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探索》创刊号
内容提要
近40年来,当代诗歌批评经历了几次较大的转换:在1980年代,批评凝结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气质和个性,兼有立足本体和回应社会文化两种向度;在1990年代,批评一方面要为诗歌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力图重建诗歌及批评与历史、现实的联系;进入21世纪之后,批评既强化了写实主义与技术主义之间的冲突,又受制于媒体及其催生的舆论场域。在日益复杂的诗歌生态和历史语境中,需要追问当代诗歌批评之“当代性”及其意义何在。“当代性”意味着诗歌批评应同诗歌创作一道,加入到与历史现实的“循环流通”中,从“不及物”走向“及物”,将对象化评析转变到问题化探究上,实现视野与方法的双重创新;同时改变批评中惯常的价值判断悬搁的状态,在反思相对主义、在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互动中重置批评和创作的关系,在更高层面上回到诗歌本身,在葆有文本感受力的基础上,激活诗歌批评的有效性。
关 键 词
诗歌批评 当代性 本体论 “及物” 互动
作为一种“工作”和文类的批评遭受诟病,似已成为无可改变的常态。在很多人特别是创作者眼里,包括诗歌批评在内的各类批评,是依附于创作故而低后者一等的。尽管英国诗人蒲柏曾以700余行的诗作《论批评》,对批评的准则、优劣及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批评家进行过详细的辨析,但在另一位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看来,批评只是一件“不光彩的行当”。英国诗人、批评家阿诺德在引述华兹华斯的观点后虽提出了“批评果真是令人困扰而有害的职业吗”的质疑,却也不得不承认,“诚然,批评的力量次等于创造的力量”。[1]另外,就批评本身来说,创作潮流的更迭和阅读需求的变化,会使之不断面临批评家德曼套用法国诗人马拉美“诗的危机”所说的“批评的危机”[2],这就敦促批评家总是在努力地寻求理论、方法的“推陈出新”。
倘若从胡适的《谈新诗》(1919)算起,伴随中国新诗诞生而出现的诗歌批评,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仅在“现代”时期就涌现出过不少卓有成就的批评家,如朱自清、田汉、孙俍工、闻一多、朱湘、废名、梁宗岱、叶公超、李健吾、李长之、茅盾、胡风、艾青、沈从文、李广田、袁可嘉、唐湜等。这些批评家或以印象式批评探索“现代解诗学”范式,或运用知人论世、社会剖析的方式阐述诗歌与诗人,或借鉴英美“新批评”理论与方法而开辟“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诗学,为当代诗歌批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百余年诗歌批评的历程艰辛而曲折,一个令人深思的情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批评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主要表现为挥之不去的身份焦虑、悬而未决的价值判断、游移不定的功能定位,甚至在纷繁的诗歌现象和问题面前一度失语。近年来,诗歌界围绕诗歌批评的性质、意义及趋向等话题,展开过多次论争与探讨,笔者亦曾参与其中[3]。在笔者看来,1990年代之后诗歌批评出现“危机”的原因及其包含的问题非常复杂,不宜一概而论。诗歌批评始终背负着上述“次等”、“原罪”和不断“创新”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最近十多年,诗歌的作者类型、传播媒介、接受群体等及所处时代语境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诗歌批评如何在回应这些剧变中谋求自身的变革成为一件十分紧迫的事情。
胡适《谈新诗》,《星期评论》1919年纪念号第5张
图片:大成故纸堆数据库
一
1980年代被认为是批评的黄金年代,批评家辈出、思潮风起云涌以及批评与创作相互激发,构筑了当时令人瞩目的批评景观。在其间,诗歌批评同诗歌创作一道,充任了一个颇具号召力和引领作用的角色。
1980年代诗歌批评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与当时诗歌创作的密切互动,以及其与创作共同对那个年代社会文化的深度参与。譬如,1980年代初为“朦胧诗”声辩的“三个崛起论”[4],就不是仅仅着眼于诗歌或诗学层面。众所周知,“朦胧诗”尽管进行了诗歌观念和美学上的变革,却并非一次简单的纯诗意义上的诗歌反叛,而是有其鲜明的社会历史指向和内涵;它们虽然追求写作手法和技巧的创新,但更致力于“个体”精神和“人性”价值的重塑,并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展开了对历史、时代、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反思。