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路翎
内容提要
与1930年代以书写城市工人革命为主的左翼文学不同,路翎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战时西南地方的矿区经验为中心,打开了一个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工人与农民之间、具有流动性和复杂性的文学视域,深刻地展现了战时工业内迁与重组过程中的社会变动、现实问题与微观经验。在这一过程中,路翎创造了一种具有辩证性的劳动想象,通过发掘劳动者/革命者内部的现代主体,构建“劳动世界”的乌托邦想象,在左翼文学常见的革命叙事之外,提供了一种关于阶级、革命、历史以及“人”的不同理解。在战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中,这一新的文学视域的发生也内在于新文学自身在经验、视野上的拓展与重造。
关 键 词
路翎 矿区经验 战时工业内迁 劳动 革命
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小说自选集的自序中,路翎回忆自己1940年代的创作与生活时写道:“我的生活和我的行程里,经常地携带着后峰岩煤矿的机器和拖车绞车的轰声和极坏的条件下的工人们的劳动的奋斗,反抗黑暗剥削的呐喊、呼叫的人声、奔跑的人影,和深夜里、稠密的云或晴朗的月光下发响的、漫延开来的锅炉房的水汽声,和矿山在山坳里的强烈的震动。”[1]这里的“后峰岩煤矿”指的是路翎18岁那年由继父介绍,在位于四川北碚后峰岩的国民党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做办事员时常常造访的煤矿。路翎的整个青年时代一直与煤矿有着某种不解之缘。自1938年举家迁徙入川时起,路翎在位于江北合川县文星场的四川中学学习,便在这一煤矿附近居留。1940年至1944年,路翎则先后在矿冶研究所与燃料管理委员会北碚办事处的黄桷镇管理处做小职员。在天府煤矿职员章心绰的带领下,路翎造访了煤矿工人宿舍,观察过工人坟地乱葬坑,还曾数次下矿井参观。无论是在文学经验的积累还是文学空间的垦殖上,矿区生活都为路翎1940年代的写作提供了丰厚且不可多得的资源。[2]应当说,路翎这一时期的生活与写作基本伴随着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尤其是西南内地的战时工业建设。自1937年11月起,工业合作社运动的开启与战时工业的大规模内迁,使中国工业原本集中在城市中的生产空间大大扩展。这也为曾以城市工人革命为主题的左翼文学提供了不同的经验领域、问题脉络、主体想象与思考路径。
在上述那段带有浓厚抒情意味的回忆文字中,工人的劳动与庞大的矿山,从一种丰富、密集、细微生动又虚实交错的层叠印象中凸显出来,既构成路翎生命中挥之不去的深刻记忆,也成了他1940年代奋力开掘并被批评家寄予厚望的重要题材。1941年8月,身在香港的胡风在给路翎的书信中不无激动地写道:“你对于劳动人物的追求将带你到一个远大的前途”[3],并于1942年在给《饥饿的郭素娥》的序言中谈道,在路翎创造的一系列文学形象中,“最多的而且最特色的却是在劳动世界里面受着锤炼的,以及被命运鞭打到了这劳动世界的周围来的,形形色色的男女”[4]。对于路翎而言,劳动者、劳动世界以及“劳动”本身作为其矿区经验的文学化显现,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题材开掘的层面。不同于1930年代左翼文学中盛行的写作模式,路翎的小说创作自有其独特的经验视域与创作主张,将“劳动”发展为一种别样的主题、价值、革命历史观念、乌托邦想象甚至政治实践图景。更重要的是,路翎观察到了战时工业向大后方的迁徙对于西南内地固有社会结构的打破,尤其是战争带来的流徙如何以一种暴力形式将农民卷入现代化进程当中。流亡难民与失地农民的工人化带来的“农工”经验、外来产业工人与本土乡村居民之间的情感、伦理冲突,都在路翎1940年代的小说中得到了独一无二的微观呈现。
重庆北碚天府煤矿,1934年
一 建设与毁灭:“劳动”的矛盾修辞法
与1920年代到1930年代革命文学中大多数书写底层劳动者的小说不同,路翎将“劳动”从工人革命的后景搬上了前台。在此之前,很少有作家像路翎一样对工人劳动的场面赋予过如此直接、集中而又浓墨重彩的表现。从路翎1941年发表的第一篇工人题材的小说《家》开始,对于工业场景与劳动场面的兴趣就贯穿在其小说叙事当中。路翎以细致的耐心与不可按捺的激情刻画了锅炉工人金仁高紧张的劳动:
火焰在炉膛里轰轰地咬嚼着,撕打着,抱住了黑色的煤末,炉子底铁门打开的时候,血底红色就喷在工人底头发上,手臂上。金仁高一连走过了四扇打开的炉门,……没有一秒钟时的间可以用来挥去他额上淋漓的汗,他像一阵灰白色的旋风一般重新奔向炉门;红亮底火光喷照在他底潮湿的胸脯上,额角上。他底手挥动着,连续地向大嘴里送着煤,大嘴用疯狂的歌唱来沉醉他。……
……金仁高底含愤的沉醉的无表情的脸又重新在红色底火焰前幌闪。他曲着两腿,仿佛一只麻木在自己底飞驰里的野兽,他挥动着铁杆。[5]
如《祖父底职业》中的叔叔、《饥饿的郭素娥》中的张振山一样,路翎笔下的工人鲜有肖像刻画,却大多是在这样充满奋激的、热力的劳动场面中获得其强悍有力的面目。然而对于机器的有意刻画使其劳动书写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风格:在路翎笔下,“劳动”永远是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中展开的。“大红嘴”“咬嚼”“撕打”“歌唱”——当路翎对锅炉房使用了一系列狰狞的拟人化修辞后,金仁高与锅炉之间的关系似乎已不再是工人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而表现为一种饲养、驯服乃至搏斗的过程。正是在这一劳动场景中,工人金仁高被塑造为机器的征服者与掌控者,以一种原始而强悍的主体形象站立在煤山上。
在某种极端的劳动条件下,这一主体形象则会爆发出更加不可思议的强力。路翎甚至是有意将他的主人公放置在一些极端环境中以试炼其劳动的强度。《家》中的金仁高在敌机轰炸的夜晚仍然留守在锅炉房,“一种仿佛是外来的不可思议的力气在他底筋肉里发生……在火底沐浴里仿佛一座凶猛而又美丽的雕像”。紧接着,“炸弹在不远的地方爆炸。巨大的震响激烈地摇撼着地面,……然而金仁高在恐怖里屹立着”,直到机声远去时才松懈下来:“锅炉工人自己,是决不能相信,在这给予强大的力的地面上,会有什么意外的事发生;因为,即使刚才的一声巨响把自己的肉体撵到半天里,他也只能相信这是自己身体本身的一种意料之中的爆炸。”[6]在这里,生命强力的爆发与炸弹的爆炸几乎是叠合在同一个时刻之中:炸弹的爆炸不再对人构成外部的威胁,反而成了人自身力量的外化与延伸——在劳动的过程中,金仁高感受到了一个强大自我的无限扩张。借此,路翎写出的是人在劳动中对自我力量的不可思议的体认。
天府煤矿的矿车轨道与推车工人,重庆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博士1941年摄
