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莉

　　能够亲耳聆听知名专家学者们的演讲,一直是我多年来所期盼的。就在2002年的一月份，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迈进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始了每两周一次的听讲。

　　坐在文学馆那朴素的讲演大厅，亲眼看到、并亲耳听到那些令人仰慕已久的学者们，或神采飞扬、侃侃而谈；或平易近人、低声细语，那真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对我个人而言，它首先圆了我一个多年的梦想；走进文学的殿堂，能够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听学者讲演；其次，它开启了我精神生活的另一个层面，给我平淡而又忙碌的日常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力量。伴随着一场又一场讲演，我走进了曹雪芹、梁思成、沈从文；同样也走进了雨果、歌德、劳伦斯。并且深深被讲演学者的风度所折服。

　　在这里我只想记录下给我印象极深的几个人和事。

　　首先是红学大师——周汝昌老先生。

　　第一次听周老先生讲课，是在2002年的2月17日。记得那是大年初三，早早的，会场里就坐满了人。就连过道上、甚至讲演台的地板上都挤满了人。在我想象中，老先生一定是南方人，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没想到由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员搀扶着走进来的，竟是一位满头银发、身材瘦小、衣着朴素、和蔼可亲的85岁的老人。大家不由得肃然起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报之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据主持人傅先生讲，周老的眼睛几近失明，双耳也近失聪，但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工作。这次讲演的题目是“唐诗宋词鉴赏”。老先生对古诗词那抑扬顿挫的吟诵，对诗人其人、其境的恰如其分的介绍，对某首诗意境那有如身受的感悟，都使听众深深被打动了。尤其是讲到辛弃疾那首《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更是讲得声情并茂。那一声“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老先生右手一摆，“不说了罢，不说了罢”，哽咽之声，满眼泪光。就像一股电流猛地触动了我心深处那一块最敏感的地方，让我怦然心动，进而有一种在心灵上和老先生被拉近了的感觉。

　　我听老先生讲了三次课，每次都是早早到场，但却从未走上台去和老先生作近距离交谈。只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静静地听老先生讲课，并衷心祝愿老先生健康、长寿再长寿。

　　其次是听梁思成先生的得意门生楼庆西先生介绍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说实话，我一生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从未接触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不外是从报纸上、宣传上，于是，不是觉得他们委委琐琐、酸文假醋，就是令人生厌的满口豪言壮语。听了楼庆西老师的介绍，才让我真真切切地认识了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顶天立地的知识分子。

　　说起梁思成先生，只知道他是梁启超先生的公子，并且是在解放以后仍提倡建造大屋顶建筑的顽固分子。听了楼老师的介绍，才在我面前竖起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形象。

　　首先，二位先生是真正的学者：

　　梁先生留美回国，于“九一八”事变后到清华大学任教。有感于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建筑史专著，便开始把中国古建筑作为自己终身研究的课题。自1931至1936年，用五年的假期时间，与林徽因先生一起，带着一个助手，在条件极其艰苦、设备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调查了华北地区一百多个县的几百座古建筑（许多都是在交通不便的深山里）。写出了几十份调查报告。在1934年，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古建筑的专著。在这几年的调查期间，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最危险的一次：在山西应县木塔实地调查时，梁先生为了要拍到古塔全貌，站在第一层的屋檐上，身子一直往后退，最后身子距塔边只有一寸，险些就要丧命，可丝毫不以为意。更可敬佩的是林徽因先生：她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但在所调查的每一座古塔，林先生都亲自上去勘察过。这是多么感人的敬业精神啊！而更加让我感动的是：1941年开始，先生随学校由云南迁到四川宜宾的一个小村子，并在这里开始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写工作。期间，牙疼发作得很厉害，而要到城里看医生，就要花费许多时间。先生为了节省时间，竟然一次拔掉了满口的牙齿。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勇气！

