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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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宏宇 | 中国现代文学校勘实践与理论建构
[ 作者:金宏宇] 来源: [ ]

校勘,古称校雠或雠校。从词源学角度看,“‘校雠’与‘校勘’在历史上本是一对同义词,都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目录、版本、校勘等内容,狭义只指校正文字。”经过反向分化,后来“‘校雠’基本保留了广义的用法,而‘校勘’基本保留了狭义的用法。”循此语义变化,近代出现的“校雠学”所指甚广,相当于今天的“古典文献学”,而“校勘学”只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里的“校勘”所指当然也是狭义的。它是古典文献整理中的一种技艺和方法,也可以说是根据古典文献的不同版本及相关资料,比较它们的文字(含字词、语句乃至篇章)的异同,审定其中的正误真伪这样一种学术活动。在中国,这种学术活动萌芽于春秋,勃发于汉,大盛于清,近代开始成为专门之学。校勘学也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西方,据说始于古希腊,并日渐发展成为方法上更趋科学的textual criticism。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也存在校勘的问题。在其校勘实践中,中西校勘学的方法和理论皆可以借鉴。不过,应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一   错 误 与 异 文       

现代文学之所以需要校勘,因为其文献中存在大量的错误和异文。校勘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发现这些文字中的错误和异文并找出其原因。这可先与古典文献校勘作一点宏观的比较。古典文献校勘面临的错误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形可见的,一类是无迹可寻的。”后一类指校勘时并未发现异文,但实际上其中确有错误,这是无迹可寻、较难发现的错误,属疑误,如文理不通、名物制度上矛盾、历史事实上抵牾等等;前一类是校勘时发现异文,其中必有正误,这是有形可见、容易发现的错误,即那些误字、脱文、衍文、倒文或乙文、错简等。现代文学文献校勘中则还有一种作家自己修改而造成的异文,这种异文却无所谓对错问题。也就是说,现代文学校勘会面临三种基本情况:一是无异文却有错误,二是有异文有错误,三是有异文而无错误。

对导致错误和异文背后原因的探寻也十分重要,因为找不到原因,就不能定是非,就不能准确地勘误,或可能弄出新的错误和异文。所以,“作为把握校勘正误准则的一个重要保证,就是对文字致误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古典文献除了传抄、传刻导致错误和异文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反复注释和来回校勘使文献成为一种或复杂或简单的“重叠构成”。于是出现大量异文或出现本文与注文相混淆的错误。现代文学一般不存在传抄、传刻之误却有印刷或误植之误。少有“重叠构成”,却有各种修改。这都成为导致错误与异文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现代文学校勘更应结合具体错误和异文探寻具体致误生异的原因,归纳出特有的校勘通则。

首先,现代文学文献也与古典文献一样存在误(讹)字、脱(夺)文、衍(长、剩)文、重文、倒(乙)文、错简等常见的错误和异文。其中可能有作者笔误,手民误植等原因,更有编者的臆改,如天马版《茅盾散文集》所收《邻二》一文,原稿最后一页付印时被排字工人遗失,编者施蛰存只好以“池里的绿水”五字代替,其实原文有150多字。现代文学的文献错误和异文又可能与其生产或转换方式有关。作者手稿的不清晰可能导致在报刊发表时被误植。从发表本到初版本或文集本的转换也会又一次出错,如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一文从原刊到初收《老舍文集》第15卷时居然出现71处错误和异文,《老舍全集》第17卷又沿用了这些误排。从纸质版到电子版的转换也会出现错简。报刊的“版面比较大,一版往往刊发多篇文字,如今当人用扫描、照相等手段把它复制处理为电子版时,倘若原封不动地将整整一版复制为一个页面,其实不便于读者阅读,所以整理者有时会把每一篇文字单独处理成一个页面,但原版上的每篇文字并不一定都拼排得整齐规划,有些文章需要重新剪辑、拼版,才可以制作成便于阅读的电子版;在这样重新剪辑、拼接的过程中稍不留意,就会造成上下左右不能衔接的新错版。”如1940年8月11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901期的冯亦代《哑剧的试验——<民族魂鲁迅>》一文整理成电子版时就出现错版。另外,现代的报刊或书籍往往用机械纸,由于纸质低劣导致破损或漫漶不清从而产生新的脱文,编者或辑佚者在无其他版本可对校的情况下,臆补一些疑似文字从而又会产生新的异文。除了以上有形可见的错误之外,也有所谓“疑误”文字。鲁迅的《伤逝》中说子君已不知道“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收入《彷徨》中的这篇小说无手稿或发表本可对校,其中的这个“捶”字从上下文语意看,疑为“拽”或“捵”字之误,可能是笔误或误植。