在这类情境中,工人的形象仿佛古希腊神话中从大地汲取力量的巨人安泰般屹立不倒。事实上,路翎这种对于“劳动”与“强力”的无限确认与放大的确带有某种“神话”特性。但路翎借用了这一神话式的修辞,却反转了其中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劳动中,人不是从神圣的自然或外部世界获得力量,而是将整个外部世界发展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这显然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与之相应的是,路翎小说中的劳动场面或工业场景总是与自然景观相并置。在轰炸到来之前,金仁高热烈而紧张的炉前工作是与夜空和旷野并置在一起的:
金仁高通过敞开的大门瞧了瞧外面底天空:月亮底光辉遮蔽了碎金子一般的星星。一种激动,兴奋,紧张,在月色布满的天空和旷野里流荡着。继续着尖锐的蒸汽底嘶音,汽笛在锅炉房顶上咆哮了起来。
……月华静静地泻下来,轨路两侧的哺养着果实底桃树在一阵微风里发出甜密的低语。废水在厂房前面的水沟里潺湲。
大门搬拢了,黑布窗幔像哀伤的面幕一般垂了下来。恐怖而寂静的山谷和旷野被关在屋外。锅炉底下,火笑着,汹涌着。[7]
路翎笔下的风景几乎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然风物。这里的天空与旷野也只有从金仁高眼中望出去,才可能渗透着他从劳动中获得的“激动,兴奋,紧张”;而“铁底击响,火底高歌拥抱,马达底轰震,电灯底辉耀”也一如“春夜里的灿烂,喧闹,炽热”,使人的身体“热辣起来”。[8]这种主观体验向客观现实的突入,将自然意象变为了劳动体验的延伸;更重要的是,在与自然景象的杂糅与并置当中,工业意象也仿佛获得了某种“自然”的属性,或是拥有山谷与旷野般的雄伟壮阔,又或变得生机勃勃或诗意盎然。这类修辞在路翎小说中数不胜数:“晚风播弄着疲乏的田野,播弄着工场的电灯,使它们花朵一般地灿烂”;“锅炉底废水,和由溪流沁流来的小水流合流着,唱着温柔的歌”;[9]“从静静地躺在月光下的密集的厂房里,机电厂的窗玻璃独自骄傲地辉耀着;更远处,在对面的约莫相距电机房一里路的山坡上下,则闪耀着星一般的灯火”[10]。与其说是电灯与花朵、矿灯与星光、废水与溪流共同构成了怪诞混杂的自然风景,倒不如说是在这个庞大的工业世界中,电灯与废水才是真正的花朵、星光与溪水——工业场景俨然已经取代了自然世界。在这个雄壮恢宏的工业世界的映衬下,自然风景不作为工业意象的喻体出现时往往是柔弱、寂寞或衰颓的:温柔的黄昏、寂静的旷野、萧索的松林、苦寒的山谷,仿佛无一不在等待着被征服。而与自然壮景相并置的工业世界却以其从“自然”中盗取而来的力与美,创造出一种人工的同时也是全新的崇高感。
卸煤坡道,李约瑟1941年摄
诚然,路翎笔下的自然世界并不永远如此驯顺。正如杨义观察到的那样,路翎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多是暴雨、迅雷、急流、险滩、酷暑、严寒、江南无际的原野、长江湍急的巨流”[11]。在小说《卸煤台下》中,雷雨与山洪几乎以一种复仇似的姿态席卷了卸煤台:“山峰板起脸,停止呼吸,肩着笨重的云层。雷雨在夜里迟钝地开始了。两个钟点后,山洪暴发。卸煤台下底倾斜的场坪和路床变成了河流。二十团矿道木在水流上漂浮,煤底山积被从中间吃空,坍倒下来,一刻钟就冲走了一千吨。”但在这恐怖的灾难中,焦炭炉“还在倔强地吐着暗红的、凶厉的火焰”,工人们“激越而沉痛”的喊声“被风弹得很远,造成一种人类在粉碎世界的不可思议的大力底压迫下奋勇斗争的印象”。[12]在这一带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叙述中,“劳动”表现为人与自然的搏斗,自然的酷烈不过是将更大的胜利让渡给了人与人的造物。在路翎小说中,工业场景与自然壮景的并置既在美学上盗取了本属于自然的崇高感,创生出一种集神秘、恐怖、雄强和庄严于一体的混杂的现代美学体验;又将自然降格为可征服或至少是有待征服的客体,而富于原始强力的工人劳动者则在一种浪漫的、带有神圣化意味的修辞中被推上了主体的位置。
但值得注意的是,路翎小说中的“劳动”并非一味如此单纯乐观。在那些搏斗式的劳动场面及意象的杂糅中,我们会发现一种奇特的矛盾修辞法:大量连缀使用的形容词将种种相互悖反、难以兼容的意义一股脑地堆积在同一个主语之上,使得路翎笔下的“劳动”表现出一种两面性与悖论性。在火车头包工中连续工作了十六个小时的张振山感到的是“劳动的坚冷的兴奋和肉体的疲劳”[13];金仁高在劳动中既是“愤怒”的又是“沉醉”的,前一秒还喷发着原始强力、“凶猛而又美丽”,下一秒便陷入了“疲乏而昏迷、全身瘫软”[14];河滩上步履沉重的纤夫赵青云“突然有燃烧般的奇异的痛苦和兴奋”,于是“用轻柔的、美丽的、动情的声音”开始歌唱,而“这个早晨是如此的痛苦和美丽”[15]。坦白地讲,路翎小说中的矛盾修辞并不限于对劳动或劳动者的刻画,在路翎用力最深的人物心理上,这种修辞方式更是屡见不鲜,有时甚至颇令人费解。然而在其“劳动”书写中,这种矛盾修辞却并非毫无逻辑的堆砌,也不仅来自作家语言风格的惯性,而且具有某种结构性与观念性的内涵。金仁高上工时健美有力的形象与下工后隐忍压抑的处境,构成了人物心理与叙事上的双重张力:劳动者虽然从劳动中释放并体认到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却并没有从中获得维系与发展这一生命力的可能。由此,路翎小说展现出一种“劳动”的辩证形态:一方面是力的、美的、自由的、充满快感的,即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层面;但另一方面则是痛苦的、狰狞的、被迫的、压抑的,是处于剥削关系中的劳动形态。这种二重的悖论性无处不在,前者指向一种生命力的释放、爆发与创造性活动;后者则指向劳动对肉体的消耗、折磨与压榨。由此我们看到:劳动的强力不仅转化为并表现为强大的生产力,同时也在耗费着劳动者的生命力。因此它确如路翎所写的那样,是兼及“美丽”与“痛苦”的。通过这些彼此矛盾的修辞,路翎将劳动置于机械与肉体、工业与自然、热烈的生产与困厄的生活等一系列对位结构之中,不仅写出了劳动的创造性,也写出了劳动对人的消耗与压抑,即劳动的异化形式。
路翎笔下紧张、喧腾、雄壮而又带有奇观化色彩的工业劳动场景,不仅构成了叙事的整体氛围,还以一种有声、有色、有温度、有生命的神秘形式裹挟着情节的进展与人物的命运。工业场景掺杂着自然意象在小说中近于复沓式的出现,使得这一战时西南地方的“劳动世界”本身成了路翎小说的中心形象。然而在这一矛盾修辞法之下,更多时候,这个“劳动世界”则表现为某种人与非人、自然与反自然、创造与毁灭相混合的“怪兽”形态。1940年4月,路翎在给胡风的信中写道:“这里乡下(山谷里,煤矿里)在建设,但穷苦的生命永远穷苦,这建设也等着毁灭罢,我想。”[16]面对这一以矿区为代表的工业世界,或许正是从这种“建设”与“毁灭”并存的核心感受中,路翎生发出了一系列具有悖论性的修辞与意象。在这个工业劳动世界中,一切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机器时而是狰狞可恨的敌手,时而又变作温柔可亲的伙伴;卸煤台时而是黑暗的怪物,时而又包孕着明亮的希望;汽笛既是上工的号召令,又能成为罢工的集结号。路翎对于这种两面性与悖论性的独特把握,使其小说中的劳动书写呈现出一种近于表现主义的美学体验与批判力,因而他带给文坛的也自然是不同于一般左翼现实主义写作中的劳动者形象与写作模式。
矿场火车装运煤炭,李约瑟1941年摄
二 浪漫诗学与异化批判:以高尔基为中介