　　其次，二位先生的赤诚爱国之心：

　　在四川宜宾的小村子里，林先生卧病在床，条件非常艰苦，而且缺医少药，得不到基本的治疗。这时，美国有好几所大学来信邀请梁先生全家赴美讲学。但先生不为所动，以至林先生病入膏肓，终至1955年刚满五十岁的林先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许多朋友都埋怨先生不顾及夫人的身体，但是先生无怨无悔，坚持说“在祖国遭受灾难的时候，我不能离她而去”。到了文化大革命，先生更是遭受了从未有过的磨难，先生仍是无怨无悔，一生都在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整理、保护工作。

　　我觉得只有像梁思成、林徽因先生这样的人才可称得上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是中国的脊梁的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让人敬佩而又难忘的人！

　　总之，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听讲座，收获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尤其是现在举办的中国古典五大名著的系列讲座，更是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的人们的关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星期日义务讲座，不但为我们打开了文学殿堂的大门，更为我们送上了丰厚的高雅文化的大餐。我想这也是文学馆讲座经久不衰，听众日益增多的魅力所在吧！

　　让更多的人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受高雅文化的熏陶吧！

 

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我辈当先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听讲座

　　　　　　　　　　　　　　　　　　　　　　作者：北京联合大学 于清波

　　提起中国现代文学馆，那还是在谈及舒乙先生而知。当时舒乙先生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网站，打开来看页面设计古朴典雅，内容丰富、资料详实，从此便进一步了解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时间到了2005年的下半年，在《百家讲坛》栏目中系统地听了“红楼”各家言，红学学者们各自讲述了自己研究红学的成果，而提供这个学术交流平台的正是中国现代文学馆。

　　还记得，傅光明研究员将我国德高望重的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周汝昌先生、李希凡先生等请到文学馆的讲堂。八十多岁的红学大师讲起红学还是那么有精气神。周汝昌先生当年为了曹雪芹的生卒年与胡适先生探讨。想来我能作为一名在校的学生，聆听到学者们的讲座真是幸运。
　　历史往往有许多巧合，一年前的我还在为能否顺利通过北京市的专升本考试而倍加努力，而如今我已经成为文学馆的邻居并成为文学馆讲座的忠实听众。确切地说，与那些多年来在文学馆听讲座的爷爷奶奶们比起来，我算是文学馆的新朋友。但当我迈进文学馆的大门时，一见如故的感觉便犹然而生。

　　听在文学馆，感受大家风范：

　　在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听了文学馆的讲座后，深感不过瘾。于是在2006年春天，走进了文学馆，试图亲自感受一下大家学者的风范。没想到文学馆的讲座成了我大学生活的一部分。能成为这里的一名忠实听众，并为能有这样的机会倍感珍惜。

　　一、“做学问，非下苦功夫不可，非下笨工夫不可”。

　　记得第一次听到著名学者刘世德先生谈到《红楼梦》中关于贾琮这个看起来并不被人们所重视的人物的时候，刘先生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和探索。最后给我们提出了七个方面的结论。这对于《红楼梦》版本等方面的研究无疑是很好的范例。而面对时下，无论是以学术严谨立足的学术界还是其他一些领域一些浮躁的现象不断，我们还时时能够听到关于某某“学者”为某篇“著作”的著作权问题争论不休，甚至诉诸于法律对簿公堂。身边的学生们小到老师布置的作业，大到毕业论文，都是在“浩瀚”的网络世界里“苦苦寻找”。像刘先生这样苦研究学问的人实在令人敬佩和值得学习。

　　刘世德先生在谈及关于《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等作品时，明确提出，凡伟大的作品都是个人的创作，但是并不认同《金瓶梅》是伟大的作品等等。真正学者在经过研究之后得出结论，他是在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认真严谨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论证精神在刘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孔子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还真的应该而且必须有能坐住冷板凳的精神。傅光明先生在主持的时候也讲：“做学问，非下苦功夫不可，非下笨工夫不可”。

　　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今时代的人，对于开国的一代领导人印象不是很深了，甚至有些大学生已经开始讨厌大学课程当中的《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课程了。他们不愿意再了解那个充满硝烟和战火的革命战争年代了。

