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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一 命中注定的返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回了豫北老家乡下教书，四年后被调到县城工作，几年后又被调到郑州，直至三年前又来到北京。迄今为止，乡村生活在我的人生比例中所占的时间份额约是三分之一，都浓缩在二十岁之前。随着离老家越来越远，我对乡村和乡土文学的理解也有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在河南文学的谱系中，乡土文学是很强大的传统力量。或许是有点叛逆，我年轻时特别不喜欢乡土，写作时极想逃避乡土这个概念，总是试图保持距离，甚至反抗。约十年前，有评论家曾问，有不少前辈作家都有或是曾有过自己的写作“根据地”，也可称为地缘上的“原乡”，将之视作精神上的源脉或是情感上的情结，甚或成为创作中的一贯风格和手法，比如莫言的高密乡，贾平凹的商州，苏童的枫杨树。他们通常有一个甚或数个精神原点，或是相对固定的写作地域。在你的作品中并没有看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情结或地域元素，你内心有没有一个潜在的写作生发地，或是说隐秘的精神原乡？
没有，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明确意识。我当时很决断地这么回答。还分析了原因说，这应该跟生活背景和成长环境的差别有关。许多前辈的乡土记忆完整坚实，就成了他们的一种习惯性资源。他们建立的文学世界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记忆的影响。我们这代人的漂泊性和无根性更强一些，一般也没有长期的固定的乡村生活经验，写作资源相对来说也零碎一些，当然也可能会多元一些。
——但其实，怎么可能没有呢？只是彼时不自知。不过没关系，时间会让你知。这么多年过去，悄然回首就发现自己的小说写作有了两个方向的回归。一是越来越乡土性。作为一个河南籍作家，近年来虽然已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但地理视野的多维度似乎让我的乡土性更鲜明了些。二是越来越女性化。之前我还不时地有男性叙事角度或中性叙事角度，如今几乎全是女性角度。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身为女作家进行女性化写作似乎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原点选择，可对我而言这却是一种命中注定的返程。
如果做个粗略的盘点，《最慢的是活着》或可算作是比较明晰的回归标志，接下来的几个长篇，《拆楼记》《认罪书》《藏珠记》都有乡土背景，且也都是女性角度。还有些中短篇小说亦如是，如《旦角》《雪梨花落泪简史》《玛丽嘉年华》《给母亲洗澡》《叶小灵病史》等，其中《叶小灵病史》和《宝水》有一个参差对照的关系。叶小灵的“城市梦”发生在城乡之间鸿沟巨大的二十世纪末，讲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被实现”后精神突然落空因而无处安放的故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迅猛，想不被城市化都很困难，有意思的也许该是“乡村梦”。
二 最关键的这口气
最早动意写《宝水》，是被豫南信阳的一个村子所触动。那是2014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村里参加活动，这个村子2013年被住建部列入全国第一批“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也是原农业部确定的全国“美丽乡村”首批创建试点乡村。信阳毗邻湖北，山清水秀，又产茶叶，和河南其他地方很有差异性。当时村民们就已经在自己家里做民宿，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日常处事方式都特别有意思，很不同于我记忆中的农民，让我很有触动，当时就写了一些散文。后来我每年都会去那个村子几次，住上一阵子，收集的素材越来越多，可实际开写小说时我却发现状态很不好，虽然写了几十万字，有效字数却非常少。我琢磨了一下，发现此地因陌生而具备的吸引力此时又成了我难以打破的障碍。因我的童年青少年没有在这样的存在里生长过，所以即便做了很多功课，也还是感觉有一层隔膜。这隔膜似薄实厚：长篇小说要求内部这口气必须贯通，也特别考验写作者对世道人心的洞察，需要深入肌理地去了解社会规则、人情世态。但我到了豫南那边真的就是个外人，人情世故每一点我都觉得陌生，也不是多去几次就能贯通得了的。写的时候最关键的这口气就贯通不下来，这就很要命。