因此,从根本上说,“朦胧诗”是一种“介入”和承担的诗歌,很多诗篇在“个体”经验的抒发中,渗透着强烈的民族、现实忧患感和参与意识。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显然注意到了“朦胧诗”的这种特质,从而评述道:“在重获解放的今天……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也带来了令人瞠目的‘怪’现象。”[5]那些论析“朦胧诗”的批评文章,在勉力清除围裹着诗歌的认知积习和误解的同时,也力求揭示蕴含于诗歌中的社会、历史征候;它们不仅进行诗学观念的纠偏,而且借助诗歌批评,表达对历史的省思和对人性的探寻。这一时期,一些诗人也以鲜活的理论文字,试图在诗歌与历史、哲学、文化之间展开对话,陈述他们对诗歌创作及其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思考和见解,如杨炼《传统与我们》、王家新《人与世界的相遇》、骆一禾《美神》、海子《诗学:一份提纲》、周伦佑《“第三次浪潮”与第三代诗人》等。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1980年代的诗歌批评在意识和方法上,又显示出很强的注重诗歌语言、形式等的本体论色彩,尤其是在19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潮流出现之后。这一方面出于对陈旧的历史—社会批评的反拨,另一方面与彼时诗歌创作、批评所接受的现代主义诗歌、英美“新批评”、俄苏形式主义理论及更宽泛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不无关系。比如,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结合“朦胧诗”的艺术主张、内容特征和表现手法等,将之指认为“带着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6],这种指认引起的争议,很快汇入同时期关于文学现代派的论争之中[7]。直到1990年代初,诗人臧棣在阐述“第三代诗”(“后朦胧诗”)时依然把重心放在诗歌语言和技巧上,他借用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名句“卷入与语言搏斗中”,来描述那批诗歌的显著特征,并藉此彰显二者的紧密联系。[8]诗人张枣也认为:“后朦胧诗运动是一场纯诗运动,它对语言自律、纯粹文学性和塑造新的写者姿态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迷狂地步……”[9]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
19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活跃的批评家如陈超、唐晓渡、王光明、耿占春、程光炜等,无不表现出对诗歌本体的浓厚兴趣,他们几乎共享着相似的思想、诗学资源和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歌创作氛围。陈超如此坦陈道:“就整个80年代而言……无论是诗评家还是小说评论家,有两套书起了关键作用。一套是三联出的四五十本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还有一套是上海译文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10]程光炜也谈道,“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是一套‘热门读本’。可以说,80年代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很多人的观念、知识结构都是通过它逐步形成的”,产生的后果之一便是“语言的发现”。[11]他们的批评实践,连同部分诗人排斥诗歌“外部”功能的言述(如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推动了1980年代诗歌批评的审美主义趋向和自律诗学观念的形成。
第一版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图片: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网站
