁流畅、谨严确切，就连语气也忠实于原作的“语体文”。限于篇幅，这里仅抄录《归有光先妣事略》开头的第一小节：
［译文］先母周孺人，生于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十六岁便嫁了。过一年，生个女儿叫淑静；就是我们的大姊。一周年生我。又一周年，孪生女子：一个产出来就死了，一个满了周岁也死了。又过一年，生有尚，怀了十二个月的孕。明年，生女儿淑顺。隔一年，又生有功。
［原文］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年来归。逾年，生女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殇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逾年，生有尚，妊十二月。逾年，生淑顺。一岁，又生有功。
先读“译文”，再读“原文”，稍加思索便能全盘接受。这种两相对照，由“白”到“文”，再由“文”到“白”，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就像家长教孩子学走路似的，扶着他们走一程，等他们能站稳、会跨步子了才放手让他们自己去练习走。学生对照“译文”读“原文”，在逐字逐句“求甚解”的过程中拓展开来，举一反三，把握古文在遣词造句方面的规律之后，也就祛除了文言难学的阴影，逐步进入“潜心会本文”“语语悟其神”的境界。
三是注释特别详尽，文化含量高。《初中国语》从第三册开始，古文所占的比例渐渐加大。虽说经初中一年的学习，阅读能力有所提升，但阅读古文还会有一定的困难，叶圣陶和顾颉刚用清晰而详尽的注释来帮助学生释难解惑。以第六册为例，第十课枚乘《七发（录观涛一节）》注释35条，约1000字；第十四课王思任《徐霞客传》注释76条，超过3000字；第二十一课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注释70条，约2000字；第二十七课《礼记礼运篇（节录）》注释72条，约1800字；第三十课胡适《国学季刊宣言》注释91条，约3500字；第三十八课《后汉书范滂传》注释37条，约1500字；第三十九课王世贞《鸣凤记写本》注释35条，约2100字。注释多，文字简洁精练，以启发诱导为主，学生不仅看得懂，还能激发他们的求知欲，饶有兴趣地去阅读与课文相关的诗文。这里举两篇较短的诗。第三册第十八课《古乐府两首》：
敕勒歌［1］
敕勒川，阴山［2］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陇头歌［3］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
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4］，暮宿陇头。
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遥望秦川［5］，心肠断绝。
这两首诗共有五条注：
［1］敕勒是突厥的一部，隋唐时的回纥，便从此出。东魏高欢攻周玉璧，军中传言欢中了弩。他便特地见宾客，使部下斛律金作这“敕勒歌”。
［2］阴山在河套北，亘乌喇特归化城之境，蜿蜒而东。
［3］陇山亦名陇坻，跨陕西甘肃之境。《三秦记》说：“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谓陇头水也。”汉横吹曲有《陇头水》，就本于是。《陇头歌》亦是那地方的一种歌曲。
［4］欣城，古地名，不详其何在。
［5］秦川，水名，现在叫牛头河。出甘肃清水县东北，西南流，纳后川河，又西南至天水县，注入渭河。
这五条注中［1］［2］［3］［5］四条都比现有的版本注得详细而清晰。第［4］条“欣城”的注释，展现出来的“不知为不知”的学风更值得钦敬。
第六册第七课是陆游的《梦招降诸城》：
梦招降诸城［1］
陆游［2］
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昼飞羽檄［3］下列城，夜脱貂裘抚降将。将军枥上汗血马，猛士腰间虎文韔［4］。阶前白刃明如霜，门外长戟森相向。朔风卷地吹急雪，转盼玉花深一丈。谁言铁衣冷彻骨！感义怀恩如挟纩［5］。羌胡［6］窟穴一洗空；太行［7］北岳［8］元无恙。更呼斗酒作长歌，要取天山［9］健儿唱！
这首诗的后面有九条注：
［1］宋高宗南渡后，黄河以北尽为金国的属地。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天天不忘恢复，所以他会有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的梦。
［2］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南宋初山阴人。父宰，祖佃，并以经学名。游早有文名，后知夔严二州，皆有建白。才气超逸，尤长于诗。以爱蜀道风土，题其集曰《剑南诗稿》。其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能自辟一宗，故宋以后有剑南一派。
［3］古代传递紧急的檄文，就把鸡羽插在上边，意思是要它急行如飞。
［4］虎文韔，是有虎皮文的弓袋。
［5］纩，即是棉花。挟纩是穿着棉衣。
［6］羌，西方种族名；胡，北方种族名。此泛言外族。
［7］太行山，连亘河南河北道，山西冀宁道及直隶界，山以百数，随地异名，实皆古太行也。
［8］北岳，恒山也。恒山亘直隶旧保定府西境及山西旧大同府东境。太行与恒山均为北方最大之山，故以为北方之代表。
［9］天山一名雪山，在今新疆境内，横分新疆为南北二路。此语意谓不但要规复故土，并将降服别国。