路翎的创作生命无疑是早熟的。在写出了《家》《祖父底职业》《黑色子孙之一》《卸煤台下》等一系列矿区题材小说后,凭借《饥饿的郭素娥》在文坛脱颖而出时,路翎也才不到二十岁。1942年5月底,在写给胡风的信中,路翎流露出一种自觉的忧虑:“对这安然,我实在有些怕。只有那么一点点资本,花完了,该怎么办呢?”[17]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路翎的写作主要还是依托于矿区生活的切身体验与观察,而自我经验的耗尽无疑给这位年轻的作家带来了一丝隐约的恐惧。路翎小说对于劳动之两面性的发现,诚然与其鲜活的矿区经验和天才的敏感不无关系,然而在有限且粗糙的现实经验之外,对于一个有着特定的世界文学阅读视野、正在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年轻作家而言,这种文学想象背后的观念形态也可谓其来有自。在1940年1月出版的《七月》杂志第5集第1期上,发表了由周行翻译的苏联批评家A·拉佛勒斯基的《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一文,紧跟着这篇文艺论文发表的则是由苏民翻译的一篇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在盐场上》。在这篇论文中,拉佛勒斯基格外强调高尔基对于“劳动”的重视。他引用高尔基的表述指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改变了以前文学上的两大“永久的题材”——“自然”与“劳动”的面目。“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中的“自然”题材,在于“人为了他的较高的目的而使自然的面目改变,人类征服那些原素的智力的胜利”,核心是以“‘对于人的惊叹’,对于他的权力与能力的热衷,代替了从前对于自然的虔诚的被动的默想”。而“与这个对自然的新态度一同,另一个‘永久的’题材也改变了——这就是劳动”,“在普洛革命的国土里……劳动创造的障碍物是破天荒的消失了。劳动已成为自愿的,而正是这一重要的事实,又改变了文学上对于劳动的处理的性质。如果在以前,劳动是被轻视的,被看成是一个机械的过程,是可怜的东西,是加于人类的一种灾害,看成是受罪,或是对于他人的意志的从属,那末在现在,劳动就重新获得它原来自然具有的性质了。它已成为一种主导的而非从属的力量,成为新人生活上的最高的事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主人公,不能不选定‘劳动,就是说,人,它是由劳动的过程形成的,但反过来又组织劳动,发展它,直至把它变为一种艺术,我们必须努力去认识劳动就是创造’”。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则“剥夺了劳动的欢喜,封锁了它的创造性的潜在力”[18]。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路翎小说的某些观念性的源头。路翎书写“劳动”与“自然”时的浪漫主义倾向,及其对于“劳动”作为创造性力量与异化形态的认识,都显示出与这篇论文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
路翎致胡风书信手迹,1947年9月15日
这期《七月》出版时,路翎已与胡风通信近9个月。从1939年4月向胡风发出给《七月》的第一封投稿信时起,路翎在1939年内至少向《七月》投过四次稿,直到1940年2月初被告知《“要塞”退出以后》可以发表,最终被作为“新作家五人小说集”之首,刊发在同年5月第5集第3期的《七月》杂志上。这一时期热切地渴望从胡风与《七月》那里得到文学上的指点与帮助的路翎,不可能不对《七月》杂志有所关注和阅读。另据路翎的回忆,早在1938年作家16岁时就很喜欢高尔基的《在人间》《我的童年》《我的大学》等作品。[19]由此可以推测,路翎很有可能阅读过刊登在《七月》第5集第1期上的这篇关于高尔基与现实主义的文艺论文以及紧随其后的小说《在盐场上》。
1948年10月,胡风与路翎等人在杭州灵隐寺前排左起:贾植芳、任敏、冀汸、胡风;后排左起:朱怀古、余明英、路翎、罗洛
准确地讲,这篇《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其说是高尔基自身文艺理论的表述,倒不如说是作者拉佛勒斯基对于高尔基文艺观点的阐释与总结,并力图从中概括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完整的概念”。[20]对胡风及《七月》同人而言,译介并发表关于高尔基的论文以及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可能是希望援引高尔基为资源,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进行某种理论上的争辩,但与此同时,这种编发形式也以一种“文艺理论+创作实践”的方式构成了某种指导现实主义写作的“教科书”。从1900年高尔基写给契诃夫的信中,拉佛勒斯基辨认出了高尔基的现实主义观念中内在的浪漫主义气质。在关于“劳动”与“自然”的一系列表述中,高尔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对于人的主体性位置和劳动的创造性本质的高扬,都显示出强烈的浪漫主义倾向。从根源上讲,这种浪漫主义气质或许本身就内在于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关联之中。浪漫派诗学的哲学基础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而主体正是在超越或征服客体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而在浪漫派诗学中,内在自我由外在世界唤醒并充溢于自己的周围,逐渐使周遭事物一一反映自我,因而内在自我最终正是通过客观环境的主观化完成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只有通过作为人的“类生活”的生产,“自然”才能体现为人的作品与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从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1]而当整个自然界成为人的外延身体,也就是将自然界与客观性主观化了,人类的自我意识成为最高的神性,劳动的人最终成为造物主本身。维塞尔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神话诗学内核时指出,青年马克思作为“黑格尔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人”,他所关心的问题在于如何反抗生命的痛苦、毁灭与“人的有限性”,[22]而异化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背后的人道主义观点实则是与“人的发现”“深度自我”这些浪漫主义的核心命题一脉相承的。
拉佛勒斯基《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七月》第5集第1期,1940年1月