最熟悉的地方当然还是老家，我就尝试回到老家焦作豫北的乡村体察。虽然这些年我也不在家乡生活，有一定的陌生感，但这种陌生感容易打破。结果回到老家之后，果然马上如鱼得水。不得不承认，人情世故真就是一条很牢固的线，我小时候在这长大，就很容易进入到生活内部，就觉得写长篇的这口气突然就通了。不过我也没有直接选择生养我的平原村庄作为主体，经过慎重斟酌后，我把主体定位到了南太行山村，并选了两个村子作为了长期跟踪的点，深入探访寻找想要的东西，我称之为泡村。山村的自然风景好一些，同时我老家这边也在发展乡村旅游，我在信阳那边了解到的新变化在老家基本也是同形态的，那就两边并行观察。当然，之前在信阳的积累也没有浪费，很多素材仍可用。且还有意外所得：信阳的村子走得比较靠前，正好可以和老家的村子形成链条上的接续性。而老家村子的转型因为刚刚起步，它既有很多传统的东西保留，同时也有现代化的东西，而其封闭与开放所引起的冲撞和博弈在人心人情里的震荡更为激烈丰饶，各种气质杂糅在一起，非常迷人。
泡村的同时也跑村。那就是趁着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去看全国各地的村子。没细数过。一二十个肯定是有的。泡村是要看更深的东西，跑村是要看大面儿。其实走马观花看的都进不到这个小说里，但我觉得确实也很有必要。因为能够养一股底气。看得越多越有底气。这会让我踏实，能让我确认宝水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例乡村，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乡村。即便和那些发展相对迟滞的诸多乡村相比，它是一个发展得比较快的新乡村，这个新乡村也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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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与旧
在为《宝水》做新书宣传时，媒体按惯例总是会给一些标签词来定义，《宝水》的这些词是新时代、新山乡、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等。再加上又入选了中国作协首批“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名单，于是就会听到有人问：《宝水》是命题作文吗？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写作者，以职业经验我也能推测出某些人会想当然地疑惑这小说是不是主旋律的命题作文。在一次研讨会上，评论家李国平说：“《宝水》不是命题作文，如果说有领命和受命的意思，也是领生活之命、文学之命、寻找文学新资源之命，作者面对文学、面对生活，反映现实、表现生命的理解的自觉之命。”这理解非常精准。我最初想要写这个小说，肯定是属于个人的自觉性。后来这种个人的自觉性邂逅了宏阔时代的文学命题，如同山间溪流汇入了江河，某种意义上就是作品的际遇。对于这种际遇，我既已邂逅，便不回避。回避也是一种矫情。
还有人问，好多人说你这小说里有新东西，你的新东西从哪里来？乍听到这个问题很茫然，后来突然想到某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个桥段：一个御膳厨房的小宫女在接受考评时品尝菜味，说这道菜里有柿子的甜味，主考官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小宫女一脸天真地回答，因为这里面它就是有啊。它就是有啊。——小说里的新，不是从我这里而来，这新只能从生活里来，这种新，就是属于生活本身自产的生生不息的鲜灵灵的新。这新能不能被看见，能被看见多少，可能都是对小说家的某种考量。好多东西还真不是想当然坐在那想的，你只有到实地后才能知道它们能多么出乎你的意料。如果你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稍微沉浸式地去看，那就能感觉到这种新。
在驻村采访的过程中，我经常能明确地接触和感受到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多元力量：乡建工作者、支教大学生、派到村里的第一书记等，这些力量通过各种渠道作用到村里，使得乡村之变成为一种非常鲜活的状态，这种鲜活使得我无法去进行简单的褒贬或明快的判断，也会不断突破我固有的书写经验，从而让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在书房里的架空想象是多么孱弱和可疑。尤其是面对乡村，且还自持着所谓的精英视角傲慢地去框定它时，其中一定蕴藏着某种危险。