1980年代诗歌批评的本体论取向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孜孜于原理性的诗学理论的探究与构建。这一点,由1980年创办的诗歌批评刊物《诗探索》所载的文章可一窥端倪:该刊除密切关注当时诗坛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外,还刊发了大量论述诗歌性质、功能及手法(比喻、象征、转喻)的文章,对诗歌语言、形式的诸种要素(如意象、结构、格律、意境、节奏、建行、语体、风格、文字等)均有所涉猎,如《诗歌的美学语言》(钟文)、《论生活、想象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骆寒超)、《诗歌语言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赵毅衡)、《诗歌语言的“意思”与“情感”》(南帆)、《形象的主观性》(竹亦青)、《音乐·诗歌·格律》(何凯歌)、《论想象的形式》(耿占春)等。其中,赵毅衡《诗歌语言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作为新时期较早探讨诗歌语言的专论,对诗歌意象和语象的区分、对比喻之老化与活化的剖解以及对象征类型的辨析,明显带有英美新批评和符号学理论影响的印迹。耿占春此际以《论想象的形式》一文初现其诗论的锋芒,该文提出可以“从新诗的想象形式中概括出这样三种:象征、意象和超现实形象”,继而认为“使诗歌遭受危机的原因是艺术理论的僵化,形式的贫乏在于想象的退化”。[12]该文切入问题的角度、颇具思辨意味的行文风格和对理论资源的处理态度,在耿占春后来的众多批评文章中得到了延续。
《诗探索》1982年第4期
《诗探索》可谓当代诗歌批评的“风向标”,从该刊栏目、选题及文章的重心迁移,大致可以领略当代诗歌批评变化的某种轨迹和态势:进入1990年代以后,该刊原本每期重点推出的诗学原理类文章慢慢减少,而对诗歌现象、个案进行描述和评析的文章则逐渐增多。[13]这似乎暗示,当代诗歌批评中有关“诗是什么”、诗的构成要素以及诗的功能、意义、创作规律等原理的探讨,作为一个相对静态乃至封闭的论域,经过若干年反复、持续的论述和剖析后,其中的大部分问题获得解决或形成了共识与定论,或者不再具有新的学术价值,故而也不再能够引起批评者的兴趣;批评者也许更愿意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或针对某些特定创作现象,而非孤立地就诗歌原理问题进行探讨。
二
在1980年代语境里,诗歌批评对社会文化的回应和评述(“向外”)与其立足本体的观念与方法(“向内”)是相互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了1980年代诗歌批评并行不悖的两个向度,也体现了其充分倚重“形式的张力”的基本理路。总体上,1980年代诗歌批评凝结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气质和个性,与同期的诗歌有着相似的精神面貌:敏感、富于探索的激情和力量,略显夸饰的言辞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其对外来理论资源的汲取有时未免“夹生”,却带来了泥沙俱下的创造性与破坏性。
在经历了社会文化的震荡和诗歌创作上的“结束与开始”之后,当代诗歌批评也落入了“难以为继”的窘境,因为批评家们面临陡然“失重”的状态:“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14]1990年代诗歌批评的“危机”,一方面缘于1980年代批评“势能”的耗尽,以及耗尽之后诗歌批评中本体论观念痂壳的持续固化,“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15]。另一方面,则受制于时代风尚的变迁和诗歌在整个社会文化里的位置的变动:似乎在“一夜之间”,曾经充任文化英雄的诗歌被“抛出”社会文化的核心地带而滑向“边缘”,而在商业主义浪潮中迅速兴起的大众文化占据了醒目的位置;那些热闹非凡的运动式诗歌“战线”一触即溃,致使诗歌创作很快就呈现出“贫弱”之态。[16]诗歌批评在“失重”的眩晕和仓皇中,未能及时回应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也无力很快调整或改变自己的方式与策略。
“到了1990年代,尤其是其中后期,中国当代诗歌领域中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正是一批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同时充任诗歌批评家的角色,他们撰写的诗学批评文字,不但在数量和形制上远非以往的1980年代可以相比,而且在风格上也多自成面目,产生了多位各具风神的‘诗人批评家’。”[17]“诗人批评”虽非1990年代所独有,但确乎是此际诗歌批评值得玩味的景象,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文章有:张曙光《90年代诗歌及我的诗学立场》、萧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西川《写作处境与批评处境》、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韩东《论民间》、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西渡《写作的权利》等。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较之趋于板结的所谓“学院”批评,“诗人批评”更贴近创作、在文字上更灵活,它们的大量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人们对“职业”诗歌批评的不信任和对后者“失职”的指责[18],其表述自有值得辨析的“洞见与盲视”。