在路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过程中,高尔基(包括经过胡风及《七月》同人选择与译介的高尔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中介。路翎在写于1985年的《我与外国文学》中曾细致地总结了自身写作的理论资源,他说“在那时期,还首先是高尔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它们给我提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艺术原则和创作方法。和这同类,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弗里契等的论文学的论文,是我热心阅读的”[23]。高尔基《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又译作《给青年作家的信》)早在1930年代就被翻译成多个版本在报刊上发表或收入不同的文学论集。其中针对浪漫主义的文学潮流,高尔基进行了进一步的区分:“在同一浪漫主义中,仍然有区别其两种倾向大异的东西的必要。消极的(否定的)浪漫主义——是粉饰现实,或使人与现实相妥协,或将人从现实上拖到无任何结果的深渊,拖到自己的内的世界,拖到关于‘人生的不可解’,及爱,或死等的思惟的世界,拖到‘智性’与见解所难于解决而只有由科学才能解决的那种谜里面去。积极的(肯定的)浪漫主义则想强固人类的对于生活的意志,想在人类内面唤起对现实的反抗心,对那关于现实的一切抑压的反抗心。”并提出“在伟大的艺术家时,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似乎任何时候都是融合在一起”。[24]高尔基关于浪漫主义的重新评价,以及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的见解,可能都对路翎的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经过鲁迅译介或推荐的苏联文学如《苏联作家七人集》、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中的“浪漫色彩”与“革命的浪漫性”也给予路翎巨大的影响。在路翎看来,“这浪漫性,即作者的追求联结着更多的触须更多的联想、想象,其想象的虹采由于时代的激荡碰触着更多的生活角度,但并不消失它们的现实性,使他们的现实主义文学深刻地占领生活的各个角度,有着它的巨大的功能”[25]。而路翎的写作则吸收与发展了这种浪漫性、体验性与主观性的“触须”。关于“浪漫主义”的问题,路翎曾在写于1944年的《谈“色情文学”》中对浪漫主义的不同资源进行过辨析与别择:他认为欧洲的浪漫主义容易导向个人主义倾向,而从以《静静的顿河》为代表的“苏联底新文学里面的浪漫主义”中,路翎看到的则正是他自己热衷于表现的那种“人民底原始的力量和泼辣的生命”。[26]
高尔基《在盐场上》,《七月》第5集第1期,1940年1月
拉佛勒斯基的《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通过援引高尔基,其实是在新制度对旧制度的革命与超越中,将书写“创造性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视为一种由新的社会制度创造与保障的理想文学形态。但有趣的是,随后附上的高尔基小说《在盐场上》却并非这样的作品。恰恰相反,小说通过书写流浪者“我”到盐场找工作却被工人们欺压、排挤乃至被赶出盐场的故事,表现了盐场工人在高强度的劳动下深刻的精神奴役、觉醒的艰难与自暴自弃式的变态反抗——这里并没有充满力与美的“创造性劳动”,只有工地的艰苦、工头的叫嚣和工人们沉重的劳动与疲乏的沉默。在这篇速写式的小说中,高尔基对于盐场上劳动场景的细致描摹与富于油画感的笔致都令人联想起路翎的小说。事实上,无论是小说题目还是推车运盐的具体场景都使我们有理由猜想:《在盐场上》很可能直接启发了路翎小说《卸煤台下》的创作。尤其可以确定的是,高尔基小说对于“劳动的异化”的表现同样是路翎小说的重要主题。由此可见,高尔基高扬劳动创造性的浪漫主义与刻写异化劳动时强烈的批判色彩,或许正启发了路翎关于劳动之两面性与悖论性的把握。更重要的是,高尔基笔下这些狭隘的、野蛮的、带有强烈帮派意识与疯狂情绪的、在长期沉重的劳动下“失去所有的人的形像,变成功一只野兽”[27]的工人形象,也构成了路翎笔下劳动者形象的重要来源。例如,“郭素娥”的形象就部分来源于高尔基《马尔华》中那个“倔强的劳动妇女”;而里别进斯基的《一周间》和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则给予了路翎“从这里学习描写革命形象和产业工人”的可能。特别是在观察现实的方式上,路翎也坦陈:“高尔基在他的作品里所描写表白,所肯定,所追求和跟踪的,他所描写的俄国沙皇制度下的痛苦,劳动者的正义,和流浪汉的忧郁的叹息,变成了我的日常观察事物的依据之一。”[28]
应当说,《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及其人道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论调,与胡风强调“精神奴役创伤”与反抗客观主义的“主观现实主义”主张有所契合。在路翎写作这批矿区题材的作品时,胡风在通信中的具体建议也多强调人物在“内心工作”或“精神意志”等心理层面上的发展。路翎对人物心理世界的开掘使其热衷于塑造那些具有复杂性格甚至病态心理的人物,又常常将人物放置在某种“危机”或“突转”的时刻以激发出一种歇斯底里式的疯狂状态,人物强大的主观体验往往会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周遭的世界,带来精神上的突进或轰毁。在路翎的人物心理刻画中,我们可以见出高尔基式的工人形象、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叙事与胡风主张的主观精神向客观对象的“扩张”等多种资源的交互碰撞与化合。1942年5月,路翎在给胡风的信中谈到刚刚完成的《饥饿的郭素娥》时说:“‘郭素娥’,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里的女人,我企图‘浪漫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29]事实上,路翎对人物心理世界的开掘的确与浪漫主义诗学有某种核心的一致性,即对于人的内在意识与深度自我的发现。但更重要的是,对小说中的“底层劳动者”形象而言,“深度自我”的建立有着更为切实且深远的意义。尽管在胡绳、向林冰等批评者那里,路翎笔下的底层劳动者总是因其“突发的情感波动”或“离开群众的独立特行”[30],在人物的真实性或典型性方面受到质疑与批评,但在战时工业的视域下我们也会发现,这种“非典型”的革命主体形象也自有其现实基础与典型意义。[31]《饥饿的郭素娥》中的张振山这类带有流浪汉气质的工人形象不仅来自高尔基的文学影响,更与抗战以来中国工业向西南后方的大规模内迁带来的社会流动有关。