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06年12月24日下午两点，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北京城市管理广播共同举办的“‘在文学馆听讲座’200期纪念暨‘聆听智慧、感受讲座’征文颁奖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多功能厅举行。整个活动由本馆研究员、“在文学馆听讲座”策划兼主持人傅光明博士主持。

“聆听智慧，感受讲座” ——“在文学馆听讲座”200期征文获奖作品

　　傅光明：现在时间是二点整，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管理广播共同主办的“‘在文学馆听讲座’200期纪念暨‘聆听智慧、感受讲座’征文颁奖活动”正式开始。首先我代表文学馆、代表陈建功馆长、代表李荣胜常务副馆长欢迎各位的到来。

　　先来介绍我们馆方代表。每次在电台里播《在文学馆听讲座》开头都有一句：我是主持人傅光明。其实这句话是为了电台的播出，我只在文学馆说过一次。因为文学馆的讲座，我从来不说这句话，开场都是“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而电台一定要用人名作为标签来代表文学馆。所以只好如此。
　　文学馆的馆方代表：常务副馆长李荣胜先生、馆长助理王治训先生。
　　电台来了两位主持人，大家在听广播时常能听到她们的声音，今天能面对面见到真人，其中一位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北京城市管理广播“老年之友”主持人成音，另一位是芳华。
　　我们还很荣幸地请来了近年来非常支持和关心文学馆讲座并多次来文学馆作主题演讲的诸位专家、学者，还有我们的大作家。下面我来一一向大家介绍。听众朋友也有机缘在这里与各位专家、学者、作家得以零距离的接触。
　　介绍不分先后，这位是中国作协的老领导、前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著名作家从维熙老师；前《人民文学》副主编，也是《人民文学》的老领导、著名文学评论家崔道怡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每一次在演讲介绍他时我都刻意加上“大学者”这三个字的刘世德先生。刘先生是文学馆讲座到目前为止的单讲冠军，他在文学馆的个人演讲达到15次，明年还会再来讲《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顺便说一句，文学馆能有机缘请到大学者为公众奉献这种高雅的文化学术讲座，这是文学馆最初办这个讲座的动因之一。能请这样的大学者来，同时也是文学馆的一份荣幸。所以在此机会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感谢！
　　这位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周思源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担任过文学馆现任馆长陈建功先生大学老师的周先慎教授，周教授跟我说陈馆长上大学的时候让他看作品，周老师看了以后说，你的小说可以获奖。果不其然，陈馆长的作品在新时期之初，短篇、中篇就屡屡获奖。
　　这位是国际关系学院郭小聪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范亦豪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先生；今天上午刚给我们带来巴黎艺术之旅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舞蹈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化部优秀专家欧建平老师；文学馆的前任副馆长刘麟先生；还要向大家特别隆重介绍现代作家萧军先生的女儿女婿、给我们作过特别好的讲座的、也是文学馆亲密朋友的萧耘老师、王建中老师。
　　另外，我们很荣幸地请来了一些媒体的朋友，有《北京青年报》的、现在负责与文学馆合作，每月推出一个专版“原声讲堂”的文学副刊编辑刘江华先生；《光明日报》现在也搞了个《光明讲坛》专版，正在寻求与文学馆合作、也发文学馆演讲的计亚男女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记者、关心着文学馆的讲座、今天专门来报导这次会议的刘芳女士；还有这次征文获奖的听众代表也来与会，在此对大家表示非常感谢和欢迎。
　　陈建功馆长因公务繁忙，身在外地来不了，他特地为这次的文学馆讲座200期纪念会发来了贺词，下面有请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李荣胜先生代表建功先生向大会宣读贺词。

各位朋友：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星期义务演讲到今天整整举办了200场，值得庆贺一下。文学馆的讲座，早已经成为文学馆的一个品牌，它不赶时髦，坚持学术品位，六年多来，所请的每一位主讲嘉宾，几乎都是在各自领域术业专攻的一流专家学者，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这六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成功举办了许多专题系列讲座，尤其像近年来的解读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系列讲座，更是在国内学术界受到一致好评，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在就任文学馆馆长之前，我也曾受邀在这里做过演讲。我喜欢这里的听众，你们是那么的执著热情。我知道有许多朋友，早已经成为这里的忠实听众。在这里，我代表文学馆，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各位关心文学馆讲座的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
　　同时，我也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氛围，它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精神得到提升。值此机会，我代表文学馆再次向社会承诺，文学馆的讲座会始终坚持公益性不动摇，坚持学术品位不动摇。我们会继续努力，多为社会奉献高雅的文化学术讲座，使文学馆成为各界朋友的文学之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陈建功
　　　　　　　　　　　　　　　　　　　　　　　　　　　　　　　　　　2006年12月24日

　　傅光明：接下来有请与文学馆合作，在北京城市管理广播播出了一年文学馆讲座的电台方代表，“老年之友”节目主持人成音女士介绍一下这个讲座在电台播出一年来观众的反响情况，并简单介绍一下这次评奖的缘起。

　　成音：谢谢大家给我这么一个机会，也谢谢文学馆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场所把这么多的，我们在广播当中听到的大家、专家学者请到现场，让我们有一个零距离的接触。我先代表我们城市管理广播的台长边健、副台长陶津对这次活动表示祝贺！

　　因为文学馆搞的这个讲座名声在外，已经举办了200期，历时6年，在社会上有了极大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我们的合作是从2005年开始，这个内容播出从开始创意到2005年元月开播，一直得到我们台领导的积极支持和认可，就是一定要开辟出一个时间，让我们收音机旁更多的喜欢文学的老同志能够有一个专门的时间段听到文学大家讲解我们中国的文学瑰宝。所以，我们台领导再三表示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给予感谢！对今天到场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对今天到场的所有听众朋友们表示感谢！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征文的情况：这次征文从11月8号正式在广播当中宣布，其实从5月份就开始策划了。没想到对搞这次活动我们与文学馆是一拍即合。11月8号，先是请傅光明先生出场做了一个广播节目，介绍将在24号搞这样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做广告宣传配合，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倡议发出以后，得到了不少听众朋友的积极呼应，到12月8日截稿，一共收到了44篇稿件。这仅仅是我们的一次尝试和探索。我们计划评出一等奖三名，二等奖五名，三等奖十名。经过认真的评选，现在最终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整个征文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面很广，来自北京的各个城区，二是参加人的职业特点，当然主要是老同志了，有老公务员、老干部、老工程师、老专家、老教授，还有普通的百姓、工人，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征文活动。还有一个年龄段的特点出乎意料，最年轻的是一个大学生，最年长的84岁，年龄跨度非常大，这位最年长者的征文是《<红楼梦>讲座听后随感》，老人家写得非常认真。第三个特点是，大部分征文都是手写的，有钢笔也有毛笔，字迹都非常漂亮。我们在初选过程中都感到是一种享受，笔体的享受，回头我们拍一些照片放在网上，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书法、字迹在年青人当中真是不多见。这次征文活动在大家积极支持下，也在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现代文学馆的共同努力之下，目前最终结果已经出来。很高兴能有这样一次活动，它对“老年之友”节目来说也只是一个开始。明年我们再倡仪号召大家规划设计《我的2007》。同时，《老年之友》节目也有自己的规划设计，届时会放在我们的论坛上。我和芳华还都有一个2006年的总结，也将在我们的论坛上发表。明年，我们将与现代文学馆携起手来，把我们的大讲堂在原有的基础上争取办得更好，而且，我相信我们是能办得好。因为有这么多这么好的专家学者支持我们，或者说给我们托底，所以我相信这个内容会越来越会受到欢迎，明年我们的广播节目时间将会从现在的40分钟推延到50分钟，50分钟可以做一篇大文章。我的介绍就到这儿。

　　傅光明：因为欧建平老师一会儿还有事，请他第一个发言。他在文学馆做过5场讲座，《如何古典欣赏芭蕾》、《足尖上的莎士比亚》、《芭蕾经典中的童话之旅》、《胡桃夹子》，今天上午又讲了舞剧《天鹅湖》。我跟大家做过一个承诺，只要每年底欧老师在国内，不出国，文学馆便把最后一讲留给他，量身定作，让他带给我们高雅的芭蕾也好、音乐也好，总之是艺术的欣赏和享受。欧老师也是文学馆讲座多年的支持者，成了文学馆的朋友，请欧老师谈谈他在文学馆讲座的所思所想所感，包括对文学馆讲座的意见、建议。请欧老师！

　　欧建平：各位朋友！高朋满座，大家林立，尤其有很多文学的老前辈，我们过去是只知其人，只读其书，连声都没有闻过的，这次很荣幸见到这么多的文学界老前辈。每次我到这儿都会生出些感触，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个舞蹈馆呢？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个表演艺术馆呢？再大而话之，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个艺术馆呢？没有！所以到这儿来讲舞蹈本身，觉得是借鸡生蛋的事。因此我很知趣，讲的芭蕾舞剧都是跟文学有点儿关系的，讲的童话也好，神话也好，都是有点儿文学角本的。
　　首先是表示感谢！借文学馆这个艺术殿堂来传播一些舞蹈的声音。同时，每次我们都是通过讲座传递一个所谓中国人的人文素养问题，文明程度的问题。这个殿堂非常重要，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目前在国内整个文化艺术界缺乏文化场所，在现有文化场所不多的前提下如何发挥它的作用。每年在美国、法国、英国进进出出比较多，我就感觉到文学馆还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比如说，随便到大、中小学校学生中间问一问，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文学馆在哪儿，甚至有些人知道“百家讲坛”，都不知道文学馆怎么回事。我觉得这还不够，能不能做些像书签一样的文学馆的简介分发，让有文化的人有个去处？让现有的文化资源得到利用，其实这很容易做。我建议通过与北京市文化局教育局合作，以文件的形式让中小学生在学到近现当代文学史这一段的时候，至少来文学馆一次。这样，我们在书本上学的知识很快就活了起来，文学馆的社会功能也会得到加强，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馆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向往文化的人心中的一块圣地。那样文学馆就会有更大的成就和成功，谢谢大家。