张曙光《90年代诗歌及我的诗学立场》,《诗探索》1999年第3期
包括“诗人批评”在内的1990年代诗歌批评,其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跌落”后备受指责的诗歌创作及批评本身寻求“合法性”,以诗歌的特殊性为基础建构一套能够自洽的话语系统,提出并论证了“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个人写作”“中年写作”“中国话语场”“反讽”“互文性”“叙事”“口语”等概念。与此际诗歌对“宏大叙事”的疏离和对运动式创作的摒弃相呼应,1990年代诗歌批评在强调“日常性”“个人化”等的过程中保留了语言“不及物”的残余。这些充满歧义的概念虽然渗透着处于茫然和焦灼中的诗人和批评家们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但具有明显的“内向性”特征,显示出让诗歌执守自身、进一步向文本收束或退却的趋势。这就很容易“出现一种新的‘自我神话’的可能,或者滋生一种新的乐观主义的、文学进化论的表述”[19]。
其二,与诗歌创作一道,力图恢复“向历史讲话”“介入现实”的能力,重新建立诗歌及批评与历史、现实的联系。面对诗歌被“抛出”的处境,诗人和批评家们提出要在诗歌中增强“历史意识”和“现实感”,实现一种“在个人与世界之间”(萧开愚语)的写作,他们不约而同地呼吁:“把我们的写作从一个‘纯诗的闺房’中引出”,“把我们自己置于历史与时代生活的全部压力下来从事写作”[20];“反对‘纯诗’并在复杂的历史中建构诗意,成为90年代写作的另一个追求的目标”[21]。针对可能招致的误解,诗人西渡澄清说:“在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与历史的关系中,决不是要回到反映论的旧调重弹,或者取消诗歌审美的独立性,而是诗歌审美为历史留出了空间。这里的历史并不是先于写作而存在的现实,而是在写作中被发明出来的,它拓展了诗歌审美的资源,丰富了它的可能性。”[22]这令人想到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的激起过广泛反响的观点:“诗歌有其自身的现实,无论诗人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社会、道德、政治和历史现实的矫正压力,最终都要忠实于艺术活动的要求和承诺。”[23]批评家陈超则将诗歌书写历史、现实的能力表述为一种“历史想象力”,试图超越历史话语与审美话语的二元对立。[24]
应该说,置身于1990年代复杂的历史情境,不管在创作实践还是批评的倡议中,“历史意识”“现实感”都曾发挥过积极的效力,尽管它们促成的粗糙的“控诉”式宣泄和芜杂的“生活流”叙事也遭人诟病。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等现象的出现,诗歌批评在进一步强调诗歌书写历史、现实的同时,也凸显了“写实主义”与“技术主义”之间的冲突,却由此沾染了越来越强烈的“道德归罪”[25]意绪。殊不知,诗歌与历史、现实之间绝非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尤其是,“历史意识”“现实感”这类“从具体的历史有效性中构建出来的诗学概念,逐渐抽象为一种取消内在张力的自明性表述,不仅诗人间的内在差异被抹煞,且历史意识中可能促进历史与诗歌领域相互深入的建设性内涵也没有得到深入探讨”[26]。这极大地削弱了它们本应具有的活力和内在层次,使之沦为空泛的、无明确指向的概念。
也许,批评家在发出如此急切的追问:“面对比想象走得更远的人类苦难,文化将如何说话,写作如何在人类生活中产生意义?诗歌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和伦理要求,同时又不改变美学语言的性质?”[27]之后,更应该回到这样的基本问题:当代诗歌批评是否具有一种可以称为“当代性”的质素?其“当代性”究竟指什么?
三
毋庸讳言,“当代性”在近年来的各种讨论中已成“泛滥”的话题,被赋予了莫衷一是的意涵。因此,谈论当代诗歌批评的“当代性”的前提之一,是要设置其边界和语境。进入21世纪以来,在迅猛发展的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推动下,诗歌在得到便捷传播的同时出现了观念上的剧烈分化和写作路向上的含混,诗歌批评受到各种媒体及其催生的舆论的强势裹挟而变得媒体化了。媒体化的批评显现出两种趋向:一是观念、立场的绝对化,非此即彼的两极对峙十分严重;二是认知的相对主义,悬搁或模糊了对作品的价值判断。此外,刻板的文化研究也给诗歌批评带来了干扰。当代诗歌批评在经过几次较大的转换之后,在“以价值不高的话语喧哗,体现出批评家在视野、心智和价值判断力上的萎缩”[28]的情势下,面临着如何重新激发自身“活力与效力”的难题。对于当代诗歌批评(包括诗歌创作)而言,“‘当代性’意识的本意是在一个‘当代’时空内尽力扭转新诗无力处理繁复现实的局面”[29]。