陆游的这首《梦招降诸城》，有的选本中题为《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虽说也都有注，但都没有《初中国语》注得这么详尽而灵动。这里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第一册中的三条注：“（1）太行：太行山在山西、河北、河南间。（2）北岳：恒山，在今山西浑源东南。（3）天山：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至于题名，《中国历代诗歌选》仅注：“诗作于乾道九年（1173）陆游摄理嘉州时。诗中的梦境体现诗人立功万里的雄心。”[23]《初中国语》是初中生的语文课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诗歌选》，是大学生和研究生选修课用的教材，面向的读者不同，对“注释”当然会有不同的要求。但细看《初中国语》的注释，就会发现知识面宽、文学性强、叙述清晰。例如，陆游《梦招降诸城》中第一、二条注释对《梦招降诸城》的写作背景，以及陆游的家世和陆游诗歌的总体风貌作了准确而简洁的描述。这些文学史知识，对于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或许都已耳熟能详，而对于初中生来说也许还没有触摸过，这就需要作很清晰的解释和提示，让他们感到很亲切，读得有兴味。同是给“天山”作注，《中国历代诗歌选》中仅为“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初中国语》写的是“天山一名雪山，在今新疆境内，横分新疆为南北二路”。这样作注，能启发读者的求知欲和想象力。天山别名“雪山”，呈东西走向，一条天山山脉将广阔的新疆划为南、北两部分，天山以北称为北疆，以南则为南疆。青少年学子如能认真揣摩这条注释，是很容易获得相关的地理知识的。
《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第一册封面，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作为我国初中语文的奠基作，《初中国语》对初中语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文体而言，既有散文、小说、诗歌、自传、说明文、议论文，也有戏曲、童话和神话，涵盖了古今的“实用类”“文学类”“论述类”，内容极其丰富。《初中国语》出版一百多年了，研读和介绍这部教材，是对作为语文教育大家叶圣陶最好的纪念。
商金林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6期）
注 释
[1]《顾颉刚日记》第1卷，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05页。
[2]庄俞：《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5页。
[3]《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310页。
[4]胡适1921年10月24日日记。详见《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7页。
[5][6][7]《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316、328，335，338页。
[8]叶绍钧编：《十三经索引》，开明书店1934年版。
[9]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0]《胡适全集》第1卷，第210～223页。
[11]《胡适全集》第2卷，第785～794页。
[12]《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368页。
[13]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朴社1926年版，第86、87页。
[14]《〈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编辑大意》各段的排序均署“一”，为了下文援引便利改用“（1）、（2）、（3）……” 的顺序排列。
[15]《〈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编辑大意》，《叶圣陶教育文集》第4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6]《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17]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18]《时事新报》1923年5月5日。
[19]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20]《胡适全集》第2卷，第788页。
[21]周予同：《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教育杂志》第14卷第1号，1922年1月20日。
[22]《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23]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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