　　傅光明：欧老师的发言给陈馆长加了更繁重的工作指标，这个需要陈馆长、李馆长更多地付出。
　　李荣胜：如果今天有空儿，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文学馆未来的打算！
　　傅光明：接下来请大家随便发言！刘世德先生先来吧？

　　刘世德：讲座办了200期，很值得祝贺！文学馆一开始讲《红楼梦》的时候，请了北京几乎所有的红学家到这里来，那时我不在北京，回来以后，傅先生找了我，等于以补课的性质我来这里讲了七讲《红楼梦》。记得我第一次在这里讲的是《水浒传》，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和文学馆还没有分，还是在一起的。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百家讲坛”的导演到我家来找我，他说，刘老师，您下一次讲不要讲学术，您只要讲故事就可以了。听了以后，我当时没有说什么，可是我心里想，让我到文学馆来讲故事，那你找一个评书名家不就完了吗？何必让我们这些人来讲故事呢！？我心里还是不以为然。后来，果然文学馆跟电视台“百家讲坛”分家了，分家的原因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双方对讲座的要求不一样。
　　我觉得现代文学馆坚持的方向是正确的，正像刚才陈馆长在致辞中所讲的，要坚持高品位。办一个讲座只是向听众灌输一个故事情节的概念，我觉得那意义不很大。我觉得文学馆的讲座办下来以后，请那些专家学者讲课，第一，不哗众取宠，第二，不媚俗，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坚持高品位。
　　我自己一开始来讲是带着讲稿的，当然我不是照着讲稿念，我基本是按照讲稿上的题纲来讲，后来我发现绝大部分听众很专心地在记笔记，这也是少见的。以往在别处，如在学校里有人在记笔记，但那是少数，但在这里有很多人。所以，讲快了可能有些地方记不下来，后来我考虑把一些地方放幻灯片，把一些重要的材料、重要的字词、关健的东西通过幻灯片把它表现出来。这一点受到了听众的欢迎。还有，我很感动，除了我讲以外，我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有一次我讲《红楼梦》讲到“老爹”这个词，是下江官话。在清代曹雪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雍正乾隆年间，200年以前在扬州、南京比较流行，在北京基本上不流行这个词，所以这里叫贾政、贾赦是政老爷、赦老爷，可是有的《红楼梦》版本叫赦老爹、政老爹。我由此判断曹雪芹年小的时候生活在南京，那么他就受了南京土话的一些影响，所以就用了“老爹”这个词。再来看《儒林外史》，对一些老头不叫老爷叫老爹。用得很普遍很频繁。我就讲，这反映了曹雪芹幼年的时期在南京所受到的影响。我还举了《红楼梦》中贾母在介绍王熙凤时说这是凤辣子。辣子也是扬州、南京一带的土话。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也有书面的根据。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听众来跟我讲，旗人在老北京的家里对老年人也有叫老爹的，他说他家的亲戚谁谁谁就叫老爹。这给我很大的教育。我以前确实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不能单独看到《红楼梦》有的版本里有“老爹”这个词，就一定说曹雪芹受到了南京那个地方的影响，而和北京没有关系。也可能这个词在老北京、在旗人家里上一代的老人那里，就用过这个词汇。曹雪芹是从这里受到影响，不一定非是南京、扬州不可。这确实是我见闻不广。所以受到那位听众很善意地指出来，我也对他非常感谢！
　　我觉得参加一个讲座不仅仅是自已把所知道的带给听众，同样也从反馈当中能够受到很大的教育，能增加自己的一些见闻和知识。所以，我每次讲完都希望能留半个小时和听众交流，希望他们能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文学馆提出的问题和别处不一样。我在大学里去做演讲，因为面对的是青年学生，所以提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往往问你一些当时很尖锐的问题。比如我现在去讲，肯定会问：你对刘心武怎么看？你对霍国玲“红楼解梦”怎么看？肯定要问这样的问题。文学馆倒还不一定是这样。有时个别人会问，但大部分人还是围绕着所讲的内容一些知识性方面的东西来问。我觉得在这里讲不像在大学里讲，在大学里讲心里面有一些话不愿意讲，可是人家非问，我就非得表态不可。在这里我是尽量不接触这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像对刘心武的看法，我在这里基本上没有过多的界入，在大学里那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就得专门讲那个问题。我总的感觉是，文学馆讲座办得很成功！现在北京好多单位都在办讲座，文学馆的讲座还是很有特点，学术气氛比较浓厚，品位比较高。这是我讲的两点：一，不哗众取宠；二，不媚俗。有一定的学术品位，受欢迎也是理所当然的。尤其它还坚持了一个公益性。外面很多地方办讲座，除了学校以外，包括国家图书馆，它是要购票入场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希望文学馆能很好地坚持下去。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很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做讲座。就简单地讲这么几句。

　　傅光明：刘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求实证的考据方法对我自已做现代文学研究深有启发，大有裨益。
　　李荣胜：刚才刘先生说讲座的公益性，我在这里郑重地向今天在座的诸位承诺：只要我们还在文学馆馆长的职位，我们肯定免费讲座！
　　傅光明：李馆长同时给他的继任者出了一个难题：不许他收钱（笑声）！从老师来吧！

　　从维熙：文学馆能够截止到现在有200场的光辉纪录，这个纪录很了不得！先设想一下：200场先要组织人员，选定专家，还要过滤一些选题，做下来是很艰难的。从建功、荣胜来以后好像把文学馆的普及功能开掘得更深、更广、更大。刚才荣胜告诉我，听众来得的人很多不说，而且地域性也很远，有的是从门头沟来的。第二点，文学馆确实是普及中华辉煌文化的一个宝地。第三点，我曾经在文学馆讲过一课，叫《文学与人生》。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尽相同，有的一帆风顺，有的充满坎坷，有的风雪夜露。我属于第三种，从1957年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在青年作者之间，有一部分人由于各种情况被贬到社会底层，成为贱民。我讲的是这样一些事情，在那种困境情况下是生是死是活，是还要不要继续往前走，应当如何走，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另外还讲到了一点人生与文学的关系。就是有什么样的生活，笔下必然倾吐什么样色彩的文章。比如，我受过20年的牢狱之灾，我要舍弃这部分生活，而去净写一些光辉灿烂、莺歌燕舞，这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在50年代刚出道写文章的时候，大部分全是像《喜鹊登枝》之类，但生活主轴一旦改变了以后，就好像生活的剧变比炸药的力量还要大。比如过去我比较喜欢屠格涅夫，喜欢中国的孙犁，喜欢很诗情画意、寓意很深的那样一些文字。但是历经20年回来以后，我觉得我的文风大大地改变了，这就是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因为你的人生发生了变化，你的文学势必跟着也变化，这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到了后期，我就更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等诸如此类的作品。我主要讲的是这个。我觉得文学馆做得还比较开放，不是拘泥于某些人的意志，我觉得文学馆的领导有更大的远见，对中国的前途有更深的思考，才能做出这种选择。这是我第三个感觉。
　　第四个感觉，最近在报纸上知道德国的汉学家顾彬来到中国大放蹶词，把中国作家很多都骂了一下，把中国文坛也骂了一下，把中国作家协会也骂了一下，另外说，中国作家大部分不懂外语，诸如此类。我就想等他在北京的时候，何不在文学馆举行一场他的讲演，或者跟其他的作家的辨论或者对话，多捧！可是他来北京大家都不知道！顾彬先生我跟他打过一场交道。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德意志思考》，在1987年我跟玛拉沁夫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出访德国，我当时是副团长。去了以后到波恩大学，当时队伍非常强大，有张承志、莫言、王安忆、张炜，还有高晓声，全是八十年代后文坛的实力派。去到那儿以后他很客气，他把我们招待进他的大学，让他的学生们每人选择一个作家的作品，用德语来朗诵。但当评价中国作家的时候，他忽然找来一位英语教师到那儿讲。我们当时对他提出请求，希望能配一个翻译，否则我们不知道他在上面说的是什么东西，结果翻译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自作主张与莫言商量后决定退席，结果只剩玛拉沁夫和中国陪同的当德国翻译的小金，现在她留在德国。这就给了顾彬最大的尴尬。他这次来还是讲这个：中国作家不懂外语！
　　从更宏观上看，这当然是中国作家的一个缺陷。但是你们外国作家也不懂中文啊！你何以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中国作家不懂外语就不行啦，就写不出东西来啦！顾彬先生，你到底看过几本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呢？所以，我当时把整个这段经历写了一篇文篇。我记得当时在餐桌上吃饭，高晓声就问了他一句：顾彬先生，你们外国作家是不是也有很多人不懂中文啊？我们年纪这么轻，我们的国情这样，大家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英文，这是可以理解的，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当时他只是一笑，大家举起酒杯这件事情算是过去了。
　　他这次来，又讲了这些话。我把我的那本书找出来，一看，发现我们当初在德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所以顾彬来了以后，跟中国作家座谈，当然，其中的有些问题不能说不值得我们考虑，像舆论导向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而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你拿你的尺来衡量太失公了！他来北京的时候，也许不知道正是我们开全国作代会期间。我这篇文章发了以后，他也看见了，托一个法语翻译家好像是柳鸣九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来表示抗议，说我以后再不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了！这说明他还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他也是在自食其言呀！我就想到，咱们文学馆在这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思路更开阔，这当然需要中国作协党组的积极支持。这会使我们中国文学逐步地把步子迈得更大！或者出现一些更博大精深的作家。我就谈到这儿。