如前所述,当代诗歌批评在最近二三十年间走的是一条越来越狭窄的道路,越来越趋于封闭与“自足”。这种“自足”不仅体现在其所关注的论题、展开论述的方式等方面,而且表现为与其他领域对话能力的严重欠缺。虽然批评家们曾极力将“不及物”导向“及物”,但仍难以遏制诗歌批评的整体上的“疲态”和颓势。这里所谓批评的“及物”,是指批评视点由“内”向“外”转移,通过拓展批评视野而使之朝向广阔的历史和现实。不过,无论诗歌创作抑或批评的“及物”,呈现的并不是从文本到历史、现实的单一向度,而应是“文本自我与周遭历史现实间的相互修正、反驳和修正的过程”[30];很大程度上,诗歌创作的“‘及物性’是指如何通过诗歌处理变化了的现实现象和存在内容而获得写作的‘有效性’,同时,也是指如何使诗歌成为真正意义上‘当代的’诗歌或保持诗歌的切实活力的问题”[31],诗歌批评的“及物”同样应该如此。
“及物”确实可以彰显当代诗歌批评之“当代性”的一个方面:批评对外部世界的有效指涉。当英国诗人、批评家T.S.艾略特质朴地表达他对批评家的看法:“至今我能找到的最能说明批评家特殊重要性的最重要条件是批评家必须要有高度的实际感”[32],他似乎不经意言明了“当代性”的要义。在较早关于文学当代性的讨论中,就有论者提出:“当代性首先而且主要指作品的现实感和时代感。”[33]这关联着批评家弗莱指出过的批评的内核:“批评的中心任务是理解文学,这任务主要要为我们研究的文学作品确定一个语境……与语境的关系几乎足以说明文学批评的全部事实基础。”[34]在此基础上,“当代性”的格局还需要更为宏阔和繁复。倘若批评家们认可这样的论断:“诗歌是在总体性中实现存在、语言、主体和我们自身历史之间的循环流通……是一种使得当下与过去、即将来临的当下循环流通的通道”[35],那么就应该让诗歌批评加入这种“循环流通”中,构成“与一个时代最深刻的感知力与想象力之间所进行一场持续着的对话”[36]。
可以说,诗歌批评的“当代性”,不仅是批评对历史、现实的敞开,对作品中“政治无意识”(弗·詹姆逊语)的挖掘,更是其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循环往复”(吉登斯语)和“能动振荡”(伊瑟尔语)的展开,以及对“内在于现代诗的公共性”(唐晓渡语)的探索。“只有在批评谈及文学,发出有关整个文化的形态和命运的横向信息时,它的声音才引起广泛的关注。”[37]当然,“当代性”并非止于为诗歌赢得一个虚浮的“名头”,也不是作为悬空的概念而提出,而是要提示诗歌批评如何深入到诗歌的时代场景与现实感觉之中。
从批评方法来说,“当代性”对互动性、“公共性”的看重,并不意味着对本体论方法的排斥,毋宁说出色的本体批评也是诗歌批评之“当代性”的一种表现,其关键在于怎样看待和处置那些本体因素,调动它们的“潜能”。在这方面,苏联文论家巴赫金将近一百年前的论述极具启示意义,他在评述当时的形式主义批评时,就从文艺作品中指认了一种极为关键的“成分”——“社会评价”(социалъная оценка),在他看来:“诗人在选择词、词的具体组合、词在结构上的配置方式时,他所选择、对比、组合的,正是词中包含的评价”,“在抽象地分析作品时可以区分出来的所有成分,在其本身范围内是完全合理的,这些成分——音、语法结构、主题等——正是通过评价结合起来的,并为评价服务”。[38]正是“社会评价”作为语言成分的存在,才使得对一部诗歌作品的批评在实现本体因素和社会生活的联结之后,从一种孤立的对象化评析转变为综合的问题式探究。而本体批评中的一些方法比如“细读”,则获得焕发巨大生机的可能。不妨说,诗歌批评的“当代性”实际上对本体论方法抱有更大的预期,它要求摒除批评中悬搁价值判断的惯性,在反思相对主义、在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互动中重置批评与创作、文本内外之间的关系,在更高层面上回到诗歌本身展开批评。
《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那么,如何抵达更高层面的本体批评?或许,需要借助于美国批评家桑塔格所说的那种“新感受力”——它“把艺术理解为对生活的一种拓展”,“反映了一种新的、更开放的看待我们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万物的方式”。[39]它是同时磨砺批评家的心智和感知、锻造批评的视野和笔法所致。在探寻“当代性”的过程中,具有如下品质的诗歌批评是值得期许的:
诗歌批评应该有更远大一点的抱负,在阐发诗歌形式奥义和独特文化使命的同时,也能澄清一个时期观念上的迷思,通过审慎的、有想象力的写作,来提供一种好的判断力,塑造更活跃,也更严肃的诗歌文化氛围。这种氛围也包括适度的紧张感,这就是说,能时刻对可能落入“舒适区”的感知结构、观念结构,保持一种反思的敏感。更强力的批评,是将当代诗的讨论放在更广阔的思想和文化视野中去展开,在诗歌写作、阅读与其他文学、艺术、人文知识工作之间,创造积极的内在联动,回应总体性的思想课题。[40]
张桃洲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089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9期)
注 释
[1]Matthew Arnold,“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see Matthew Arnold’s Essays in Criticism: First and Second Series, Aldine Press, 1966, pp.10, 11.