1938年至1942年,四川迅速成为大后方的工业中心,伴随大城市与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工厂的内迁与西南地方工业结构的调整,在大批外来的产业工人之外,流亡难民、散兵游勇、破产农民、城市小生产者也纷纷拥入工人队伍,携带着极强的地域观念与行帮观念,既造成了工人群体内部的复杂性,也在艰难且极不稳定的迁徙中造就了张振山这样孤绝、强悍、富于自我意识的“流浪工人”的原型。张振山身上强烈的个人主义气质的确使其与主流左翼文学中典型的进步工人形象拉开了距离,但路翎的小说也借此提出了以下这些颇具革命性的假设:第一,复杂的心理结构或某种内在的“深度自我”并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及其文学形象的专利,底层劳动者也可以在对精神奴役创伤尤其是“语言奴役创伤”[32]的反抗中获得。第二,在战时内迁的复杂语境下,“工人阶级”也不再是某种同质化的整体,其中高度的差异性构成了阶级觉醒与集体行动必须面对的现实困境。第三,对于身份构成与社会经验都尤为复杂的战时工人群体而言,集体与阶级的觉醒有没有可能建立在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现代主体的基础上。这些问题或许难有定论,但值得重视的是:路翎笔下丰富、混杂又充满悖论性的矿区经验及其对战时工人形象的复杂呈现,不仅来源于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文学资源与观念形态,亦有重庆本地煤矿公司与战时从河南、湖南等地迁入的煤矿公司合并、改组等社会史事件构成的现实基础,更打开了一种在战时工业内迁语境下观察城乡世界与农工经验的文学视野。
战时西迁厂矿抢运机器物资
三 创伤与远景:乡土世界与工业劳动世界的冲突
路翎小说之所以会引起胡绳等人的批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许在于,在拥有深度自我的现代个人与具有阶级意识的集体革命之间,存在着难以被轻易跨越的距离。这也的确使路翎小说的意义图景充满裂隙与不稳定性。路翎的小说质疑的虽是左翼文学中流行的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写作模式,但也对革命文学中的一些基本观念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拆解。换言之,“革命”作为一种历史远景在路翎笔下太过模糊与渺茫,甚至无法为小说叙事提供价值上的动力。在胡风那里,主观生命力是与革命自觉、革命力量的形成相关联的,能够支撑主体在历史中的位置,然而在路翎的小说中,这一概念却裹挟着更多复杂的具体性与现实性,最终导向了一种盲目的原始强力的释放,而不足以提供一个清晰的革命远景。但这并不意味着路翎小说没有提供其他的价值图景或关于历史远景的想象。相反,或许正是在路翎那些具有悖论性或辩证意味的“劳动”想象中,在那个一切都在建设、一切又都在毁灭的“劳动世界”中,蕴含着巨大的张力与解放的潜能。应当说,路翎甚至是有意在“劳动世界”与乌托邦话语之间构建起关联。
1940年冬天,路翎完成了一篇短小的、带有一点寓言色彩的小说《祖父底职业》。小说通过一个15岁的少年吴受方的职业选择,将学生、小职员、工人与三种不同的生活状态相关联,并在迂腐、年迈、受气的祖父和年轻、强壮、充满力量的叔叔形成的鲜明对比之下,在“做职员”与“做工人”之间构造了一种对峙结构。显然,“做工人”被描述成一种虽劳苦却独立且充满希望的选择。这一选择继而与“少年的瑰奇的幻想”相勾连,进一步为“做工”“劳动”赋予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形态。通过少年吴受方的眼睛,小说两次展现了叔叔打铁时强悍而热烈的劳动场景,这与火车头在黑暗里带来梦幻般的美丽景象一道,在少年心中留下了动人的印象,使主人公最终选择了“向工厂底方向跑”。而无论是在叙事还是象征的层面上,“祖父之死”都是小说中一个颇有意味的事件。祖父的死一方面使吴受方产生了“我们要永远不受人家底气”的朦胧觉悟,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一个关于未来的幻梦:“吴受方梦见祖父牵着自己底手,在黄沙飞漫的旷原上飞跑着;他们是要跑到一个地方去,一个每一个人都欢笑着,劳动着,一个充满光明和梦想的美丽的地方去。”[33]小说通过构建“劳动”(体力劳动、工业劳动)的浪漫形象,赋予了“劳动”在实践与价值上的双重内涵,使其指向了一种具有未来性的理想生活形态。
路翎小说中浪漫的劳动想象几乎都可以在这个意义上与一些正面的价值关联在一起,如人的尊严、健康的生命力、独立的生活、合理的秩序,甚至是对人性恶的净化与道德完善。然而,劳动的悖论性又使得路翎笔下的“劳动世界”呈现出一种晦暗不明、内在紧张的图景,从而与理想的乌托邦拉开了距离。换言之,如何在现实主义的劳动世界内部发掘出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潜能甚至一种能够介入历史的实践力量,对小说叙事而言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命题。在路翎的矿区写作中,“劳动”已不仅仅是工人的职业行为或世俗生活的后景,而且是一个具体的、动态的场域:它既被描述为工人体认自身力量的理想途径,也是阶级矛盾爆发的第一现场。与之相应的是关于“革命”的理解:工人革命既是对自由的创造性劳动的争取,也是对异化劳动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悖论性的“劳动”才是孕育并最终触发“革命自觉”的内在机制,以及“革命”最终发生的核心场域,因此“劳动”不能被“革命”排斥在小说的叙事图景之外,或是被从天而降的革命叙事遮蔽或取代。对路翎而言,获取未来的钥匙就蕴藏在劳动世界的内部,等待着作家的再现、诠释与剖析。而在路翎笔下,一个庞大的、泥沙俱下的、具有现实性的劳动世界,正是在一种具有现代社会流动性的战时工业视野中展开的。
在《饥饿的郭素娥》中,“劳动世界”之于郭素娥生活的世界而言,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先在的世界:
四年前,工厂在原来的土窑区里,在山下面建立了起来,周围乡村的生活逐渐发生了缓慢的波动,而使这波动聚成一个大浪的,是战争的骚扰。厌倦于饥馑和观音泥的农村少年们,过别一样的生活的机会多起来了。厌倦于鸦片鬼的郭素娥,也带着最热切的最痛苦的注意,凝视着山下的嚣张的矿区,凝视着人们向它走去,在它那里进行战争的城市所在的远方走去。[34]
路翎《饥饿的郭素娥》,桂林生活书店,1943年