　　傅光明：感谢从老师的发言！同时也给我留了一个难题！既然今天有媒体的朋友，我想是不是可以求助于媒体的朋友向顾彬先生发出一个信息：如果他愿意，文学馆欢迎他来和中国作家对话！
　　又有几位媒体朋友到场，也顺便介绍一下：《北京晚报》的知名文化记者孙晓宁女士！《新京报》的王晓丹女士！还有《中华读书报》的总是关注着文学馆各种方面信息动向的赵晋华女士！媒体朋友对文学馆始终关注，文学馆也会努力地为大家多做工作，给你们提供可报道的资源。接下来哪位，周先生吧！

　　周思源：各位朋友！今天我非常荣幸参加这个盛会。现代文学馆这种以弘扬高雅文化为宗旨，免费开放的大型讲座，据我所知在国内同类讲座当中，是历史最长，累计次数最多，品位最高，影响最大的几个讲座之一。几年来傅光明研究员和许多嘉宾一起，逐渐探索出一条使高雅文化雅俗共赏，使学术走向大众的路子。这几年来，我把文学走向大众，作为晚年渡过余生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从在现代文学馆作讲座开始的。现代文学馆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现代文学馆的讲座始终坚持文化品位和学术品位。我为什么把文化品位和学术品位分开呢？因为文化本身有高下、雅俗之分，而有文化还不等于有学术性。我觉得现代文学馆的讲座在坚持文化品位和学术品位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在这个前提下努力使演讲内容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易懂。
　　我第一次来做讲座的时候，就注意到在差不多挤满300人的多功能厅里面，有各种不同程次的听众。有大学老师，有离退休老干部，有一批是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很多是经贸大学的大学生，也有一些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工人、职员和各方面的人士。因此如何做到内容上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易懂，使高雅文化能够被更多的群众所接受，是傅光明和我们探讨的一个话题。据我所知，后来有一些省市的讲堂、讲座、讲坛或者还有一些电视台的某些文化类的栏目，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讲座的影响。有些大企业和高校办的讲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影响，而且他们从傅光明研究员这儿很方便地就找到了这些演讲嘉宾们的线索。因此现代文学馆的讲座在传播文化知识，引领社会风气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文化和社会效果。
　　我还有一个体会，现代文学馆的讲座不但让广大听众获得了许多文化知识，提高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学到了更好的思维方式，而且为主讲嘉宾、为广大学者和作家提供了一个向大众展示自己研究或者创作成果、人生感悟的高雅而坚实的平台。我本人在准备讲稿的过程当中对原有的研究课题往往会有新的进展、拓宽或者加深，从而进一步丰富提高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这么说，我从2002年到现在，在现代文学馆做讲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这五年来的生活，这五年来我所出的书当中至少有三本与在文学馆讲座有关系。现代文学馆的讲座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值得推崇和令人尊敬，就是这个讲座能够容纳不同观点。傅光明先生很敏感，而且宽容。在这方面我深有体会。刚才刘世德讲到当时讲红楼梦系列讲座时去外地了。当时这是中国红楼梦学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还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三家合作的，人选是由红楼梦学会来组织。当时分配一下，因为我在红学界的辈份很低，“红”龄很短，不到二十年。当然有一些比我更老的专家，他们一个人讲一讲，有的一个人讲二讲。我呢三分之一讲。我讲的是王熙凤，当时是由我跟吕启祥先生和丁维忠先生我们三个人讲王熙凤。
　　那天是星期天，“百家讲坛”一个编导、光明、和我们三个主讲人共五位在一个茶馆里聊怎么讲，策划这事儿。聊得时间长了以后，干脆就到了一个饭馆吃饭。因为聊得内容很多，时间比较长，除了聊王熙凤这个要讲的专题以外，我当时正好在《中华读书报》上跟戴逸先生进行一场论战。因为那时电视上清宫戏非常多，到处都是大辫子，戴逸先生正好给中央133位部长做了一个康雍乾盛世的报告，他认为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如何繁荣强大等等。我认为他对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扼杀中国民族精神、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封建专制制度强调得不够。当时我正在论战，不知怎么一来就扯到这上头，后来又扯到了“水浒”。其时我不是研究“水浒”的，也不知道当时怎么谈到这个事情上的。我想可能跟我40多年前的一个情结有关系，那是5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每一位学生写一篇小论文，题目自选。我就写了一篇关于“水浒”的，不赞成当时主流学术界讲的“水浒”是怎样的农民起义，评价高得不得了，108个都是好汉。我就谈到108个里有不少不好汉。“逼上梁山”里有些人是被梁山逼上梁山的，而且梁山的头领为了把他逼上梁山不惜杀害几千人，等等，扯了这些东西。
　　后来我们五个人散伙以后，我一个人往西走，傅光明他们往东走。走了大概有一二百米，他又跑回来，追上我，跟我说：周先生，咱们先讲“康雍乾”吧。那时候可能是六七月份，完了他还说《红楼梦》这个系列讲完以后，我们要做“水浒”系列，您要来讲，就讲刚才您说的生辰纲的下落。因《智取生辰纲》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非常精彩。可是生辰纲“智取”以后，它劫富没有济贫啊！我当年考试的时候，还挺得意的，以为还有点创见，还准备考试以后把这篇文章改改，拿去发表。结果没想到老师给我三分。这事儿对我刺激挺大。结果，傅光明非常敏感，他抓住这个问题，很宽容。所以我《红楼梦》还没讲呢，就在现代文学馆已经讲了“康雍乾”。这个问题讲完以后，我的文章也发表了。后来在网上一直挂了很多年，影响很大。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我年年讲“康雍乾”，每年要给博士生讲这堂清史课，讲了已经不下20场。“水浒”也是越做越多。后来在现代文学馆讲“水浒”系列以后，促使我进一步去研究“水浒”。我现在得出来的结论是：宋江招安有功无过！梁山军为什么必须彻底瓦解？为什么在征方腊的时候要死59员头领？这些问题我都提出了自已新的见解。这些见解我相信将来都会见诸报刊或者是电视。而这些东西开端都是由于傅光明那次追了我一百多米，让我在现代文学馆讲。所以，我觉得现代文学馆的讲座不仅给广大的听众带来了好处，也给我们这些演讲者本人带来了很多新的收获，促使我们去更加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我对现代文学馆是非常感谢的！
　　我国现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北京已经基本普及了高中阶段的教育。所以说，大众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的人数是数以亿计。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使学术走向大众。这个“大众”是偏向小学文化程度的，还是初中文化程度的，还是高中文化程度的，还是大学文化程度的？这都没错。各个不同的媒体，各个不同的单位可以有所选择。有的可能采取这样一种形式，而现代文学馆采取的是现在这样一种形式。我觉得“在文学馆听讲座”这些年来听众踊跃，影响巨大，而且文化效果、社会效果都很好。证明“在文学馆听讲座”现在这样一个定位是很恰当的选择。我希望现代文学馆的讲座越办越好！谢谢！

　　傅光明：两个周成一双，请周先慎先生接着发言。

　　周先慎：前面几位先生的发言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他们好像都是做了准备的，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我的感想是，现代文学馆的讲座确实办得非常好。每一次来讲，我看见那么多听众在下面那么认真地听，而且就像刚才刘先生讲的有很多人记笔记，年纪很大的人在记笔记，我很感动。在大学讲过课的老师都会有这种感受，听众很集中地听，而且他的眼神也好，表情也好有这个反馈，与你有交流的时候，自己讲得就会很来劲，情绪就很高。如果下面在打磕睡，或者在下面说话，即便本人准备得好好的，很有热情要讲，都会没有这个情绪了。但是在文学馆做讲座，就很提神。听众能把你的精神提起来，让你愿意讲，而且在上台讲之前，就愿意认真地准备。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大学讲了几十年课，在文学馆做讲座的时候，我的听众那么集中精力地听，而且他们常常露出微笑，跟我有这种会心的交流，我感到是一种享受。这是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刚才陈建功馆长致辞里面讲到了，要坚持公益性和学术品位。我觉得这一点正是现代文学馆讲座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岂不说公益性要坚持不容易。因为有各方面的工作都是要花钱的，不是很容易。但是坚持这样做，人人都可以来，只要你看到讲座的通知，到时你就来，就听。但是另外一个，坚持学术品位也不容易。不是说你请到什么人来，他讲就一定有学术品位了。不一定。前一段时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提法，说现在我们的时代叫泛娱乐时代。我的体会是，什么叫泛娱乐时代，就是一切活动，一切工作都带上娱乐色彩。这是在经济大潮涌动下我想是必然出现的一个倾向。在泛娱乐时代你怎么样坚持学术品位？很不容易的！现在很多都在娱乐化，大家只要听着好玩，能够娱乐、叫座，就好。其实不一定。当然我们做讲座，尽量把它讲得生动一些，活泼一些，语言也通俗化，这是最好的，但第一位还是学术品位。这一点我觉得现代文学馆做得非常好。
　　还有，我对文学馆的学术民主，也有很深的体会。和“百家讲坛”合作之前和合作之后是不一样的。之前，当然电视它有个时间限制，也有个听众接受等等各种问题。所以只要确定你要讲了，就来找到你，盯得很紧。确定题目，怎么讲？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甚至在讲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这部分对它电视没有什么用，他就给你递条，叫你这个部分少讲一点。但是现代文学馆的讲座与傅光明一起把题目确定以后，你自己准备去吧，也不看稿子，也不告诉你应该讲什么，不应该讲什么。你的研究成果，你的研究心得，你就讲，没有限制。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坚持学术品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每个人可以很放松地自由地把你的学术研究交给大众。这样就很好。所以，我跟几位在文学馆做过讲座的先生一样，不是说我只是把讲座给听众，而是我从听众那边得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在文学馆做讲座对我是一种享受。我谢谢文学馆。