[2]Paul De Man,“Criticism and Crisis, ” see Blindness &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16, p.3. 加拿大当代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注意到:“Critic(批评家)一词与Crisis(危机,决定性时刻,转折点)一词存在词源上的联系,而批评家经常性的学术工作都是围绕着critical moment(关键时刻)及某个critical act(重大的行动)开展的。”(《批评家的责任》,见《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吴持哲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
[3]笔者关于诗歌批评本身的剖析、对新诗研究(批评)的学术史梳理与方法论反思及一般文学批评的探讨,论文主要有:《诗歌批评的位置》,《新世纪诗歌批评文选》“代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重建诗歌批评的“批评”维度》,《新诗评论》2019年总第23辑;《从边缘出发:范式转换与视野重构》,《中国新诗总论·第5卷》“代序”,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如何重返新诗本体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可能的拓展——以新诗研究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由批评而学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新确立》,《文艺争鸣》2018年第6期。
[4]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因三篇文章标题中均包含“崛起”而获此名号。
[5]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6]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7]参见何望贤编选《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8]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国诗选》总第1期,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今天》1995年第4期。
[10]李建周:《回望80年代:诗歌精神的来处和去向——陈超访谈录》,《新诗评论》2009年第1辑。
[11]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14页。
[12]耿占春:《论想象的形式》,《诗探索》1982年第2期。
[13]参见林琳《〈诗探索〉与中国当代诗潮》,学苑出版社2020年版。
[14][15]贺照田:《时势抑或人事:简论当下文学困境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
[16]资深批评家谢冕用“丰富而又贫乏”评价1990年代诗歌,认为“对着自‘朦胧诗’开始结下的累累果实,90年代的创造力显得是相对的贫弱了”(谢冕:《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数年后,批评家林贤治在一篇综论性文章中,更是将1990年代诗歌判定为“喧闹而空寂”的“一座空山”(林贤治:《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西湖》2006年第5期)。
[17]冷霜:《论1990年代的“诗人批评”》,见《分叉的想象》,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页。
[18]不得不指出,这种不信任和指责所导致的诗歌批评的身份焦虑,至今仍未消除。
[19]冷霜:《论1990年代的“诗人批评”》,见《分叉的想象》,第201页。
[20]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21]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90年代诗歌综论》,《山花》1997年第11期。
[22]西渡:《历史意识与90年代诗歌写作》,《诗探索》1998年第2辑。
[23]希尼:《舌头的管辖》,见《见证与愉悦》,黄灿然编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65页。
[24]李志清:《现代诗:作为生存、历史、个体生命话语的特殊“知识”——陈超先生访谈录》,《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5]参阅钱文亮《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江汉学术》2007年第6期。
[26]余旸:《历史意识的可能性及其限度——“90年代诗歌”现象再检讨》,《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
[27]王光明:《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论90年代的中国诗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8]陈超:《近年诗歌批评的处境与可能前景——以探求“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为中心》,《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
[29]辛梓敏:《“历史天使”的困惑:1990 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当代性”问题意识》,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
[30]姜涛:《叙述中的当代诗歌》,《诗探索》1998年第2辑。
[31]周瓒:《“坛子轶事”:近四十年当代诗歌批评发展线索纵论》,《江汉学术》2022年第3期。
[32]艾略特:《批评的功能》,见《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9页。
[33]王东明:《关于文学的当代性的思考》,《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
[34]弗莱:《显性批评与隐性批评》,见《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第37页。
[35]张伟栋:《诗歌的政治性:总体性状态中的主权问题》,《新诗评论》2011年第2辑。
[36]耿占春:《当代诗歌批评:一种别样的写作》,《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
[37]伊格尔顿:《批评的功能》,程佳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页。
[38]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见《巴赫金全集》(第二卷),李辉凡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75、277页。
[39]桑塔格:《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见《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52页。
[40崖丽娟:《专访︱诗人姜涛:诗歌批评浓郁紧张的氛围与写作和解读新向度》,见https://www.thepaper.cn / newsDetail_forward_21703619,2023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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