新固然是新的，但看到有媒体在采访时用“呈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乡村”这样的句子来评价《宝水》，我只有敬谢不敏。小说里有新时代乡村的新风尚和新特质，而这新也建立在旧的基础上。在江南乡村我就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些富裕乡村的宗祠都修得一家比一家好。宗祠的存在就是典型的旧，却能和新完美融合，而新旧的彼此映衬也让我觉得格外意味深长。我觉得写乡村一定会写到旧的部分，那才是乡村之所以为乡村的根本所在。正如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乡土中国，那一定是因为乡土性如根一样。新时代的乡村固然有新，但旧也在，且新和旧是相依相偎、相辅相成的。新有新的可喜，也有焦虑和浮躁，旧有旧有的陈腐，也有绵长和厚重。我不崇拜新，也不崇拜旧。我在其中不会二元对立地站队。如果一定要站队，我只站其中精华的、美好的部分，无论新旧。
四 困难种种
这小说从动念到写成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之所以用这么长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太笨，写这一部与当下乡村密切相关的小说，对我而言非常难。难处很多，难的类型也有多种：动笔前的资料准备和驻村体察，进行中的感性沉浸和理性自审，初稿完成后的大局调整和细部精修，还有在前辈的乡村叙事传统中如何确立自己的点等等，这都是难度，且各有各的难度。可以说，纵也是难，横也是难，朝里是难，朝外也是难。还真是不好比出一个最大的。或者说，每一个都是最大的。因为克服不了这一个，可能就没办法往下进行。
比如说，对这个题材的总体认识就很难。为什么说写当下难？因为这个当下的点正在跃动弹跳，难以捕捉。也因为很少有现成的创作经验可做参考，其情状类似于“灯下黑”。对这些难度，除了耐心去面对，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真就是一个笨人，所谓的经验都是笨的经验。那就是：听凭自己的本心和素心，尽量不给自己预设，只是到生活现场去耐心地倾听和记录，再对素材进行整理拣择，然后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遵从内心感受去表达。
再比如说结构之难。我在小说里设置了多重结构，有心理结构、地理结构、故事结构、时间结构等。心理结构就是以女主人公青萍的心理为主线，地理结构则是故事发生地宝水村的文学地理规划，包括它要分几个自然片，要有多少户人家，哪个片是核心区，核心区里住着哪些人家，谁家和谁家挨着住，以及村子周边有什么人文景点，游客来要走什么动线等等，都需要反复斟酌。时间结构上，我想写乡村的一年，大致背景是2016年至2019年间，抖音已在流行，大疫尚未来临，乡村的诸多利好政策也正推行实施。而这一年如一个横切面，横切面意味着各种元素兼备：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的等等，乡村题材必然携带着这些。我希望切出的这一面足够宽阔和复杂。
那么又该怎么结构这一年呢？山村巨大的自然性决定了按照时序叙事成了我的必由之路。接下来就是怎么分章节，是依月份？抑或节气？我选择了遵循四季。之所以拎出季节结构，是因为我先后尝试了12个月和24节气，相较一下，觉得还是四季结构的内部更有腾挪的空间。故事从正月十七开始，到大年三十那天结束。开篇第一小节是《落灯》，民间讲究的是正月十五、十六闹花灯，正月十七这天开始要落花灯、吃落灯面。最后一小节是《点灯》，民间也有讲究，大年三十那天要去上坟，要请祖宗回家过年，叫点灯。从《落灯》写到《点灯》，从冬到春，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除了季节交替，整个小说也是首尾呼应。章节题目从第一章“冬——春”、第二章“春——夏”、第三章“夏——秋”，直到第四章“秋——冬”，其间每个季节的重复衔接也是必然，小说里的树木庄稼也都需对应季节，因为大自然它就是如此啊。
难的还有语言。当我决定写这小说的时候，这小说本身的一切就决定着它已有了自己的语言调性：语言的主体必须是来自民间大地。而这民间大地落实到我这里，最具体可感的就是我老家豫北的方言。从小浸泡在这语言里，我现在和老家人聊天依然且必然是这种语言。但方言使用起来也很复杂，要经过精心挑拣和改良才能进入到小说中。河南的原生态方言是极度简洁的，如我老家方言说教育孩子是“敲”，宠爱孩子是“娇”。有句俗语是“该娇娇，该敲敲”，意思是该敲打的时候要敲打，该宠爱的时候要宠爱。但直接用过去，恐怕很多读者会不明所以。因此我琢磨一下，改为“该娇就娇，该敲就敲”，这样既保留了原来的味道，又不至于让读者困惑。陆梅老师评价说：“《宝水》的语言特别来神。甚至可以说，《宝水》的语言写活了人物、带动了故事。我的阅读感受，三成书面语、七成方言土语，就是小说里写到的豫晋交界南太行山的村俗、俚语、乡谚。这些方言土语有多少是乔叶跑村泡村和童年乡村生活经验的捡拾？有多少是她对经验和心灵的新的想象、创造和阐发？恐怕只有乔叶本人心知。”她真是太懂语言的关窍了。
作家创作前的阅读准备