　　傅光明：咱们就顺着发言吧。周先慎老师是建功馆长大学时代的老师，郭小聪教授是建功馆长大学时代的同学。郭教授在文学馆做过两次讲座。请郭老师说一说。

　　郭小聪：能来文学馆做讲座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教育。我觉得文学馆的气氛特别好，而且这儿的听众特别热忱、真诚。无论是对学者还是作家来讲，使你感到只有一流的听众或者是观众，他肯定是追求最好的，他不会是追求二流的。所以学者也好，作家也好，也应该以一流的态度来要求自己。这是一点感受。
　　另一点，我也确实感觉到刚才周老师所讲的那个问题，就是电视老要求讲故事，要求越浅越好，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中国的难题，也是一个世界的难题。去年出了一本书，波茨曼写的，一个很著名的美国学者，刚去世。他最后一本书叫《娱乐致死》，专门谈这个问题。人类正面临从文字时代转向图像时代，他整本书都在探讨这个问题。这是必然要转的,但转的过程非常麻烦，什么都变成表演，即所谓的泛娱乐，而且我也注意到他那本书以他毕生的研究，谈的都是问题，没有指明将来应该走的方向，他只说这是人类从未有过的一次挑战。文字时代文字本身特别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因为它很严肃，使人们很有逻辑性地思考一些问题。而图像它给你剪得乱七八糟，就是让你去表演。我也有这个体会，只要你上电视，编导都是跟你说，尽量生动点儿，尽量浅点儿。他考虑的不是学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跟咱们现代文学馆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作为现代文学馆坚持200期，而且影响越来越大，能不能在这方面探讨出一些有益的途径，坚持我们的文化品位、我们的学术品位，同时又能从这样一个大厅里走出去，与电视台或者是其他的途径再建立联系，让它有一个更好的传播手段。事实是，现在的“百家讲坛”据我所知，很多学者包括老师是不满意的。一是讲得过于俗，比媚俗都那个什么，话说得很不得体，令人侧目的感觉。另外，太窄，一个题目一下讲半年。无论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是我们学问的门类都很丰富多彩，但编导不管，他们要的是收视率。好像它那个“大众”是另一个“大众”，是与我们文学馆所见不同的“大众”，好像越浅越好。这是很令人疑惑的。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坚持文化品位，学术品位也好，主要是坚持我们一种真诚向善的求学的一种真心。不光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为我们以后的创新精神负责。我就说这么多。

　　傅光明：王军是《了望周刊》的主任记者。他的一本《城记》掀起了探讨现代化都市建设和如何对古都进行保护的这么一个矛盾的大讨论。王军付出了很多辛苦，为写这本书不知跑了多少地儿，查了多少资料。他在文学馆也是讲北京的旧城改造与都市现代化的建设和古建保护之间的矛盾。请王军说说。

　　王军：谢谢文学馆！谢谢光明！我是在新华社当记者的，以前写过咱们文学馆的讲座。文学馆的讲座我记得以前很早在西郊万寿寺的时候就有。当时觉得是非常稀缺的一个事务，因为一个社会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的讲坛。那时还没有想到过自己能跑上去班门弄斧。后来光明让我讲一次北京半个世纪以来城市改造的过程，只好勉为其难讲了一次。因为我觉得现代文学馆对我来说具有很不同的意义，我觉得文学馆应该是中国最伟大的灵魂在这里被收藏，让人去缅怀。所以每次到这里来，都有一种很神圣的情感。自己内心充满了对这个时代的困惑，这是个充满了欲望的时代，包括我比较关注的北京古城的问题。北京古城基本上快被拆没了，虽然去年一月份国务院批准了进行整体保护，但过了几个月，北京市又批准了准备拆将近一百片儿。所以，有时候也迫使你想一想这个时代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想到这一点，我就想这个时代多么需要一种自由的讲坛，一种真正的交流。我在文学馆听了很多次演讲，自己也参加了一次。我自己讲得那一次，大家有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听众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我觉得也许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我觉得这个社会特别需要交流一种真诚的东西。这个社会，如果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的重建，要从这种迷茫当中走出来，最起码大家要有一种真诚的态度和一种交流的环境。我非常感激文学馆一直坚持这么来做，而且还那么不容易。你说还能让我提什么建议呢？我觉得只要能够坚持下去就是非常伟大的事情！

　　崔道怡：我是一个退休的文学编辑，是读者与作家的桥梁，对读者与作家大至都有所了解。我也来文学馆讲过一次，但面对在座的讲过多次的诸位，在我心目中都是我的老师。我从听众角度来谈观感，我想用八个字来形容：圣洁高尚，功德无量。因为我这个年龄可以说经历了新中国以来的文学发展历程，文学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从90年代以来，我觉得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文学本身的素质和价值面临着一个选择。本来是非常统一的，但现在分裂得相当严重，这文学到底是商品还是学问？这学问不是仅仅指科学性的学问，也包括形象思维的成果，我认为也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精神的财富。这个选择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拉开距离。也就是说，现在的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时代，是娱乐消费的时代，还是一个精神文明的时代？坦诚地说，我有时候有些惶恐，文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的心目当中这应该是一致的。比如《红楼梦》开篇不久就说，希望这部书大家在茶余饭后消闲解愁，也是带有娱乐性、消闲性的。但是现在，整个《红楼梦》在我们的精神营养上是无与伦比的。这两个性质本来是一致的，但现在是越来越分裂得历害。前两天看报纸，有一个报道叫恶搞《红楼梦》。不用说我没看它具体是怎么做的，看那个报道我就觉得是不忍卒睹，下流之极。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些读者愿意看这个，有些年轻人喜欢这个。我觉得非常不严肃，很担心，不是“戏说”了，而是恶搞，比“戏说”更严重。另外有些文学讲座，市场化得非常严重。我参加过多次各种类型的外边的讲座，比如北京市办了一个讲座，那是收费的，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工会一起办的，规格比较高，是从开国以来就有的。老舍先生、萧军先生都曾讲过。那个讲座办得不错。另外有些是草台班子的那种，前不久又来约我讲课。因为夏天的时候讲过一次，是面对学生的文学讲座。是收费的，我问这次你们准备收多少钱？4800元！就是北大的“青春写作旅”。我就很难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操作。所以我来以后看到李馆长，就问咱们的讲座是不是还是免费的。刚才他在回答，同时已向大家宣布了。
　　这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咱们这讲的人和讲的内容。我看到来咱们这儿讲课的名单，都是专家和学者，是我心目当中大师级的、泰斗级的。我如果是大学生，听这些课的话，都得必须按时风雨无阻的来。我不知道有些大学生意识到这点没有。人家门头沟的听众都按时来，那你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不来的话，多可惜！因为你北大的教授只不过那几位。他们有他们系列的讲座。但是这种大师级的泰斗级的专题讲座别处听不到，电视上看不到。我了解的也许很不全面，但它是我心目当中唯一神圣的殿堂。所以我说它是圣洁高尚。比起那些搞商业操作的，拿文学旗号来赚钱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功德无量这个功德指什么呢？是指对于社会来说，精神文明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对于每个听众个人来说，对于个人的学识修养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它有自己固定的听众，而且它的听众还在不断扩大。它奔着什么目的来的，他奔着自己的学识修养来的。听了以后，自己精神上的确丰富了很多。有的人可能有这种精神的文学梦，有这种向往有这种追求。凡是有这种内容的，他都希望能够吸收，作为自己的一种享受。我觉得大概有些听众是这种心态。对于他们来说，来了以后好像是参加一次丰盛的宴会，从精神上接受一种营养。所以我说它是：圣洁高尚，功德无量。
　　当然，的意思是说有些同样是打着文学旗号的事情是缺德的。我个人觉得文学的功能这么多，德育，美育，智育，当然也包含着娱乐的作用。在文学的功能当中，德育的功能正在缺失。文学本身的功能——德育的功能正在缺失，围绕着文学进行的活动不仅是缺失的问题，那完全是背道而驰，搞的是缺德的活动。相比之下，我越发觉得这个殿堂是非常高尚的，功德无量。功德指的是这个，它是对于我们的精神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说它功德无量，这个无量不仅是份量的意思，也包括空间和时间，空间是希望它的影响更大，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我相信许多的人是会需要这种营养的。从时间来说，刚才李馆长保证了，只要他在位，就不会改变这个性质。刚才念过的建功的信也是这样说的。我希望这公益性和学术性能长远不变，就像咱们文学馆的建筑一样，长远不变，成为人们精神之美的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人们到这儿来，是受精神洗礼来了！一方面到这儿来参观，去看现代文学以来的艺术家的创造；一方面到这儿来，听听古今中外的文学精华，这真是太宝贵了。我本人还要继续作这个讲座忠实的听众和学生。