　　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吗？是我们处在和平年代的时间过长了吗？有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不是。就拿我的家庭来说，祖父是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对于他印象最深的算是建立新中国及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父亲是在国家困难时期出生的，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可能只有我们这一代是幸福的了吧！我出生在农村，2003年来到北京上大专。总之，上了大学心里是高兴的。“饮水思源”，到了大学后，开始逐步接触许多新鲜的事物并阅读一些书籍。相比较而言，我的家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与北京这样的发达城市比较起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即便是八十年代也与京城有大约近十年的差距。我们社会全面的真正的幸福生活，还不能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乐观。正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更要加倍思念、感念老一辈革命元勋，没有他们那一代人的流血和牺牲，就不会有我们的和平生活。

　　今年的五月，听了关于“毛泽东诗词的解读”方面的讲座。我非常喜欢毛主席诗词，诗词是对伟人领袖风范的另一种解读，是他精神世界的一种展现。有人讲，毛主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我也承认，但我们对于一个又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不能挽留住历史的脚步，那么我们明天的路该怎么走呢？

　　朱向前教授讲到，毛主席首先是伟大的民族英雄。自清末以来的半个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什么状态，有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当时的情况，中国的各个阶级是如何面对并如何采取行动的呢？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毛泽东。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抗争而取得胜利。还记得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对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后，毛主席写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诗句。

　　在2004年，毛主席诞辰11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记录片《诗人毛泽东》，记得首个镜头就是毛主席手书：诗言志。中国古代文人是作诗的，常常有以诗为证等字样。人们有常常在讲，诗言志、词言情。而毛主席的诗词当中，词又占有很大的一部分。一个饱读中国诗文的“文人”、一个“教书匠”挽救了中国，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正如朱向前教授在讲座中说的那样，毛主席是中国农民的代表。千百年来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养活了中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自中国农民之手。朱向前教授又讲，毛主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这一点，我感受很深。曾记得毛主席在与各种人讲到《红楼梦》时，说要读五遍以上才有发言权。毛主席一生以书为伴，“活到老、学到老”在主席身上得到深刻体现。主席的菊香书屋里，床边都摆满了各种书籍。

　　想在文学馆，发扬传统文化我辈当先：

　　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人为之震惊，成就令人瞩目。这一点主要得益于我国的稳定和平的局面。但在历史上，我们的现代化步伐是被延误过的。回顾中国近代史到今天的发展过程，我们的变化是深刻的。

　　一个强大的民族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文化。面对当前的状况，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尴尬境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刘梦溪先生，为我们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在没听到刘先生的讲座之前，我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想，为什么我们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青年身上找不到了呢？我当时认为，有教育的问题，但是也有西方“和平演变”的因素。当我听到了刘先生的讲座后，深感自身认识问题的局限。

　　无意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现在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这是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在目睹北京的旧城改造后，意味深长地说的。有人曾说过，我们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当我们静心想想，再来看看我们的周围，还有哪些我们还可以成为是民族的呢？

　　同是《中国青年》杂志，一篇《“中医”何以变“韩医”？》的文章这样写道：“2006年10月7日天津《今晚报》报道：韩国在已成功将类同于中国端午节的“端午祭”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又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尽管今年的中秋节与往年有些迥异——中秋节已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多少有些重视传统文化的况味，却仍容易让人联想到韩国成功将“端午祭”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带给中国人的遗憾”。文中还提到，我们的文化保护意识为什么总是比别人慢一拍？为什么只有别人“捷足先登”的时候才意识到传统文化的珍贵呢？

　　正如文章作者所言，我们还是些许有“遗憾”，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医、传统建筑等等称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并发扬光大呢？而事实上，我们有些学者还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而奔走努力着的。

　　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世界第一的，我们正努力地建设着现代化。但是，我们在享受着现代科技成果带来的“舒适”的同时更要搞清楚“我是谁”的问题。