其次是阙文。阙文其实也是脱文,但脱文没有符号标记,阙文则以“□”或“X”来表示。鲁迅曾论及此:“□”是国货,是阙文。“到目前,则渐有代以‘X X’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阙文在现代文学中是一种特殊的异文,它的出现一方面是作者有意为之,甚至把它当成一种修辞策略;一方面是被迫为之,是现代避讳的需要。所以,鲁迅接着说:“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内容,我们便预觉其激烈。……固可使读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检查员之峻严,但送检之际,却又可使检查员爱他的顺从,许多话都不敢说,只X得这么起劲。”作为修辞策略,阙文符号具有暗示和影射的效用,它诱导读者在试补原文中去体会作家的激烈或其他隐藏的深意,并获得一种神秘感。鲁迅的小说《药》中有“古□亭口”,用“□”来暗示“轩”字,而“古轩亭口”正是秋瑾被杀之处。瞿秋白的杂文《水陆道场·民族的灵魂》用“X国府”代“宁国府”,影射南京国民政府。现代文学中更多的是因避讳而生阙文。封建时代对当代君主或尊者、长者、贤者的名字不能直接写出或说出,通常以改字、空字、缺字、缺笔等方法以避讳。陈垣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所以从事古籍校勘须知避讳现象。现代避讳则因政治忌讳或书刊查禁制度而起,从而产生阙文。如国民政府不许人们谈抗日,作者就以“抗X”代“抗日”,以“XX”代“日本”。国统区的一些出版物中也常有以“X区”代“边区”,以“XXX”代“共产党”等避讳法。现代阙文及其符号之普遍,以致作家常以它们作为杂文写作的对象,鲁迅的《“……”“□□□□”论补》标题只比徐訏原文多一“补”字,是对徐文的补论。卞之琳也写过《XX礼赞》,赞它的神秘。

第三是“斧削”文。这也是书报审查制度的产物,作者的文字被施以“斧削”之刑,被编辑或检查官强行删去,是真正的“夺”文。相比较而言,阙文往往是作者自己为之,往往较短,并以特殊符号标记出来。“斧削”文则是被他人所删,长短不一,有时整句整段被删。有的被删处留有空白,当时的说法叫“开天窗”。更多的时候是“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鲁迅的杂文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的许多杂文在刊物发表时即遭斧削,他自编文集时又恢复了被斧削之文并以黑点标记出来。《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集里就有大量斧削文的留痕,如《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与“文字狱”、“斯基”、“轩亭口”、“舒愤懑”等相关联的文字皆被斧削。茅盾的《见闻杂记》发表于1941年香港《华商报》,在1943年由文光书局出单行本时却遭“斧削”之刑。这些都是现代文网史上的故实,也是现代文学校勘学的特殊案例,在斧削和原文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异文类型。至于这类异文到底是编辑还是检查官造成的,鲁迅在《准风月谈·前记》中总结说:“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

第四是修改文,这主要是指作者自己进行的各类修改。无论是作者主动的或被动的修改,都造成了文本异文。前三类异文如果不校勘都会导致文本错误,这类修改的异文,我们却无法从校勘学的角度简单地判定其对错。对其对错的判定应该是写作学、语言学、修辞学、文本学等的任务,它们将把修改当作一种语言现象或文学现象来研究。校勘学的任务是文字上的求真,作者自己施行的各类修改皆为真。因此,我们只须把修改文看成一类无所谓对错的异文。这当然应排除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校勘正误。细分起来,作者的修改文有各种类型和各种修改动因。有的只是出于艺术完善或悔其少作的考虑,对文本作一些文字上的润饰,在作品的初稿与定稿之间弄出一些异文,如鲁迅的诗歌《哀范君三章》就有初稿与定稿两种。这类修改异文更普遍是在作品的初刊本和初版本之间出现的。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生产方式的重要区别是有了报纸和期刊,许多文字都是先发表于报刊,再出单行本,形成先刊后书的生产顺序。因此在出初版本时,作家们往往会对初刊作品的不足乃至错误加以修改、润饰,于是出现异文,如冯至、戴望舒等诗人的许多诗作在出单集时都作了修改。在其他文类中,这种修改也非常普遍。其次是因应汉语现代化的修改,如戴望舒《夜是》一诗收入诗集《望舒草》时把结构助词“底”一律改为“的”等。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现代汉语规范化运动促使大批作家将自己民国时期的作品作了一次全面的语言修改,如叶圣陶出文集时把从前作品中文言与白话相间,国语与欧化语、方言夹杂的“四不像”语言都作了修改。在这种普通话化中,现代文学文献又普遍地出现了大批异文。更有一类普遍而重要的修改是为了迎合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新的文学规范而进行的旧作新改。这在50年代至70年代末出现的多次修改浪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名著都有这类修改。最后一类修改已不只是语言、文字问题,超出了校勘学的研究范畴,却也为现代文学校勘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异文类型。

另外,还要提到两种异文问题。一位英国校勘学者指出:“我们必须区分两种异文:一种是重要的,或者我称之为‘实质性’的,即会影响作者的意图或者其表达实质的文本异文;另一种一般是诸如拼写、标点、词形分合等等,主要影响其形式上的呈现,可以看作是次要的,或者我称之为‘非实质的’文本异文。”按照这种划分法,前面提到的所有现代文学的异文皆可归入实质性异文,而非实质性异文在现代文学中则主要是指竖排文改横排文,排版的变化,段落的重新划分与合并问题,以及标点符号的应用或修改问题等。之所以要区分两种异文,因为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和反应不一样。一般来说,编辑、排字工、校勘者等都会更重视实质性异文,他们会在文本中严格的复制它们。对非实质性异文,他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习惯去处理它们,或者对它们作“当代化”的处理。这又会产生新的异文。其实,两种异文在现代文学校勘当中同样重要。

 

       二   旧 法 新 用       

校勘法有所谓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的分别。一般方法,从理论上说就是“搜集各种版本和有关资料,择其善者为底本,通过比较,列出异文,分别类型,予以分析,做出正误是非的判断。”“从方法论而言,校勘的一般方法的实质就是比较分析和科学考证。”前人在古典文献整理的过程中更总结了许多具体方法。这些方法皆可借鉴于现代文学的校勘,但现代文学又不可完全拘泥于这些方法。必须根据其异文类型、校勘类型等来择“善”而从。在旧法新用中也必须有批判意识。

叶德辉将校勘法概括为“死校”与“活校”两种:“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