　　傅光明：萧耘老师，该您俩了。干脆您俩人唱双簧吧！

　　萧耘：刚才咱们有的老师发言了，说要把文学馆当家，而且文学馆的主人也说了，把它当家。其实不用你们说，这儿就是我们的家，因为我父亲就在这儿。你说不是家，我也把它当家。你就轰我出去，我还是要来的。而且，这馆里有许许多多生前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老一辈人。所以，除了讲座以外，有很多很多的亲情在这个氛围里。文学馆对我们来说特别的亲切。傅光明又是我们年轻的朋友。你别看他年轻，我们开玩笑叫他小帅哥，长得真漂亮，真帅！他学问好，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他长得漂亮，一般人不敢说，我这老大姐没问题的。文学馆的硬件确实挺硬的，这吸引了好多好多的听众。另外所请的专家也都挺硬的，刚才崔老师说了，那是大师级的，泰斗级的。关键这主持人，我叫他软件，那也是很过得硬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主持人，这个讲座会减色的。
　　所以说，傅光明的功不可没。我今天就要来说这个。从我们女性的角度说，傅光明很有吸引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次他请我们讲，是“非典”过后的第一场，他一直在约，约了很久，说很多听众都要听萧老萧红等等等，你们夫妻俩个给我们讲讲，也不用稿，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就像平时聊天一样，对听众来说就是新鲜的，也是非常有意思和教育意义的。你就讲吧。我说我也没有大学专科毕业，也不是泰斗，也不是博导，我什么也不是。我说我耽误得连大学都没上成，怎么敢到这个殿堂，在这儿张开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您放心，您讲您的角度。文学殿堂是大家都可以讲的。大家讲堂，“百家讲坛”嘛！在你讲你的这一点上，你就是专家！我想想，这说得也是对啊。讲不好还讲不坏啊！而且还有这么多听众爱萧老，我就算讲错了，大家也会原谅我。所以我说行。
　　“非典”过后的第一场就是约的我们俩口子。题目就叫《文坛独行侠：萧军——女儿眼中的父亲》。我讲父亲的生平，我先生讲父亲的古体诗。这样我们俩个搭档讲了一场。那一场说实话，让这小帅哥很为难。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讲座，从开讲以来，从来没有拖堂的现象。因为所有的专家都是科班的大学教授，他们对时间掌握得非常之准。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是想起来了，高兴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天的听众也格外热情，让我特感动。刚才好多的老师都说了，你看着他们的眼睛，你都要流泪，他们的脸上都放着光，这么直瞪瞪地看着你，而且有的甚至笔记都忘了记，他这么仰着头看着你，好像你嘴里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要把它立起来的感觉。而且他那天厕所都不去了，把中间休息都给挤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傅光明也没办法了。因为傅光明平时是很守时的，他主持会议的风格是又潇洒又简洁，而且非常亲切，话到位。他很谨慎，但他话说得非常精彩。那次可就让他为难了，因为没有留给他让听众提问题的时间段，他每次讲座都有。刚才第一位老师说了，每一次给听众留点时间和主讲人进行勾通和对话。结果把这个时间都给挤了。我也挺着急的。因为我和我先生想说的话真多，萧老挨整三十几年，要为他讲的故事也太多。大家还要提萧红呢！萧红至少也占了好多时间。所以大家想听的多，我们想说的多，傅光明就在那儿我看他挺着急，最后怎么办呢？说咱们延长吧！破例了。那次的讲座让我最感动的就是除了坐着的，还有站着的，有天津的同志是头天晚上就到了，一直在等这个讲座。还有的是残疾人，拄着双拐。我站在台上真是想流泪了。
　　我这个人一般平常都是嘻嘻哈哈的，不太爱流泪。我没想到这个讲座那么样的安静，聚精会神，那么样的亲切、专注，那么样鼓舞着你。你不能不讲下去，你不能不讲得更好一些。就像刚才有个老师说，听众是一流的，你讲演者必须要是一流的。要不你对不起他们，你也对不起自己，你会很惭愧的。所以那次让我感受特深，我就感受到这个讲座可是不简单。文学馆的讲座其实我早就听说了。
　　那天还有一个奇迹是什么呢？我突然之间在这个会场上，碰到了一个我初中的一个同学，她居然把我的名字叫出来了。我们几十年不见面，从初中一分开，我上了艺术院校，他们上了高中，就没见过面啊！就在那次会上碰见的，她特别激动，她说你知道这个讲座太好了，我是从万寿寺一直追到这边来的。她还是一个下岗女工，你们想想看，她的日子过得挺艰难的，可是她对文学的追求，对灵魂的追求是这么样的执着，这么样的热情。一直追到这儿，她是场场不落的，比我还棒呢！我特别惭愧，我没有像她那么样的执着。还碰到两位新疆来的，是我陪父亲去新疆石河子的时候，他们有个“绿叶诗社”吧，在那个会上碰见他的。他居然带着孩子千里迢迢从新疆跑到这里听讲座的。唉呀，我真是很感动很感动。
　　文学馆那次拖堂，可能我们俩口子创纪录了。所以我今天还要向傅光明抱歉，让他很为难。但是我真的很激动，为什么呢？说明大家特别爱听，说明我们讲得还可以，没浪费大家的时间。后来我们也接到过特别热情洋溢的信，说你们当时讲得我们热泪盈眶，以萧老这样一个革命的老作家，经历过这样的坎坷，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仍然没有一句怨言，甚至他要写的《我的生涯》都停止了，他不写了。为什么不写了，他说，假如说当年有些人他们得罪了我，伤害了我，甚至诬陷了我，但是他的子女并没有伤害我。你们都当过反动作家的子女“黑五类”，你们体会这样的心情。我不能让这些孩子们背上这样的包袱。我要写他的父母是什么什么样，那他们怎么办？谁都愿意作岳飞的后代，谁都不情愿做秦桧的后代。当时我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从心里说特别希望他把《我的生涯》写完，可他就是这么回答我们的。动员了多少次，最后他仍然说：我停笔了，不写了，永远不再写了，过去的事就过去吧。从个人的角度说，每个人都是个悲剧。因为你永远达不到你心目中向往的那样人生，但是从宏观的角度说，它都是喜剧的，因为社会在前进。
　　所以，文学馆讲座给我的什么印象呢？正像萧老说的那样，人总得坚持点精神呀！你什么都做不到，那怕坚持一点精神也好呀！我觉得文学馆今天这个讲座200期了，就是这个精神坚持的结果！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困难，常常想到傅光明，以他这样年轻的一个学者，以他这样年轻的一个同志，他干什么不好啊！他组织一个讲座，得花费他许许多多的时间，甚至他一本书的时间，都会为一个讲座浪费了。再从经济的角度说，他损失惨重。但是傅光明和文学馆的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参与组织讲座的同志们都经过努力了。从我们认识傅光明开始，我们就知道他整个的精力，不说全部，反正对他影响很大很大。但他仍然是坚持，这是多么了不起呀！这么年轻的同志！我们有时候碰到困难，常常会想起他来。他刚才说，我们是他非常亲近的好朋友，是文学馆的好朋友，我们愿意作这个好朋友。因为朋友多了，咱们大家劲儿往一个地方使，留下点什么精神给我们的后来人。虽然我们不会成为泰斗，也不会成为什么大师，但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人生来说就是很了不起的事了。一个人一辈子能做一点点很了不起的事，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只要你坚持。
　　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从我们女同志的角度说，我刚才说你们的主持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他的吸引力，有很多的听众每次都是看他也得来。我不是在瞎说，我们上次的讲座，我刚才说了一半，我的朋友，小学的同学都来了，中学的同学也来了，艺术院校的同学也来了，来了以后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这个傅光明多大啊？我说，干吗？他已经结婚了！我是开玩笑啊。这个年轻人太帅了，真好看！而且他的口才也太好了。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傅光明也会渐渐老去，他也要培养接班人，希望接班人比傅光明更好。再有，希望馆里拨点儿钱，把傅光明给包装包装。咱们中央台的主持人、各电视台的主持人，你看人家每次的服装没有一样的，这是形象品牌！咱们傅光明这么优秀的主持人，给咱们赢得了这么大的荣誉，让我们大家感到这么幸福、这么愉快。馆里也不缺这点儿钱，给傅光明好好设计设计，让他更漂亮。这样也能让我们女同胞更高兴一些。

　　李荣胜：今年我们给全馆每人做了一套工作服，我们的馆长助理王治训先生说：得给傅光明做两套。所以他今天穿的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那第二套。
　　萧耘：谢谢谢谢馆长！

　　傅光明：我穿这身衣服来，正要要给大家做一个证明，馆里现在在解决了我的包装问题。不过萧耘老师这么一说，我估计李馆长可能心下会怀疑，是不是事前我跟萧耘老师串通好到这儿来要包装费了（笑声）。
　　萧耘：这可是绝对没有的事。如果我要能串好了，今天就不会在这儿大张旗鼓地嚷嚷了，我会悄悄地进行。今天是平安夜！这个日子太好了，我参加过好多达到一百这个数字的会议，还没有参加过200的会议，今天是头一回。
　　李荣胜：我在这里透露一下，明年是萧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希望在座的同志们，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到那个时候注意一下我们的广告，希望你们也来参加。
　　萧耘：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今天是平安夜，这个日子非常好，全世界的人民都希望平安、和谐和幸福！文学馆带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每一个讲座都使我们感到非常幸福，希望它永远平安！谢谢大家！先生说不说了？我都替他说了。
　　傅光明：妻讲完了，您这夫不随了？
　　王建中：萧老有一句话叫，多想别人的好处，净化自己的灵魂。我把这句话送给到会所有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傅光明：谢谢王老师。范亦豪老师是老舍研究的资深专家，在八十年代初，就以特别漂亮的老舍研究论文闻名于老舍研究界。现在已经退休。您来说两句？

　　范亦豪：基本上是洗手不干了，而且算不上专家，也就半瓶子醋。文学馆在我的心里是一块净土。文学馆原来在万寿寺时我就去过，本来还想调到文学馆呢。刚才见到刘麟老师，那时他带着我转转、看看，后来说是没房子。我说我有家小。调不来。当然还有很复杂的一些手续。这不说了，反正文学馆在我心里头是真正的一块净土，而且我常常为有这么一个文学馆很得意。我有些外国朋友，说到北京来，我说北京来你别处不去可以，文学馆一定要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值得得意的一块地方。
　　我曾经在这儿讲过一次，也算两讲吧。正好是下大雪之后，我以为这么下这么一场大雪，大概观众听众不会很多。可是满满当当的都是听众，有老的有小的，听得是那么聚精会神。我就想，在学校里我也讲过课，学生当然也还爱听，但这里头有很多人，他是想着将来可能会考试，他有他各种各样的目的。可是你说这些个有的老头老太太，有退休的，有工人，有职员，有年轻人，大下雪天的，他跑这儿来干什么？而且听得那么认真。就是对知识的渴求，一种对自己的心灵陶冶的那种需要。我看着深深雪地里那些深深的脚印，很感动。我觉得中国人太需要这个了！
　　但是，我又觉得咱们这样的文学馆，这样的东西，我们中国提供给群众这样东西的机会太少了。所以，我在得意咱们文学馆和咱们讲座成就的同时，有一种深深的担心。现在学校教育产业化了，文化也产业化、商品化了，这种商品化的趋势很厉害。我担心这产业化商品化，对咱们这文学馆的这种活动带来影响。因为他们有些人追求收视率，追求观众和听众的数量等等。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我觉得要有一个底线，就是我们学术的科学性，还有我们的文化品位，这个不能降低。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商品化，好多东西都变味了。那学术呢，不知道算不算学术了，我反正听咱们的讲座也不是很多，现在看东西也不是很多，偶尔的看了一篇叫《秦可卿之死》，那个叫所谓学术小说。唉呀，我就很感慨，学术能研究到这种程度，秦可卿和贾珍俩人做爱谁在上面，谁在下面都研究出来了。我说这叫学术吗？我真是担心咱们文学馆这个传统是不是能坚持下去。刚才都说坚持，但是不容易。太容易受影响了。这个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了观众，影响了听众，而且反过来会影响专家学者自身。他们也会因此降低了自己，而有些读者、听众、观众本来是高水平的，但是在这个影响之下，也会把自己降低了。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觉得坚持非常难。当然，现在咱们几位领导也在这儿表态了，光明也表态了，要坚持公益性，坚持高品位。但是，这到底是人治啊！你们这茬儿人如果过去，下一茬儿会不会改个主意。我觉得人治不如法治，应该立法，就是我们文学馆不论多少茬儿下去，一百年之后我们还坚持这个传统。我不知道这个建设能不能做到？