除了方言，其他语言：女主人公青萍的内心独白和老原间的情侣私语，不同级别官员使用的行政腔，媒体惯用的播音腔，支教大学生的学生腔，游客们来自五湖四海，语言也是八面来风：商人，知识分子，小市民等等，我希望层次和样貌能尽量丰富。山村本身极其鲜明的自然性决定了散文笔法的细密悠缓也匹配整个叙述节奏，那就选择了散文笔法。“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在其中反复调和着文和质的比例关系，经常能愉悦地捕捉到可心的时刻。虽然或许还没有抵达理想境界，我也只能安慰自己说：难免遗憾，尽力就好。
五 名字们
在《宝水》中，我给郑州另起了一个名字，叫象城。老家焦作，另起的名字叫予城。予，人称代词，相当于“我”。《宝水》中的叙事角度，就是第一人称的“我”。而象和予合在一起，就是豫。据《说文解字》所言，豫本义是大的象，所谓象之大者。因远古时期的河南一带有很多大象活动。
象城，予城，我敝帚自珍地喜欢着小说里的这两个地名。象城，确乎像城，却到底不是纯粹的城，在这农业大省，它还有着各种或隐或显的乡村元素。此象确实大，大如乡村，大如土地。对这大象的了解和表达，我总如盲人，《宝水》的写作便如盲人摸象。但无论如何，也算是在真切地摸着。摸到的每一处，都亲熟如予城的予。而予城所指，就是我的城，我们的城。我们实地的城和我们内心的城。
小说里的宝水村属于怀川县。于我的记忆而言，怀的第一要义不是怀抱的怀，而是怀庆府的怀。怀庆府是老家焦作的古称。因为怀庆府的缘故，老家所属的豫北平原还有一个别名，就叫怀川，又称牛角川，因它由狭至宽呈牛角状。牛角川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地下水充沛，无霜期长，雨量适中，是一块丰腴之地，极有代表性的特产是四大怀药：菊花，牛膝，地黄，山药。尤其山药最负盛名，人称铁棍山药。
小说里主要人物的名字我也都敝帚自珍地喜欢着。动笔之初就决定让青萍姓地。老原这个原，就是原乡和原心。孟胡子全名孟载，孟即是梦。大英要姓刘，她是留驻乡村的坚决派。九奶叫迎春，姓何。青萍奶奶也必须叫王玉兰，因为我的奶奶她就叫王玉兰。
对了，还有杨镇长。他的绰号就叫“烩面”，倒不是因为吃烩面，而是曾经用烩面碗喝过酒。在郑州，到处都是烩面馆。哪条街上要是没有一家烩面馆子，那就不能原谅。先喝汤，再吃面。吃着烩面你就会知道，像河南这样的地方，像郑州这样的城市，也确实是最合适吃烩面的。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会有这样的吃食：那种倔强的香，笨拙的香，筋道的香。
在小说的第一章第十五节“挖茵陈”里，我写女主人公青萍跟着村支书大英去挖茵陈，“走了不知多久，岂止是茵陈，连别的一丝绿影儿都没看见。大英说，甭急，一会儿就啥都有了。走慢些，仔细看，啥都有。果然。蹲下去贴地去瞧，泽蒜已经有了浓密的绿发”，随之，青萍就看见了细绿的新山韭正生长，也看见了越来越多的茵陈，甚至还看见了之前从未注意过的榆树的暗红色的小花。“回去的路上，再看周边，满眼里已经处处都是绿的点滴，许多干枝也渗出了隐隐绿意。不由暗暗感叹，多么奇怪，当视觉的焦点和重心发生变化时，看到的东西居然能和之前如此不同。”
也许写作的人就是这么自恋——我把自认为的深意都埋在这些叙述中，希望读者能够读到，也相信一定有人能够读到。
乔叶
六 从河南到北京
来北京工作后，我把家安在了通州。通州是城市副中心，因为经常去作协处理工作上的事，所以日常就是坐地铁一号线转二号线，在副中心和中心打来回。尽管之前也常来北京出差和学习，但客居和定居的体验感受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写作状态也因此发生了改变，在不断调整中，我尽力使得《宝水》的气息充盈和饱满。
一直以来，我写作长篇时的习惯是：既要沉浸其中，也要不断抽离。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要感谢北京。“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忘记了这句话从何听起，却一直刻在了记忆中。自从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在地理意义上距离故乡越来越远之后，就更深地理解了这句话。人的心上如果长有眼睛的话，心上的眼睛如果也会老花的话，也许确实需要偶尔把故乡放到适当远的距离，才能够更清晰地聚焦它，更真切地看到它——在河南写《宝水》时一直在迷雾中，尽管基本东西都有，却不够清晰，在北京这几年里写着写着却突感清晰起来。如果没来北京，这个小说可能不是这个质地。现在回头去想，北京和故乡有接近性，同时又有差异感，这个尺度还挺美妙的。
最近常为读者签《宝水》，我最爱写的一句话是：“宝水如镜，照见此心。”“如镜”之意明了，“此心”却不易解。或许也正因为不易解，也才更有意思吧。
乔叶
北京作家协会
10005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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