在这个颇具总体性的段落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经历剧烈的变动与分化的世界。“劳动世界”的诞生伴随着战争对乡土世界的扰动,将现代工业带入了西南乡村,也带来了一种“过别一样的生活”的可能,将陌生的“城市”与“远方”也一同带入了传统而封闭的乡村视野。空间的入侵带来的是时空意识与情感结构的改变。对五里场的乡民而言,“太阳不在这边,人不能知道时辰”[35],矿区每个钟头都会拉响的汽笛则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时间感知方式。在这种巨大的历史变动中,矿山与乡下、工业世界与乡土世界这两种时空体的对位、冲突与相互介入,构成了小说内在的空间结构与情感结构。为了呈现这两个毗邻而分立的世界,路翎有意识地设置了一个山坡俯瞰的视角。无论是张振山还是郭素娥,都曾从这个俯瞰的视角中获得对两个世界截然不同的情感体认。对张振山而言,“右边山脚下,是闪耀着灯火的环节的卸煤台,是筋疲力尽的劳动世界——是张振山的生命里的最富裕的一部分”,而“左边遥远的山脚下”,则是“宁静的映着月光的水田”,“充满芬芳的暗影的幽谷”,令他“感到陌生的甜适、焦灼和嫉妒”。[36]当张振山出于复仇点燃了山顶的小屋,“火灾照亮了两个峡谷,以完全不同的感奋给予了两个峡谷里的居民”[37]。而从“郭素娥之死”开始,小说的故事空间也从矿山转移到了五里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也显现出在“矿山”与“乡下”两个世界之间的空间位移。
在所有以“区隔”为表征的空间结构中,在“矿区”与“乡村”之间的联结点上,是那个向山下“凝视”的郭素娥。在《饥饿的郭素娥》中,以矿场为代表的劳动世界常常是通过人物的视角与体验得以展现的。机器工人张振山看到的是灯火辉煌而又“筋疲力尽的劳动世界”,是他“生命里的最富裕的一部分”;而在曾是佃农的土木工人魏海清眼中,这却是一个充满了恐怖、神秘和“雄伟的狂乱”的、不可理解的世界。与之相对的是,在郭素娥眼中,这个劳动世界却始终与晴朗、明亮、温柔、愉快的意象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路翎通过郭素娥的“凝视”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劳动场景:
……早班的工人吹啸着,抖擞着肩膀,跨过交叉的铁道,进到厂房里去。在翻砂房旁边的生铁堆中间,年青的伙子向明亮的天空吆喝,翻砂炉的强猛的火焰在阳光里颤抖着蓝紫色,腾起来了。
短锄从郭素娥的发汗的手掌里落下,倒到新翻的,露出潮湿的草根来的黑泥土里去了。举起一只赤裸的手臂,揩着额上的汗珠,她专注地向下面的辉煌的厂区里凝视着。
她的脸颊红润,照耀着丰富的狂喜。在她的刻画着情欲的印痕的多肉的嘴唇上,浮显了一个幸福的微笑。当她把手臂迅速地挥转,寻觅短锄的时候,她的牙齿在阳光里闪着坚实的白光,她的胸膛急遽地起伏着。
激动地,她回到她的劳作上来。泥土在锋利的短锄下翻起,蒸发着陈旧的沉重的香气。在锄柄上,她高耸着浑圆的肩,带着一种严肃的欢乐,咬着牙齿,慢慢地摇着头。但很快地,手里的工作就变得无味了。她摔去了短锄,在田地边沿的山石上坐下来,石块后面,干枯的包谷在微风里发响。
“我累了。”[38]
从郭素娥到叙事者,随着“凝视”视点的转换,山下厂区里沸腾的工业劳动场景与郭素娥开垦土地的农业劳作被并置在一起。在描述郭素娥锄地的情景时,路翎非常谨慎而自觉地、仅仅使用了“劳作”而非“劳动”的概念。也就是说,“劳动”在路翎这里不仅指的是体力劳动,而且仅仅指向工人的工业劳动。在这个伴随着“凝视”发生的农业劳作场景中,郭素娥经历了一个从兴奋、快乐瞬间转为无味、疲乏的过程。显然,郭素娥最初获得的那种“丰富的狂喜”与“严肃的欢乐”其实是通过凝视将山下工业劳动的昂奋投射到了自己身上,然而当她回到真正的土地“劳作”中时,便马上失去了由短暂的移情获得的快感、存在感与意义感。于是她伸着懒腰问自己:“我还来开这块地做啥子呢?喂狗么?……不想住在里面了,怕等不到明年春天,……”[39]
在郭素娥眼中,只有专属于山下矿区的“劳动”才真的富于生命的质感、活力与意义,才能够真正填满她的“饥饿”。因而她反复对自己说、对邻人说、对张振山说“我想要出去做工”[40]的渴望。对郭素娥而言,“劳动”不仅意味着“做工”,更加意味着“出去”,意味着走向由矿区带来的“城市”与“远方”,走向一个与沉滞苦难的乡土生活全然不同的新的时空,走向一种她想象中的独立自由的生活。正是在对乡土世界之外的“劳动”的凝视和想象中,郭素娥开始意识到:“我们过得真蠢!”这一新鲜的、外来的劳动世界使郭素娥突破了乡土生活的狭窄视野,产生了重新认识自我与生活的意识。正如张振山对她说的那样:“你不会想到很多另外的事。在这社会上,有很多复杂的事。”“你知道到它,就简直觉得你周围原来如此。还有好的,还有坏的,但都是大的,你会不想过你现在的臭日子,象臭泥坑。”[41]在郭素娥的凝视中,这一劳动世界无疑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
无论是在形而下还是形而上的层面,对郭素娥而言,“劳动”都成了可以排遣欲望、释放并升华那些被压抑的、过剩的生命力的方式。在上述“锄地”的段落中,关于“劳作中的身体”的修辞都带有浓烈的情欲意味。按照精神分析的逻辑,郭素娥从张振山那里获得的“偷情”的快感与这里的“凝视”并无二致。郭素娥“平常总是用劳动来稳定颠簸的心绪和强的习惯”,甚至在张振山那里,“劳动”也曾一度成为精神奴役创伤的疗救之途。然而,对于郭素娥的“劳动”渴望构成反讽的是,“劳动”与“欲望”的纠缠也同样发生在张振山的身上。对张振山而言,劳动并没有解决合理组织生命力的问题,偷情反而也成为一种代偿。在张振山复杂的个人生命史中,工厂生活也曾逐渐使他“懂得了克制自己”,“懂得了用怎样的一种眼光来回顾火辣的过去,和应该带着怎样的一种精神倾向来使自己生长”。然而一旦“失去了劳动的强有力的支撑和抗争的主要标的”,他身上那些“恶毒的倾向”和浪荡的生活“就变得更加难以管束了”。[42]如果不是每一种形式的“劳动”都具有拯救的可能与意义,因此郭素娥才无法在农业劳作中得到物质与精神的满足从而“饥饿”,那么为何在工业劳动中解决了物质问题的张振山,也仍然无法解决自我与群体间的精神危机以及相关的社会政治地位的问题呢?这就为“劳动世界”之于主体精神奴役创伤的疗救作用打上了一个问号。
与此同时,在魏海清那里,劳动世界则构成了对乡土世界的入侵与压抑。在路翎笔下的“农工”形象中,本地佃农出身的土木工人魏海清与《卸煤台下》中出身自逃难佃农的推煤工人许小东构成了一种对位互补的关系,但他们都共同遭遇了一个现代工业世界对乡土经验的冲击。这个全新的“劳动世界”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动,切断了这些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甚至以新的劳动形式重新对工人的生命形式加以赋形。应当说,抗战中的西南内地工业几乎是以畸形发展的方式,在资本、机器、技术、劳动力等各个方面迅速完成了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型。流亡难民与失地农民的工人化正是这个被动而暴力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体的环节与侧面。在许小东和魏海清身上,路翎以一种“农工”心灵史的方式写出了这一微观层面上的创伤经验。对魏海清而言,以“异省工人”为代表的工业世界以一种“外来者入侵”的方式席卷而来,大大增加了他对这个劳动世界的拒斥与敌意。如果说在《卸煤台下》中,同属于外来者的许小东和进步工人孙其银的关系是被置于一个“儿童/母亲”的结构中,在许小东的眼中,孙其银无疑掌握着生活的真理和行动的方向。但魏海清对张振山的态度则复杂得多:“他对他的态度是暧昧的。他嫉妒他,痛恨他,惧怕他,也乐意他,钦佩他。”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张振山的强壮身影还是和工厂的雄伟景象交叠在一起,构成了魏海清眼中“庞大的劳动世界的秘密”:
山峦带着黑暗的威胁,站立在厂区的绚烂的灯火背后。在灯火密积的中心,在远远的两端完全漆黑的山峡中间,厂房的宏大的轰响,大烟突上面的浓烈的黑色烟带,煤场后面的焦炭炉的腥红的火舌,……这一切,以一种雄伟的狂乱,在山峡的顶空上严重地升腾着大片繁响的浓云。
魏海清无法理解这庞大的劳动世界的秘密,在它面前感到惶惑,体会到恶意的嫉恨。在繁密的灯火的摇闪里,在滚腾的浓烟里,张振山的粗壮,强力,凶残的身影浮幻了出来,大步地向前踏走;而在他的臂弯里,郭素娥淫贱地,快意地颤抖着。[43]
面对这个狂乱、庞大而神秘的劳动世界,许小东和魏海清诉诸的心理防御机制都是朝向过去与乡土的回忆。许小东和妻子常常怀念、幻想着战争爆发之前在家乡务农的情景;魏海清则在五里场舞龙这一喧闹而亲切的民俗场景中,回到了那个不受劳资秩序和资本逻辑支配的乡土世界和童年时代:
魏海清几乎想叫喊了,他想叫给山那边的那些异省工人听,现在,在五里场,所有的一切颜色,一切耀动、光彩,都是属于他贫穷的魏海清的。这一切不要一毛钱去买;什么人都买不到。[44]
在这里,魏海清舞龙的乡村民俗场景恰恰和张振山在火车头包工时大放异彩的工业劳动场景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位关系。然而在目睹了保长收捐的恶行后,魏海清马上就意识到了他刚刚收获的那种归属感与尊严感的虚假与短暂,继而认清了乡土世界中固守的恶意与持续的窳败。最终,在与郭素娥死在同一帮人手中与同一把火铲下之前,一直对工业劳动世界抱有敌意的魏海清,终于认同了让儿子小冲“去做工”的选择。
通过书写死在乡土世界中狭隘的、固守的、无法更动的恶之下的郭素娥与魏海清,路翎还是将希望指向了这个庞大的劳动世界。这个总是跃动着生命活力与辉煌灯火的世界透露出一种隐约的独立性、开放性和未来性。然而,“劳动”的异化面向与张振山的出走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这一“劳动乌托邦”的虚幻与悖谬。或者说,现代工业劳动世界的乌托邦属性只有处在与乡土世界的对位结构中才得以成立。或许是由于无法解决“劳动”内部的反乌托邦话语,小说最终只能悬置起“劳动”内部的悖论,而选择一种外在于“劳动世界”的眼光来给出某种远景式的描述:
春天真的到来了。在农历二月初旬,有过一次持续了三天的气候的骤然的转变,意外的寒冷侵袭着峡谷,使人们重新翻出了脏污的冬衣,但随后天气便又突然辉煌,明亮,和煦了起来。太阳每天确切地从山谷左边升起,射出逐渐强烈的白光。在峡谷上空高远地行走过去的白云,是轻淡而透明的。鹞鹰在云片下停翅,傲慢地凝视峡谷,然后猛然高飞,没入云片里。从山谷的年青的怀抱里,槐花的幽暗而强烈的香气向工厂飘过来,充满引诱。地主的庄园里有橘柑花的暖香在蒸腾,桑树叶油绿。在工厂水池畔的土堰上,柳枝丰满了。芙蓉开始含苞。芙蓉丛后面的水田里,鸭子们成天吼叫,追逐伴侣。
工人的老婆在水浅的堰塘里用蔑篓捕鱼。她们高卷衣袖,把手臂浸在水里,用赤裸的,强壮的腿在泥水中跃走,一面彼此愉快地泼水,尖叫。从山坡上,男人们的粗野的,放肆的笑声掷了下来。爬上坡顶的时候,他们唱着女人的歌。……
在机器房里,电灯一直亮到深夜,马达咆哮,油烟滚腾,人们在赶做又一次的火车头包工。[45]
在小说尾声这段关于“劳动世界”的描写中,我们看到的是路翎笔下少有的明朗而欢愉的自然景象与劳动场景。这种明亮、健康的色调,远远不同于路翎以往描写工业世界时奇伟、诡谲的浪漫主义笔调。然而这种景象其实也并不陌生,它的上一次出场来自郭素娥“凝视”的眼睛。如果说,对那个腐朽、固执且自我消化能力极强的乡土世界而言,郭素娥还是沦为了历史或谈资,那么她的死对这个世界的真正“扰动”,或许正在于这种幽灵视点在长工夫妇、郑毛与小冲身上的复活。他们甚至喊出了和郭素娥一样的要求:“我要去做工”[46],并且终于投身郭素娥可望而不可即的劳动世界中去了:“他们就要和前面的这顽健的老人与结实的小人一同开始他们的新生活了。他们就要投入这不可思议的,庞大的劳动世界里去了。”[47]
天府煤矿试验工厂,李约瑟1941年摄
在酷烈的悲剧之后,与《卸煤台下》的结尾盼望着出走者归来、等待被解放的疯人不同,《饥饿的郭素娥》给出了另一种结局,即强健的、正在走向觉醒的后来者对这一劳动世界的主动加入——然而出走的终究还是出走了。“出走”与“投入”构成了路翎面对“劳动世界”时充满张力的两个核心姿态。事实上,无论原始生命力的喷发多么强大,张振山式的个人最终还是会被这个劳动世界所放逐,而“群”的力量还是被封锁在劳动世界的内部。在写作《饥饿的郭素娥》的1942年,路翎尚无法解释:既然强悍的个人只能被放逐,为何劳动世界的伟力却永不止息?张振山们所未曾得见的、内在于劳动世界肌体内部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劳动”到底如何才能成为中国工人与工人社会的远景?这些内在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命题,在路翎这里显然还缺乏文学上的解决方案。尽管路翎强烈地感受到了“劳动”内在的悖论性,并执拗地将“劳动世界”建构成一个充满悖论的乌托邦,但小说中这些底层劳动者在人的觉醒、个性解放之外,如果没有一种主动改变劳动关系的自觉与诉求,这种乌托邦图景就仍然是缺乏逻辑根据与价值支撑的、想象性的权宜之计或空中楼阁。如果路翎难以在人物塑造上真正完成从自发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的艰难旅程,那么就很难巩固这一乌托邦话语。质言之,在路翎坚守的“现实性”与胡风期待的“未来性”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逻辑真空与叙事空缺。这使得路翎构建的“劳动世界”还是只能携带着“时代的负担”[48],而无法承当起真正的叙事远景。
结 语
1939年,周扬在分析新文学在“九一八”之前形成的创作主题时曾指出:“由于中国工人数量的稀少,年龄的幼稚,作家和工厂接触的不多,虽然前进的作家对于这个新的社会力量极其憧憬,在思想上力图接近,但是要把这些新的人物描上艺术的画布,对于他们的面目,还不够十分地熟悉。这就造成了描写工人作品的缺少,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特别是反帝国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弱点。”[49]1949年,茅盾在论及工人文艺运动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察:“屈指算一算,三十年来的新文艺作品中,写到工人生活的,实在不多。而这不多的作品中,写工人写得真像工人的,那就更少了。原因是写作者对于工人生活不太熟悉,——他自己没有经验过工厂生活,甚至他所见的,只是走在路上的工人而不是在工厂内工作中的工人。”[50]如周扬和茅盾所言,新文学创作的确缺乏书写工人、工厂和工业的文学传统。更确切地讲,自左翼文学开辟书写城市工人革命的文学主题以来,新文学虽有书写工人的尝试,但正面表现“工业生产”或“工人劳动”的作品却并不多见。与“劳工神圣”的话语经由各种泛社会主义思潮流行于现代知识界的状况相比,“工人劳动”在新文学表现领域中的“缺席”显现出某种症候性。即使是在关注民族工业命运与丝厂罢工运动的茅盾笔下,生产劳动也并非其文学表现的重点。以蒋光慈为代表的左翼小说创作也往往着重落墨于工人运动,亦少有对工人劳动的正面表述。换言之,在这些有关劳动阶级的书写中,当“革命”被推上戏剧性的前景时,“劳动”则往往隐没在叙事的后景中。