　　傅光明：范老师又让李馆长立法了。
　　李荣胜：范老师这个题目太大了，这大概连国家现在还没解决好。
　　范亦豪：不然，你们调走了，回头又来新一茬儿领导，又一主意说：咱们就这样吧，讲座完了每人发短信，一条短信一元钱，电信局一半我们一半。要来这一套，这儿还真没准啊！这块净土就不算净土了。
　　李荣胜：我离退休还有二年零八个月零三天，我敢保证在这个时间里这儿应该是一块净土。
　　傅光明：李馆长有这么一个表态，我也做一个不知是否和我身份相适合的表态，即假如说李馆长的下一任搞这个手机短信收费的话，我这个主持人就不做了。
　　李荣胜：我倒觉得你应该做，不然这主席台就彻底让出来了。
　　傅光明：刘麟老师，该您了！

　　刘麟：我的身份有点儿特殊，因为我在这里是半个主人，批评讲座的话就不好意思在这里说了，要讲点好话也没有必要。因为大家说了很多好话。我只想讲一个历史上的事情，按照巴金先生原来的思想，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搞资料，资料收集或资料研究，没有说文学馆还有一个功能是举办讲座。我看巴老以前所有关于文学馆的论述里头都没有这个思想。巴老的文学馆模式是日本式的。因为他受了日本人的影响，想办这个文学馆。所以它的一些功能、设施、功用都是参考了日本文学馆的模式。另外舒乙同志是学苏联的，他是苏联模式的文学馆。他这个模式的文学馆也没有说讲座。他很强调办展览，但没有说搞讲座。搞讲座应该说是我们的发展。刚才有位先生说应该广泛地发广告，宣传文学馆。其实我们的讲座就是一个宣传，二个星期办一次，每期大概有三百多人，除掉重复的，200期有好几万人。所以，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文学馆新的功能，补充了我们原来对文学馆的设想。我觉得这是现任文学馆领导一个很大的创造，应该继续下去。完了，谢谢！

　　傅光明：雷颐兄，您来！

　　雷颐：我今天到这儿来非常高兴，我在这儿曾经讲过一次。我是搞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跟傅光明也认识，可是他请我来文学馆讲座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说我是搞历史研究的，跟文学有什么关系？他说，你放心，我们这儿首先是文史不分家，另外，我们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连古建筑都可以讲，希望搞历史的也来。后来，我就来讲过一次。我没有想到已经是200期了，一个讲座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的感触很深。另外一点，现在包括一些书店、一些出版社还有其他的馆，都有各种各样的讲座，我也常去大学，还有一些图书馆。我想谈一点，这是现在社会文化发展、繁荣的一个标志、一个象征。我们知道，在十七到十八世纪法国的文化比较发达，法国文化的发达源于它有一个公共的平台，大家交流的空间。空间是什么？就是那些贵族、贵妇人他们办的沙龙，这些很有名的沙龙互相竞争，像知识分子实际上当时的地位很低，但是这些贵妇人的那些沙龙里，都希望邀请知识分子去侃侃而谈，交换各种各样的观点，各种各样的思想。但它毕竟限制在一个沙龙之中，限定在所谓上流社会之间的一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一个20世纪去世的德国思想家说，从文化的意义上，十九世纪的巴黎是世界的首都。在十九世纪，巴黎文化最繁荣的标志，那些已经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贵族已经没有了，它恰恰就是一种大众化、平民化。当时巴黎的博物馆最多，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尤其是讲座，巴黎各种各样的讲座特别多。在十九世纪，这些讲座的公共场所取代了从前贵族的沙龙。
　　所以，我看到现在中国各个地方举办讲座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在发展，社会在分层，公共空间在不断扩大的一个标志。只有公共空间扩大了，文化才能够繁荣，才能够发展。有一个自由表达的平台，自由表达的空间。回想在三四十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只要几个人经常聚积在一起，谈论一些书，谈论一些事情就会有人举报说这是“裴多非俱乐部”。我看来的多数是老人，都经历过那个年代，“一打三反”其中有一条就是反“裴多非俱乐部”。刚才我拿到了傅光明先生送给我的他的著作《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他里面就引用了当年“文革”期间一个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题目《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北京市文联这个裴多非俱乐部》。
　　“裴多非俱乐部”在当时中国是一个很恐怖的词，把谁或哪一些人说你是“裴多非俱乐部”的，你就完了。像当年如果办这种讲座，随便来讲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一种民族、一个社会文化要发达，思想要有不断的创新，就要有这种公共空间。但当你想把文化的一切副面作用都限制的完全没有，纯而又纯完全正确，就会导致十年中只有几个样板戏、几张样板画的后果，文化萎缩。我觉着这个讲座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它的公共空间的发达，公共空间的产生，有个自由交流平台的场所，这时文学、文化才能繁荣，才能昌盛。所以讲到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上个月底我突然无意当中看到了1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在作代会上与作家的谈心，这种文章我多少年都没看到了，他谈得很开放或者说很平等，强调了文学的多样化，强调了要创新，他其中提到没有这种观念的创新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否光明。这个我觉得尤其是作各级文化或者说跟文化有关管理工作的领导，更应该想到这个问题。当你进行这方面限制那方面限制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使这个民族的创造力在萎缩，使这个民族没有创造力。我倒是建议大家，尤其是文化部门管理人员要好好读一读温家宝总理的这篇讲话，题目好像叫《和作家谈心》。
　　我觉得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我们通常听到的是这要管那要管，这要严那要严，这不行那不行。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能办文学馆这个讲座，就格外的难得，可以说“在文学馆听讲座”是功德无量的。我发现来听讲的听众都特别的热情，特别如饥似渴地学习。但我唯一悲哀的是以老年人为主，以退休的为主，青年人不太来听，尤其附近都是专业性学校，与北大相比，他们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到这里来听很难得很优秀的讲座。当时下面有很少的几个大学生，我讲完以后，与他们交流，他们说来听得很少。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遗憾。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你长期听，不知不觉得你的知识结构，你的思维，甚至你整个的世界观、人生观都会发生很好的、很重要的变化。但是我发现，包括我在一些图书馆作讲座，当然我在大学作讲座，听众都是些研究生，凡是这种公众文化设施办的讲座，来听的老年人占绝大多数，这多少有点悲哀。尤其是，旁边就有好几所大学，他们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这种精神在这个民族之中还能有多少继承多少发展？
　　所以，我在这里作讲座还是很感动的。在这之前，我讲到了日常生活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许多年轻的一代可能都不知道了。有什么样的介绍信才能买什么样的书，包括各种票证啊。后来讲完了，有一对老年夫妇说，我当年是某某部长的秘书，现在级别也挺高，当年我就有那个证，可以到哪哪儿去买书，别人买不到的书，按照我的级别就能买到。我就想，人们老是说那个年代平等，那平等吗？看内部书籍、电影，都是按照你的官衔你的行政级别。但是呢，这些东西我们口说无凭啊，你要拿出个证据啊。当时就跟那个老先生说，那个内部证明还有没有？我们搞历史的，特别讲究证据。他说我都没想到这东西很重要。我说我以前也收集过这些东西，我父母的，我也没觉得很重要。但我现在搞这一行，觉得很重要了。
　　所以，我还是很欣赏这句话，是黑格尔还是谁说的我忘记了：每个人就是一部世界史，每个墓碑下面就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历史。在这里的老人很多，我还是劝你们尽可能地把你们经历的历史写下来，或者把一些自己以前的票证保存下来，觉得自己不好保存，就拿到外面卖出去，有人买就有人保存。保存了就是给历史留个证据。要不然，我们现在所说的年轻人不相信。我说当年我为了看日本电影《啊，海军》，内部演的，我是翻了一个机关大礼堂的楼，从水管爬到了二楼，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我觉得文学馆这个讲座的最大意义，就是扩展了我们的公共空间，我们要珍惜这个空间。我对在这里作讲座的，尤其是听讲座的，有一种由衷地尊敬、感动。我是搞学术研究的，我都不知道退休后对这些东西感不感兴趣，要有讲座我还来听吗？我都不敢保证。所以，我看到那么多的听众，那么认真地做笔记，我确实非常感动，想对他们表示尊敬。