　　正如刘先生所讲，我国的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的性质，以家族为本位，家国一体，这是传统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重要特征。孔子讲，“父母在，不远游”。那么，当我们远游到世界各地与各个国家的人共同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又以何称为中国人呢？我们常说我们的民族文化是灿烂的，这说明我们的传统是有精华的。那么，这些精华的文化传统就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流逝吗？一个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须有自己的深厚底气，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祖先。

　　祖宗传承下来的都是历经磨难的，都是在亲历了战争和硝烟后留存下来的。现在的青年们已经对我们祖先的东西不那么关心了，他们更关注“超女”和各种流行的诸如什么“选秀”之类。拿“五四青年节”而言，当我写到“五四青年节”这几个字的时候，心中不免有些不安起来。记得那是“五四运动”85周年的时候，与一位主管学生工作的教师谈及，她恍然大悟说，她忘了。那么，我们身边的青年大学生朋友们呢？是“五一”黄金周将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事件冲淡了吗？我想并不全然，一种旧的制度或体制被打破的同时，就必须而且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合理和完善的新体制或新制度。那么，在经历了“五四运动”、战争、解放和建设后，正如刘先生所讲在“文化”领域又进行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一种全面的、深刻的革命。它造成的影响已经并将逐步显现。

　　刘先生也讲到，“五四精英，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先驱，他们虽然不留情面地批判传统，但他们又是受传统熏陶的有十足的中国文化味道的从业人员。胡适之攻击传统可谓激烈，但他整理国故成就斐然。令人忧虑的是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现在的中青年一代，长时间处身于大小传统齐遭毁坏的环境，没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他们身上的文化含量累积得不够，难免精神气象显得单薄而不够从容不够厚重。至于如今的少年和儿童，教他们的老师大都是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流俗的电视文化、浅薄的搞笑、逻辑错乱的‘脑筋急转弯’，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课外时间。他们错把猪八戒、孙悟空当作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全部，以为‘康乾盛世’比现在还要好。春节觉得没意思，喜欢过圣诞；中秋节不好玩，就过感恩节，也吃火鸡，虽然不知道感谁的恩”。当听到了刘先生的讲座后，心中不免产生一种矛盾与无奈之感。

　　要重建，毫无疑问，要重建。主席讲，“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我们党讲的是，我们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我们更要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从国家的教育方面上讲，已经出台了中央级的文件，关于加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的中央8号文件和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央16号文件。在文化建设方面，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

　　我们多次论及到青少年问题和大学生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祖国和民族未来的大事。中国的发展，民族的延续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我们并不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但民族传统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我所经历过的大学里已经开设了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的课程。我们并不是想将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视同国宝一样留存，那是不客观的。但是，那些随着历史的演绎仍生生不息的优秀成果是一定要发扬的。

　　在《新视野》杂志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李建平研究员在《文化遗产与文化安全》一文中写道，文化安全是由于人类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文化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文化不仅成为冷战后民族国家捍卫主权斗争的重要武器，也成为冷战后架构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还成为帝国主义推行霸权和扩张的重要手段。

　　我们研究建设现代化国家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吗？文化传统的保护和传承发展，已经不是一句句的口号，也不能是一句句的口号。《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6日第十三版报道，许多中小学已经开始有中华经典诵读了。有两篇报道《经典诵读，相伴同年》、《文化伴我成长》；《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朝阳文化”》的一篇评论；《从小吃文化“母乳”——冯其庸说加强青少年优秀文化教育》的文章。这样的信息实在令人高兴，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娃娃抓起，定能产生积极影响，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后定会结出民族的果实。

　　最后，引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徐中玉先生的话：“大学生需要吸取全人类文化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对我们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积累，则更有广泛的理解，并加以发扬光大。具有宽厚的人文根底，肯定能为大学生们提供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我辈当先。

　　以上是在文学馆聆听了诸位学者的讲座后的一点感想，在此文学馆讲座开讲200期之际，我深深地感谢文学馆提供的深厚的文化传播空间，并祝愿文学馆的讲座越办越好！

　　　　　　　　　　　　　　　　　　　　　　　　　　　　　　　　2006年12月3日