在这种“缺席”的状况下,路翎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对工业劳动的书写则成了少数的“在场”。路翎对于战时中国西南地方矿区经验与工人生活的文学呈现、对“劳动”的两面性与悖论性的文学化诠释、对于“劳动者/革命者”内部的现代主体的发掘,及其对于某种“劳动乌托邦”的建构,展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学想象与观念形态。在路翎小说关于“劳动”“劳动者”“劳动世界”的想象背后,是1940年代的战时中国工业在内迁与重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现实问题:战争、迁徙与内地乡村的工业化在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联结之后,尚未发展出新的平衡性组织;在现代工业文明对乡土世界的强烈冲击下,工人流动性的增强及“农工”群体的大规模产生又加剧了工人阶级在构成、经验和话语上的复杂性,也为革命主体的生成及历史远景的构建提出了新的难题。在这些方面,路翎小说打开了一种战时工业的经验视域,通过对“劳动”之辩证性的文学诠释,在左翼文学常见的革命叙事之外,提供了一种关于阶级、革命、历史以及“人”的不同理解。这既是新文学作家在战时中国的社会变动中生成的新的经验,也是新的文学视域所带来的更为丰富的问题脉络与历史可能性。
路杨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8期)
注 释
[1]《路翎小说选·自序》,《路翎小说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2]关于路翎重庆时期对文学空间的垦掘,可参见王丽丽《路翎与重庆》,《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3]胡风:《致路翎(1941年8月9日,香港)》,《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4]参见胡风为路翎《饥饿的郭素娥》所作的序。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5]路翎:《家》,《七月》第6集第3期,1941年4月。引文中的“时的间”“幌闪”原文如此,应为“的时间”“晃闪”。
[6]路翎:《家》,《七月》第6集第3期,1941年4月。
[7]路翎:《家》,《七月》第6集第3期,1941年4月。引文中的“甜密”原文如此,应为“甜蜜”。
[8][9]路翎:《家》,《七月》第6集第3期,1941年4月。
[10]路翎:《饥饿的郭素娥》,第19页。
[11]杨义:《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
[12]路翎:《卸煤台下》,《抗战文艺》第9卷第5、6期合刊,1944年12月。
[13]路翎:《饥饿的郭素娥》,第43页。
[14]路翎:《家》,《七月》第6集第3期,1941年4月。
[15]路翎:《滩上》,《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1期,1946年2月。
[16]路翎:《一九四零年四月二十日自重庆》,《致胡风书信全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引文中的“罢”原文如此,应为“吧”。
[17]路翎:《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自重庆》,《致胡风书信全编》,第47页。
[18][20]A·拉佛勒斯基:《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周行译,《七月》第5集第1期,1940年1月。
[19]路翎:《我与胡风(代序)》,《胡风路翎文学书简》;路翎:《我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
[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22]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6页。
[23]路翎:《我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
[24]高尔基:《给青年作家——摘自“我的文学修业”》,绮雨译,《译文》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引文中的“思惟”原文如此,应为“思维”。
[25]路翎:《我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
[26]路翎:《谈“色情文学”》,《希望》第1集第2期,1946年1月。发表时署名“冰菱”。
[27]高尔基:《在盐场上》,《七月》第5集第1期,1940年1月。引文中的“形像”“变成功”原文如此,应为“形象”“变成”。
[28]路翎:《我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
[29]路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二日自重庆》,《致胡风书信全编》,第45页。
[30]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
[31]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拙作《“非典型”的革命主体——战时工业视域下的路翎小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1期。
[32]路翎:《我与胡风(代序)》,《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5页。
[33]路翎:《祖父底职业》,《七月》第7集第1、2期合刊,1941年9月。
[34][35][36][37]路翎:《饥饿的郭素娥》,第10~11、117、8~9、99页。
[38][39]路翎:《饥饿的郭素娥》,第48~49、49页。
[40][41][42]路翎:《饥饿的郭素娥》,第51、61、17页。
[43]路翎:《饥饿的郭素娥》,第71~72页。
[44]路翎:《饥饿的郭素娥》,第116页。
[45][46][47]路翎:《饥饿的郭素娥》,第140、139、14页。
[48]参见胡风为路翎《饥饿的郭素娥》所作的序。路翎:《饥饿的郭素娥》,第5页。
[49]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文艺战线》第1卷第2期,1939年3月16日。
[50]茅盾:《略谈工人文艺运动》,《小说》(月刊)第3卷第1期,194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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