　　傅光明：我作为受馆方委派担任这个讲座的主持人，心里有一份温暖、感动，甚至说感恩。说句实在话，具体到这个讲座的策划、主持，六年下来，真的有非常多的辛苦。萧耘老师刚才说的那一番话，确实让我深有触动。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做起来都非常不容易，很多细节，琐琐碎碎。拿讲座来说，牵扯到跟其他的一些部门的协调、配合，等等。文学馆的新领导班子主政以来，在讲座的配合、协调方面，我并非当着领导说吹捧的话，确实做了许多具体、实在、细节的工作，这也给我具体主持讲座带来许多便利。我仅举一个例子，主讲老师以前都是自己打车来，从哪天起我记不准了，好像是去年的什么时间，李馆长说，我们尊重专家、尊重知识，文学馆不缺车，周日演讲，派车接送老师。我想，这个看似很小的一个细节的增添，实际上增加了文学馆和主讲老师之间感情的一份含量。同时，在主讲老师静等车来的时候，我想他心里也会多一份温暖，也会多一份对文学馆的亲情。并不是说大学者大专家讲架子，你不来车我不去，没有，文学馆请的所有专家，从来没有在原来没有车接的时候提出要车接的条件，真的感谢他们！这点是文学馆自己主动努力来做的。对我来说，我也从没有对李馆长的此举当面表示过感谢，今天在这里，我代表自己，代表所有享受过被车接的主讲嘉宾向文学馆的馆方行政领导表示感谢。
　　李荣胜：这是本来应该做的一点事，原来没做好，只是现在做了。我特别不赞成，该做的你做了，还去表扬。
　　雷颐：光明，我给你提个建议，把你主持以来，因为我搞当代史研究、文化史研究，我觉得这些，好比说文化的公共性，像这个讲座，它的历史，你都要记下来。一些具体的幕后，你们所拟定的一些讲题，或者领导怎么支持，包括某些方面你们有哪些顾虑，又要受到哪些鼓励，哪些压力，都要写下来。有些东西未见得现在能公开，历史总是这样。

　　傅光明：雷颐兄是搞历史的，在乎细节，我也是特别在乎细节。比如，以前我打过多次报告，想多申请一身西装。但答复是馆里没钱，即不可能像中央电视台那样每月发主持费，也不可能用馆里的财政经费给你添置一身西装。所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那种刻意的行为，因为我主持讲座是代表馆方，那么就要穿馆服，馆方只给我一身西装，两件衬衫。我每次主持讲座，就只能穿这个。现在好了，馆里给我做了一身新西装，我今天就刻意把它穿来了。（笑声）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程序，也就是文学馆和北京城市管理广播共同搞的给征文获奖者颁奖。我想也弄得别开生面一些，已经把一、二、三等奖的证书放到每位嘉宾的手里，然后，请拿着三等奖证书的嘉宾逐一念获奖者的姓名和获奖作品名称，并请今天到场的征文获奖者到嘉宾的面前接受证书。由嘉宾给您颁发呢，也增加分量。奖品放在工作人员那儿，一袋书挺沉的，等活动结束以后，所有的获奖者，凭着您的获奖证书，到工作人员那儿领取一、二、三等奖。
　　三等奖是文学馆提供的《红楼梦》系列讲座的结集《新解〈红楼梦〉》两本，三等奖获得者共有九位。二等奖获得者是五位，我们提供的奖品是两本《红楼梦》加上《纵论〈三国演义〉》和《品读〈水浒传〉》系列讲座的结集。另外，还有印着电台主持人成音个人形象的杯子。遗憾的是，这杯子我忘在办公室了。活动结束以后，二等奖获得者的五位朋友等一下，我把杯子给您们，别到时成音说我贪污了五个杯子。
　　一等奖比较丰厚，我觉得获一等奖特值，到文学馆享受免费的讲座，又能得到丰厚的一等奖。除了二等奖的四本书，同时还有电台提供的两个城市管理广播的收音机。这是要提醒您，除了到文学馆现场听讲座外，您得拿着这个收音机在家里听他们的“老年之友”。现在我们进入颁奖程序。先从手里拿着三等奖证书的嘉宾那里开始。

　　牟战旗同志：您的作品《开阔眼界精神爽》获得了三等奖，特此奖励。
　　张兰同志：您的作品《重温〈红楼梦〉——葬花吟有感》获得了三等奖，特此奖励。
　　徐佳秋同志：您的作品《解开历史谜团弥补知识的缺陷》获得了三等奖，特此奖励。
　　陈延玲同志：您的作品《一株淡淡幽香的米兰》获得了三等奖，特此奖励。
　　赵京国同志：您的作品《听文学讲座是一种精神享受》获得了三等奖，特此奖励。
　　赵芹同志：您的作品《现代文学馆情缘》获得了三等奖，特此奖励。
　　王瑞潉同志：您的作品《心灵的对话与精神的享受》获得了三等奖，特此奖励。
　　周菊英同志：您的作品《怡红悼红因知红》获得了三等奖，特此奖励。
　　王文元同志：您的作品《从幽州书院到老年之友大讲堂》，获得了三等奖，特此奖励。

　　傅光明：三等奖颁发完毕，请手里有二等奖获奖证书的嘉宾颁发二等奖。

　　胡克威同志：您的作品《安神良药》，获得了二等奖，特此奖励。
　　林玉兰同志：您的作品《我和文学馆的约会》，获得了二等奖，特此奖励。
　　李宝声同志：您的作品《宝藏与发掘》，获得了二等奖，特此奖励。
　　张振岐同志：您的作品《现代文学馆的又一“绝”》，获得了二等奖，特此奖励。
　　张好廉同志：您的作品《风景这边独好》获得了二等奖，特此奖励。

　　傅光明：二等奖颁发完毕，把一等奖的颁发特意留给了两个享有“大”字称谓的嘉宾。一位用崔道怡老师的话说，是共和国第一代大作家之一的从维熙老师，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大学者刘世德先生，由他们两位颁发一等奖。

　　于清波同志：您的作品《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我辈当先》，获得了一等奖，特此奖励。
　　王莉同志：您的作品《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听讲座》，获得了一等奖，特此奖励。

　　傅光明：一等奖颁发完了，是否请一等奖获得者、年轻的于清波先生发表几句获奖感言。

　　于清波：我首先感谢文学馆和北京城市管理广播共同举办的征文活动。谈起和文学馆的渊源，要从2004年文学馆讲《红楼梦》开始，连着听了好多讲座，感触也比较深。今天这个会给我的收获更大，刚才许多专家也提起，大学生来听的人少。我现在特别想说，附近有个北京联合大学，我就是刚到这个学校来的，以前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后来是专升本到这个学校来的。所以，在这儿，我也不能完全代表大学生。但是从我有限的影响范围内，能尽我所能进一步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努力使它不要从我们这一代身上失去。我们要更好地把它传承发扬下去。谢谢！

　　傅光明：今天来的听众代表多数是文学馆的铁杆听众，像坐在我对面的李玉兰女士更是风雨无阻，不管是讲什么，谁来讲，她都是很早赶到现场。刚才有很多学者都谈到了文学馆听众的热情劲儿，比如有一位天津的残疾人，也是李女士的朋友，她怎么来文学馆听讲座呢？以前是要在周六晚上提前赶到北京，住到朋友家里，星期天早上来听讲座。最近她买了辆残疾人摩托车，可以自己开着来，那也要在周六上午开四到五个小时到北京，然后再架着双拐到文学馆听讲座。文学馆的讲座能有今天，拿我自己来说，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坎坷，像不给置服装什么的（笑声），能坚持下来，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除了馆方对我的委派，这是我的职责工作不能怠慢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朋友们对文学馆讲座的一种厚爱、一种真情，是他们使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努力把这份工作做好。我刚提到的这位这位女士，叫张涵，她还在电台办了个残疾人的节目，每次我看到她，心里都涌起一股暖流，她的双腿残疾，行路很慢。我想象着她在一个周六的早晨，开着残疾人摩托车，行走在京津的公路上，这样一份挚情，是多么艰难啊！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对这样的听众做好我们应尽的热情的服务和接待，并努力把我们的公益讲座做好。李女士，您来说两句。

　　李玉兰：我今天心情特别激动。我水平太低，知道可能不会获奖，但我努力了。我到文学馆听讲座，风雨无阻，它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假如我要不来，心里就痒痒，抓耳挠腮的，就必须得来。张涵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她过去是“人生热线”的听众，也是“老年之友”的听众，我特别敬佩她那种执著的精神。谢谢。

　　傅光明：还有没有其他听众发言？哦，牟先生。

　　牟战旗：第一，我要感谢各位作家、学者，感谢各位领导对现代文学馆的支持重视。第二，我特别感到，来文学馆，那博大精深的底蕴，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智慧，也给予我许多幻想、许多创见，给了我很多哲理、修养，从心灵上给我很多启迪，使我明白是非，知道了善恶美丑。总之，给了我力量。所以，对于文学馆的讲座，不管风雨，我都会无阻，一定会坚持来。我的笔记记录着每一堂讲座，已经记了两大本。我们学员可以交流。同时，希望文学馆永远坚持下去。谢谢！　

　　傅光明：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请更多的听众朋友发言了。咱们请李馆长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展望一下文学馆的未来。

　　李荣胜：谢谢大家给十分钟时间，我就用较快的语速，给大家报告一下。建功馆长和我到这里来了两年半，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调查研究，争取读懂文学馆。应该说，我们现在基本读懂了文学馆；第二，把文学馆的家底清点了一遍，现在叫基本清楚了文学馆到底有多少宝贝；第三，把文学馆打造得更加辉煌。
　　我现在要报告第三件事。我们大致要做的一点事情，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未来要打造成“三个馆”和“三个中心”。“三个馆”是什么呢？中国现代文学馆下面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版本图书馆”，现在叫资料室。这“资料室”含义太不明确了，将来我们会围绕着各位作家的版本为中心，开展征集、研究和各种展示传承工作。第二个馆叫“中国现当代作家手稿真品馆”，现在许多作家捐来了手稿、信件、照片、音像制品以及相关的文房四宝等。我们将构建这样的馆，把这些文物一方面要好好保管，一方面要好好继承下去。第三个馆叫“数字图书馆”。我们已经申请到了国家很大一笔资金，每年要逐渐地投入，把我们馆现在的馆藏全部数字化。大家来文学馆，现在我们还有许多条条框框，借这种书需要签字，谁来打借条，诸如此类。将来一旦进入数字化，每一位专家、学者、读者都可以上文学馆的网站，去浏览文学馆收藏的各种图书、手稿和信件。
　　还有“三个中心”，第一个是“展览中心”，就是文学馆向大众举办和开放展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第二个叫“事业发展中心”，文学馆事业要逐渐向前发展，文学馆的相关事项要有人专门去研究。第三个叫“研究交流中心”。文学馆的传承必须建立在对我们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手稿、书信及全部作品的研究基础之上。刚才有几位专家说，文学馆将要传承下去的东西要避开那些世俗化的、媚俗的东西，就必须进行纯文学研究。这是所要构建的“三个馆，三个中心”。
它们的核心任务，通通都是纯文学的。我在这里专门说一下，有没有人搞经济呢？我们的“发展中心”就是要把我们现在这些纯文学的东西，拿过来把它变成能够到市场上推销的东西。只有这个部门，其他都是在做纯文学的，这就保证了这块文学净土在文学馆能传承下去。
　　所以刚才崔道怡先生问，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讲座永久地坚持下去。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们跟每一位讲座的老师都有一个约定，这个讲座的录音我们可以使用。比如去年，王治训馆长助理牵头儿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文化部要求在网络上向全国的文化馆提供很好的节目，讲座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已经把一百盘讲座光盘非常低价地提供给他们，近乎免费了。他们给的钱还不如我们给老师的讲课费多。我为什么同意呢？第一，它也是公益性的，是国家支持的；第二，我们有了这点钱，就可以把这讲座继续周转下去，我们也用不着很多钱。将来我们也可开发，比如，我们把盘刻出来，提供给大家，绝对要以比盗版盘还要便宜的价格卖给大家。因为成本很低，我们的工作人员，像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些进行录相的小伙子，他们就可以将其刻成光盘。
　　另外，作为文学馆，为了实现巴金先生的愿望，就是刚才刘麟先生说文学馆的讲座是不是巴金先生提倡的。我去年带团到日本去，专门访问了他们的“国立近代文学馆”。他们的讲座，一年只搞四次。当时我们就问，你们为什么一年只搞四次？他说他们搞不过来，没有那么多精力，没有那么多人，因为日本人力是很贵的。当他听说我们至少要搞二十次以上，有时三四十次，他很吃惊——你们怎么搞啊？有多少听众啊？他很关心。巴金先生最早提出文学馆这个创意的时候，大概就是从日本访问归来，写了文章在香港发表。
　　我们理解，巴金先生很希望让现代文学馆更加纯洁人们的灵魂，或者对别人更有用。这句话刻在我们一进门那块大石头上，这就是我们要坚持的。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我们要在未来打开文学馆的“八个窗口”。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叫讲座，是第一大窗口，带有普及与提高两个兼顾的性质。关于这个观念，我跟傅光明先生讨论过一二十次。今后，这个讲座，可能会办得更加生动活泼，但一定不会背离文学与文化，一定不会丢掉品位与高雅。这是我跟傅光明先生讨论最多的，即保证这个讲座的纯文学性纯文化性，这点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第二个窗口是“展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展览在二期工程动工以后，就要开始筹备。二期工程完成以后，将来的展览除了固定展览，即文学史展，还有一个定期轮换的展览。这很像台湾故宫的展览，他们每三个月换一次。我们三层的作家书库展，现在有19个书房，已经展览五年了。将来我们大师的书房，一年将换三到四次，这样到期就换，到时会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书房面积现在大约仅有七个平方，这大概是北京最艰难的居住面积了，将来我们搞成十个平方。现在我们馆藏有大约六七十个作家的家具，将来可能会轮换展览，过若干年，就展览一遍。像台湾故宫从大陆运走的那些东西，如果从一岁开始看，得看到76岁那年。我们想，文学馆的这些东西也要采取这种方式，就是每三个月，最多半年，要换一次。
　　另外，以馆藏文物为中心，要不停地举办像作家手稿展、书信展、收藏展，哪怕是作家的印章图章展、文房四宝展，诸如此类，就是要不停地将文学馆收藏进来的作家们曾经使用过的东西或印记着作家经历的东西，展示给大家，这样的展览可能要比现在更丰富些。第三个窗口是“影视”，我们现在已经记录了将近二十年的影视资料，很多作家虽已不在了，但我们的影视库房保留着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些东西我们会陆续整理出来和大家见面，而且，将来我们还会加强这一环节，争取有一天打造一个影视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因为现在还没有。第四个窗口是“网络”，大家知道，中央电视台跟国家广电局在做一个电视安装机顶盒的工作，那就是将中国的电视网络化。也就是说，大家将来点什么频道就看什么频道，他们也跟我们洽商，想打造一个文学频道。大家想看文学的东西，你进入这个频道就好了。一年交十块钱，这个频道就开通了。这十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按照他们的测算，如果这个频道开通了，我们全年的经费，就不用国家给了，还会富足有余，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讲座因经费问题办不下去了。第五个窗口是“研究”，在将来二期工程建完之后，在这个厅的北侧，会形成一座规模很大的大约有14000个平方的四层楼，我们拿出一层楼来作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将来也会创建各种研究室、会议室等。第六个窗口是“出版”，以文学馆现有藏书，要做成一个出版中心，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举个简单例子，每一次搞的作家展览，就可编一本画传，叫《画说丁玲》《画说茅盾》《画说老舍》……这种以60%—70%的照片、图片与30%-40%的文字说明编写而成的传记，我想可能会畅行于世的。第七个窗口，以我们现在这样的46亩地的面积，应该成为作家的一个活动中心。我到文学馆以后，走访了一些老作家，一个很大的困惑是，我们的作家岁数越来越大了，他们到哪儿去玩啊？我们就很希望把文学馆打造成一个作家的活动中心。将来文学馆的院子可能每把椅子旁边有一个灯，有一个小小的扩音器，你坐在椅子上休息时，可以听到轻音乐，伴随着朗诵，今天可能朗诵巴金的，明天冰心，后天朱自清……这样就把文学馆的整个环境都提供给大家，包括在二期工程完成以后，听讲座的人要是超过300人时，我们就到那边“小剧场”听讲座。到那个时候，那个剧场可能每个星期都会有电影，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话剧。这样，让作家有一个活动的去处。当然，还有一些附属的咖啡馆茶馆，诸如此类。我们正跟宜兴茶壶厂联系，想把一百个作家的一百句话刻在壶上，把这一百把壶收藏在这儿。我们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同时，也想把我们的西墙包括北墙做成“作家墙”，就是把作家的语言与名字刻在墙上，让整个环境很适合作家来。第八个窗口是“交流”，将来文学馆需要国内外的学者坐到这儿来研究，大家互相交流。我想，这八个窗口打开以后，文学馆会以崭新的面貌来实现巴金先生生前的一个愿望，就是让大家活得更纯洁、活得对别人更有用。对于文学馆来说，就是让全中国喜欢文学的人更有用。谢谢大家！

　　傅光明：李馆长描绘了一下文学馆的未来，我想要打造这样的辉煌，需要文学馆每一位员工扎扎实实做好自己每一点每一滴的具体工作。另外，还需要得到关心文学馆的每一位作家朋友、学者朋友、听众朋友、参观者对文学馆的关注与投入，才会有文学馆美好的未来。这也是与在座的各位息息相关的，如果您在三五年以后，到了文学馆，看到李馆长此刻所描绘的某一项某两项某三项变成了现实，当您面对作家题字的那面墙、那把壶，您心里的那份温暖感激、对前人的感恩，在彼时彼刻会在心底油然而生。
　　在今天的活动结束之前，我再说一个小小的感慨。上个礼拜一，我和李馆长去国图参加他们纪念讲座6周年400期的活动。他们的纪念活动九点钟开始，我没搭李馆长的车，因为如果他捎我，需要绕道，我们俩就可能都晚点。我是七点四十把女儿送到学校后赶到文学馆，在文学馆门口等了十五分钟，才坐上出租车，赶到国图的时候是九点二十。一路拥堵，在车上却听着交通台“一路畅通”的广播。我就在想，这是个矛盾的时代。可是哪个时代不充满矛盾呢？生活本身就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方方面面都充满了矛盾。那个交通台还在播着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是说在世界发达的都市，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有多少万人，而这空气污染的主要成因是可吸入颗粒物，而可吸入颗粒物的70%来自汽车尾气。大家看，我们在汽车上投入那么多，造成了城市的表面繁荣，但同时，又在拥堵当中产生着有害气体，并损害着我们的健康。我们每天生活的大气，可能都充满着对身心有害的可吸入颗粒物。由这样一个细节，我联想到了文化，刚才周老师郭老师都提到了，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泛娱乐的时代，拿交通作个对比，这何尝不是一种交通拥堵呢！它何尝不在每天产生着可吸入颗粒物呢！于是，就需要有更多的文学馆。雷颐先生也讲到了，它需要有更多的公众空间，呈现一种净化空气的功能和作用。只有可吸入颗粒物减少了，文化生态和谐了，文化空气澄明了，我们的文化健康才能够成为可能。这同时又是我们建设和谐文化与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想文学馆今天开这个会，也是把200期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以前的200期过去了，我们从2007年1月7号开始，刘世德先生又要讲《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了。从明天的第一期开始，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持高品位，不哗众取宠，不媚俗，点点滴滴地公益性地为大家服务，做好文学馆的每一项工作，为文学馆辉煌的明天尽我们一份可能的微薄力量。我们可能不足以改变整个的文化生态，但我们愿为文化生态的净化尽文学馆的一份力量。
　　今天的纪念会到此就算圆满结束了。感谢各位老师，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